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內容提要：書寫1950年代初至1970年代末中國軍事工業的“創業史”，為《長安》要義之一。其文本世界之敞開，人物命運之起落，皆以此為中心。如以敘述1950年代初中國農村社會主義改造及其間“新人”的自我創造為核心的《創業史》為參照，可知《長安》的“創業”敘述，“新人”塑造所屬之觀念傳統及其美學譜系。忽大年于三十年間個人生活之榮辱、成敗，既蘊含著頗具典范意義的時代命題，亦表征著宏闊之歷史階段性主題轉換的復雜意味。而深具文化意味的歷史遺存在三十年間的“隱”與“顯”，書中若干人物所持守之傳統觀念的“式微”與“再興”，則充分說明超克文化的“古今中西之爭”觀念窠臼的新的文化觀念的時代意涵和現實意義。

關鍵詞：阿瑩 《長安》 “創業史” “新人” 傳統文化

一

讀《長安》，頗具意味的參照，仍然是《創業史》。前者多寫工業領域，后者主述農村生活。但農業與工業互為鏡像，可交互影響，卻也是值得注意的重要問題。蛤蟆灘梁生寶等人積極展開的農村改造，在新中國成立的最初幾年，與城市的工業發展構成一種時隱時顯或明或暗的對應關系。徐改霞在進城從事國家工業建設和留在蛤蟆灘與梁生寶一道改造蛤蟆灘的世事之間的糾結，雖無1980年代后高加林、孫少平等人極為鮮明的“城鄉沖突”的復雜考量，卻也表征著其時城市與鄉村建設之間的互動關系。重心雖在農村，《創業史》卻并非對城市發展了無關切。第二部詳述郭世富賣糧一節，既表明此人所標榜之持家觀念的偽善性質，也說明農村和城市彼此關聯，農業和工業交互影響，不可簡單地分裂視之。合之則雙美，分之則兩傷。高抬糧食價格，必然引發農村生活所必須之工業產品價格的提升，這一番道理，在集市上被反復強調，卻絲毫動搖不了謀私利且不擇手段的郭世富頑固的內心。梁生寶創業（互助組的創造以及作為“新人”的自我創造）的艱難，此亦為不容忽視的重要一維，乃《創業史》大用心處。

就在梁生寶和他所領導的互助組創造新的社會如火如荼的現實進程同時，與蛤蟆灘相距不過數十公里的西安城，此時正在展開同樣深具歷史和現實意味的工業的創造。其時，新中國剛剛成立，無論農村還是城市，皆可謂百廢待興。此種“廢”與“興”，既有重建為戰事所毀棄的生產生活環境的意義，也在更為深入的層面，包含著具有內在質的規定性的社會主義社會全新創造的復雜內涵。《創業史》中合作化道路與個人發家夢想，抑或深具歷史和現實意義的新的“公”與“私”之間的觀念和現實博弈，即屬其時農村社會主義改造的題中之義。而與農村社會主義改造并行的，是新中國工業的創造，軍事工業，更屬其中重中之重，為“尖端科技的首選之技”，乃“大國重器”的創制之所。《長安》開場未幾，即補敘八號工程建設的初衷，及其背后所關涉之宏大也復雜的國家命題的用意即在此處。“國家準備開發一批項目，有軍用的，有民用的”，原來“報上喊叫的一窮二白，是貨真價實的現狀：現在，不光打仗的槍炮是外國造的，就是螺釘、燈泡、三輪車，咱們也生產不了。如果不能改變這種局面，建立起自己的工業體系，咱們用鮮血打下的江山就會拱手讓出，甚至會被地球人開除球籍！”1

當此之際，忽大年臨危受命，從前線返回后方，開始了絕密工程的基礎建設，“當他終于明白自己將要指揮的工程，居然是蘇聯援建的一個裝備項目，老大哥一把支援了一百五十六個，而這些項目大都是為軍隊準備的”，軍令如山，原本無意離開戰場的忽大年再無猶疑，遂全身心投入到工程建設中。此時他自然無從料及，自己將在未來三十年間，與數十公里外蛤蟆灘的梁生寶和他的后繼者一般，需要面對和處理層出不窮的現實矛盾，面對個人與外部世界或成就或限制的交互影響所致的此起彼伏的生活難題。他的事業、生活甚至情感，不可避免地與時推移并加深著大歷史主題階段性轉換的色彩。正因于總體性的宏闊歷史和現實視野中處理以忽大年為代表的軍工人的生活和命運，以及其與國家和時代之間的復雜關系，《長安》被認為是“中國社會主義重工業的‘創業史’”2。其所打開的世界及其持存開顯之觀念，因之有彌補文學在這一時段國家工業創業宏闊敘述上的“缺位”的重要意義，可在多重維度上與書寫中國農村社會主義改造的《創業史》對照閱讀。

二

就作品總體論，不同于《創業史》所涉中國農村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極為鮮明的“新”“舊”人物之間復雜的觀念沖突及其所致之現實矛盾，《長安》雖也敘述忽大年于“革命”和“建設”轉換之際復雜的心理過程，敘述重心及其意義卻遠超于此3。其核心故事，起始于1940年代末，終結于1970年代中后期，時間跨度近三十年。這三十年間雖有因復雜的歷史原因所致之現實的動蕩，但仍屬社會主義建設極具階段性“試錯”意義的重要時段。軍事工業更因其特殊性，而與共和國具體的歷史進程命運攸關。故而在家國層面書寫軍工人觀念和生活之變，“描寫軍工企業的創業之艱、發展之難”，及其對軍隊和國家的貢獻，幾乎自然地成為《長安》筆墨的重心。因為，對這一段歷史的真實的描繪，既關涉“軍工企業令人唏噓的艱難進程”，也在更高的意義上，關聯著“國家發展令人難忘的曲折歷程”4。如作者所述，“軍事工業從來都是尖端科技的首選之技，是大國重器的誕生之地，我國幾代軍工人以高度的歷史責任感和愛國主義情懷，默默無聞地勞作著拼搏著，形成了艱苦奮斗、攻堅克難、精益求精、勇于奉獻的軍工精神，為共和國的歷史增添了濃墨重彩的一章，是共和國名副其實的脊梁！”5

然而雖充分意識到出于復雜的歷史和現實原因，軍事工業是文藝作品極少書寫的內容，軍工人的生活因之“總是籠罩著一層神秘的面紗”，他們參與了共和國歷史的重要過程，是大歷史發展進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但他們皆是“一個個有血有肉的人”，“與普通人一樣有痛苦也有悲傷”。尤須注意的是，他們“與共和國一樣，沐浴過建設的熱浪，經歷過前進的磨難”，當然也“獲得過成功的喝彩”。正因“軍工人忘我地奉獻”，才有了“我國的國防事業”不斷地突飛猛進。雖亦有作為普通人必然面對的個人生活的喜怒哀樂、悲歡離合、興衰際遇，軍工人仍以其與家國歷史的具體關聯而秉有全然不同的品質。無私、犧牲、奉獻，以超邁的精神面對艱難的現實問題，哪怕為此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此為軍工領域“新人”的重要品質，亦是其作為共和國脊梁的價值根基所在。良有以也。

從少壯之時臨危受命至漸入老境的不斷精進，忽大年三十余年間生活和生命之起落、成敗可謂驚險。既需面對國家交付的重任在行進過程中的巨大艱難，亦須應對早年生活的歷史遺留問題。事業與家庭抑或情感問題就此復雜交織，難解難分，在多重意義上影響甚至左右著忽大年的境遇。與黑妞雖無夫妻之實，但黑妞對鄉間價值觀念的堅守仍叫忽大年難以簡單地從此種尷尬境況中抽身而退。黑妞所知曉的他在被敵人圍剿、同志悉皆犧牲的特殊境況下的死里逃生，的確無法簡單地自圓其說。如是種種，成為忽大年必須面對的個人生活和情感的復雜狀況。加之妹妹忽小月的戀愛以及時常出格的任性之舉，使得忽大年數度面臨近乎“不測之境”，稍有不慎便難于挽回。但無論事業和家庭問題交相“逼迫”所致之局面如何艱難，哪怕個人身處死生之境，忽大年仍然忠于國家、忠于人民，從不計較個人利害，為完成國家使命，甚至于個人榮辱進退毫不介懷。此種精神，在多重意義上可與梁生寶的品質相參看。

接受黨的教育，兼有個人基于自身生活遭際的自我領悟后，梁生寶顯然秉有1950年代農村“新人”的重要品質：視集體利益或者說是國家利益高于一切，從不計較個人生活的利害得失。此為中國革命始終召喚的“新人”的核心品質。其價值仍然奠基于《講話》關于“普及”和“提高”的辯證背后所關聯的深刻的思想考量中。“在革命的文藝理論和政治哲學意義上”，“普及”和“提高”問題“關系到新人、新文化、新社會如何為自己奠定基礎，如何通過把抽象的革命觀念落實（‘普及’）到革命階級”，從而將“這個革命階級提高到具體化、理論化、組織化、行動化的革命觀念高度上”。此為“這個革命階級和歷史主體實現自身的倫理實質和政治實質”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環。“遵從豐富的革命歷史經驗及其嚴格的政治邏輯”，《講話》“客觀上為‘新人’的文化世界和審美世界厘定了終極性的歷史內容：它就是人類追求普遍的”，而非“特權性質”的“平等、自由、解放的集體斗爭經驗的史詩性的自我表達”6。梁生寶在創國家大業過程中的自我創造，因之表征著1950年代初農村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所召喚的新的主體所秉有之全新精神品質的重要意義。而作為軍工人，表征《講話》所設想之“新人”的新精神，忽大年的狀態略有不同，他矢志不渝、初心不改，無論現實境況如何變化，自身所堅持之原則須臾不易。此種精神，唯“崇高”二字足以說明。《長安》因此也是“在當代史的背景下重新講述著我們偉大祖國社稷長城的永恒故事”。其所書寫之軍工領域的“新人”及其精神，也可與梁生寶等人一般，共同彰顯與共和國發展建設不同領域不同階段密切相關之民族心史。

三

即便在歷史連續性的意義上，《創業史》與《長安》“講述故事的年代”之間的巨大分野仍然存在。我們也不難在“新時期文學”所“重構”的觀念中方便地處理由《創業史》到《長安》的“總體性”及其起伏和顯隱。然而重要和復雜的問題仍然在于，其所依托的整體觀念乃根源于馬克思《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的如下判斷：“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7，是為“一種反經院哲學的哲學，它既是闡釋性的也是實踐性的”8。其所呈示之問題的復雜性，亦屬目下現實觀念的核心問題所在。“社會主義的‘退場’”，意味著對思想界所創制之“現代”觀念“最為重要的制衡力量的消失”。其巨大的弊端必然在于，“一旦資本的邏輯成為控制我們的最為主要的力量”時，其所引發之“危機”也必然產生。此為在新的時代語境下“重啟”社會主義文學和思想傳統，回應復雜的、具體的現實精神疑難之根本命意。“延安文藝”經驗及其在多重維度上的奠基性意義即在此處。以核心思想論，其對“社會最低需要”的基本關切乃是“民國機制”和“延安道路”，抑或“人的文學”與“人民文藝”的根本分野。而就藝術觀念之價值論，則“‘延安文藝’是在現實與民眾的結合中走向了一條‘中國化’的道路”。而對延安文藝精神的傳承和接續，對于“理解‘中國歷史’，思考‘中國文化’”9意義重大。如此，便可更為深入地理解《長安》的總體性視域及“新人”忽大年不息地向上的精神的內在意蘊。此間無疑蘊含著《周易》系辭所謂之“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精進之途和剛健氣象10。中華民族千百年間雖歷經磨難卻始終奮進的精神原因即在此處。此中剛健有為氣象，不惟屬民族精神生生不息之要義所托，亦屬文藝作品總體性創造所能指涉的最高境界。因為，在“烏托邦的構建”不再歸于文學，而是“歸于實踐和政治行動自身”11的語境下，小說必然包含著“人類生活最終的倫理目的”，亦即“意義與生活再次不可分割，人與世界相一致的世界”12。這也是梁生寶、忽大年們所依托的觀念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亦即人民倫理及其世界創設的核心要義。自晚清迄今百余年歷史之復雜變局觀之，其所蘊含之歷史進步意義朗然在目。

《創業史》中所涉之1950年代初具體的現實矛盾無論大小，皆可在其時中國的其他地方共同存在。如周立波《山鄉巨變》風格和筆法皆與《創業史》不同，但其間以敘事虛構作品的獨特的世界營構回應具體的現實問題，卻包含著極多的共通處。在這一點上，湖南常德清溪村與陜西西安皇甫村并無根本不同。盛淑君們的精神和心理因應時代之變，他們作為1950年代的時代新人的現實意義，亦與在蛤蟆灘上下創世事的梁生寶們在伯仲之間。其意義無疑可一并討論。相較之下，《創業史》所嘗試使用的筆法，包含著更為鮮明的時代內涵和現實意義——如梁生寶般身處同樣境況，且在探索中成長的“新人”，皆可在前者身上找到自家觀念的對應處，亦可從中獲取應對和處理具體的現實問題的重要經驗。當然，就中最為緊要者，乃是汲取不息的奮進的力量。從《秦嶺深處》到《長安》，阿瑩始終希望寫出軍工人的真精神，寫出他們即便面臨個人生命的起落成敗，哪怕身處不測之境，卻仍然矢志不渝、初心不改的堪稱崇高的精神。軍工人的價值堅守非但不至于在復雜的現實境況中漸次削弱，反而因外部世界從未間斷的困難的挫折磨礪而愈發堅韌。因是之故，《長安》內蘊著一種近乎“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振拔力量，是為民族精神生生不息之精義所在。在1940年代血與火的斗爭中，此種精神存在于周大勇（《保衛延安》）等戰士身上；在1970年代末則在梁三喜、雷凱華（《高山下的花環》）身上得以延續。忽大年的生命和生活情狀，恰在二者之間，源自現實的種種挫折并未須臾稍歇，然而其非為磕絆，而是有著挫折磨礪進而玉汝于成的復雜內涵。即便在和平年代，英雄崇高的犧牲精神和忘我的奮斗精神因是得以煉成，得以光大，得以彰顯民族精神攻堅克難，愈挫愈勇的不息的向上的偉力。此屬“今日中國崛起的秘密”之要義所在。

四

如人論古典中國士人所能依托之思想時有言：儒家足以處常，道家足以處變。然世變頻仍，心亦隨之，因而如李白如蘇東坡等等觀念常有因應現實之自我調適，故能無往而不適，能全生，能盡命，且有自家才華之深度發揮。晚清以降，此種觀念已變，普通人所能依托之精神，多守常而難應變。如深度感應時代觀念之變，則可知忽大年所經見的觀念和文化傳統要更為繁復。這當然與“講述故事的年代”的文化觀念密不可分。故而敘述歷史遺存在特殊年代的文化和現實境遇，亦屬《長安》用心之一，為讀解書中所蘊之復雜意涵不可忽視的重要一維，乃有古今對舉、交互參照的鏡鑒之意。其要點有二：一為于特殊的歷史時期，如何理解和處理古跡、古物的“存”“續”問題；一為在特定年代，中華文脈的“隱”“顯”及其可能存在的精神和現實影響力的發揮。前者較為集中地呈現在八號工程建設之際對古跡的處理，以及連福收集、藏匿之文物的得失及其所昭示之時代問題；后者則較為充分地體現在釋滿倉這一極具時代意義的重要形象身上。自開篇至故事的階段性終結，釋滿倉及其所認信之觀念雖屢遭批判，卻仍以其巨大的生命力，頑強地存在于若干人物的集體無意識甚或即便偶然一現的觀念、行為中。如是種種，在在說明華夏文化雖屢遭沖擊，仍以其生生不息的力量，完成因應時代之變的在“因革損益”意義上的“自我”調適，且有具體的現實效力。

八號絕密工程所選之建設地在西安，即古長安的所在。故而于現實的具體掘進過程中，與歷史古跡迎面相對并不稀奇。然而如前所述，《長安》敘述的重心，在現實而非歷史。國家在此一時期軍事工業建設的宏大考量，自然有毋庸置疑的歷史合理性。當是時也，在“古人”與“今人”之間，似乎并不難選擇：“該為古人操心，還是為今人擔憂？人們是不知道，眼下這個工程實在太重要了，多少人流血犧牲打下的江山，要想法子守住才算本事啊！”13長安廠所處之地，“就是歷朝亡故人的匯聚地，商周的，秦漢的，唐宋的，一層壓著一層”。那些視古跡保護為第一要務的文物人，似乎并不考慮八號工程建設之于國家和時代舉足輕重的意義，一旦發現文物古跡被毀，便頓足捶胸，甚至與工程建設人員屢起沖突。無奈之下，忽大年只能以“軍事要地，非請莫入”為名，阻止外人進入，以確保工程的正常進度。然而長安廠腳下歷史文化遺存委實太多，彼時實難做到兩全。作品開篇未幾，黃老虎調查忽大年被襲時之所見所感，足以體現長安廠建設過程中所面對的文物古跡保護問題的復雜性：

寧靜的大地似乎正在蘇醒，已能隱隱約約看到波浪般起伏的秦嶺了，聽說正是這道浩瀚的山梁梁，把大地分成了南方和北方，也把各色草木匯聚到坡崖上，尤其那一個個神秘的峪口還能溢出一道道清冽的河水，吸引了各路神仙隱居過來，還吸引幾朝皇上把帝都擱到了山腳下，現在那昂揚的輪廓好像就藏匿著多少鉤沉似的。他轉業到西安已經一年多了，已經習慣了這里的油潑辣子和撈面了，但他不喜歡這個地方，到處都是殘垣斷壁，稍一打聽，磚縫里就會鉆出握劍抱笏的人物，煞有介事地擺弄上一段唏噓往事，讓誰聽了都會瞪大眼睛。其實，那耍弄刀劍的年月，城墻還有點防御作用，使用槍炮彈藥的今天，城墻就成了顯赫的靶子。不過，盤踞在這片黃土地上的王朝，演繹過一幕又一幕風聲鶴唳的大劇，走在這片塵埃厚重的土地上，每腳踏下都能聽到遠古的鐘鳴和朝堂的嘈雜，似乎也把歷史一下拉到眼前了。如今，頹敗的廢圮與崛起的新區正好遙相呼應，盡管都是灰磚覆面，卻昭示了不同年代的欲望。14

時移世易，時代的主題和重心已不復以往。新中國百廢待興，接受絕密工程建設任務，也深知長安廠建成投產之于國家的重大意義，忽大年自然廢寢忘食，全力投入，并無暇顧及其他。當然，以《大秦之道》“鑒古”輯諸篇所述之文物“得”“失”之際人之內心的巨大波動為參照，可知彼時忽大年絕無將文物據為己有、日后謀取私利的用心。倒是那個自東北來長安，且在《長安》故事中有著頗為重要的典范意義的連福，承載著作者關于特定年代文物的存續問題的思考。雖未接受更為復雜的文化教育，連福卻因緣際會，在東北便接觸過文物，深知其價值。其時，“那些地下挖出的泥人瓷馬，本來就沒人愿意正眼打量，都是他貓在土坑底下一件一件地扒拉出來的”。先藏于床下，后越積越多，便在釋滿倉的建議下藏匿于萬壽寺的密室，且不時細細把玩。“那面直徑有半尺的銅鏡，上面的紋路細膩得像鋼針雕刻的，青龍戲白虎，朱雀迎玄武，一角對應一個，形象靈動，欲飛欲舞，肯定是頭模澆鑄的，他鋸了截枯枝做了個支架，端端正正擺在擱架中央；那尊淺綠色的耀瓷梅瓶，通體布滿首尾相接的纏枝蓮紋，底部還有幾個看不懂的小篆，這可是一字千金啊，想必是哪位朝臣喜歡把玩的什物；還有一堆唐三彩生動得讓人咂舌，有的騎馬撫琴，有的坐駝吹笛，有個胖姑娘頭頂花簪比臉都大，別人可能不明白，連福清楚這就是人見人愛的唐代肥婆喲”15。連福喜愛并甘冒風險藏匿文物的原因無他，乃是私利使然，他夢想著有朝一日將這些文物運回沈陽以牟取暴利。孰料機關算盡，最后卻如竹籃打水，總指揮被襲事件，他成了嫌疑人，所藏文物不知所蹤。但并不能打消他搜集文物的興味，他去撿拾萬壽寺老住持遺留之佛珠，購買農家炕頭的石獅，甚至因偶然機緣竟然到了周原，有了收集青銅重器的機會。其時，聽說他將要去招工的扶風縣頗有古風，連福便去查詢了資料，果然收獲極大：“好家伙，隴海線上一個小黑點，距離西安一百多里，居然是西周都邑所在地，國之重器毛公鼎就是那里出土的，人們習慣將那地方稱作青銅器之鄉，可見寶貝多得出奇了”。連福大為振奮，以為其可借招工之機，去鄉下走走，“若能發現一兩件帶工的青銅器”，“這輩子就可能不愁吃穿名留青史了”16。此后果然在扶風縣城城墻根的廢品收購站中，發現一尊青銅大器——銅鼎。這鼎“足有七八斤重，四面饕餮，怒目圓瞪，一圈龍紋，游戲周圍”，尤為突出的是，那四個立足“居然是四個跪人”，內沿處竟隱現兩個篆字。以極低的價格收購之后，是日晚間，居然又得兩件。“看來這地方真是一塊風水寶地，東西上乘，品相了得，一個似稱為鹵的銅器，頸身一周乳釘高突，大概是母系圖騰崇拜的痕跡，提梁兩只夔龍，咧口獠牙，拱身卷尾，一定刻畫的是心目中的猛獸。另一個酒杯樣的青銅器，雖然通體素身沒有太多紋飾，但敞口薄唇，腰部收束，握手處有三道高棱環繞，造型盡顯生動了”17。此為“觚”，乃古人宴席主持人所持酒杯，“因此演化出孤家自謙”，孤家寡人之說，亦源出于此……

地不愛寶，如此等等古跡、文物猝然現身于當代人的生活中，或被視為珍寶必欲藏之而后安；或視之如草芥棄之如敝履對其價值全然無視的情景在全書中幾乎隨處可見，且皆有呈示特殊年代歷史遺存現實境遇的復雜意義，背后乃是一時期文化觀念的限度及其問題。

五

作為一部以嚴整的現實主義筆法寫就之中國軍事工業的創業史，敘述文物知識或非核心故事為充要內容。如《創業史》故事的原型地，為長安縣皇甫村，北距長安城不過數十里，其左近數里處，便是宗教史上頗為知名的香積寺。如再南行數十里，可入秦嶺石砭峪、灃峪、天子峪、暴龍峪等重要峪口。其中寺院道觀，古跡名勝不可勝數，但在《創業史》的故事中，除秦嶺（終南山）時常出現，且居多表征自然之“異己”性和破壞力外——梁生寶帶人上山割毛竹時所見所感及栓栓的遭遇即屬典型——其他古跡名勝皆不曾述及。這當然與“新”“舊”易代之際根本的觀念分野密切相關18。《長安》創作于晚近數年，時代觀念已然發生極大變化，在國家層面，已然對發端于晚清至“五四”強化的文化的“古今中西之爭”的歷史遺留問題有了更具新的時代內涵的全新解釋。以此為基礎，寫作者已無須面對“古”“今”“中”“西”之間的簡單的二元對立式的選擇。更具包容性和概括力的文化觀念，便是中國古典傳統與“五四”以降的新文學傳統的融通。對此所關涉之復雜思想和文化問題，他文已從不同層面論之甚詳，此不贅述19。單論此種觀念如何可以打開理解《長安》的新視野。

如作者歷史文化散文《大秦之道》中所述，陜西歷史文化遺存雖在特殊年代略有損毀，但仍以其數量的龐大和所蘊含之民族文化信息的精深而為世所矚目。行走于西安街頭，重要歷史文化古跡幾乎隨處可見，“傳統”與“現代”的復雜交織，在陜西的實感經驗較之他處亦大為不同。故而，古老文化的遺存及其當代境遇，不僅屬長安廠若干重要人物與腳下土地的現實關聯，亦屬由“舊中國”進入“新中國”，卻未能完成思想觀念的“新”“舊”之變，仍在舊社會習得的生活和世界觀念中理解并處理新的現實的人物所要面對的具體難題。此難題及其所呈示之復雜面向，在連福身上已有表現，但真正體現作者不拘于書中所述之三十年觀念局限的重要人物，是原萬壽寺的和尚，后成為長安廠工人，且在作品中具有貫穿義的釋滿倉。

釋滿倉少失怙恃，因緣際會，入了佛門。也是天緣巧合，他頗有些慧根，僅追隨乃師修行三年，即青出于藍，“佛經儀規知道得就比老和尚多了”。在八號工程建設過程中，寺廟原址被征用，佛像悉數遷出，萬壽寺所藏經籍被焚毀，除屋宇尚在，其他幾乎皆已不存。即便如此，釋滿倉仍佛性不改，也因忽大年動了惻隱之心，讓他留在長安廠，遂成書中所開之復雜精神面向的重要部分，不惟影響著周邊若干人物的生活和生命觀念，亦在更為廣泛的意義上，表征著傳統文化精神的振拔力量，即便遭逢巨大困厄，仍生生不息，延綿不絕的基本狀態。而于特殊年代中華文化之慧命相續20，佛禪文化雖不能簡單地全然代表，但書中幾乎貫穿始終的佛家文化意象及其世界觀察與應世之舉，卻無疑可以表達作者更為寬廣的文化思考。

《長安》對釋滿倉形象頗為用心的塑造，并以其所持存開顯之佛家觀念不絕如縷的現實影響力“彌補”三十年間主流意識形態作為思想和精神依托的“缺失”，同樣包含著作者對此一時段人之精神和現實處境的復雜性及其問題的深度考慮。即便身在觀念鼎革之后的新社會、新思想、新情感、新心理以其無遠弗屆的影響力影響甚至形塑了忽大年、忽小月等等人物的觀念和行為，然而一旦遭遇死生之際和“不測”之境，釋滿倉的佛家觀念便忽隱忽現。如成司令的獨子盧可明犧牲前，因察覺危險迫近，釋滿倉為他們誦經。雖未有具體的現實效用，卻成為忽大年被“下放”的重要口實。此后多年間，佛家觀念或多或少影響了忽大年的生活觀念。如他原本牢騷滿腹，前往省委大院去見錢萬里，孰料得知后者的生活遭際后心里大為震動。“的確沒想到堂堂省級領導的背后，居然也會發生那么多難言的磨難，看來還是那個小和尚說得有道理啊，人生來世，踏進煉獄，這不僅僅是佛教偈語，從古到今哪個人物沒有經歷磨難呢？所以說磨難才是一所大學……”21還如他在兒子忽子鹿為戰士們做實彈演示時，無意間流露出的極為復雜的心情：“啊，啊，菩薩保佑，菩薩保佑啊！他忽然想到了滿倉掛在嘴邊的偈語，真個可笑，一個學了多少遍唯物論的人，這時候怎么想起菩薩了？”然而，當此愛子面臨可能的危險之際，忽大年的心理便包含著更具意味的內容，不僅是自我安慰，也表現出一種身為人父的莫大的愛戀和祝愿，情詞懇切，意味深長，近乎祈禱了：“不過，都說菩薩是會保佑人的，也許射手的母親現在就跟菩薩在一起，滿倉說過靳子是個大好人，一定會被接引到極樂世界的，也許她現在就在天上看著兒子的演示，也許就在為兒子祈禱念經。”22忽大年借助佛家語匯表達自家期望之舉不過偶然一現，真正較為充分地體現佛家觀念之現實影響的，仍然是那個佛心始終未改的釋滿倉。

六

想必是因緣際會，釋滿倉與忽小月有頗多交集。在連福不知所蹤之后，釋滿倉一度成為忽小月心理的依靠。但釋滿倉雖對忽小月不乏“愛意”，卻并不摻雜世俗成分，故而在忽小月不幸離世之后，釋滿倉五內俱焚、肝膽欲裂，心中哀痛無以言表：“月月姐啊，你不該死，沒人相信他們那些鬼話，你活著還有好多事要做呢，可你連一句話沒留下就走了，走得人肝腸寸斷啊。你一路穩穩地走好，一定會過了奈何橋，被侍女們接引到佛界凈土，修煉成大家心中的菩薩。月月姐啊，你是神女，我是小鬼，我要用我的余生來為你超度亡靈。”23釋滿倉為忽小月誦經超度，并依照關中風俗，在亡人數個逢七的祭日，為她誦經祭奠。或許如此還嫌不夠，在感知時代觀念之變后，釋滿倉索性悄然離開長安廠，在秦嶺山中重建萬壽寺，日日為忽小月誦經超度，期望她往生極樂……仍是天緣巧合，這一日忽大年在山中巡視靶場修建情況，無意間偶入“萬壽寺”，再遇釋滿倉，遂有關于“武器研發”與“普渡眾生”，抑或“戰爭”與“和平”關系的深具意味的觀念交鋒。

依釋滿倉之見，人生在世，德善為先，只有消除業障，才能“輪回解脫”。故而當他知曉自己寄身的長安廠是生產武器裝備時，內心便十分糾結，以為武器之功能在“殺生”，與己所習之普渡眾生觀念頗多悖謬。忽大年對此說絕難贊同，“普渡眾生，說得多好？你看到的火箭是殺人，我看到的火箭是和平”。“只有把裝備搞上去，才能制衡敵人，阻止戰爭，那才是真正的普渡眾生。”24此說無疑屬《秦嶺深處》周大軍觀念的進一步深化，包含著軍人關于“戰爭”與“和平”關系的更為深入的思考。尤具意味的是，在作品的結尾處，忽大年突感不適，暈倒在地。其時，那萬壽寺的小沙彌“舉著一枝掛滿青葉的菩提”，為他“遮擋刺眼的陽光”，并轉述釋滿倉的話曰：“這個人就是佛。” 25此真如金庸所言“俠之大者，為國為民”包蘊之宏闊的世界關切之意。此佛禪意象于全書的整體意義類乎《帶燈》。于復雜的現實矛盾中，帶燈勉力維護基層群眾的生活和生命安全，孰料因薛元兩家一場械斗而遭受不公待遇。作品色調亦隨此由“明”入“暗”，近乎“頹敗”了。然當是時也，帶燈與竹子前往新發現的一處景點，見那漫天飛舞的螢火蟲紛紛落在了帶燈的頭上和肩上，帶燈遂全身放了暈光，如佛一樣。此間自然包含著理想主義的情懷，乃是書中幾乎隨處可見之“閑筆”意義之緊要處。那些個閑筆“游離了悲楚之界”，“露出烏托邦的氣息”，而“生命的脆弱也在這里”26。靳子、忽小月、毛豆豆之死皆教忽大年深感生命之脆弱，但他從中獲得的啟示卻非人生之虛無，而是更加痛切地意識到長安廠新式火箭彈的研發之于國家、人民的重要意義。如此，將自我短暫的生命融入無限的奉獻中去，便不會在“回首往事的時候，因為碌碌無為而懊悔……” 27有情懷如斯，也在三十年間因不斷研發新式火箭彈而功勛卓著，為國家長治久安做出巨大貢獻。如此這般，乃真正“普渡眾生”之大“功業”，非“佛”而何？

然此處以佛家觀念指稱忽大年之偉業和精神，不獨包含“改造”與“轉化”如釋滿倉對發展軍工持有狹隘之觀念人等的用意，亦包含作為傳統文化重要一維的佛家觀念現實效用“再臨”的意味。時移世易，觀念亦易，1950年代初長安廠初建之際，忽大年可以“獨斷專行”，排斥文物人因保護歷史文化遺存所造成的延緩建廠的可能，而以強有力的軍事命令，保障軍工廠建設不受干擾。但二十余年后，忽大年等人所面臨的現實語境已與1950年代大為不同，軍工廠對新式武器研發的重要性仍無須多論，但緊迫性卻減弱很多。當此之際，忽大年考慮靶場的建設問題時，整體的考量亦復不同。“我那天在農舍喝茶，遇到考古院的張大師喜形于色，說在靶道前方的河谷里，發現了一塊摩崖石刻，竟然是唐代書法家柳公權的墨跡，記載了商於古道的興隆，還記載了詩人們隱居和過驛的情形，所以那幫文物人視為國寶，說話都帶著顫音。”28不得已，忽大年命人重選靶場。雖仍堅持靶場實驗為重中之重，忽大年卻再無當初“粗暴”的處理方式。其觀念之變及其意義，表征的仍然是時代精神轉換的復雜命題。

尤具時代和現實意味的是，身在新世紀第二個十年，亦即以“發展”為關鍵詞的時代，賈平凹《帶燈》中的櫻鎮，亦面臨一處摩崖石刻的發現所引發的文物保護問題。此為“傳統”與“現代”，“舊”與“新”的辨證考量的又一典型事件，與長安廠發現摩崖石刻時間相距差不多也是三十年。真可謂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這河之“東”“西”之謂，重點在時移世易的時代階段性主題的轉換。中國古典傳統于晚近七十年間之起落，于此可見一斑。而《長安》臨近結尾處的如是處理，既說明1970年代末新的時代風氣之起，亦蘊含著在當下語境中總體性地觀照傳統與現代復雜交織之重要時代命題的寓意。古典傳統雖在20世紀屢遭磨礪，卻始終以其不可阻拒的巨大的振拔力量完成自身的創化生成，并融匯而成新時代更具包容性和概括力的新文化，進而發揮其成就新精神的偉力。《長安》因是表征著古典傳統當代賡續的重要問題及其意義，包蘊著更為廣闊、復雜的現實議題以及可能的文化應對。其所關涉之故事時間雖終結于1970年代中后期，由之敞開的現實和文化問題卻具有朝向未來的開放性和多重可解性。

[本文為陜西省社會科學基金項目（項目編號：2019J019）、 2020 年度陜西省思想政治工作研究項目“‘社會主義’新人形象與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階段性成果]

注釋：

1 5 13 14 15 16 17 21 22 23 24 25 27 28阿瑩：《長安》，作家出版社2021年版，第10、469、3、2、18—19、55、58、387、404、330、462、466—467、466、432頁。

2李敬澤語，見阿瑩《長安》，作家出版社2021年版，封底。

3參見馬佳娜《心靈辯證、“復調”敘事和〈長安〉故事的實與虛》，《小說評論》2022年第4期。亦可參見肖云儒《〈長安〉的“破局”——評阿瑩長篇新作〈長安〉》，《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22年第3期。

4白燁：《慷慨激昂的軍工之歌——讀阿瑩的長篇小說〈長安〉》，《小說評論》2022年第4期。

6張旭東：《“革命機器”與“普遍的啟蒙”——〈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歷史語境及政治哲學內涵再思考》，《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8年第4期。

7轉引自賀桂梅《〈講話〉與人民文藝的原點性問題》，《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2年第6期。

8賀桂梅：《〈講話〉與人民文藝的原點性問題》，《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2年第6期。

9趙學勇：《重新認識“延安文藝”的價值及意義》，《延安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6期。

10曾攀對此極富洞見，可參見曾攀《至剛者至柔——論阿瑩長篇小說〈長安〉兼及其他》，《小說評論》2022年第4期。

11 12[美]費雷德里克?詹姆遜：《馬克思主義與形式》，李自修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164頁，第150頁。

18楊輝：《“未竟”的創造：〈創業史〉與當代文學中的“風景政治”》，《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2年第11期。

19楊輝：《總體性與社會主義文學傳統》，《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9年第10期。關于“風景”敘述的觀念之變，亦可參見楊輝《終南山的變容——晚近十年陜西鄉土敘事的“風景”之喻》，《南方文壇》2022年第5期。

20對此問題，蔡仁厚有極為深刻的洞見，頗值參照。“五四以來，中國知識分子一直熱衷于意識形態之爭論，其實，這根本就是一個‘永無休止，卻又并不重要’的論爭。我鄭重希望大家清醒一點，豁達一點，立即回到我們‘真的生命、純一的心靈’，不要再死心塌地、隨著外方人的魔杖起舞了。須知華族的歷史文化與民族前途，才是‘最優先’的。我們應予關切，應加珍愛，以使之‘返本開新、慧命相續’”（《孔子的生命境界——儒學的反思與開展》，學生書局1998年版，第124頁）。雖說彼時意識形態的論爭并非如蔡仁厚所論“并不重要”，但他對中華文化慧命相續的說法卻值得省思。

26孫郁：《〈帶燈〉的閑筆》，《當代作家評論》2013年第3期。

[作者單位：陜西師范大學文學院]

[本期責編：鐘　媛]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