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內容提要： 2009年鄧一光舉家南下深圳成為他寫作的分水嶺。暫停后爆發式的深圳敘事與此前的軍旅題材同樣光芒四射。鄧一光對現代城市豐富性的探索引人注目。2019年長篇《人，或所有的士兵》出版，敘事聚焦“二戰”期的灣區，以一個中日混血戰俘的審訊展開對戰爭與和平、人與士兵、個體與共同體等宏大命題的思考。宏闊的全球視野、抵制認知的簡單化、回到歷史情境、拓寬價值認同等諸種努力將中國的抗日書寫推到嶄新的水準。

關鍵詞：鄧一光 深圳敘事 軍旅 神性

一、鄧一光的早期寫作

鄧一光，1956年出生于重慶市一個軍人家庭，祖籍湖北麻城，母親是蒙古族人。自幼隨父母輾轉各地，流動的生活讓他沒有像其他“50后”一樣具有根深蒂固的故鄉情結。軍人家庭的管教相對嚴厲，幼時鄧一光便躲在被窩里偷看父母禁止的書籍，閱讀開啟了他的幻想之旅。1974年，鄧一光高中畢業，離開重慶到開縣插隊務農，借著微亮的煤油燈閱覽農民和會計家的舊書、線裝書。圖書為他在貧瘠動蕩的年代構建了另一個富饒的世界。

1980年代，鄧一光開始文學創作，陸續出版了《我是太陽》《想起草原》《一朵花能不能不開放》《我是我的神》等十部長篇小說，《狼行成雙》《深圳藍》等中短篇小說集。對現代歷史的得心應手讓他的軍旅小說別具一格，《父親是個兵》獲得魯迅文學獎，他成為當代中國硬漢文學的代言人，如孟繁華所曰：“他筆力遒勁，濃墨重彩；人物剛烈偉岸，襟懷坦蕩。鮮明的個人風格，使他的戰爭小說卓然不群。但是，我們也必須承認，盡管他的這些作品有非常高的個人辨識度，其來路和譜系也不難識別——他對當代傳統的革命歷史文化、甚至傳統的古代經典小說，有繼承有借鑒當然更有發展。”1鄧一光的創作并未止步不前或定型僵滯，施戰軍認為鄧一光是一個成長型作家。他不僅在寫作上積極拓疆擴土，而且在生活中勇敢走出舒適區。多羅茜婭·布蘭德在《成為作家》中曾說道，真正的作家應該具備兩個重要條件：“具有對新事物好奇敏捷的反應能力，對舊事物記憶猶新的能力，好像每一個生命的印跡和特征都是剛剛脫胎于造物之手一樣新奇，絲毫不會覺得了無新意而快速將它們歸類存檔，放入干巴巴的記憶里；對環境變化的感受如此敏銳，枯燥乏味一詞對他毫無意義。對于亞里士多德在兩千多年前說的‘事物之間的相互聯系’，他總是在悉心觀察。”2從現代城市發現鄉土中國的常與變亦是鄧一光的寫作動力。

2009年，鄧一光經過一番考察之后，舉家南下深圳。深圳缺乏像北京、西安、南京等很多大城市積淀的豐厚文化傳統，但卻是整個現代中國最年輕、最具生機、最富活力和吸引力的森林城市。鄧一光從自己的行走、感觀入手來理解深圳：“我把深圳當成一座森林，我不可能走遍這座森林，甚至連了解它都是困難的。好在我是這樣一個生命，具有想象能力，以及講故事的欲望，也許我會用我的寫作完成一次對‘我的深圳’的建構。”3母系游牧民族的血液讓他對森林或草原充滿神往，本能地親近大自然。他對深圳的書寫自然而然地從“紅樹林”開始。2011年元旦凌晨，他從彩田公園桑樹、棕櫚、蘇木等植物的威迫中脫身，回到家中寫下了《我在紅樹林想到的事情》。創作的靈感和欲望如洪水沖閘，在三個半月之內，他一口氣寫下十二篇關于深圳的短篇小說，從此踏上深圳敘述之旅。4

截至2022年，鄧一光共出版了六部深圳中短篇小說集，共五十多篇小說。這依靠個人認知史建構的深圳書寫，超越了城市文學書寫范式。鄧一光與南方常綠的植被、四季都開的鮮花、不期而至的臺風、海洋的腥味為友，當然，他更關心的是生活在這個空間中的兩千萬人，關心青年作家的成長，積極介入深圳的文學生活。這座城市呈現的是永不停息的流動，以及多種矛盾構成的漩渦，鄧一光就在這種困惑與紛爭中探詢新的城市美學。

二、深圳：鄧一光的“中年變法”

來深圳前，鄧一光就在文學界、影視界具有廣泛的聲譽。硬朗與浪漫交織為他奠定了特定的辨識度，詩歌和女性題材則讓他感受柔韌與隱幽。這兩副筆墨形成鄧一光寫作的辯證法，詩意在寫實的縫隙中蕩漾，這對蒼茫的草原和擁擠的都市同樣適用，畢竟，無論何種題材，小說最終要處理的對象是人性，如何詩意而平常地想象人的生活、身體與靈魂是作家至關重要的命題。回顧鄧一光的創作歷程，深圳書寫可以說是作家的“中年變法”，鄧一光與深圳互為闖入者：青春的深圳闖入作家的天命，作家以豐盈的寫作經驗回應之。

現代城市就像蒙面少女擁有多副面紗。四十多年來，深圳像吸鐵石般吸引著千萬青年前來打工、創業、淘金、尋夢，也像細篩淘金一樣讓軟弱者出局，“吾往矣”本身就是時代最為壯麗的風景。鄧一光擱下自己最擅長操持的武器，合上歷史的黃鐘大呂，直面這座謎一樣的城市。書寫五彩斑斕、變化多端的都市考驗一個作家的臨場應變能力，而揣摩青年一代千變萬化的心和涌動不息的欲望，以他們的立場來進行第一人稱敘事，這對知天命年紀的作者也是頗有難度的。在《你可以讓百合生長》中，他大量使用了“親”“腐女”“蕾絲邊”之類的網絡詞匯，他由這種時尚的網絡語言建立自己的時代觸覺；在《深圳藍》中，他讓男、女主角將情感寄托在虛擬的網絡世界中。與網絡保持深度接觸不僅是一種姿態，更是一種觀念。鄧一光一邊寫小說，一邊寫劇本，這都反映了作家更為開放的觀念，他并不歧視劇本、網絡，而是盡可能地拓展自身經驗的邊界，利用新技術豐富自己的人生和寫作。更貼切地說，作者是保持青春的心理年齡，與身邊的城市戀愛。

沒有哪個作家像鄧一光這樣將身處的城市如此隆重地赫然置于標題：《深圳藍》《深圳細節》《深圳在北緯22°27＇-22°52＇》，深圳二字猶如魔法讓他心心念念。他還將紅樹林、市民中心、歡樂海岸、萬象城等標志性地名一 一嵌進標題中，將這座城市變成自己的骨肉。

和內地書寫者不同，深圳的書寫者至少要多做一件事，回答自己與生活著的這座城市之間的關系，以及自己在這座城市里究竟能寫什么和怎么寫這樣一些令人苦惱的問題……他們更多的是在生存原則和移民符號的命名下，而非寫作的意義上，把自己與這座城市聯系起來了……你在深圳幾乎找不到一個從容不迫的書寫者，這其中也包括少數幾個城市公共資源的占有者，你甚至找不到一個有理論準備和書寫謀略的城市書寫的這種潛伏者。

……人們看到的只是一個個以深圳為統一命名的格式化的寫作行為……5

鄧一光并未止步于一個“深圳”的文字“制造”者，他像波德萊爾漫游巴黎一樣觀察深圳，像桑塔格倡導的那樣通過暗示和聯想來書寫深圳這個現代城市的精神。他為修車工人、流水線工人、保潔工人畫像，也為問題少女、瑜伽教練、音樂老師、高級技術人才等人物的心靈存照。每個人都是城市的他者，懷揣夢想而來，生活的喘息不能湮滅內心的烈火，每個深圳人都在與生活進行持續的對抗和艱難的和解。現實生活的臨摹與精神層面的象征相輔相成，營造出城市的立體空間。

在《我在紅樹林想到的事情》中，鄧一光試圖思考“紅樹林”屬于誰，城市與自然風景的關系被修改。這篇小說奠定了寫作的“地方路徑”：具象與抽象、物質生活與精神家園、風景與權力、人與大自然，一切變化著，卻藕斷絲連著。買不起房的“我”與一個擁有房子然而鑰匙生銹的土著男人有一場夢幻般的偶遇，不管是作為新移民的“我”尋找房子，還是作為原住民的他尋找母親和母親的男人們，都隱含著個人在陌生的城市中尋覓精神家園的企圖。然而，城市卻以毀壞紅樹林的方式不管不顧地擴張，恰如文中所述：“城市的夙愿就是發達。城市才不管別的，不管誰能不能進入，誰能不能回來……”6英國靠圈地運動率先翻開資本主義的扉頁，歷史是不依道德意志發展的。深圳和灣區的問題不僅是中國問題，也是工業化、城市化、全球化帶來的世界難題。鄧一光的書寫凝結著他對時代的總體性的思考，書寫深圳是他書寫現代中國的路徑。正如李怡指出：“重新定義文學的‘地方路徑’，我們的結論是，‘地方’不僅僅是‘中國’的局部，它其實就是一個又一個不可替代的‘中國’，是‘中國’本身。從‘地方路徑’出發，我們不是走向地域性的自夸與自戀，而是通達形色各異又交流融通的‘現代中國’。”7在大都市買不起房是個時代難題甚至世界難題，控訴是容易的。鄧一光并不控訴，他思考，他呈現。

短篇《寶貝，我們去北大》比單純講述底層苦難有更幽深的抱負，小說中不同階層的欲望互相沖突：富人日益膨脹的欲望與打工者基本的生存欲望的沖突如此昭然。王川夫婦是深圳無數打工者中的一對：王川是修理工，妻子剛擺脫流水線。敘述視點不斷在王川的工作和個人生活中轉換，工作時他跟各種名車——上層社會的“寶貝”打交道；而回到家里，他發現自己的寶貝妻子咳嗽得厲害，權衡多次之后決定帶她去“北大”（不是大學而是深圳最好的醫院）看生殖科。這對夫妻已經到了生育倒計時的年齡，他們把青春和憧憬全獻給了這座嶄新的效率至上的城市——這是為光鮮的城市付出人生和激情的基層打工者生活的真相。

《在龍華跳舞的兩個原則》中的夫妻就叫“他”和“她”，這樣一對沒有名字的男女代表著這個城市的常態。他們的結合不談愛情，二人分合多次，這次他下定決心為她舍棄管理工作，準備到她工作的FC廠求職；三色工衣將打工者分成三六九等，她知道他為她付出的一切，于是辭掉工作準備隨他去其他廠。事情戲劇性地同時發生，他們為了跟隨對方而各自失去了一個機會，意愿的落空傳遞了比物質滿足更深沉的愛意，與歐·亨利的經典短篇《麥琪的禮物》的基本結構異曲同工。一個夜晚，她想去廣場跳舞，想暫時從家庭生活中逃逸出去，他卻對她宣布兩個原則。男權社會男性對妻子的身體有支配權，這種權力感流淌在男性的基因中，而跳舞的肢體接觸卻對此進行無聲的挑戰。細小的切口曲徑通幽地深入到精神深處的創傷，深入到古老而新鮮的兩性戰爭。

《萬象城不知道錢的命運》從春運搶票寫起。德林，深圳某單位的雜工組長。在老家，他上有七十三歲的老母親，下有正上大學的大女兒和想要新款iphone手機的小女兒，還有一個犯罪坐牢的哥哥和犯癲癇病的姐姐……為了放假的值班費、新年利是，為了不在老家封紅包，德林決定一個人留在深圳過年。他到郵局給老家寄錢，一年的血汗錢變成了一張匯款單。作者并沒有趁此放飛催淚彈，而是筆鋒一轉描繪德林眼中的萬象城：干凈整體的街道、琳瑯滿目的物品、五光十色的霓虹燈、張燈結彩的節日氛圍、服務生的職業微笑迎面而來……城市并不對底層吝嗇自身的魅力，反而為他一現曇花，就像土地永遠敞開胸懷。

《離市民中心兩百米》處理了不同層次、不同身份的人對新興城市的情感認同：年輕一代熱衷于將自己與城市融合起來，而那個在市民中心打掃了三年零七個月衛生的保潔工人從未走進過市民大廳，這極大地刺激了執意要在城市中心安居的女主人公安潔。市民中心是權力、城市、現代的象征，老人雖然為城市掃走了如山的垃圾，使城市變得清潔、整齊，卻無法對這座自己掃凈的城市產生認同。文尾年老的保潔工說道：“我只知道，我不是深圳人，從來不是，一直不是。”8這與男女主人公曾在別國的廣場走過時涌出的情感一樣。現代生活的疏離經驗是保護自我的外殼，使我們產生生活在別處的詩意與淡然，所謂“萬人如海一身藏”，城市是一套貌似自由的盔甲。

《你可以讓百合生長》中的問題少女蘭小柯不過是位十四歲的中學生，卻要面對分裂的家庭。我們的注意力被媒體聚焦的獨生子一代的驕寵、自私、自我和留守兒童的孤獨問題所吸引，殊不知被父母帶到城市的第二代移民承受著更加巨大的生存壓力。蘭小柯靠著社會的救濟生活，用一切骯臟的話語包裹自己脆弱的部分，被生活逼迫著分泌出強大的理性力量支持著自己成長，支撐起這個搖搖晃晃的家庭。音樂的引路人左漸將的出現，讓蘭小寶和蘭小柯得到了救贖，他們進了學校的合唱團，并獲得了世界大獎。病魔吞噬著左漸將的生命，他卻將力量傳遞給了蘭小柯。療愈故事本身并不新穎，但時代背景為之注入了新意并擁有了寫實的基礎。

《深圳在北緯22°27＇-22°52＇》可以視為深圳敘事的標志性成果，中篇講述一對中產階級夫妻的生活：丈夫是監理工程師，妻子是瑜伽教練。小說拋棄線性的敘事讓夢境與現實、夫妻性別互照。如果說監理工程師的壓力是由于責任太大、工作時間過長而產生的，那么瑜伽教練，一個每天以修身、修心為職業，給客戶上心靈呼吸課的教練何以同樣產生巨大的焦慮？從瑜伽職業化、普及化的狀況可以窺見，城市不僅盛產可見的生活垃圾，而且生產無形的情緒垃圾。身心分裂、心不在焉乃現代人最常見的疾病，唯有夢中自我方可顯形。監理工程師變成了一匹在草原上飛速奔馳的“照夜白”，而瑜伽教練則在夢中變成一只飛舞的蝴蝶，二者皆為自由的隱喻。對于鄧一光這樣一個將草原融于血液的作家來說，夢想必定跟草原、駿馬、蝴蝶等自然意象聯系在一起。奔跑和飛翔是生命不能抗拒的誘惑，尤其是對身陷追求速度與效率的大都市的人們而言。

三、作為反思對象的城市敘事

社會學家孫立平曾經以“斷裂”“失衡”來描述1990年代以來中國的社會結構，廣場、地標與城中村的赫然對立一定程度印證了他的判斷。鄉村與都市的二元對立讓我們對打工者的想象逐漸固化：工廠、流水線、加班、拖欠工資、日復一日、缺乏認同……底層文學這個“偽命題”作為一種模式鑲嵌進我們的腦海，黯淡無華。深圳包容，敢于提出“來了就是深圳人”，雖然還只是理想。“圍城”環繞著希望和機會，流動的、斑斕的城市生活尤其給人自由感，給文學新的舞臺和講述空間。鄧一光從中窺見現代的光芒。

《深圳藍》從臺風“貝碧嘉”開始，命運的臺風也無情地刮進男主角戴有高的人生：婚姻失敗之后前妻李愛帶著新男友住著他的房子，卻對他毫無眷戀；事業遭遇瓶頸，戴有高靠游戲《模擬人生》打發時光，但游戲并未給他帶來虛擬的滿足。比他問題更多的少女呂東東生硬地闖入他的生活，她就住在他宿舍樓上，某日竟往公共Q群里發驚悚圖片。戴有高和呂東東都有那么一點點“不正常”，這種不正常就像一場未及預報的臺風，時常會在這座海濱城市一掃而過。小說并未出示廉價的溫情，而是將我們帶進風暴中心，讓我們自己體驗懸而未決的生活常態。鄧一光曾經談道：“好的小說，一定能經得住三個方面的追問：是否具有發人深思和有別于社會主流歷史觀的個人生命經驗；對現實盡可能超越的程度；豐富而獨特的想象力。我認為，社會的倫理性要求始終在混淆著小說的可能性訴求，這是所有小說家面對的困惑。沒有任何作品不帶有作家的主體經驗和認知，這些主體經驗和認知中，質疑精神、批判意識和對生命存在的終極關懷構成了小說核心的、同時也是最根本的意義。”9

如果說鄉土文學與熟人社會的溫情、忠孝仁義等傳統價值息息相關的話，城市文學必與市場、文明、民主、秩序、富足等現代價值緊密相聯，我們需要新的敘述方式來讓城市文學具有鄉土文學所不曾擁有的敘述向度和現代氣質。在鄧一光的敘述世界中，男性并不必然具有性別優越感，也不理所當然地擁有女性身體乃至生命的支配權；離婚不會讓女性的價值打折，熟女自有其不可替代的個性和魅力。《深圳藍》中的李愛勇敢地與有房產、高薪的戴有高離婚，戴有高仍愿意將房子留給前妻住以便再續前緣；在《寶貝，我們去北大》《在龍華跳舞的兩個原則》等作品中，男主人公雖然處境不盡如人意，但都非常疼愛女性，對女主人充滿柔情：為太太倒水、洗工裝、做飯、到陽臺抽煙……這些微不足道卻熠熠發光的細節重新喚起我們對愛情的信賴，也喚起我們對城市文明的信賴。

鄧一光的小說貫注著他對城市的思考，他在《要橘子還是梅林》中寫道：“城市的確有一種強大的功能，它被建立起來，建設一座龐大的機器，它需要大量的原材料，就是人。城市吞噬掉成千上萬的人，吸取他們的青春活力、智慧才華、貪婪欲望、個人夢想，這是了不起的營養，城市就是這么長大的。”從“紅樹林”到“香蜜湖”，一片樹林、一片湖都可能成為青春地標，鄧一光試圖從敘事空間和人的變化中捕捉深圳精神的變與常：作為一個飛速崛起、擴張、升級、迭代的移民城市，它自身的起跑速度和加速度都有別于其他地方。僅僅四十年，深圳的常住人口由三十多萬增長到超過兩千萬，而且產業更新目不暇接，以高科技領跑，這就是全球矚目的深圳速度。瞄準速度感，抓住流動性，也就抵達了現代城市的核心。

《香蜜湖漏了》是一個具有強烈回顧、反思氣質的作品。敘事從臺風中展開，講述“我”與香港的“藍八”這對中年情侶的約會，故事眼看著要朝浪漫一路發展，卻像臺風突然轉向，在沉思、沉吟處登陸。當年合租屋子的“十三使徒”來自不同的家鄉，帶著不同的學歷，多數分到了城市化的一杯羹。深圳也承載他們的似水年華，“等我們都站在那個被叫作前程的地方，熱情已檣傾楫摧，內心滿是滄桑”，本來“能佐證每年十幾個臺風源源不斷到來的理由的”香蜜湖變得越來越小、越來越不像湖。香蜜湖成為深圳城市精神源泉的隱喻，“我有個奇怪的念頭，我認為香蜜湖在漏。它的某處地方與地心連接著，地心里藏著一個偷竊土地血液的大家伙，湖水被不斷吸食到它肚子里，這就是香蜜湖越來越小的原因”10。香蜜湖是深圳人青春的元氣、夢想、動力和行動的源頭。工業園區是現代都市至為典型的配置，南來尋夢的人們來來去去，他們在此付出青春、勇氣和夢想。人與城市到底是何種關系？有些人分享了城市發展的紅利成為財務自由者；有些人憑借智慧和開創精神創業成為成功人士，無論結果如何，他們無不對青春逝去悵然若失，對奮斗百感交集，對香蜜湖一往情深。

雷蒙·威廉斯以文化研究的視角梳理自工業革命以來英國的鄉村和城市關系的演變史，他既對鄉村田園牧歌進行袪魅，也對城市進步主義進行批判，讓我們知曉城、鄉貌似二元對立的概念實際上“是密不可分的，它們同時存在于資本主義經濟內部充斥著種種危機的總體發展過程中”11。城市是工業革命改變世界歷史的結果，效率追求使現代城市的每個角落都充滿機器的轟鳴，噪音見證了混亂和速率的辯證，機器不斷地取代人的位置，將人往更深奧更逼仄的空間里趕。從寧靜的鄉村到喧嘩的都市，大規模的位移是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最深刻的社會景觀，也是這段時期文學敘事所要面對和處理的核心問題。城市的整潔和秩序掩蓋了被繁忙遺忘的歷史基礎，水泥地面阻擋了我們與泥水的親密接觸，朝九晚五的律令取代了花開花落和日月交替，每天的時鐘規劃了我們具象的生活方式，履歷表簡化了豐富的人生和自我，量化削減記憶，數據統治人生。鄧一光對深圳的摹寫與反思是對這種被壓縮的人生的細致回放，讓人生不同的片段散發出自我獨具的氣息。

四、探尋現代都市之根

持續十幾年的深圳書寫于鄧一光并非同義反復，而是螺旋式上升，不斷拓展敘事的廣度與深度；同時下沉至幽暗的根部。從“紅樹林”開始他就用一只眼打量這座新興移民城市的過往，以多維度的視角對這片土地進行觀照。他借人物之口感嘆要找一個土著極為困難，也嘗試過一些以客家人為原型的小說或者在小說中插入一兩個本土人。但這些還不夠，他要將筆伸進塵埃深處，深挖這座城市的根。到歷史中去！2019年，鴻篇巨制《人，或所有的士兵》出版，引起文壇廣泛的反響，可以視為鄧一光的標志性成果，是戰爭題材的“例外”！多年的夙愿凝結而成的長篇巧妙地回歸作家熟稔的軍事題材，以嶄新的方式對生活世界進行尋根溯源。小說深化了對戰爭與和平、文明與掠奪、人與國族等宏大命題的整體思考，同時呈現現代性敘事語境中的“弱德之美”。文本在敘事形式、敘事空間和人物設置方面做出了有力的探索，開放的敘事姿態帶來視野的開放、音部的開放與價值的開放，極大地提高了中國戰爭小說的敘事水準。

鄧一光毫不猶豫地宣布：“任何美化都是背叛，所有生存皆為僥幸。”這是一位軍旅作家對戰爭史的長期思索所得，正如魯迅從歷史閱讀中得出的“吃人”二字一樣振聾發聵。新作中他直接以戰俘作為小說的主角，戰俘是戰爭的出局者、無用者，是英雄、勝利者的反面，戰俘需要花費全部的心力去進行“殊死搏斗”，方能在“士兵”的符號下重新確立自我。竹內好曾說：“歷史并非空虛的時間形式。如果沒有無數為了自我確立而進行殊死搏斗的瞬間，不僅會失掉自我，而且也將失掉歷史。”12戰俘中尉軍需官郁漱石的身份十分獨特：父親是國民政府國防委員會高級參議，上將軍銜，信奉戰死沙場的單一價值；生母是幾乎不在場的日本女子，構成郁漱石的隱痛；養母尹云英是傳統中國女性，子女接連奔赴沙場給她帶來難以愈合的創傷。郁漱石得到養母的偏愛，受到良好的私塾教育，沉迷于文藝，但大家庭人員混雜，異母的二姐污蔑他生母為“臟女人”，女傭亦調戲他。養母幫助他赴日留學，他對日本的審美情有獨鐘，會心于和歌的“優雅纖細”“余情幽玄”以及《萬葉集》“質樸真摯”的風格，渴望成為博學者、思考者。他的父親戰功顯赫，兩個哥哥和兩個姐姐或戰死沙場或勇立功勛。“他們是國家的棟梁，我不是，我的一腔熱血只對我自己有用。”13郁漱石與家庭環境格格不入，深深地厭倦塵世的一切。養母理解這個專注于內心生活的孩子，在中日關系極度惡化時建議下他離開日本去美國工作，抗日戰爭開始后他在父親的命令下回國被動卷入戰爭，最后不幸被日軍俘虜，在位于燊島叢林的戰俘營中度過三年零八個月的囚禁生活，最終絕望自盡。郁漱石所認同的纖細、幽玄及例外之美卻經久流傳。

郁漱石呈現了民族認同和文化認同的雙重困難。他懂得粵方言、漢語、日文、英文。受語言文化的復雜性塑造，他身上承載著被動的全球性，不同文化在戰爭中沖突與融合。他父親是典型的民族主義者，但是卻與日本的女學者生下了他，這個民族文化雜交的人從未見過自己的母親，卻本能地親近日本文化。這為他建構身份認同帶來難度，比《青春之歌》中林道靜建立階級認同的難度大得多。塑造思想復雜、認同艱難的“孤勇者”，是鄧一光的興趣所在，他將敘事空間設置為戰爭、監獄等向死而生的極端環境，此時，人的外部光環一一褪去，真實的自我得以敞亮。伍爾夫認為：“真實就是把一天的日子剝去外皮之后剩下的東西，就是往昔的歲月和我們的愛憎所留下的東西。”14面對戰爭的極端環境，鄧一光宣布“我是我的神”，戰爭情境中，敵/我、勝/負的簡化極易導致認知的兩極思維和高度簡化，導致文化的單純化。而事實上，文化是流動的，人的認同亦是變化的。神性不外于人性，道心不外于人心，只有回到日夜涌動的內心深處才能探詢神性的真諦。

《人，或所有的士兵》以國民政府軍事法庭的庭審為敘事縱軸，以戰俘法庭陳述和庭外調查、供述、舉證及旁述為橫軸，共同鋪陳出郁漱石的生命史以及“二戰”中太平洋保衛戰的剪影，戰爭及人們對其的成見均被重新審視。第一頁自辯開始，郁漱石就質疑侵華戰爭的開端時間，這擲地有聲的質詢顛覆我們的固念，自動彈出的觀念是經不起推敲的，觀念亦會隨時代更替、史料披露而變化。隨著全球化的深入和高科技的支撐，全球史觀更多地關注人類文明的碰撞、互動與融合而不是國族文化的沖突、分裂和對抗，盡管目前國族之間的紛爭是一直存在而且有擴大的趨向，但網絡所提供的全球交往平臺正在加強塑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力量。

發黃的新安縣地圖將我們帶回歷史現場，這就是大灣區的前身，是海上絲綢之路必經的港口。作為敘事空間的香港兼具歷史與現實的雙重復雜性，與主角身份的復雜異曲同工。流動性與現代文明相互伴隨，每個人、每塊土地都在經受現代洗禮。詹姆遜強調，“如果我們要保持小說是‘歷史的’，仿佛我們必須回到對主體/客體的選擇，必然不由自主地選擇歷史上某個有日期的著名時間”15。小說像奧登的詩歌一樣將敘事空間所發生的一切與“二戰”勾連，這個時期的香港匯集了英國、日本、美國、印度、越南、菲律賓、俄國等諸多勢力。在全球史觀的燭照下，真實的歷史事件、政府要員、知名作家與虛構的人物、細節和空間織就飽滿的歷史感。

文尾附錄的參考文獻顯示了鄧一光為此所做的扎實而廣泛的素材積累。為詳盡占有素材，他多次出入香港，并得到英國國家檔案館和日本等世界各國的眾多檔案、文件、視頻、影像資料，這為作家想象歷史、建構真實提供了第一手資料。多視角、多音部的講述與多重互補互證有力地恢復了主角的生命歷程和立體的心靈世界。郁漱石是一位有清潔人格、超邁美學追求的俘虜，他長時間生活在死亡與饑餓的威脅中、恐懼與屈辱的高壓下，但是環境并未讓原本恭讓、軟弱的他屈服。在戰俘營，善感的郁漱石盡一切可能幫助獄友獲得藥物，利用自己的外語優勢與不同國度的軍官和士兵打交道，他能夠與日本長官飯島討論超現實主義繪畫，能夠與妓女談論喜怒哀樂，也幫助控制俘虜營的管理者從老家那邊弄到緊缺物資。對初戀情人的執著和對從未謀面的生母的牽掛成為他活下去的全部動力。最后他留給生母的信中提及的遺物是“飛舞姿勢的蝶蛾”標本和植物的種子，以及一些不曾使用的名字。這幾樣毫不相干的事物勾勒出一顆向往自由的靈魂，蝴蝶在文學歷史上有極為豐富的意蘊，也是鄧一光十分鐘情的意象。作者借此伸張了一種超越國族利益的和平愿景，捍衛夢境，捍衛每個個體的心靈價值。

相比于革命歷史小說，1980年代現代化敘事整體上傾向發掘英雄身上普通人的色彩，在對宏大敘事的反叛中，莫言歌頌人壓抑不住的生命力，敞亮在官方之外廣闊的民間；余華發現農業文明培育出漢民族的植物性與承受力，“好死不如賴活著”。鄧一光不愿意將生活降低為茍活，他關心人的活法而不是讓人被物化，致力于呈現人性的價值和意義，無論身處何種境遇，人還有心中那一點念想與夢。《父親是個兵》等作品歌頌戰士的陽光、俠義與血性，又將戰地上叱詫風云的將領還原為普通的“士兵”，書寫他們的愛恨情仇，他們的理想、血性、家國情懷與個人的貪婪、私怨、情仇均是人性的呈現。在《風很大》中他寫道：“她希望有力而深刻地生活，在日后宣稱自己真實地生活過，但不曾做到……”16在許多作品中，人物都執著于夢，夢乃是被現實壓抑的生命力和創造力。

《人，或所有的士兵》的主角郁漱石身份殊異，敏感、脆弱和特殊的人生際遇讓他更自然地親近與他同時代的女作家蕭紅和張愛玲，她們均從民族國家的整體語境中逸出，將筆鋒對準個人記憶和創痛。流離失所的蕭紅在炮火聲中的香港淺水灣病故，卻用病弱之軀為我們留下純真美好的回憶空間——兒時跟隨祖父勞作的后花園，她以與男性作家截然不同的方式書寫故園。張愛玲在《燼余錄》中透露：“香港之戰予我的印象幾乎完全限于一些不相干的事。我沒有寫歷史的志愿，也沒有資格評論史家應持何種態度，可是私下里總希望他們多說點不相干的話。”“不相干”可以看成理解張愛玲的關鍵詞，《色戒》以進步女學生王佳芝投身革命為題材，刺殺只差臨門一腳，張愛玲卻讓她為愛情而死，這是對革命加戀愛敘事模式的反轉。

音樂旋律成為鄧一光調動聽覺、構筑空靈之境的重要手法。音樂能超越語言的局限，如彭斯的《友誼地久天長》能夠風靡全球，被不同語言的族群欣賞、傳播。《人，或所有的士兵》字里行間流淌著德沃夏克關于離別的音樂，美國奧德威以英文填寫的《夢見家和母親》，犬童球溪以日語填寫的《旅愁》（這也是戀人加代子喜歡吟唱的歌）、李叔同用中文寫出的《送別》，這些歌曲的全球化說明人類對離情有共鳴，美可以跨越語言、民族、國別的界限。而丑惡的戰爭正是引發生離死別的罪魁禍首。作者深知歷史的鐘擺總是在戰爭與和平中搖晃，“正如熱愛和平是人類最基本的傳統一樣，熱愛戰爭同樣是人類難以割舍的另一個傳統，人們不是什么時候才能學會互相妥協、容忍寬大，而是注定了要為此付出一代又一代的努力，或者終究沒有這種可能”17。事實上，絕大部分戰爭都披著和平的外衣進行。戰爭與和平都來自人類根深蒂固的本能，秩序和擴張都十分誘人，伯恩斯坦對惡的研究指明：“我們永遠也不要低估我們基本沖動和本能的力量和能量，也不要低估精神矛盾的深度。我們永遠不要自欺欺人地認為我們的本能性破壞能力可以被完全馴服或控制住。我們永遠也不要忘了，所有不可預期的偶然狀況都可能釋放‘野蠻的’攻擊性和毀滅性能量。”18“我們無法預料惡在將來會以何種新形式或變體出現。”19面對“二戰”復雜的國際局勢，面對國民黨、共產黨和日本三種錯綜復雜的主要力量，郁漱石“對一切都很茫然”，渴望治愈環境卻被環境壓垮。郁漱石豐富的心靈與鐘情于詩的日瓦戈醫生精神相通，成為文學史上獨特的人物形象。

歷史在戰爭與和平中交替穿梭，每片繁華的土地都曾是沙場、廢墟，埋有白骨、遺骸，歷劫難后新生。面對從未徹底消停的戰爭，文藝何為? 《人，或者所有的士兵》深入歷史的腹地，從現代性的紛爭、矛盾與合力中尋求大灣區的文化根基。寫作并不是為現代城市光鮮外套和脂粉大唱贊歌，而是要回到人心，在這幽暗而豐富的方寸之間重新理解世界，看見灣區。文學不能抵御歷史的寒冷和現代的困境，但文學能讓蝶蛾生出翅膀，讓種子發芽，又逢春天。鄧一光以赤子之心寫下他對深圳的愛，對現代城市的探詢與理解，對戰爭的反思和對人的希望。

注釋：

1孟繁華：《情感深度與小說的新主題——2019年長篇小說的新變》，《小說評論》2020年第1期。

2[美]多蘿西婭·布蘭德：《成為作家》，刁克利譯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19頁。

3魏沛娜：《鄧一光：寫作是建構“我的城市”》，《深圳商報》2016年6月12日。

4鄧一光：《后記》，《深圳在北緯22°27-22°52》，海天出版社2012年版，第166頁。

5鄧一光：《當我們談論深圳文學時，我們在談論什么》，《山花》2014年第2期。

6鄧一光：《我在紅樹林想到的事情》，《作家》2011年第7期。

7李怡：《“地方路徑”如何通達“現代中國”》，《當代文壇》2020年第1期。

8鄧一光：《離市民中心兩百米》，《長城》2012年第3期。

9鐘華生：《鄧一光談他的深圳文學理想》，《深圳商報》2011年3月15日。

10鄧一光：《香蜜湖漏了》，《花城》2018年第4期。

11[英]雷蒙·威廉斯：《希望的源泉：文化、民主、社會主義》，祁阿紅、吳曉妹譯，譯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245頁。

12[日]竹內好：《何為近代——以日本與中國為例》，《近代的超克》，李冬木、趙金華、孫歌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年版，第184頁。

13 17鄧一光：《人，或所有的士兵》，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3、731頁。

14[英]弗吉尼亞·伍爾夫：《論小說與小說家》，瞿世鏡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240頁。

15[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遜：《現實主義的二律背反》，王逢振、高海青、王麗亞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0年版，第270頁。

16鄧一光：《風很大》，《長江文藝》2019年第1期。

18 19[美]理查德·J . 伯恩斯坦：《根本惡》，王欽、朱康譯，譯林出版社2015年版，第195、274頁。

[作者單位：暨南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

[本期責編：王　昉]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