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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兩次對水運憲長篇小說《戴花》（湖南文藝出版社2022年10月版）的認真閱讀，都讓我情不自禁地聯想到了已故山西老作家馬烽創作于十七年期間的短篇小說名作《我的第一個上級》。小說最大的亮點，在于采用了一種可謂是先抑后揚的獨特構思方式，以一種出奇制勝的故事情節，成功地塑造了縣農建局田副局長這一看似平凡的不平凡人物形象。對馬烽的這一短篇佳作，茅盾曾經給出過相當高的評價：“老田這個人物，寫得龍拿虎跳。在馬烽的人物畫廊中，無疑是數一數二的。”所謂先抑后揚，關鍵在于小說對老田這一人物形象的刻畫，主要是通過第一人稱敘述者“我”的所見所聞而漸次展開的。一開始，老田給我的印象非常糟糕，借用三個字來表達，就是“怪”“慢”“疲”。但隨著故事情節的演進，讀者就可以逐步看出，所謂的“疲”，其實是“我”對老田那種冷靜沉著的工作風格的一種錯覺。而他的“怪”與“慢”，則主要是因為他曾經在1954年防汛時不幸罹患關節炎，健康明顯受損的緣故。最后，正所謂“滄海橫流方顯英雄本色”，在海門決口的關鍵時刻，正是這位身患嚴重關節炎的基層領導干部，身先士卒地勇敢跳入水中，帶領一眾普通民眾硬是堵住了決口。正所謂“卒章顯其志”，到這個時候，老田那樣一個既有踏實工作作風，又是敢于犧牲精神的基層領導干部形象，自然也就被作家以鮮活靈動的筆觸呈現在了讀者的面前。盡管題材領域不同，一為鄉村題材，一為工業題材，但因為水運憲的《戴花》不僅同樣采用了第一人稱的敘述方式，而且敘述者“我”對自己進入工廠工作后的第一位師傅莫胡子的理解與認識，也經過了一個先抑后揚的過程，也因此，雖然在具體的書寫內容以及表現形式上也存在著諸多的不同，但最起碼從基本的藝術構思這一點來說，水運憲的長篇小說《戴花》不妨可以被看作是馬烽《我的第一個上級》的放大版。

故事發生在上世紀的六七十年代之交。第一人稱敘述者“我”，也即那個名叫楊哲民的大學生恰好二十四歲的1969年，發生了兩件大事，一件是作為一種抗生素的慶大霉素的研發問世，另一件大事，則是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的召開。但對于因為受到社會情勢的影響，已經被迫在大學里滯留了三年之久的“我”這樣的1967屆大學畢業生來說，最大的一個喜訊，就是終于等到了自己的畢業派遣通知。這就意味著，楊哲民他們終于可以告別大學的人生階段，參加工作，開啟一個新的人生階段。具體來說，小說所集中講述的，就是楊哲民和他的同伴剛剛走上工作崗位，進入工廠工作之后大約三四年時間內發生的故事。由于楊哲民們在這個階段的思想尚未徹底成熟定型，還處在成長階段，所以水運憲的《戴花》也帶有一定的成長小說色彩。別的且不說，僅只是小說開頭處那一場聚眾狂歡的細節，就已經非常充分地凸顯出了初嘗人生滋味的楊哲民們的不夠成熟。就在剛剛入廠還未分配工種的那個晚上，這些熱血青年就不約而同地自發跑到德華電機總廠旁邊一家名叫紅衛大食堂的餐館聚飲狂歡：“十八名熱血青年豪情迸發歌聲嘹亮，敞開肚皮喝大酒。一直歡樂到凌晨兩三點鐘，男男女女醉趴了十好幾個。清晨五點來鐘醒過來一看，一個個皮泡眼腫。頭頂頭臉對臉，橫七豎八倒了一地。”剛剛走上工作崗位的楊哲民們，之所以會和廠里的政工科長駱青濤形成極大的對立情緒，并被迫在上崗培訓時無可奈何地接受駱青濤的各種嚴格規訓，根本原因正在于此。盡管說人在歡樂的時候以聚飲的方式慶祝一下現在看起來乃是人之常情，但如果考慮到六七十年代之交那種特殊的時代背景，如此一種慶祝方式的不合時宜，就是顯而易見的一件事情。在那樣的一種社會環境下，楊哲民們的聚飲狂歡舉動，無論如何都只能被看作是不成熟的表現。當然，楊哲民的不成熟，也同樣突出地表現在對師傅莫胡子以貌取人一般的輕視上。請一定不要忽略楊哲民初次和師傅面對面時候的那個場景：“這人我見過，上午他給我們講過創業史。剛才進來的時候我沒怎么注意，其實他就坐在我身后，一直沒出聲。”“他站起身還有點困難。我的椅子差不多頂住了他的膝蓋，便使勁推我的椅子靠背。我趕緊起身挪開椅子，隨便看了一眼，發現他兩只眼袋下面長著胡須，當時就嚇了一跳。在會場上離得遠，沒看出來，隔近了看，怎么看怎么不順眼。”九九歸一，“說實在話，這人給我的第一印象簡直糟糕透頂。用一句文明話形容，那叫乏善可陳。”在對師傅莫胡子沒有任何了解的情況下，楊哲民便先入為主地認定他“糟糕透頂”“乏善可陳”，歸根到底，還是因為以貌取人的緣故。沒有任何道理地以貌取人，單憑相貌判定人的好壞，當然是楊哲民不成熟的一種突出標志。正因為如此，所以，一旦聽到師傅莫胡子竟然自作主張地以特別親昵的口吻稱自己為“民兒”，滿肚子拒斥心理的楊哲民才會反感到滿身的雞皮疙瘩都起來的程度。然而，到了后來，伴隨著故事情節的發展演進，在逐漸深入地了解師傅的過程中，原本把莫胡子拒之于千里之外的楊哲民，卻在認同的過程中慢慢地接受了看似“糟糕透頂”“乏善可陳”的師傅。比如，僅僅只是應邀到師傅家做了一次客，莫胡子那種循循善誘的教育孩子的方式便莫名地令人心生感動：“我在旁邊默默地看著他們，那一刻真的還蠻感動。這位師傅內心的激情已經把我的心烤熱了。”“尤其是撫摸孩子腦袋的時候，流露出來的那種慈愛，立刻讓我想起了自己的爹媽，于是覺得我這位師傅并不怎么糟糕。這人善良慈祥，內心還很有些親和力。”“有親和力的師傅，至少不會去傷害別人。”從當初的認定莫胡子“糟糕透頂”，到這里的“并不怎么糟糕”，所顯示出的，正是師傅形象在楊哲民內心世界里的開始改變。事實上，也正是在此后長達三四年時間的朝夕相處過程中，楊哲民對師傅莫胡子有了全方位的深入了解。越是了解，他內心里便越是會生出一種發自內心的由衷尊重。尤其是臨近小說結尾處，當師傅莫胡子滿心誠意地一定要把勞模的推選指標讓渡給楊哲民自己的時候，他更是油然生出了對師傅的滿腔敬意：“說不清怎么回事，師傅這一番話居然把我打動了。”以至于，“有那么一個瞬間，我忽然思緒萬千。當初分配我做他徒弟的時候，心里真的一百個瞧他不來。后來相處得還算融洽，那也是我保持了理智，盡量去適應他，盡可能去磨合這段師徒關系。他早就覺察出了我有雄心壯志，給我的感覺卻是時刻在提防我會打翻天印。”“誰能想到這位外表粗放內心倔犟的師傅，突然之間就柳暗花明，內心竟然深藏著如此明亮一片艷陽天？”毫無疑問，等到楊哲民終于感受到莫胡子內心深處竟然深藏著一片明亮的艷陽天的時候，伴隨著對師傅原初糟糕印象的徹底翻轉，他自己也完成了一段不無曲折的成長歷程。

從根本上說，正是因為莫胡子內心深處有著牢不可破的勞模情結，所以也才有了先后兩次爭當勞模故事情節的生成。而莫胡子那多少顯得有點復雜的人性世界，也正是在這個過程中，得到了強有力的藝術凸顯。第一次的勞模過程中，有這么兩個細節無論如何都不容忽視。其一，是莫胡子為了成為勞模，竟然和師母一起以“合謀”的方式作秀。這就是，師母盡管剛剛流產，但因為心疼一大早來不及吃飯就跑去上班的師傅，所以便硬是拖著本身還需要別人照顧的身子天天跑到車間給師傅送飯。其二，是莫胡子那多少顯得有點鬼使神差的“偷竊”行為。一個勞動模范，怎么可能去偷錢呢？既然莫胡子自己把偷錢的事情和盤托出，那他勞模稱號的被取消，也就自在情理之中。一方面，莫胡子果然因為這種和盤托出而獲得了內心的寧靜，但在另一方面，“其實他那舉動已經表現出了心中的懊惱。兩只手極其笨拙，好半天沒卷成那支煙。”一方面，不愿意昧著良心當勞模，另一方面卻又為勞模稱號的錯失而擺出一副追悔莫及的樣子，借助于這樣的一些細節，水運憲所描寫出的，正是一個既貪戀勞模稱號但卻不愿意因自己的“偷竊”行徑而抹黑勞模稱號的師傅莫胡子一種格外真實的矛盾心態。

接下來，就是第二次的爭當勞模。這個過程中，多少有點出人意料之外的，是師傅莫胡子看似煥然一新的現實表現：“‘民兒你記住一句話，只要你不跟師傅對著搞，師傅跟你當徒弟都心甘情愿。我想通了，好多東西師傅搞不來，真的還要跟你學。’他這句話真不是賭氣，‘打翻天印怎么不可以？帶出來的徒弟要超不過師傅，那就證明我這個師傅沒本事。卵用都沒有。’”如此一個思想發生著驚人蛻變的莫胡子，頓時讓楊哲民倍感陌生：“這句粗口太驚艷了，把我感動得半天說不出話來。”然而，與這個時候已然處于思想蛻變過程中的莫胡子相比較，更加難能可貴的一點是，師傅在病入膏肓時精神的再度升華。這就是，在明確得知廠領導已經把自己確定為勞模第一人選的情況下，莫胡子竟然主動讓賢，主動提出一定要把這次當勞模的機會讓給其實比自己要在各方面優秀許多的徒弟楊哲民：“我一個快入土的人了，當了這個勞模，對廠里到底有多大好處呢？楊哲民當就不一樣。你看看，三年多時間他就從一個青工上到了車間主任。莫胡子講句話在這里，民兒的上進心是擋不住的。再有個三年，他頭上那片天還不曉得有好寬闊。”從前一年的為了成為勞模而“不擇手段”，到最后的主動讓賢，擁有牢固勞模情結的莫胡子，能夠發生這樣一種既出人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的精神蛻變，真的是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事實上，也正是伴隨著如此一種精神蛻變的發生，莫胡子這一令人敬佩不已的擁有豐富人性內涵的普通工人形象獲得了最終的藝術定格。

（本文系中國作家協會“新時代文學攀登計劃作品聯展”特約評論）

作者簡介：王春林，山西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商洛學院客座教授。中國小說學會副會長，山西省作家協會副主席，第八、九屆茅盾文學獎評委，第五、六、七屆魯迅文學獎評委，中國小說排行榜評委，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常務理事。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有相關著述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