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2019年12月底，《人，或所有的士兵》曾在中國作家協會舉辦過一次“漫長且別樣”的研討會（《人，或所有的士兵》：理解戰爭，理解文明）。說它漫長，是因為那次會議大家從中午發言到晚上，還覺得意猶未盡；說它別樣，是因為當時的氛圍令人難忘，老中青三代評論家齊聚一堂，放棄虛話客套，懇切地為這部有閱讀難度的作品庖丁解牛，從歷史的、美學的、思想的諸路徑出發，將真正值得探討的方面詳加分析，也從另一維度完善著小說文本的價值生成。

三年前，評論家們認為，“衡量和評價一部文學作品最重要的尺度就是它在文學史上是否提供了新的審美經驗、新的典型人物以及新的價值觀。《人，或所有的士兵》毋庸置疑將是一部能夠在文學史上留得下的作品。”

經過三年沉淀，這本書的價值得到了讀者和專家越來越多的闡釋。《人，或所有的士兵》先后入選了首屆中國文藝原創精品出版工程、《亞洲周刊》年度全球華人十大中文小說、《收獲》年度文學排行榜、“閱文?探照燈”書評人年度十大好書獎、《當代》年度長篇佳作、《長篇小說選刊》年度金獎、中國小說學會年度長篇小說排行榜、《揚子江文學評論》年度文學長篇排行榜等多種文學專業榜單，受到了文學界的廣泛關注和肯定。

2022年12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和四川人民出版社合作再次出版這本書。人民文學出版社總編輯李紅強談到雙方合作緣起：“一方面是希望充分調動、整合雙方資源，讓好書抵達更多的讀者；另一方面也是用新的闡釋，讓這部作品的豐富內涵得到更大的敞開。”

于是，在這個早春二月，大家再次來到中國現代文學館，近二十位專家學者圍繞《人，或所有的士兵》的文學品格、思想內涵、人物形象、藝術價值等方面展開了廣泛而深入的研討。

《人，或所有的士兵》，鄧一光 著，人民文學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2022年12月版

2月24日，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廣東省作家協會、《文藝報》、四川人民出版社聯合主辦的鄧一光長篇小說《人，或所有的士兵》研討會在京舉行。中國作家協會書記處書記鄧凱，人民文學出版社總編輯李紅強，廣東省作家協會黨組書記、專職副主席、中國報告文學學會副會長張培忠，四川人民出版社總編輯秦莉分別致辭。專家學者近二十人及本書作者鄧一光參加研討。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總編輯趙萍主持會議。

廣大浩瀚，延續戰爭文學的當代文脈

鄧一光《人，或所有的士兵》借助第二次世界大戰一段鮮為人知的歷史，以七十七萬字的篇幅記敘了中國現代史中早期知識分子與民族，國家和命運同擔的可歌可泣的故事。主人公郁漱石在國民覺醒時期以少年之身赴日本和美國留學，在民族危亡時刻以青年之身歸國抗戰，在全球反法西斯戰場的香港保衛戰中，率小組與敵寇作戰，不幸被俘身陷囹圄，經歷了三年數個月的非人折磨，又以直面恐懼與軟弱的勇敢逃出戰俘營，尋找同樣陷入戰爭囚籠的戀人，參加了香港戰后重建工作，由此度過了不平凡的一生……“恐懼是值得被捍衛的，正因為有人類原生的恐懼，人才不會淪為野蠻的殺戮機器，希望才能夠得以留存。”鄧一光的寫作重新審視了人類與生俱來的榮耀和弱點，捍衛了人類的恐懼權利，捍衛了彌足珍貴的個人立場，展現出一位小說家深厚的人文關懷。

回顧了從黃遵憲、梁啟超以來的廣東文學風潮，鄧凱指出，鄧一光長篇小說《人，或所有的士兵》具有突破性。鄧一光突破了革命歷史小說和新歷史小說的創作技法，對標、借鑒世界戰爭文學經典，寫人的“小”而非人的“大”。鄧一光從主題深化、文本拓展等多方面進行深入探索，龐大的體量中蘊含著真相的分量、情感的重量，反映了人民大眾追求平等、民主，向往幸福、和諧的不尋常經歷和思想軌跡，折射出中華民族在歷史前進中蘊藏的強大精神力量和智力支撐。此外，鄧凱認為本書主角郁漱石面臨恐懼的重重考驗，在軟弱與掙扎中保有人性的光輝，以種種不完美的性格和行動成就了一個文學史上真實的、可愛可敬的人物形象。

“鄧一光是當代文學的重要作家，其創作兼具現實主義的冷峻和英雄主義的情懷。”張培忠認為，《人，或所有的士兵》延續了鄧一光一貫的創作風格，又是一部挑戰創作難度、追求藝術高度、探尋思想深度的厚重之作。小說對香港保衛戰進行了全新的判斷和書寫，將之作為二戰的一部分加以審視，填補了相關題材的書寫空白；不正面描寫戰爭，而是以法庭陳述、調查、舉證等多種形式巧妙搭建起作品框架，在非虛構的歷史背景下孕育虛構故事，拓展了虛實的邊界；小說將視角轉向戰爭中所有的人，充分反映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以人為本”“仁者愛人”的精神品質，在構建中國文學話語和敘事體系方面作出了突出探索。

鄧一光對戰爭小說極為擅長，寫得精準，是與會者的共識。中國作家協會小說委員會副主任潘凱雄表示，鄧一光是中國當代最會寫戰爭、最會寫軍人的作家之一，《人，或所有的士兵》把中國抗戰納入到整個世界反法西斯戰爭體系當中，“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特點，也是我們走向國際化、全球化歷程當中很重要的組成部分。”潘凱雄認為，鄧一光作品的主人公從過去的戰神變成現在的戰俘，這樣一種以人為本、生命至上的觀念轉變對中國社會來說也是一個巨大的進步。

《人，或所有的士兵》之所以讓人讀來感到“廣大浩瀚”，其準備之充分，資料之詳實功不可沒。作家閱讀數千萬字檔案、傳記、地方志等內容后，歷時多年最終完成作品。魯迅文學院常務副院長徐可談到，作者選取海量的歷史材料，虛構和非虛構相結合，鉤沉史實，宏大磅礴，可見筆力非常深厚。小說閱讀具有的挑戰性不光如此，還在于獨特的敘事角度和獨特的藝術形式。“鄧一光選擇了難度極高的敘述角度，通過不同的敘述者、不同的角度互相補充，拼湊出一個完整的形象，這不但給作家增加了寫作的難度，也給讀者的閱讀帶來考驗。”

郁漱石：在20世紀重現“哈姆雷特難題”

《人，或所有的士兵》以近八十萬字的篇幅，為當代文學人物畫廊貢獻了郁漱石這一人物形象。首都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張志忠對小說主人公郁漱石進行了分析，認為郁漱石既有哈姆雷特的追問、反省、沉思氣質，又有積極的行動能力，他一方面承認自己的軟弱，另一方面又非常執著、非常勇敢。此外，郁漱石展現了中國傳統智慧，“他是文學當中少有的一類知識分子形象，而且非常了不起，不但有思考能力，還有行動力，用思考和行動兩個方面回應歷史，昭示未來，回應二十世紀以來人類生存困境提出的難題。”

“我認為這個書名可以叫‘人’，也可以叫‘所有的士兵’，這體現了作家寫作的基本的立足點或者主題預設，就是要寫人如何有尊嚴地活著，要探究一個人為什么活著，對人進行靈魂拷問，對人生進行追索。”中國作家協會創作研究部副主任、中國報告文學學會副會長李朝全認為，把戰俘作為小說主角是一種創造，體現了作家的大歷史觀、大時代觀和尊重歷史的寫作姿態。

郁漱石在不同的文明對撞當中，在一個文明表現出的不同面貌當中，在和平與戰爭、文明與野蠻之間穿行，造成《人，或所有的士兵》中最重要的思考。“他的悲劇恰恰也在這里，他似乎屬于中國，但又不屬于中國……他在文化上屬于多元混雜的提前到來的全球化的狀態。”北京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叢治辰談到，鄧一光以極端狀態書寫人性的復雜，尤其是人在具體處境下的復雜，表現得很成功。小說的壓抑感中有人性的光輝，也有讓人感到振奮的精神，無論在什么樣的境況下，“人的情感、人的能動性都會發揮出來，因為這關乎人的尊嚴。”

“鄧一光將文明的沖突性置于非常復雜的世界史的眼光，用最豐富的非虛構的材料、學者式的研究眼光，來展示文明的對話、互動和沖突。” 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楊慶祥認為，鄧一光用非常極端的存在境遇，來凸顯人性最深刻的靈魂搏斗。《人，或所有的士兵》是戰爭小說，同時也是存在主義的小說，非常極端的存在境遇里的人性最能夠呈現出復雜性。《人，或所有的士兵》敘事的視角不是外在的視角，它是內在的視角，但同時又借助其他的證人、養母、同事等不同人，呈現人在特別復雜的歷史結構里的表現，它提供了戰爭史或者文明史上獨一無二的人物形象，而這個人物形象具有世界性。

“《人，或所有的士兵》這部小說徹底依托人在極端環境的赤裸狀態，真正寫的就是恐懼，是孤獨，是魯迅先生所說的‘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中國作家協會創作研究部助理研究員李壯認為，鄧一光想寫的就是在維護尊嚴和放棄尊嚴之間不斷的搖擺。小說主人公郁漱石在某種意義上延續了現代文學以來經典的“零余者”的形象，他不僅在人之外，也是在自我之外，他的內心分裂找不到皈依，這種設計讓這個帶有史詩性作品的主人公成為反英雄的英雄，特別有戲劇張力。

從“歷史的人質”，到歷史的創造者

對于一部小說或者一位作家來說，找到自己的“理想讀者”是一種幸運。中國作家協會創作研究部理論處處長岳雯正是《人，或所有的士兵》的理想讀者，她甚至堅定地認為這是當代文學最好的書，鄧一光是最好的作家，沒有之一。岳雯稱贊了鄧一光的文學精神：“他把自己完全打碎投入到文學的篝火當中，讓文學燃燒。甚至文學對他可能也并不那么重要，他不是通俗意義上講的把自己獻給文學的人，他有一個大的志向，他是那種有更大追求和格局的人，他可能只是找到最順手的一項工具——文學，文學只是他表達的一種形式。”同時，岳雯也認為，這本小說把很多固有的觀念上的藩籬一點點拆除，再來搭出一個新世界，“它不僅僅是局限于講歷史的一本書，它更像是一個預言，每個人都感同身受。它會常讀常新，因為在不同歷史時期它都會給我們提醒，作為一個人活下去多么不容易。”

面對小說較為復雜的框架，《文藝報》副總編輯劉颋指出《人，或所有的士兵》具有拼圖結構。她認為所有人物無論是虛構的還是真實的，在這部小說中都是隨著拼圖的逐漸清晰，構造出戰爭后面政治、經濟等各種利益的交纏、糾結，而成為一個復雜的網絡。在這個復雜的網絡中，諸如文明受到怎樣的摧毀、文明又具有什么樣的力量能夠保證人類延續、人類的延續和文明之間的復雜關系等話題，如同蝴蝶效應，在這部作品里面都有非常深刻的書寫。

“《人，或所有的士兵》里有很多歷史人物，但鄧一光并不輕易讓歷史人物開口，而是在這些人物周圍虛構一些人物，用轉述敘述的方式，圍繞主人公郁漱石，以很親近的方式讓這個歷史人物在他的空間中還原。”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執行主編李蔚超認為，鄧一光這部小說跟以前的歷史小說不一樣，他不再把人物當作“歷史的人質”（薩特語），不再試圖撿拾歷史拼貼在一起形成自己的敘事，他要讓每個人物以法庭敘事的方式，在看似客觀的陳述中無微不至地從一個個的角度、一個個的人還原歷史的真實。“他想再次成為歷史的主體和創造者”，李蔚超說。

《光明日報》高級編輯、文薈版副主編饒翔也認為，鄧一光在小說中表現的思辨力，對新事物的觀察力、思考力、藝術賦形的能力，都讓人感覺不可思議。鄧一光通過小說重新直面關于愛、關于邪惡、關于死亡、關于道德、關于形而上種種曾經我們認為陳舊的命題、我們忽視的關于人最基本的命題，在這個意義上說，這部小說超越了簡單的意識形態或者國族立場，站到了人類視野的高度。

人物對不同語言的習得與回響也成為這部小說的重要特色之一。《長篇小說選刊》主編宋嵩稱贊了小說對人物語調的書寫，認為小說把不同國家、不同身份、不同文化背景的戰俘以及侵略者、統治者的“聲口”表現得淋漓盡致。“這些活靈活現的對‘聲口’的模擬，使得閱讀過程不那么乏味，這是這個作品在藝術上最大的特點。”

作者鄧一光

研討會最后，鄧一光向認真閱讀的專家和讀者表示感謝，并談到自己創作這本書時的文學視野。他說，“常識告訴我，沒有文化流變的歷史或者現實，沒有人類精神的科學幻想，不在一個整體人類的框架中去談論國家、民族、種族、性別和政見，這樣的事情是不存在的。”鄧一光表示，人類是由斷裂的卻又生生不息的文明建立起來的，而這次的寫作就是想在過去、當下和未來這三個向度里追尋、審視、探究這種文明的邏輯，在一個更廣闊的疆域中形成對話與塑形。

研討會合影

（圖片由廣東省作家協會、人民文學出版社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