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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先鋒小說在書寫現代性的同時亦對后者產生了規約與助力，而未完成的現代性要求先鋒小說一直在路上。已故“70后”江蘇作家黃孝陽在新的現代性語境中保持了形式探索的熱情并致力于對先鋒小說復雜性及現實感的追求，使文本呈現一種“深思的輕”。這不僅顯示了新世紀先鋒寫作對1980年代先鋒小說的突圍和自身的成熟走向，也對當下中國文學的先鋒性呈現具有啟示意義。

關鍵詞：黃孝陽 先鋒小說 現代性 量子文學觀

現代性自與中世紀決裂以來一路高歌前進，然其不僅時時面臨著多元現代性概念所奏響的各式反調，內部亦是矛盾重重。目睹了現代性浪潮將人從匱乏與迷信的蒙昧狀態中解放出來，又順手將之關入一個充滿異化與失衡的“鐵籠”之中，作為審美現代性矛頭的西方先鋒派文學展示出現代性概念中激烈化和烏托邦化的一面，不遺余力地攻擊著社會現代性所結出的惡果。后現代性又打開了審視存在于多重化身中的現代性的新視角。現代性的發展與先鋒派的藝術努力有著千絲萬縷的內在聯系。卡林內斯庫認為，先鋒派的存在及其有意義的活動必須滿足兩個基本條件，“（1）其代表人物被認為或自認為超前于自身時代的可能性（沒有一種進步的或至少是目標定向的歷史哲學這顯然是不可能的）；（2）需要進行一場艱苦斗爭的觀念，這場斗爭所針對的敵人象征著停滯的力量、過去的專制和舊的思維形式與方式”①，而正是這種在戲擬現代性的同時懷有否定自身的內在傾向的先鋒派，使得現代性某些層面受到規約，整體上不斷演進。現代以來，中國文學的先鋒意識始終自覺地參與著對中國的現代性的書寫、推動和預言。“五四”時期文學革命顛覆儒家思想，并以白話文學語言塑造現代中國人思維的直接形式，這種價值判斷與思維方式上的革新是為最初的先鋒實績。繼而又有新感覺派小說、現代派詩歌等文學形態顯示出有別于傳統與日常秩序的異質性特征。新時期的先鋒小說等創作實踐多借法西方現代派文學力圖擺脫藝術圭臬。此后，在市場經濟影響下文學潮流淡化，先鋒探索的銳氣有所削減，若“所謂先鋒，就是自由”②，那么從來都有一批不知疲倦的寫作者未曾放棄對這種藝術和精神自由的追求與對生存本質的質詢。新世紀以來，中國現代性的生長點非但遠遠未被耗盡，反而呈現出更為錯綜復雜的面貌，它仍然渴望先鋒文學的觀照和修飭。已故“70后”江蘇作家黃孝陽的文學觀與創作實踐既是先鋒文學精神在新的歷史語境下賡續的一種證明，也為新世紀先鋒文學的發展提供了某種可能性途徑。

一、從1980年代的“先鋒小說”談起

1980年代中后期，隨著意識形態的松綁，作家主體性復蘇，“回到文學自身”成為新的期待與實踐。先鋒文學通過對傳統審美觀念和既定藝術秩序的大膽背離，顯示出別樣的審美特征。其中“先鋒小說”的實驗，無疑最具反叛姿態。自1984年馬原以“敘述圈套”消解“深度意義模式”③起，先鋒小說異軍突起，洪峰、殘雪、扎西達娃、蘇童、余華、格非、葉兆言、孫甘露、北村等先鋒主力軍面對終極價值的失落，師法喬伊斯和普魯斯特們“對于用他們自己建構的語言創造新代碼、意味和隱喻的一種極度關注”④，將現實生活中的破碎感、錯位感、荒誕感轉化為新的小說觀念、敘事方式和語言經驗。這是“當文學不再能從意識形態推論實踐中獲取內在動力，它只能以形式主義實驗來尋求從社會領域退卻的途徑”⑤。于是，寫作不再承載厚重的歷史，現實退隱到敘事結構和語言風格背后，真實與虛構的界限不再明顯。這種轉向無疑呈現了形式自身所擁有的審美特質，它在回應1980年代現代性發展對“純文學”想象的同時解構了日常倫理中的某些價值體系與行為規范，適應著消費文化語境下自我意識的建構，為當代文學的多元化發展拓寬了道路。

然而，由于新時期之前的中國文學背負了長時間的政治重擔，力圖逸出意識形態的包圍圈的先鋒作家們切入現代性的方式成了一場某種欲望支配下不涉理路的形式游戲。正如盧卡奇之見，先鋒派是頹廢的同義詞。作家們企圖以放縱對抗虛無、求取救贖的迷狂姿態或使他們得以偷窺到文學的真理，但始終無法掌握它。主體游戲快感獲得的同時也面臨著作品本土經驗的失落、人文關懷的缺失等沉重代價。它就陷入了狹窄之境而難以擁有長足發展的生命力。因此，在商業大潮席卷而來的1990年代，這批先鋒作家紛紛“還俗”。即使不該苛責他們“為稻粱謀”，人們也不應忽略先鋒小說涇渭分明的得失帶來的啟示。

四十余年的改革開放基本上奠定了中國現代性演進的重要基礎，然而政治、經濟等層面發展不能包括現代性的全部內涵。現代性的核心觀念是理性，“五四”開啟的“民主”與“科學”的求索之路仍有無限的實踐延展空間。現代人對現代性的搖旗吶喊與鳴鼓而攻相伴而生，日益生長的現代性正不斷催生新的個人體驗。

審美現代性常常“以一種思維向后和意識向前的模式來規范、指引著啟蒙現代性的發展。它總是以一種先鋒的面孔、激情的思想和否定的立場出現在現代性理論中”⑥，而正是這種對現代性的凝眸與反思使后者不至于肆行無忌。中國的未完成的現代性在指明于新的歷史語境中言說先鋒文學踐行現代性使命之必要的同時也注定了真正的先鋒是一場“一次又一次地重新出發，但永遠也無處抵達”的求索，因為“任何的邊界一旦形成，先鋒就必須從中突圍，以尋找新的生長和創造的空間”⑦。眼下，先鋒小說必須認識到現實不僅僅是當下所置身的這個充滿知識體系沖突、權勢與資本對抗、技術與道德矛盾的現代社會，它還包括作為來處的傳統和被邏輯與概率展望的未來。先鋒小說只有在對自由與獨立的向往中，接通現代性話語的現實基底，以不滿足于日常經驗的反叛性的審美訴求去思考傳統、國族、全球化等命題，站在秩序與混沌的邊緣呈現一種復雜的、及物的、深刻的、催人深思的現代性書寫才能走向寬廣并散發長久的魅力。

許多聲音感慨文學的式微，這種嘆惋看到了消費主義影響下文學熱度的降低卻忽略了文學由于現代性發展呈現的更為廣袤的圖景，在此意義上，可以說文學“在成為母體，猶如水滋養各種藝術形式”⑧。正如1980年代先鋒小說作家中向“新寫實”與“新歷史”轉折或新世紀以來傾心于日常生活縫隙中的某些生存狀態挖掘與自我表現的寫作者，相對于傳統文學對世俗與日常的書寫，他們為文本注入了不少現代性元素，這種經歷了“否定之否定”的小說，是對現實主義文學更深刻的洞悉與祛弊，從而使中國文學呈現新貌，走向豐盈。實際上，先鋒小說也并沒有破琴絕弦，只不過在新的現代性語境中放下了執念，摒棄了橫沖直撞的魯莽，多以平和的敘述姿態吸收傳統與外來的多向經驗對1980年代以來的先鋒小說匡謬正俗。黃孝陽、刁斗、墨白、劉恪、呂新等一批新世紀以來的先鋒作家不再如憤青高聲喧嘩或似納西索斯般地顧影自憐，而將先鋒探索轉化為一種寫作常態，追求“把水設計到水中”⑨。在他們的小說里，文本形式與表現內容相輔相成，啟蒙現代性與審美現代性不再勢同水火，先鋒派對現代性反思與批判功能得以發揮的同時，啟蒙的精神信條能夠繼續踐行。這種平衡正是新世紀先鋒小說在觀照復雜現實中趨向生動與圓熟的標志，亦使其在自我完善的過程中助推現代性發展。其中，黃孝陽繼承了1980年代先鋒小說對于形式探索的熱情并把藝術感受力的測深錘深入到當下的現代性語境并引發高遠的思索，其文學觀念與小說創作呈現的先鋒姿態，無疑更顯示出新世紀作家與當代小說的能力和擔當。

二、渴望“復雜”與量子文學觀

黃孝陽認為，真正的先鋒寫作不應是“一望而知的文本上的怪異扭曲、荒誕變形”，而應是一種渴望沖破邊界，“跨越政治、經濟、科技、文化等諸多學科的壁壘，與人類的自我認知、自我進化相同步”⑩的創造精神，能夠以海納百川的襟懷來回應現代性的無限與開放。

在黃孝陽看來，寫作者以嚴肅的態度從事文學是為首要。只有嚴肅，“才能真正掌握科學的理性思維，擁有悲憫的宗教情懷。這是一個心智成熟的人理解世界的兩種根本途徑”11。現代性催生的過度娛樂化的生活方式悄無聲息地將人庸俗化，不施理性加以節制的狂歡很容易走向意義之虛無，唯有嚴肅和無盡的求索才能深刻洞察、通往覺悟、催生灼見。博爾赫斯認為世界可能是某個主宰的夢，又以文學為夢抵抗虛無。黃孝陽也持有這種神秘猜想，他說：“如果把生視為1，把死視作0，那么任何人的一生都是一串或長或短的計算機語言。上帝敲打著鍵盤，人世即為屏幕，有誰會為屏幕上哪串代碼的消失而倍感傷心嗎？”12或許人類的生存與進化只是宇宙意志的一段運行程序，最終都會隨著熵增走向寂滅，然黃孝陽又明言：“若無眾生，諸神寂寞。”13于是，世界因人之注視而獲得了形與意，嚴肅文學成了劃向彼岸的涉渡之舟，登上這葉扁舟便可以碎片之身觀宇宙萬象，說出：“我就是那無邊的大海，大千世界不過是我岸上的沙子。”14可以說，嚴肅文學追尋的是人的價值和世界的本質，而這正是當代先鋒小說的價值取向。

其次，“傳統雖好，已然匱乏”15是黃孝陽反復陳說的觀點。他曾言，“我是中國傳統的孩子”，“我的根基里面就是中國傳統文化以及自然科學、對現代性的強烈興趣”16。在他這里，傳統與先鋒的要義并不悖反，值得探賾的是如何續接傳統文學的精神，使之在現代性的不可逆的開放社會實現創造性轉化。

黃孝陽的廣泛閱讀和智性思考使他不滿于當下小說對現代性言說的深度與廣度，這也成為他先鋒性反叛的起點。他認為過去的文學經驗固然卓有建樹，但它“不夠”，若沿用之來處理現代性進程中層出不窮的新事物，難免捉襟見肘。誠然，現代性的錯位發展使人們在社會秩序規約下求同茍安，機械復制使文學藝術靈韻消散形成虛假的繁榮。正因如此，西方20世紀的現代性批判往往將矛頭對準大眾文化。先鋒小說要身先士卒地踐行現代性使命，就不能滿足于對現代性的簡單摹寫，而要有對其復雜性的探求。正如卡爾維諾追求一種百科辭典般包羅萬象的現代小說，渴望它能“把各種知識與規則網羅到一起，反映外部世界那種多樣而復雜的面貌”17，黃孝陽認為當代“小說家不要往小里走，要往大里走，要能在內心生起一座爐子，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在文本里給讀者提供政治的、文化的、歷史的、經濟的、藝術的內容，這樣小說才會向死而生”18。當代先鋒小說要在“科技進步所推動的全球化浪潮打開的景深”19中言之有物、意蘊幽深，不僅依賴于對現實生活的深切體察，還須以不斷更新的思維方式和知識結構為支撐。

科學和文學互為隱喻，相互啟發，它們都渴望通往本質與真理。現代性的發展讓科學成為新的神衹，而文學使被現代性打碎的“單面人”恢復完整，二者若能打通彼此偏見的壁壘，現代人便得以在這種融合中走向豐滿，從而更好地認識自己與所置身的世界。有鑒于此，黃孝陽提出“量子文學觀”。經典物理定律可以解釋引力下的所有運動，但它只是近乎正確，在描述量子現象時就完全失效了。量子理論的定律替代牛頓定律，構筑了對世界更精確的描述。可以說，世界并不是“牛頓抓大，量子管小”20，這一切始終都是量子的，牛頓的物理體系是從量子描述中衍生出來。從20世紀初開始，就不斷有馮·諾依曼等研究者將量子力學的發展成果用于意識研究，量子力學不斷成為科學家認識與討論微觀現象的一種普遍有效的概念與語言工具，更是日新月異的信息技術革命的理論基礎。量子理論不僅自身成立且能解釋其他理論，讓那些看似悖論的觀點在一個坐標保持平衡，由于它足夠深邃、寬廣，將之引入文學或能夠為后者提供某種新的闡釋角度。

在量子物理的啟示下，黃孝陽認為傳統小說、現代小說和當代小說的時空觀是全然不同的。傳統文學觀可用研究低速宏觀物理現象的經典物理學來看待，例如牛頓經典力學的時空觀對應傳統文學的線性敘事。“愛因斯坦認為，時空告訴物體如何運動，物體則告訴時空如何彎曲，這是現代小說的時空觀。”21正如博爾赫斯筆下，“背離的、匯合的和平行的時間織成一張不斷增長、錯綜復雜的網。由互相靠攏、分歧、交錯或者永遠互不干擾的時間織成的網絡包含了所有的可能性”22，不同于于牛頓的線性時間，在這張網里，人們可以選中全部選擇。而量子理論的視野中，物質運動和時空涌現，兩者相互作用、彼此生成，為當代小說提供了更異乎尋常的表現空間。黃孝陽又引入量子世界中的“波粒二象性”概念，以此比擬文學作品中人性的復雜表現，認為對文學作品的闡釋與評價取決于觀察角度；再從1927年海森伯提出的“測不準”原理中得到解釋文學作品“所有閱讀都是誤讀”的啟發；也認為在“多宇宙理論”視野下，小說里的世界與現實都是真實的；又在“量子退相干”“熵”“湍流”等眾多物理概念中找到與文學的奇妙對應關系。這物理思維的引入使得科學與文學形成巨大的互釋空間，使得現代小說和當代小說的創作實踐與批評理論與經典物理下的傳統現實主義文學相對應并統一在一個坐標系里。

“量子文學觀”并非堅不可摧，或許就是一種謬誤，但試錯的意義正在于無限接近“對”。黃孝陽深信“只有從各個方面全方位地了解世界，從宏觀的經典物理和微觀的量子物理角度，從數學和詩的角度，通過各種力、場、粒子，通過善與惡，等等，我們才能最終了解文學，了解我們自己，了解我們的家——宇宙背后的意義”23。他對世界的認知、對文學功能的重新定義、對先鋒精神的理解皆表現出了一種大膽反叛與勇敢創新的姿態。

三、“深思的輕”——先鋒小說創作實踐

黃孝陽渴望先鋒寫作能“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他在重視語言和結構的同時增加了文本對現代性的感知與追尋，注重與現實的緊密聯系，文本由此形成一種“深思的輕”，如同一只徜徉于天空的風箏，輕盈、高遠，卻始終與地面有一線相牽。

拂去慣性思維的遮蔽，黃孝陽認為“小說首先是從語言開始，語言是對世界的言說方式，而非故事，其次是結構……小說要有結構，樹狀絕對不是唯一，比如塊莖……”24《旅人書》匠心獨運的結構的和語言將黃孝陽對于形式探索的熱情展露無疑。小說以一首古典詩《高歌取醉念昔時》中的70字依次為名虛構70座城后又增敘62個小故事。城與城、故事與故事之間并無明顯關聯，碎片化結構使得讀者任意打開書步入一座城、咀嚼一個小故事不僅不會產生斷裂感，還有可能因為偶然的尋訪得到意外之喜。小說中的注釋文體頗引人注意，它由文本中任意一個漢字或詞語所觸發，有時是對現實的議論與哲思，有時又以抒情詩的形式呈現，與被注釋的對象形成補充或辯證卻無關原文故事情節，盡顯作者思維之跳躍與言說之意猶未盡。62個小故事則是“旅人回到世俗生活中對‘由天上消失的形成所聚眾城’的凝眸，試圖在千余字的篇幅內完成復調敘述，是對各種故事原型的囊括”25。人間眾生相在頻繁的人稱轉換中如量子疊加般得以呈現。

結構上的先鋒技法在對某種整體性與必然性的反思中解構了傳統敘事，小說語言也使得以傳統現實主義文學經驗解讀《旅人書》難以奏效。黃孝陽以詩性思維對微妙事物如光線、氣味、質地的精確捕捉，并感性呈現為“梨花在空中劃了一下，旅人看見了取城”26，“掛在樹梢的風如同凍死的蛇”27，“死亡是輕盈之舞，是三餐之食”28等表達；又給智性思考找了“‘世界是一盆大火，萬物焚身于其中’。一切都無可挽回地趨向極端，趨向對抗，而最終的結果是：熱寂，或者說審判日”29，“所有的神殿自建成之日，即已注定轟然坍塌之時”30云云作為外套，使得文本空靈而不致輕浮，具有哲學的質地與理性的光輝。

棄絕章法、隨性而為的《旅人書》固然靈動，然它并非一個懸空高蹈、嘩眾取寵的文本。正如馬爾克斯抗辯自己是一個現實主義作家，黃孝陽也如此自認，因為真正的先鋒小說在于以一種對人與世界的重新發現的目光審視復雜現實。黃孝陽以詩性語言的曖昧彌合先鋒形式的凌厲感及其產生的罅隙的同時，又將現實世界的沖突融匯在城中人、旅人和世人的意識流動以及注釋的言說中，以一種輕逸的姿態在隱喻中完成現實批判，而這些或在海底，或為鰻魚，或房子平行懸掛的虛構之城，正是作者觀察、認識、檢驗世界的另一個角度和邏輯。《高城》人確信人體即藝術本身，因此把尸體制成雕塑。來到高城的人在雕塑中看到靈感、死亡的意義，也看到潛在的財富和可怖的權勢，他們為了探知這種雕塑技術的秘密以實現隱秘的欲望，拷打巫師致死。《昔城》里的富人在“阿波羅”節里通過捐獻財富鑄造太陽神像和捐給自己的仇人兩種方式實現民族特定的信仰。《本城》以神話故事般的情節講述了名為“王”的饕餮如喬達摩·悉達多般的求悟出走和再現時如黑洞般對本城一切（包括它自身）的吞沒。62個小故事背后不僅是作者飽覽紅塵的一雙眼睛，更是他的社會在場意識與宗教式的悲憫情懷。他深思何為公平正義，何為真理與謊言的界限，當聽聞一個女人的不幸與苦楚，他會無限感性地訴請：“神啊，我的罪孽高過我的頭頂，請你在怒中責備我，在暴怒中懲罰我，使我的肉無一完全，讓我的骨哀號一生。”31《旅人書》多元的主題充盈著黃孝陽對時空、宗教、道德、民主、人性、藝術等命題的形而上的猜想與思索，它“輕得像鳥，而不是像羽毛”32。

如果說《旅人書》充滿了明顯又復雜的先鋒特質，《眾生》系列小說把相對完整的故事與抽象玄奧的思索搭售，增強了可讀性，更具有親民感，可以看作是黃孝陽的“退回來”之舉。《眾生·設計師》展現了“一個由過去、現在與未來共同構成的漩渦，三者互相影響滲透”33的時空觀，在文本的呈現嵌套式結構中，每后一次敘述都消解著前置敘事生成的意義。小說由亡靈敘述視角開場，林家有的死亡事件是后一個故事中寧強的文本設計，寧強的愛情故事也只是第三個故事里“我”與立衣共同構建的一個關于人工智能系統的作品。正如在電子繞質子運動的軌道外存在著能量更高的軌道，現實世界外或有更高維度的空間，小說啟示著讀者從所置身處跳脫出來看自身，這寸絲半粟是如此渺小卻又如此生動。《眾生·迷宮》中的元慶是“生而知之者”。為了尋找父親元貞的死因，離開肉體，在一尾青色小魚的帶領下進入了父親所設的由123個詞語組成的迷宮，當元慶走出迷宮時，讀者才發現這一切都是元貞的午夜一夢。黃孝陽“揀選若干詞語以為切口，用個體的命運，人的情感，審視塵世的目光，牌陣，以及寓言與隱喻，科幻(可能發生的)與歷史(已經發生的)，正在進行的現實，灌注于這些詞語內部。而這些的和，即為夢境，或者說子宮與矩陣”34。由此，小說顯示出如博爾赫斯敘事迷宮般的玄妙。

《眾生·設計師》中，老婦馬桂花竟在“文革”時期為自保而手刃對自己有養育之恩的地主姨娘，組織鐵姑娘行刑隊殺盡公社的 “四類分子”。奉公守法的高管林家有經辦集團的品牌出租業務，最后造成國有資產流失，在各方權力、資本的博弈中，即使不失足墮樓而死也會被妻子所出軌的該集團老領導指認而在57天后“畏罪自殺”。《眾生·迷宮》里瘦男人的妻與子死于醫療事故，醫方買通鑒定專家推卸責任，瘦男人被指為“醫鬧”，絕望的他火燒醫院，同歸于盡的還有73個無辜之人。詞語故事《蟻群》中，木偶師來到木偶人星球安家落戶，試圖教孩子們做人和獨立思考卻始終未遂，在他絕望離開的很多年后，在宇宙盡頭的一家小餐館，他才了解到原來那個星球上的一切都是虬髯漢的設計，后者寫入木偶人基因的三律令，第一條即是不思考。《眾生》系列小說先鋒形式的設計中淡化了事件的殘酷，但在這不動聲色的敘述背后不難感受到作者暗示讀者再度審視現實與生存的用心。

個人內在于現代性，個人獨創性信念本身也只是社會實踐的結構運動的產物，因此只有將個人置于現實社會的宏大結構中才能更為準確地理解這種存在。黃孝陽以小說創作踐行其“量子文學觀”，力圖突破1980年代以來文學向個人化經驗收縮的局限，呈現更為復雜而廣闊的生存景觀。這種思考和寫作不是“人之唾余”亦非消遣解悶，而是一個人與世界互相生成時的一個痛苦的分娩過程。由此，先鋒小說在對現代性使命的擔當中呈現出一種“莊重的輕”與“靈活的重”。

結 語

正如鮑曼指出，后現代性是現代性的成年階段，它“是一種自身監控的現代性——是清醒地拋棄了曾經不知不覺所做的一切的現代性”35，現代性不斷反觀并超越自身。將1980年代以來的先鋒小說置入中國現代性的發展進程來看，其探索精神與理想情懷一直在抵抗庸常、自我革命的藝術努力中或隱或顯地暗示、規約、助力著現代性無法停歇地發展。黃孝陽以“量子文學觀”與小說創作實踐對日趨復雜的現代性生存景觀和精神命題予以積極而敏銳的審美發現與展示，文本呈現的及物性與現實感是突圍1980年代先鋒小說的重要力量，這或為當下先鋒小說展示了某種可能性途徑，這種可能性是對真實的自由指示。斯人已逝，對現代性仍有無盡的言說與拓展空間，它期待著對走出洞穴的當代先鋒小說予以大格局的觀照與預言。

注釋：

①[美]馬泰·卡林內斯庫：《現代性的五副面孔》，顧愛彬等譯，譯林出版社2019年版，第132頁。

②[法]歐仁·尤奈斯庫：《論先鋒派》，李化譯，《法國作家論文學》，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4年版，第579頁。

③吳亮：《馬原的敘述圈套》，《當代作家評論》1987年3期。

④[英]戴維·哈維：《現代性與現代主義》，《文化現代性精粹讀本》，周憲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 213頁。

⑤陳曉明：《無邊的挑戰》，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100頁。

⑥胡鵬林：《文學現代性·總序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6頁。

⑦謝有順：《文學的路標——1985年后中國小說的一種讀法》，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2頁。

⑧⑨⑩ 11 12 15 19 21 23 24黃孝陽：《這人眼所望處》，安徽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第55、289、18、91、293、154、23、5、105、93頁。

13黃孝陽：《眾生·設計師》，作家出版社2016年版，扉頁。

14[黎巴嫩]卡里·紀伯倫：《先知·沙與沫》，冰心譯，湖南文藝出版社2019年版，第50頁。

16 18張娟、黃孝陽：《“70后這代會成為一個群星璀璨的時代”——訪談錄》，《小說評論》2021年第4期。

17 32[意]伊塔洛·卡爾維：《美國講稿》，蕭天佑譯，譯林出版社2019年版，第107、17頁。

20[英]布萊恩·考克斯、杰夫·福修：《量子宇宙》，王一帆譯，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21年版，第20頁。

22[阿根廷]博爾赫斯：《小徑分岔的花園》，王永年譯，浙江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52頁。

25 26 27 28 29 30 31黃孝陽：《旅人書》，上海文藝出版社2021年版，第224、10、100、14、116—117、222、298頁。

33《〈眾生·設計師〉內容簡介》，《長篇小說選刊》2017年第2期。

34黃孝陽：《后記：幾句閑話》，《眾生：迷宮》，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7年版，第310頁。

35[英]齊格蒙特·鮑曼：《現代性與矛盾性》，邵迎生譯，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第409頁。

[作者單位：延安大學文學院]

[本期責編：王　昉]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