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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付秀瑩在《陌上》與《野望》當中書寫了“芳村”的時代剪影與歷史變遷，從混亂到秩序的鄉村圖景中蘊含著日常生活邏輯與歷史神話邏輯的張力，而具有歷史合理性的審美變異也可能損害作品的美學內蘊，處于現實變革之外的鄉村心靈嬗變更應被持續關注，仍在探索之中的“新鄉土書寫”與新時代鄉村振興相結合的嘗試值得繼續深入與挖掘。

關鍵詞：付秀瑩 《陌上》 《野望》 鄉村振興 歷史神話

《陌上》與《野望》是付秀瑩書寫“芳村”故事的姊妹長篇，在兩部小說的接續書寫中，作者展現了“芳村”這個中國北方小鄉村在“鄉村振興”大背景前后的時代變遷。在鄉村現實與作者書寫的雙重變革當中，我們可以看到處于日常生活與歷史神話雙重邏輯糾纏之下的“芳村”如何在張力中呈現出當下文學與時代的復雜樣貌，以及“人”本身在大時代之下的現實與文學處境。

一

縱覽兩部小說，芳村的時代樣貌相較于傳統中國鄉村“天人合一”的理想圖景可以說經歷了一個“出離—回歸”的過程，在形勢比人強的飛速發展中難免經歷了一番“先污染后治理”的過程。芳村的這種變遷整體可以概括為“從混亂到秩序”的變化，具體而言，是從“鄉村振興”之前《陌上》的“混亂”樣貌而更替至“鄉村振興”落地之后《野望》的“秩序”圖景。對此，我們可以從鄉村生活、鄉村治理、鄉村生態三個維度進行觀照。

《陌上》以對鄉村生活的真實書寫和對鄉村兒女隱幽心事的呈現為讀者所稱道。在小說中，野蠻生長的新經濟形態帶來鄉村生活觀的深刻裂變，傳統道德倫理對于村民的規范約束幾乎蕩然無存：“土地”不再是“鄉土”和“堅守”的核心，近年來芳村的支柱產業就是皮具產業，村民幾乎人人務工而非務農；兩性關系相當自由且開放，香羅、望日蓮等以性換取利益，小鸞、瓶子媳婦等享受著不忠的樂趣，大全、建信、增志等人可以稱之為“當代西門慶”；幾乎所有人都在“向錢看”，芳村人成功的標志就在于其經濟能力的大小或者以權力獲取利益的能力，毋庸言及諸位“老板”，似乎并沒有人質疑村干部建信財產來源的正當與否，雖然對于“香羅發廊”頗多微詞但也承認香羅這位“大姐大”的“民間地位”。在飄搖的道德根基之上，鄉村政治治理也難以保持其應有的公平公正：《陌上》之中鄉村政治運行幾乎全靠經濟利益進行推動，村干部建信與老板大全的關系難以廓清，擴軍甚至公然進行賄選。與此同時，粗放的經濟也使得芳村環境污染極為嚴重：“村子里，到處都臭烘烘的，大街小巷流著花花綠綠的污水。”①并且由于缺少統一規劃，導致芳村的人居環境也急劇惡化：“在這樓頂上看芳村，竟然這么不堪。亂七八糟的電線，牽牽絆絆的。人家樓頂上，白花花的鳥糞，紅紅綠綠的塑料袋子，風雨折斷的樹枝子，連同厚厚的塵土，落葉，廢紙。”②即使如作者為人稱道的詩意筆觸也難掩對芳村現狀的失落之感。

在《野望》之中，隨著“鄉村振興”的落地，政治正義重返鄉村：首先是對“政治氛圍”的渲染，“喇叭”與“標語”在小說當中成為了一道獨特的鄉村景觀，傳遞著時代的信息；中樹這位年輕后生也是一位能夠把握“新時代，新農村”要義的能人；而翠臺的女兒和喜針的博士外甥，作為高端人才返回鄉村投身于新農村建設，無疑會推動鄉村治理朝向更合理的方向發展。傳統道德倫理的復歸也隨著“鄉村振興”政策一同到來：濫賭的有子和“吃軟飯”的根生“浪子回頭”辦起了書吧；因為工廠利益鬧掰的團圓、團聚兄弟，“如今倒都和睦了，坐下來喝酒”；香羅發廊進行整頓，香羅也“成了領導”……同時，“縣里建了產業區，要把這些個小廠子都統一管起來”③，在“三天一小查，五天一大查”的環保壓力之下，鄉村風景“跟畫里一樣樣”：“冬日暖陽下的田野，煙靄淡淡的村莊，樓房的尖頂，樹木的枝丫，藍天上白云亂飛”④；出國閨女領著洋女婿回來，原本“這也嫌臟，那也嫌冷”，如今“倒夸咱這水好喝，夸咱這飯好吃”⑤。在鄉村振興的各項政策的規劃與實施之后，芳村已然成為一個“新時代”里的“新農村”。

可以看到，在《陌上》之中，日常生活邏輯與歷史變遷邏輯統一于現實生活，鄉村經濟形態的變革、與鄉村政治治理的變化相統一于鄉村生活的變遷之中。“政治”本身并未作為一角出場，數十位主人公的生活故事共同組成了芳村生活的時代面影，在小說中展現出的是日常生活的邏輯與節奏。這就造成了雖然很難將小說劃分出傳統情節架構，但是卻呈現出濃郁生活氣息與日常詩意的美學面貌。而在《野望》當中，作者刻意將歷史變遷的一面凸顯，作為“政治”本身的“鄉村振興”走向前臺，掌控了故事的總體走向，這就造成了日常生活邏輯在一定程度上的失落。盡管小說相較于《陌上》呈現出了十分明顯的情節線索，明線是翠臺一家一年之間的生活起伏，暗線是在“鄉村振興”之下芳村的整體變革，但在明暗兩條線索之中，“鄉村振興”政策的落地都是情節的轉捩點，從而使得對于芳村生活的敘述納入了“鄉村振興”的歷史敘述軌道之中，造成了從《陌上》的生活流到《野望》的歷史流的審美變異。如同有的論者指出，在付秀瑩小說當中貫穿著“循環/進化”⑥或曰“傳統/時代”⑦的矛盾，在此我們可以說《陌上》遵循的是一種“循環”式的時間觀，而《野望》遵循的是一種“進化論”式的時間觀——在《陌上》當中，鄉村沉浸于生活本身，在年歲的輪回之中呈現出原生態的鄉村風貌；在《野望》當中，鄉村生活為“鄉村振興”的總體布局所規劃，隨著小說二十四節氣的更替而不斷推進。

如羅蘭·巴特對于神話“去政治化”的闡釋：“在由歷史進到自然時，神話經濟地運作：它廢除了人類行為的復雜性，它給予它們本質的簡單，它遠離了所有論證，而回到任何立即可見的情況，它組織了一個沒有矛盾的世界，因為它沒有深度，這個開敞的世界沉迷于顯明的現象中，它建設了一種極為幸福的明晰狀況：事件似乎是自動意謂著什么。”⑧就此而言，兩部小說“從混亂到秩序”或曰“從日常生活邏輯到歷史變遷邏輯”的書寫變革當中可以說蘊含了一種“歷史神話”——具體在文本當中則呈現為隨著鄉村振興的落地而自然改觀的當下鄉村樣貌：當“鄉村”被提上“振興”日程，那么鄉村“自然”會獲得振興。如同“十七年”時期對于“土改”的書寫，在“鄉村振興”的時代背景之下所書寫的芳村的“新山鄉巨變”成為了一種“當代神話”：“它超越了凡俗經驗的強制，給劇烈變革中的鄉村世界以類似超驗的啟示，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它都卷入了一個宏大的歷史神話和政治神話塑造的進程，或者說，這種鄉村敘事本身就是歷史神話和政治神話構造的有機部分。”⑨就此來看，我們就能更好理解從《陌上》到《野望》的書寫變革。

二

這種從生活化審美走向歷史化審美的審美變異見證了作者的自我超越的努力，處于“鄉村振興”大背景之下的書寫也蘊含著歷史的合理性。但是“歷史神話”的邏輯本身蘊含著跳脫生活邏輯的可能性，“神話降臨”的同時也以一種歷史強力突破了常態化的日常生活軌跡。從作品內部來看，這種“神話邏輯”可能以其對于日常生活強大的介入感而損傷作品整體的美學內蘊。

如前所述，“鄉村振興”政策的落地可以視為《野望》情節的轉捩點，在小說中政策落地最具體的表現為“養豬事件”：非洲豬瘟席卷芳村，包括翠臺一家在內的芳村養豬戶遭受了沉重打擊，正在村民們一籌莫展之際，“上頭有說法了”，要“鼓勵人們發展新模式”，即“公司加農戶”的“新養殖模式”，使得翠臺根來“夫妻兩人歡天喜地”⑩。在這之后，原本“不想種地”，外出務工三天打魚兩天曬網、險些妻離子散的兒子大坡“像變了個人兒”，好像“一夜之間就開竅了”，熱心參與到“新模式”的養豬業中來，“白天黑夜跟著去開會，帶著本子帶著筆，還挺像那么回事”11，儼然從最初的“無業游民”一轉身而成為“有志青年”。而且在家中對母親翠臺一改以往“把一塊枕巾往臉上一蒙，一動不動，也不還嘴”12的漠然態度，在翠臺和女兒置氣時“扶著他媽坐下，端了一碗餃子給她，問她吃蒜不？蘸醋不？”13仿佛轉瞬間成為了家中的“頂梁柱”。而尋找這一切的原因，則不免歸結到大坡受到“鄉村振興”事業的鼓舞，認為“如今國家要在農村干大事”14，積極參與籌劃“新養殖模式”就是順應這種歷史大潮流的做法，大坡這個曾經的悶葫蘆從而展現出意氣風發的“新人”面貌。不僅如此，因為鄉村產業的興盛，雖然愛梨和大坡“天天難得看見人影兒”，小兩口卻是“比早先越發恩愛起來”——似乎“鄉村振興”的配套政策一落地，就連鄉村家庭當中大大小小所有矛盾都迎刃而解了。

這種情節轉折與人物轉變的生硬感與小說此前書寫鄉村日常生活的舒緩節奏格格不入，造成了一種突兀感與落差感。類似的還有“大姐大”香羅的前后變化：原本香羅是一副張揚艷麗的“大姐大”打扮，平常十分隨性，“光腳踩著一雙皮拖……裙子也是薄薄的，偏開露出一條白腿來”15，在正式場合也是“一件玫瑰紅羊毛裙，外頭穿一件黑色羊絨大衣，頭發盤起來，兩只金耳墜叮當亂響”16的“成功女性”裝束，在“整頓”之后，則是“穿一件紫羅蘭羊絨大衣，里頭是奶白色毛衣，頭發剪到齊肩，一對耳環亮晶晶的，隨著動作一閃一閃……臉上干干凈凈的，好像是沒化妝，倒顯得清爽秀麗”，一幅洗盡鉛華呈素姿的典雅溫和，這種在衣著上呈現出的戲劇性變化“倒叫人不敢認了”17。如果說大坡和香羅的轉變還有著“政策所及”的依據，那么濫賭的有子和原本無所事事“吃軟飯”的根生開起了書吧就缺乏“浪子回頭”的邏輯依據。而就在領取電暖器補貼時大家感嘆“往后做事還是得隨著大勢。不隨著大勢，非吃虧不行”之后，“偏偏就在這個時候”，“國慶他娘中煤氣，歿了”18，此外還有如“給咱芳村做了件大好事兒”的燕敏家幼兒園，農村婦女們分享的“上北京表彰”的車下救人的田莊英雄，網絡直播的“新農村，新故事”等，密集的戲劇性轉變與“好人好事”雖然帶來了新時代的活潑氣息，但也擾亂了原本舒緩的小說節奏，使得小說后半部分節奏驟然加速，稍顯失衡，似乎等不及向著“轉過年來，臘盡春回”的時節一路進發。

如果說在《陌上》當中，幾乎每一篇章都會描寫芳村在蓬勃無序的現代化進程中所產生的各種現代性困境，以此來表現鄉村心靈的憂郁、徘徊、嬗變，并“以一種如大地般的包容和悲憫書寫‘芳村人’的生命、情感、尊嚴、蓬勃的欲望以及鄉村權力秩序的隱秘邏輯”19。那么在《野望》當中，一切困境的演繹發展，其背后都隱現著一張“鄉村振興”的大手，推動著鄉村生活的前進，無論是芳村人的事業、家庭，甚至感情問題，都在欣欣向榮的“鄉村振興”圖景中得到了解決。但在述及“政策”及其影響所及時，如何避免這種書寫中的“八股味道”就成為了一個新問題。雖然作者在小說中對芳村的“政治氛圍”進行了反復渲染，對大標語和大喇叭的書寫也十分具有新時代鄉村的獨特韻味，但是在直面“政策”和其落地實效時，還是難免這種“好人好事”的浮淺和板滯，難以和此前單純書寫鄉村生活的靈動筆觸達成一致。

日常生活與歷史神話在審美與邏輯上的裂縫讓小說的“真實感”大打折扣。《陌上》與《野望》的“真實性”差別很大程度上在于前者多是以一種詩性的真實進行書寫，而后者在很多情境下進行的是一種紀錄片式的“紀實性”的真實，意在追求更具有廣度、更駁雜地攝入鄉村生活鏡頭，但實際上進行的多是表面營造，而并未深入。如錢鍾書所言：“史家追敘真人實事，每須遙體人情，懸想事勢，設身局中，潛心腔內，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幾入情合理。”20“以心寫史”，不唯表面變動所左右，才能“入情合理”，史家如此，“人學”小說家也應如此。

三

當然，作為“廟堂之高”的政治要為“江湖之遠”做出規定與垂范，當基層難以自身之力解決自身問題的時候，就是高層政治觸手應該加以干預之時。從這一點來說，“鄉村振興”從政治、經濟、生態乃至民風民俗各方面做出的規定與引導是值得肯定的，所取得的成績也是有目共睹的，但在硬性規定之外，在政治觸角力所能及的范圍之外的鄉村心靈的嬗變，更是“新鄉土書寫”應該關注與著筆的。

可以說《陌上》整體籠罩在一層傷感的氛圍之中，似乎小說中的所有人物都有著難以排解的憂愁與心事，“芳村”作為一個整體也處在日益臟亂差的環境之中。這固然是處于轉型期的中國鄉村的真實寫照，并且正由于這種“心思細密”與真實感，《陌上》具有了非同尋常的藝術感染力。而《野望》的整體風格則明快許多，一方面是作為主人公的翠臺這位“70后”鄉村主婦所具有的蓬勃生命力所帶動，另一方面就是由于“進化論”式的在生活頓挫之后昂揚向上的節奏。

付秀瑩作為芳村的鄉土書寫者，也許更希望看到芳村的現狀得到改觀，于是在《野望》中將生活化的芳村并入了歷史化的“振興的鄉村”進行敘述，但在對于鄉村振興的歷史性事件敘述之中，卻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對于“人”本身的關注。研究者稱《陌上》可以視為“當下鄉村世界的精神列傳”21，作者自己也認為：“寫出那些男人女人的心事，也就寫出了芳村的心事，寫出了千千萬萬個村莊的心事，寫出了鄉土中國在一個大時代的浩渺心事。”22在《野望》當中，作者雖然轉散點透視為翠臺這一個焦點敘述，所探索挖掘的“鄉村心事”的深廣度卻遠不及《陌上》，甚至對于翠臺一人精神世界的呈現也略顯板滯。如《陌上》中對于各色人等五彩斑斕的夢境描寫，到了《野望》中只余下翠臺一人的夢境，而著墨最多的是“仙人點化”之夢，這個明顯帶有象征意味的“黃金變糞土”的夢境，不但失去了“夢”本來模糊多解的豐富意味，也在美學呈現上遜色于前作以夢境來呈現“鄉村心事”的瑰麗。這種對于精神世界描繪的美學退步恰恰印證了批評者對于一些鄉土現實題材的批評：“當下一些鄉土文學卻是以現象和事實的描述來取代或替代對人的豐富性、情感性和精神性的雕刻。”23這也正是“歷史神話”的局限所在，重視描繪鄉村的各種“歷史性變革”，注重所謂“神跡”的營造，卻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人”的主體地位。

此外，從情節上來看，《陌上》雖然被論者稱之為是近乎于“無事”的小說24，但是其采用散點透視的方法進行敘述，數十位主人公的生活狀態、精神狀態的斷面展示仍然能夠以極大的豐富性來充實小說，形成當代鄉村生活的一個生動切面，成為“當代鄉村生活斷代史”。而《野望》雖然仍以“無事”的方式展開小說敘述，卻在小說結構上改散點透視為焦點敘述，這就在小說內容的豐富性上造成了一定的空白。哪怕翠臺在不停地串門子，不斷地見證“鄉村振興”的種種實績，卻仍難以填補小說敘述內容豐富性不足的缺憾。

誠然，這種對于當下鄉村“歷史化”或者“史詩化”的訴求固然有其正當與值得稱贊之處，但是作者在文本當中似乎急于證明鄉村正在發生的“歷史性變革”，而缺乏更多的耐心與細致，去深入生活與人心，仔細處理歷史真實與小說藝術真實之間的齟齬之處，從而造成了情節轉折與人物轉變的突兀，損傷了小說的美學內質。失去了生活的依據與邏輯的順暢，小說中的“鄉村振興”呈現出了一種“歷史神話”的樣貌，也使得小說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陌上》所具有的生活實感、細致筆觸與豐富的心靈內容。

我們也可以理解以廣大“70”后作家為中堅力量的“新鄉土書寫”向“歷史化”轉型的努力。此前對于“新鄉土書寫”的詬病之一就在于這些鄉土書寫十分瑣碎，淪于庸常化的生活敘述，如論者所指出的：“這些作品都存在著一個不大不小的問題：重復啰唆、冗長繁瑣。作品中鋪排開來的文字，雖然經過精心的妝點和修飾，但結構拖拉，故事瑣碎，人物形象淹沒在沒完沒了的敘述中，著實讓作品本身的成色大打折扣。”25對于付秀瑩《陌上》的批評也集中于小說的“歷史性”缺失：“遺憾的是，《陌上》里面沒有一個能夠立得起來的理想性、經典性的人物形象……沒有進行更宏偉的、精神上的建構，是這部小說的缺失和遺憾。”26由此觀之，作者在《野望》當中的努力的確克服了《陌上》的一些弊端，但與此同時失卻了一些珍貴的美學特色。

以生活化的形式表達歷史性的內容，在日常生活中傳達出歷史性的因素，是當代文學一直在進行的實踐嘗試，這種嘗試如何在“新鄉土書寫”中繼續，如何將兩者在不損害小說審美與藝術邏輯的前提之下相結合，如何在寫作轉變當中保持作者原本的藝術特色，值得探討也值得嘗試。《陌上》正是因其“小”而成為一部“心靈斷代史”，《野望》試圖“以小見大”書寫一部“鄉村振興史”，雖然略有缺憾，但是書寫新時代“詩史”的嘗試，仍是值得鼓勵與提倡的。中國鄉土的新質亟待于寫作者去深入挖掘，蘊藏于鄉土的生命力正如芳村野蒿“滿村滿野、鋪天蓋地”一般蓬勃不息，我們也期待付秀瑩與更多其他的“新鄉土寫作”在下一步的寫作當中取得足以鐫刻于新時代的文學實績。

[本文為江蘇省研究生科研與實踐創新計劃項目“新時期以來小說城鄉二元敘事的流變”（項目編號：KYCX22_2735）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①②付秀瑩：《陌上》，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6年版，第20、391頁。

③④⑤⑩11 12 13 14 15 16 17 18付秀瑩：《野望》，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22年版，第318、375、385、301、314、38、381、381、56、57、363、359頁。

⑥劉燕：《鄉土社會的恒常與新變——讀付秀瑩長篇小說〈野望〉》，《長篇小說選刊》2022年第4期。

⑦崔慶蕾：《傳統的重量與時代的引力——評付秀瑩長篇小說〈野望〉》，《南方文壇》2022年第5期。

⑧[法]羅蘭·巴特：《神話——大眾文化詮釋》，許薔薔、許綺玲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3頁。

⑨楊位儉：《“十七年”鄉村敘事的“神話”癥候——以〈三里灣〉、〈創業史（第一部）〉、〈艷陽天〉為線索的考察》，《文藝爭鳴》2010年第9期。

19 23張麗軍：《論新時代鄉土文學的現實主義創作》，《中國文學批評》2022年第4期。

20錢鍾書：《管錐編》第1冊，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166頁。

21 24王春林：《當下鄉村世界的精神列傳：論〈陌上〉》，《小說評論》2017年第4期。

22付秀瑩：《為什么如此執著地書寫中國鄉村》，《學習時報》2017年8月4日。

25謝尚發：《新鄉土寫作，或“收拾殘瓦時碰觸的碎響”——從六部近幾年的鄉土小說談開去》，《文藝評論》2018年第2期。

26張麗軍、袁雪：《〈陌上〉：當代鄉土中國的心靈斷代史》，《雨花》2017年第12期。

[作者單位：江蘇師范大學文學院]

[本期責編：王　昉]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