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截至2003年，有學者1將路遙研究情況，歸納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從《當代》1980年第3期發表中篇小說《驚心動魄的一幕》，到《收獲》1982年第3期發表中篇小說《人生》。這一階段是路遙“轟動”文壇時期，主要集中在對其作品的評論上。公認高加林是“這一個”典型人物形象，指認路遙小說具有深沉、宏大的美學特征，明確了路遙善于在“城鄉交叉地帶”建構小說世界、表現審美理想的創作特點。第二階段是1991年出齊三卷本長篇小說《平凡的世界》到榮獲第三屆茅盾文學獎這一時期，路遙的現實主義創作方法和創作心理，成為了重點關注對象。第三階段是路遙逝世至2003年，路遙研究進入系統化階段，主要標志是一些路遙研究評傳和專著2的問世。

時間又過去了二十年，現在再來梳理路遙研究，情況恐怕就很不一樣了。2003年以前所開啟的研究路子，當然還在持續。但那種致力于文學史慣性知識的作品分析和創作心理研究，也很難說一定比之前更深化了。因為這一路的研究主力軍，過去是、現在仍然是廣大的農裔青年學子，或者城市人生頗感失敗、受挫的青年知識分子，他們的研究也就因烙上過重現實經驗，研究中被格外強化的鄉村道德優越感、理想主義、個體超意志，反而遮蔽了理性審視。有時經驗論甚至走得更遠，直接把路遙重要小說《人生》《平凡的世界》，解讀成了“勵志故事”，這是對路遙文學思想簡化、淺化。如果稍作回顧，新世紀以來，其實這一路研究并不是以單數形式出現，而是幾近成了路遙研究的強勁風潮。要分析這種現象的背后原因，至少會牽扯到劇烈的貧富差距和社會分化，農村青年文化人的“去農村化”，似乎成了這類研究的旨歸，實際上這是把復雜問題簡單化了。這一類路遙研究成為風潮的最直接原因，是“80后”乃至“90后”學人開始大量進入學界。雖然他們所面臨的困窘現實，完全不同于高加林、孫少安、孫少平等，但這不妨礙他們通過分析這些文學人物來委婉表達他們的價值訴求。如此，路遙研究，一邊好像重新又熱起來了，一邊卻又顯得相當單薄。

一

更重要的變化自然不在這一路研究里，而是一些重要的主流批評家3開始慢慢“回過神”來。他們開始對當代文學史教材的模式化和勢利化，感到某種難以言表的尷尬。這使得他們的路遙研究，從一開始就帶有強烈的反思色彩。首先是對既定文學史教材的反思。針對高校通用當代文學史教材對路遙的簡化處理和“冷漠”態度4，進行了全面而深入的糾偏。既然如此，這一類研究也就包含有對中國當代文學，乃至世界文學史上同類作家縱橫向的對比。反思、審視的目的直接指向教材“非如此不可”的痼疾慣例，大有“重寫文學史”的架勢。其次是對路遙小說的文本細讀。雖然這些批評家不是當年撰寫文學史教材的人，但他們卻是那些文學史教材的使用者，畢竟屬于同一知識共同體。文本細讀的目的是為著從路遙小說本身論證其可持續開發的意義空間和價值可能性，最終目的也是返回到文學史。第三，路遙處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與新世紀的過渡階段，他們的重讀、重新闡釋，也就隱含了對1980年代到當下文學思想連續性的呼喚，路遙小說的敘事經驗是標志這種連續性的最堅實存在。向前必然銜接著“五四”啟蒙——對“五四”所謂的啟蒙，似乎多有質疑和辯難，至少含有以情感的溫度對魯迅鄉土文學劣根性的冷峻審判的矯正意味。順理成章，向后指向未完成的新鄉土文學。他們不約而同用經典現實主義的創作精神標尺來衡估路遙小說敘事，價值選擇不言而喻。說明在他們眼里，自路遙以來并不短的新鄉土文學書寫歷史，對應于相關現實社會，并不是深層介入的積極姿態。由他們分析、論評、勘探的理性態度和解讀、鑒賞、詮釋的情感熱度不難看出，他們對當下新鄉土文學凌駕于社會歷史之上的故事化處理，乃至于有選擇地講好社會現實故事的趣味定位，多有不滿。在他們看來，只要從深處脫離社會歷史和社會現實實際，無論“講好的故事”，還是“講好故事”，都不足以享有頗富分量的思想話語的再三眷顧。由此可以感受到，這批批評家對路遙的論評和研究，是帶著深沉的情感和憂患的歷史感的，其中三昧，值得文學批評界整體反思。

有了這批學者、批評家的加盟，近些年來的路遙研究才真正擺脫了某種狹小的空間，也擺脫了某種似乎只屬于貧窮的黃土高原農村，以及此等農村青年文化人人生遭際的小圈子現狀。

談到這批批評家的路遙研究，究竟該如何評價其貢獻，現在下斷語恐怕為時尚早。因為我們還不可能預見這些研究，對以后的路遙研究到底能產生哪些影響。不過，結合之前很長一段時間的路遙研究積累和路遙重要小說敘事事實，以及人們對當下新鄉土小說的大致預期，也并不難提煉出一些一般性的判斷。毫不疑問，積極一面的作用是肯定的，而且這個作用應該在未來當代中國文學史的層面來論說。最直觀的一點是，他們的研究從根本上扭轉了路遙研究已經暴露出的一些端倪，那就是通過大量新出土路遙日記、住院事宜、與友朋親人的交往關系和特殊年代路遙本人的具體行為言論等的考證、推斷，有把路遙文學研究引向狹隘心理學乃至病理學的傾向。這種研究關注重心在路遙創作心理動因上，這沒有問題。可是，隨著路遙生前的一些記述、見證人回憶文字的不斷曝光，另一種指向路遙本人“心性”“心理動機”的所謂原型人格或原型形象，便慢慢浮出水面了。這些以路遙生活知情人自居的研究者，不管初衷多么熱愛文學，實際上卻把路遙文學，特別是路遙小說敘事思想研究引向了歧路。

這種思路，在講述路遙生活坎坷故事和婚姻悲情故事時，以解構的思維，下意識植入路遙小說人物形象和小說故事情節分析，從而把路遙對特定時期農村社會運動，以及相應政治意識形態的力量，在個人超意志主宰下，被消化、稀釋成了路遙個人經歷、遭遇的某種旁證。這時候，路遙小說敘事中的十年農村現實，尤其是十年里的農村政治運動和運動中農民的普遍性人生苦難，就此被收縮進路遙想象性的“療傷”美學而幾近于取消。顯而易見，這類路遙研究，實際上正是當下頗為流行的“個人化”經驗趣味思潮的直接反映。對于這類研究，很容易想到研究者年齡代際原因所造成的隔膜。一直以來我們并不認可“80后”“90后”的農村經驗，認為他們不了解過去的農村，因而更會成為個人趣味的擁躉者。其實細讀這類研究就會明白，沉陷在該思潮中的研究，與年齡大小并沒有必然聯系，只與價值選擇有關。把路遙研究定位為通過講路遙故事，來還原“真實”路遙和“真實”路遙文學的研究者，即屬于資歷上絕對掩人耳目的一撥人，他們的“故事”也就多了一份特別的誘惑力。上面提到的重要批評家，之所以多致力于文本細讀來“重評”路遙，大致原因蓋在于此，對路遙敘事重心的嚴正糾偏，這一點格外重要。

至于重要批評家把路遙文學提到經典現實主義，乃至與世界一流文學對比的層面，這不能簡單以矯枉過正來加以指責。他們的初心，不外乎提請人們注意，路遙小說是別樣一種宏大敘事，其價值和意義在于接續了百年來鄉土文學最可寶貴的思想根脈。所以如此，在他們看來這根脈是被當下新鄉土文學敘事強行掐斷了的。或者，極端一點說，他們認為路遙小說是對魯迅式啟蒙鄉土文學的進步。雖然他們的文論中并沒有明確以魯迅為反證或參照，但能感受到面向魯迅式啟蒙鄉土文學敘事，是他們的基本立論前提，其進步當然是通過對魯迅啟蒙思想的“反寫”來實現的。這是更高一層的啟蒙，因為他們認為路遙的敘事視野轉向了農村社會及相伴而生的政治意識形態。在1980年代，就路遙承上啟下的位置而言，這個轉向本身就具有重大意義。因為它悄然打破了“文化”的重要性，或者從深處質疑了把“文化”凌駕于社會、政治之上的普遍現象，這是屬于1980年代特有的認知定勢。當把“文化”看得高于一切之時，個體意識便成了文學敘事的首選項目，社會歷史、社會政治、社會現實自然僅成了整個敘事的陪襯和布景。

盡管如此，在這里，我們仍不得不指出這批研究內中所隱藏的一個邏輯陷阱。一方面構成了對路遙小說敘事事實的某些遮蔽，另一方面或許會對今后路遙小說敘事思想研究造成某些方面的誤導。這兩個問題合起來，簡而言之，是在“大”中還原路遙小說敘事對象的同時，取消了路遙小說敘事對象本來“小”的特質。這個“小”當然不是再回到起始階段路遙研究中，人們憑著樸素感情和下意識經驗確立的西北的黃原地區、石圪節公社、雙水村及其農民、農村基層干部和地市級領導，而是以這些具體空間為切實生活環境呈現的分層社會格局。前者是本事，后者是敘事；前者建構了真實的農村世界，后者用概念建立了抽象世界。無論高加林、孫少安、孫少平，還是蘭香、田曉霞、田潤葉，他們生活再不如意，到頭來總還是要結婚、過日子乃至生老病死，這其中有別于其他人群的地方在于，他們更艱辛更苦難，尤其內心世界更折磨更令人心酸。或者敘述他們不一味如此的生活，即他們亦有艱辛中的歡愉，苦難中的勝利，折磨中的坦然和心酸中的自我滿足感，這便產生了理論闡釋上的浪漫主義、理想主義，甚至個人英雄主義。然而，這些還不就是小說敘事的終極目的，終極目的是對這些過程和結局的追問。這個環節中最關鍵之處是，這些人物幾乎都是最樸素最一般的愿望被阻斷的人，他們中間無一不橫亙著分層社會這座巨大堅實的大山。他們憑著頑強意志和超人的吃苦精神，曾跨過無數生活的艱難，可在此無形無色大山面前，無不望而卻步。這里，既是產生美學的地方，更是生產危機和困窘的地方。

自然，比之百年農村社會變遷和百年鄉土文學敘事歷史，此處的危機和困境似乎是“小”的，但比之這些人一天一天的煎熬日子和在煎熬中不滅的盼頭，百年也未見得就有多么“大”。即使目前，再梳理其他眾多路遙研究者的成果，也仍然發現，路遙小說中的這種“小”，是被當作某種可有可無的東西來處理的。非但被輕輕滑過，而且還大有路遙研究已窮途末路之感。最突出例證是一些研究者為著“學術增長點”挖空心思的操作。比如以才子佳人的愛情模式、賢妻良母的婚姻模式，解讀出路遙小說的“男權意識”5；以巴赫金“參與性”觀點為理論武器，指出路遙小說人物對邊緣生存觀念、生活意識的自我確認6等。當然，“民族理性”7，“紅衛兵”經歷形成的受難情結、政治情結、絕望意識直接影響路遙創作心理及其作品的具體寫作8，以及把具體人物的具體遭遇解讀成作家“道德批判意識”9，把社會分層造成的命運悲劇歸納為作家對“知識”體認而生的敘事分裂10等，均是對路遙小說中“小”的證偽和取消。這進一步表明，隨著政治意識形態話語的轉移和學術熱點的日新月異變化，路遙研究發展到今天，差不多已經與路遙當初的思想意圖越來越遠了。

二

路遙取“小”而小“大”，取“輕”而輕“重”，這首先是他對自己切身的農村經歷，特別是他自己較長時期生活在他所謂“城鄉交叉地帶”11社會現實經驗的聚焦。其次也是他推出重要小說前，經歷過的并不短的中短篇小說創作所歷練出來的敘事選擇。二者相互磨礪，相互激發，最終形成了路遙觀察社會的獨特的視角。他在“城鄉交叉地帶”奔波的年月，幾乎等于他從離開家鄉求學到陜西作協成為專業作家，以及不多幾年便逝世的全部時間。因為后來即使到了西安，創作《人生》《平凡的世界》仍然在這個地帶完成。所以，“城鄉交叉地帶”實際是路遙真實生活的現實社會。這個前不進城后不入村的空間——類似今天所說的“進不了的城，回不去的農村”，正是他短短一生的寫照。即使調入陜西作協后，不說別的，單是農村老家沒完沒了的事情，都需要他這個進了城的農村人去關照。家人闖了禍，給弟弟解決招工問題，等等，都需要他這個“干部”“公家人”出來，哪怕隔山駕嶺找關系、遞字條，也得全力找人解決。12與農村理不清扯不斷的聯系，結果只能是人雖然進了城，心卻一直被龐大的農村根系所羈絆，這是農村的旁觀者或城市的農村闖入者這樣較為單純的、單向的和獵奇的經驗，不管怎樣都不會有的一種奇異體驗。直觀理解路遙的內心狀態，很容易把問題的全部歸在人情世故上。一方面認為路遙看重農村情感，以致伴在其中無法擺脫；另一方面我們也許會覺得是農村親人對他的要求太高、期望值太大，背過臉去不就完了嗎？其實這里面包含了太多農村人的無助，也說明農村人看起來生活靜止、穩定，實則只是對前途無望之后的漠然和安于現狀罷了。一旦有一線“奔頭”，那種靜止和安于現狀便馬上被打破。在如此騷動不已的世界里，引起其騷動的動因真可謂千頭萬緒。作為農村出來的青年文化人，一個致力于獻身文學的寫作者，路遙恐怕不單是對具體疑難問題的糾結。從農村人的終端訴求逆推回去，從結局開始沉思他們之所以如此的元動機、元期待，似乎更合路遙本人的氣質。因為像他弟弟招工那樣的具體問題即便如愿解決了，他知道也絕不意味著對別人弟弟類似情況就可以冷漠地背過臉去。顯然，這至少是一個普遍性的社會問題。但是，起初，路遙感受最深的并不是后來明確了的社會分層問題，而是其間和他一樣的青年文化人的“勞動”和“愛情”問題。

在路遙看來或者在他的經驗履歷上理解，這兩件事情是農民一生中最堪驚天動地的大事。前者關乎生存能否持續，后者關系生活是否有意義。對于一般的農民青年，可能只有前者，后者卻只有農村青年文化人才有，這是路遙幾乎所有小說中一貫敘事的一個現象，即這批青年人開始有了懵懂的內心世界，表明他發現了農村社會最具有可塑性的一面。這既拜國家大勢所賜，也離不開知識的啟蒙。之于個體，國家大勢創造了流動的機會；之于內心，受教育產生了內在性生活憧憬。對于那時候的路遙而言，愛情只是祖祖輩輩勞動路上他這一類人發現的“美州新大陸”。它仍然服膺于勞動這個外在的、合理性的、正統的農村生活法則。只是當愛情的慘敗被真切感知到之時，才意識到此物并非能藏住掖住。這時候，對愛情的漸深反思，反過來成為了對勞動本身的質疑。因為勞動的空間和勞動所需的知識儲備，實際上不足以動搖祖祖輩輩既有的婚姻模式。只有在流動中，在知識的洗禮中，愛情這個似乎在“遠方”才有的尤物，才配一躍而成為人生的全部價值意義。

這即是“城鄉交叉地帶”中路遙的真實心跡，這心跡悉數成了他重要小說出來之前，其他短篇小說開始有所察覺、有意聚焦的敘事重點。

通過統計2010年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出版的《路遙全集》可知，從1972年開始到1984年寫作精力轉向長篇為止，路遙所專攻的短篇小說共計16篇。其中“文革”中創作4篇，是《優勝紅旗》《代理隊長》《基石》等，“文革”后創作12篇，包括《姐姐》《風雪臘梅》《月夜靜悄悄》等。李建軍把“文革”期間路遙的短篇小說稱作“雙浪主義”（“道德浪漫主義”和“美學浪漫主義”）13寫作，也對其中人物超負荷的唯意志論勞動提出了批評。在審美和人性論上不無道理，但路遙對勞動的敘事定位，可以說自那時起直到后來，基本未有太大變化，這恐怕不能簡單說是時代局限下的被動敘事。觀其敘事態度，是與他后來創作成熟期的思想表達密切相關的。沒有前者的發現與建構，就不會有后者的聚焦與深入。

《優勝紅旗》中有個老人叫老石，是一個身體與勞動成績構成巨大反差的勞動能手。他身體瘦小，力氣卻大得驚人。小說中寫到，他的胳膊“鐵鉗似的”，正面描述其是“吃鋼咬鐵的老漢”。老漢不僅身體結實，視勞動為信仰，他還是個勞動藝術家。所干活兒為修梯田打塄子，他打過的塄子“硬得像鐵殼殼”，這就不只是能干了，還有如許精巧技術的成色了。所以，每每“勞動競賽”，他及他所在的小組總能拔得紅旗。至于這樣經常“半夜里”才結束的勞動，其成果何在呢？小說雖也有質疑意味，但敘事主體卻仍然是老石這樣老老實實、一絲不茍只想把活兒干好干漂亮的勞動者的勞動，主題符合小說題目“優勝紅旗”。《代理隊長》也基本如此，是把勞動者對勞動成果的捍衛境界發揮到接近極致的主題。趙萬山是一個連端碗吃飯眼睛、心思都不離開集體勞動成果的人。第一次剛端起飯碗，看見懶漢偷棗子，于是立刻放下碗，過去勸退。第二次剛端起飯碗，又看見渠水脫口了，自然也是再也顧不得吃飯了。現在的讀者讀這樣的描述，也許覺得好笑。其實在那個年代，對于一個只顧勞動的農民來說，珍惜一點一滴的勞動成果，不只是份內應該，還多了一份對勞動的崇高感和神圣感。久而久之，所謂視土地為生命，視勞動為信仰，便成了農民詮釋自己人生價值和意義的全部。我們離開具體語境可以批判其愚呆、機械和麻木，但設身處地去想，其他世界未被打開之前，農民守著那種很難想象的本分，本身就充滿了意味。

本性決定了價值態度，對待愛情，路遙早期短篇小說也視同于勞動來敘事。一旦愛情發生變故，對于當事人可謂牽一發而動全局，幾乎所有事情都會隨之而動搖，乃至于改變方向。這些敘事主體涉及愛情的短篇，于1980年代初創作，《姐姐》《月夜靜悄悄》等再明白不過地體現了這一點。姐姐名喚作小杏，是《姐姐》中被男子拋棄的農村姑娘。她屬于像我們熟悉的劉巧珍（《人生》）一個類型的女子，不是全村數一數二，就是陜北酸曲所唱的“人梢子”。可她偏偏愛上了高立民，此人屬于階級敵人范疇，是被專政的對象。他父親原是副省長，現在被打成了“特務頭子”，高立民受牽連而來插隊，自然是被改造的對象。小杏不但不避諱這些，而且還格外同情，以至終于愛上了高立民。事情的發展在讀者的意料之中，高副省長獲得了平反，官復原職，高立民也從插隊中考取了大學。離開農村，意味著分手，果然高立民來信表明了一切，兩人愛情就此結束。信中其他理由可視為高立民的借口，但“商品糧”和“農村戶口”卻是誰也跨不過去的鋼鐵條件。小杏自然心知非自己能力所能爭取，只好把苦往心里咽。

如果《姐姐》中是城市干部對農村姑娘的拋棄，那么《月夜靜悄悄》則是城市干部對農村姑娘的接納。高蘭蘭本是村支書的女兒，他卻愛上了村里人見人嫌、又懶又笨的大牛。然而，最終高蘭蘭卻被城里來的迎親轎車接走，大牛受到重創，突然變成了一個純粹的啞巴。

現在我們不去討論癡情程度和道德倫理問題，因為這些內容并非路遙敘事的側重點，他也許輕輕帶過但實際上卻在小說敘事中起到扭轉方向的地方在于當事人的身份和社會地位。《姐姐》中的小杏，是普通農民的女兒，長相在愛情的結果上并沒有多加幾分，決定愛情成敗的核心條件是農村還是城市戶口、農民還是城市干部。《月夜靜悄悄》也同樣是如此，高蘭蘭是沒有什么身份意識和地位意識，可她卻是村支書的女兒，這不是她給自己賦予的身份，而是她父親或者直接說是她家族歷史資源給予的。在高蘭蘭戀愛的時代，村支書手上的權力僅次于公社書記，因為村里推薦工農兵大學生或招干，村支書就是直接執行人。由此可推知，那時候的村支書，其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是由其家族自1980年代之前歷次的政治運動中，積累起來的，這種資源甚至一定程度超過了城市一般干部家庭。基于此，路遙對高蘭蘭突然遠嫁城市干部家庭的敘事，其實是相當簡略的，這是無須多說，也不需敘事其原委的約定俗成。愛情敘事中另一重要信息是，農村姑娘都有一定的文化，小杏起碼能讀信件，高蘭蘭也上過學，村人的眼里已經寫明了高蘭蘭與大牛是瞎胡鬧，不可能修成正果。有文化，長相又格外出眾的高蘭蘭，愛上大牛，恐怕只表明高蘭蘭本人很純真，并無世俗功利概念。然而愛情上升為婚姻，別說純真，即使是癡情，在一個講究身份、地位乃至于資源份額的社會，也得碰得頭破血流、一敗涂地。說到底，高蘭蘭不是攀高枝嫁給了城里干部，而是門當戶對之婚姻的必然，這是與小杏的本質區別。說明愛情而婚姻卡脖子之處，即是身份、地位盤踞價值中心，進而發揮決定性作用的時代。這批農村青年女性文化人，不幸生在了這樣的時代，流通就此中斷，意義生活就此擱淺。

三

由以上路遙早期短篇小說的勞動與愛情敘事，可以得出一個基本結論。在路遙眼里，地地道道的農民，分為兩輩人兩種意義生活選擇。侍弄農活的男性農民，如果以老石和趙萬山為代表，路遙給他們的意義生活的敘事主要指向傳統道德倫理，并給予傳統道德倫理的褒揚和肯定。這種價值定位通過負面形象被讀者所體驗，也感染讀者最終被讀者所認同。老石的堅韌、能干和工匠精神，其反面是眾社員的偷奸耍滑、得過且過和磨洋工；趙萬山的集體主義、大公無私、敬業和勇于擔當，其反面形象是懶漢趙有貴及只掃門前雪的其他人。今天我們或許覺得這老一輩農民，過于自我犧牲，沒有內在性生活。但細想，又會馬上發現，作為不識字的一代農民，守正勞動，保衛勞動成果，并在勞動過程中得到自我滿足，可能就是他們全部的精神寄托和期望。往大里說，他們的身上所體現出的純正品質和浩然之氣，才是對傳統文化本身所裹挾著的糟粕的汰除和批判。

相比較老一輩農民，年輕一代則顯然是農村文化女青年，小杏和高蘭蘭堪稱典型。顯而易見，她們身上帶著濃濃的1980年代“新啟蒙”色彩。敘事中雖然也強化了她們勤勞樸實的一面，但側重點卻在內心世界。無論小杏，還是高蘭蘭，不管選擇高立民，還是愛上大牛，她們愛的出發點并無半點世俗成分，都基于同情、天真，最后發展為愛情。審美感受而言，面對她們愛的難產，我們似乎也很容易聯想到悲劇即“美被撕破”，并且進行一番肆無忌憚的道德追責。可路遙不滿足于單純道德譴責，他悄然間把悲劇根源引向了復雜得多的社會分層。即是說，他要表達的是，盡管他們（或她們）已經做得足夠完美了，對方（或主流價值持見一方）為什么仍然不認同呢？或者即使對方獲得暫時的首肯，為什么一遭遇遺傳似的身份、地位，必然要亂陣腳呢？

如此等等一連串的疑問，較短篇幅寫作時期的路遙，只是意識到卻并未真正找到展開敘事的充分理由。待到《人生》《平凡的世界》面世，諸種待解問題，才有了更深的追問。通過短篇的磨礪，使他認識到，云集到農民和農村的問題雖然異常復雜，但概括起來，實際也就兩端。對于老一輩農民，或者忠實于土地的農民，他們的主體性就是對傳統意義穩定秩序的維護，這就需要盡可能保持發展上相對的穩定性和文化變革上相對的連續性。最麻煩的是農村青年文化人，或者基于自身經驗而覺醒的農民。這一視角的敘事，顯然是路遙到離世也未見得徹底想明白的一個命題。不過，他畢竟窮其畢生經驗積累，在形象表達和開放結局的處理上，給我們留下了可以一直討論下去、發掘闡釋下去的余地。

對于路遙研究來說，影響研究、創傷心理研究乃至流派風格研究等，有無必要呢？當然必要，但不見得是充分必要研究。比如通過影響研究，我們大致知道路遙所讀過的書和喜愛過的作家作品，緊接著我們也可以順著經典作品的敘事思路和結構框架，更省事便捷地找到路遙作品的“原型”；比如通過創傷心理研究，我們不但會更多一點了解路遙的童年、青少年乃至青年時代的生活情狀，加深對其小說敘事情節、人物形象“療傷”的理解，還會收獲一些路遙生活中的意外花絮。總之都是為著折射生活中路遙的清貧和農民本色——筆者就讀過一篇以“北京知青”口吻寫的多少年后回訪延安時，與路遙同住一窯洞大炕大驚小怪見聞的文章。文章通篇沒怎么提路遙創作情況，充滿獵奇地走馬觀花一番后，文章卻仔細地描述了和路遙同寢時的發現。該作者很奇怪早上起床時，同為男性，路遙為什么用被子遮著穿褲子，最后才發現，原來路遙是沒有穿內褲的。一直揭到底褲的所謂創傷心理研究，路遙還有多少隱私可言呢？比如流派風格研究，狹義現實主義或批判現實主義，仿佛有一個標準框架，只等著填充相應材料即可。我們可能會更多了解陜北黃土高原農村的民俗民風特色，到最后，這類研究一定揚言路遙小說保存了多少中國傳統文化瑰寶，其中“苦難”是必不可少要突出的主題，路遙敘事預示著對過去農村社會現實的揭示，言外之意，今天新鄉土文學擁現的時代“新人”，是歷史性進步。

之所以這些研究不是充分必要研究，大家都看出來了，是因為它們多半是文學史，特別是文學知識規定性內的研究。不要說路遙具體小說敘事，即使再讀他的創作隨筆長文《早晨從中午開始》及其他創作感想，其創作意圖、理念和價值取向，也明明白白不是為文學史寫作，亦不是沖著為文學研究多添幾個新角色新形象，而是寫出他對他經驗的農村現實和農村社會的思考，所謂不面對文學界、不面對批評界的“無榜樣意識”14“我不相信全世界都成了澳大利亞羊”15，再清楚不過表明了他小說敘事的立場。

除了前文提到的短篇小說積累而外，強調這一點，亦對理解《人生》《平凡的世界》敘事中路遙關于分層社會的思考很重要。因為到了這些重要小說，應該說路遙已經進入了他對他經驗的現實世界的相當抽象化水平。

農村青年文化人價值生活愿景的敘事，得到了更集中深化。表現之一是，不再把農村青年女性文化人作為敘事重點，轉而聚焦到了農村青年男性文化人。既有路遙研究好像并沒注意到這一變化，所以，這里可以作為重點進行一些討論。為什么有這個變化呢？從小杏、高蘭蘭們到《人生》中的劉巧珍所形成的較完整人生鏈發現，不管女權主義者怎么看，事實情況是，農村青年女性文化人在分層社會中，始終處于底層并需依附男性而存在。小杏肯定要嫁人過日子，但她最初在高立民身上所萌芽并建立起來的理想愛情，定然不復存在；高蘭蘭的情況類似，她在所嫁的城市干部那里，也許能得到更好的物質享受，但不見得能獲得大牛所能給予她的自由和尊嚴。劉巧珍也基本一樣，帶著高加林留給她的深深心靈創傷嫁人了，雖然看起來是風風光光出嫁的，可她總是對妹妹說，讓妹妹經常過來給她說些安慰的話。這安慰的話便是妹妹這個中學生口里說出來的如何痛恨高加林，以及高加林如何道德敗壞的罵語。劉巧珍不識字，算不得文化人，她尚且一直背著遺憾，小杏、高蘭蘭更毋庸多說了。由這些女性的人生歷程可知，之于分層社會，她們的抗爭或能動性幾乎等于零。非但如此，價值生活的挫敗，還更加劇了她們的向內回收。在折磨自己中，視角很難向外，至多也是寄托于傳統道德倫理的譴責。這一點對于改變分層社會，恰好是最無效的，因為單就個人來說，改變層化限制需要切實行動。沉陷在對他人道德“缺陷”的循環詛咒中，糾纏在無休無止瑣碎的家務中，恐怕不止不識字的劉巧珍如此，農村青年女性文化人也難逃這個生活框架。她們唯一能做的，就是遵照父母之命及媒妁之言，嫁人，生孩子，操持家務。與劉巧珍的不同之處只在于，由于愛情的啟蒙，她們或許更懂得她們想要的生活，像她們所理解的愛情一樣，在遠方并且很大程度需要別人創造機會。而眼下，她們只能屈從命運甚至屈服于運氣，居家伺候好公婆。

四

這是路遙最終把聚光燈打向農村青年男性文化人的根本原因，考慮的是他們的行動力，這是第一層抽象。

高加林背著行囊在縣城轉了一圈又回到了農村，唯一多了的是黃亞萍及其家庭對他的蔑視和傷害。回到原地后，賭命似的勞動，既是對自己無能的懲罰，又是對不公世道的抗議，唯獨不是對劉巧珍的贖罪。原因很簡單，通過黃亞萍的愛，他意識到即使黃亞萍父母不阻攔，到頭來他不見得就一定娶她為妻，這個主動權他有把握攢在自己手里。關鍵是在此過程中，他已然換了腦子，他知道自己不可能真的像父輩那樣一輩子困在土地上了。比愛情更深的意識是，他有了強烈想突破既定身份的欲望。這里面包含對基層腐敗的痛恨，對層化導致的世俗勢力的反抗，和對人生而不平等的浩嘆。就是說，在這第一層的抽象中，覺醒的高加林很重要，至于回原地后的高加林究竟如何自處，其實并非路遙在這一階段的敘事中想要探討的側重點。那些傷感的、自責的、悔恨的情節和細節，以及由此而引發的批評界的道德譴責、農村文化優越感、傳統秩序優勝性等論調，也實則是自外于《人生》主旨的發揮。

第二層抽象指向高加林們的一種普遍性。畢竟，不是所有農村青年男性文化人都能如愿變成城里的國家正式干部。情況正好相反，多數只是讀完初中乃至高中，仍然要回鄉當地道的體力勞動者。對于這一批人怎么處置呢？這時候便出現了《平凡的世界》里的孫少安，他是高加林后半段人生的延續。孫少安自覺與城里的小學教師田潤葉之間橫亙著不可逾越的階層鴻溝，他主動切斷了念頭，開始了自己不同于老一輩的人生謀劃并迅速付諸行動。孫少安做的實事是，娶妻成家，抵制村里殘余的極左保守勢力，率先領導生產隊實行小隊包產到戶責任制，接著也就在全村推廣了責任制；頭腦靈活的少安又進城拉磚，用賺的錢建窯燒磚，成了公社的“冒尖戶”。這當然是就小說的終端敘事來說，期間的發展變化自然遠非這么直線。這里值得關注的是，路遙給發了家致了富的孫少安賜予了某種集體主義品質，即他磚廠招募村人有意給他們創造賺錢機會和慈善修建學校事宜。表面看起來這一點與作家在高加林身上賦予的個人主義是相互矛盾的，也導致一些研究者并不把孫少安當作重點人物來看待。其實我們仔細分析一下走入死胡同的高加林便不難理解。既然孫少安是在農的高加林，孫少安的所作所為所想，實際上起到制衡高加林已經被喚醒的自私自利個人主義的作用。在路遙的邏輯里，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并非層化社會的有力干預者，弄不好還是分層社會的加速器。這從回鄉后高加林泄私憤似的表現多少能看出端倪，路遙也清楚地知道這一點。但集體主義卻需要社會機制來完成，如果僅指望個人，哪怕是文化自覺的個人，也形不成現代社會體系，其穩定性和連續性是無法保障的。當然，現代社會體系的完善與否，在路遙認知孫少安們的時代，它還是一個陌生的概念。提出這個概念，只是強調，作為一種思想雛形，孫少安們既然有著高加林們的歷練前身，他們在農村的作為理應不是集體主義就是自私自利個人主義這般的二元選項。

由此可見，正是需要現代社會機制敘事的地方，路遙卻缺席了，他只能通過“清官”田福軍的個人魅力來平衡他思想上的失衡。

到了第三層抽象，路遙較徹底地進入了他所真正熟悉的“城鄉交叉地帶”，孫少平的成長就是一個有力聚焦點。孫少平對孫少安在農村就地發展經濟，表面看是全力支持，可從他本人的選擇看，是有保留的支持，自然很多原因來自他們的破敗家庭這個無比龐大的土根。這不是傳統文化魅力問題，是當務之急的生存問題所決定的。路遙敘事時亦多猶豫，這種傷感基調甚至一直影響到孫少平的命運結局。

為了鋪墊孫少平人性及現代性思想的成長，路遙甚至借助于孫蘭香的上大學及與省委副書記的兒子吳仲平的聯姻，田潤生與郝紅梅的挫折情感婚姻兩個極端化參照系來互證。孫蘭香的戀愛看起來是成功的，但往后發展難說沒有脆弱風險，郝紅梅失敗的婚姻就是例子。田潤生折騰一圈，直到雙耳完全失聰，才回到帶著孩子的郝紅梅身邊，這和田潤葉的婚姻如出一轍。身份上，李向前配不上田潤葉，但李向前受傷乃至于雙腿截肢后，田潤葉才回歸正常妻子的位置。這表明，只要是沖破各種層化障礙的農村青年文化人，他們總是帶著身體或心靈的殘缺，而接受一方也總是以無比疲憊的精神狀態來接納。沖破階層之難，當然是作家敘事的應有之意，可小說整體的敘事重心，卻仍然在迂回地聚焦孫少平。這里不是指田曉霞，許多研究者總是在研究孫少平與田曉霞，我認為這實際是路遙的一個敗筆。如果田曉霞不被洪水沖走，擺在讀者面前的問題，肯定還是孫蘭香到底能否與高干子弟走到一起的老問題。路遙深知其中的困難，所以，一直等到孫少安事業有成，孫少平成為正式礦工之后，才讓孫蘭香的愛情浮出水面。這至少從表面看，孫蘭香的家庭在經濟的總量上和成員社會身份的平均值上，是與高干子弟家庭基本相匹配的。孫少平本人呢？他不像孫蘭香那樣可以理直氣壯，他背靠的依舊是農村家庭和尚未走出大學校門的妹妹孫蘭香。也就是說，除了哥哥賺了幾個錢，勉強算個“農民企業家”外，他屁股后面仍然是一大堆泥腿子，怎么能和雙職工獨生子女家庭，且父親是高級干部的田曉霞相比呢？等于他仍是一個游走在城鄉交叉地帶的活躍分子，再加上瓦斯爆炸事故以致他破相，他只能更務實地選擇煤礦和師傅之妻惠英。當年高中時的青年才俊，現在一身才華只限于出好煤守好礦工崗位的技術員煤黑子了；當年英俊瀟灑獨出己見一身正氣的白馬王子，現在只是操心倒夜班保證班組不出任何事故的破了相的小班長了。諸事變故的叵測，幾乎一夜之間完成，真是距離高干家庭越來越遠了，而不是越來越近了。

以上分析顯示，路遙在突破層化上的雙重殘缺敘事，一步步佐證的無非是，既然階層是整體對整體，那么，任何個人主義的努力，除了付出身體、道德和人格的代價外，是無法實現真正意義上的積極流動的。整體突破階層壁壘，必須靠現代社會機制的整體推動。這一點，即使放在今天的語境來體會，仍然具有超越的思想見地和強度的形象感染力。僅以此端而論，在眾多作家不是忙著敘述愚昧與落后，就是忙著實驗騰空而起的個人主義時，路遙貌似緩慢老舊的走法，實則已然超越了他書寫的時代，走在了最前列，這是他作為一個青年作家真正了不起的地方。

注釋：

1梁向陽：《路遙研究述評》，《延安大學學報》2003年第1期。

2截至2003年的路遙評傳和專著主要指：王西平、李星、李國平：《路遙評傳》，太白文藝出版社1997年版；趙學勇：《生命從中午消失——路遙的小說世界》，蘭州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宗元：《魂斷人生——路遙論》，上海文藝出版社2000年版；姚維榮：《路遙小說人物論》，新加坡文化藝術出版社2000年版。此時段，尚未出版的路遙評傳及專著有：厚夫：《路遙傳——重新開啟平凡的世界》，人民文學出版社2015年版；楊曉帆：《路遙論》，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航宇：《路遙的時間——見證路遙最后的日子》，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年版；申沛昌主編《路遙與延安大學》，新華出版社2019年版等。

3這批批評家主要以王兆勝、李建軍、郜元寶等為代表。2018年以來，這批批評家展開了對路遙正面的、成規模的研究。共同點，一是帶有明確的矯正既有文學史對路遙論述的冷漠和評價的偏頗的目的；二是在當代中國文學史的建構意義上，乃至與世界一流作家的對比中，來發掘路遙文學的價值；三是通過路遙文學研究，來批判批評界種種知識程式化、價值模式化、經驗私密化現象，從而彰顯路遙小說敘事經驗的獨特性；四是這些研究單篇論文普遍塊頭比較大，有些甚至長達五萬字左右，有些則成系列論文構架，視野不再僅停留在高加林、孫少平、孫少安等主要人物身上。總之，這些研究均具有總結性、總體性，不再糾纏于局部、零散的解讀。比如王兆勝：《路遙小說的超越性境界及其文學史意義》，《文學評論》2018年第3期；《關于路遙研究的四個問題》，《小說評論》2020年第1期；李建軍：《“我不愿意再像你們一樣”——重讀〈人生〉》，《文藝爭鳴》2020年第8期，《哀矜的仁者與務實的改革者——論田福軍》，《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21年第6期等。其中郜元寶論文長達五萬字左右，與路遙創作隨筆《早晨從中午開始》篇幅相當。

4這里指的是1990年代初三部曲《平凡的世界》出齊，直到1990年代末以后陸續出版的多部當代文學史著作與教材中，對《平凡的世界》的普遍冷落。有如下情況：只講《人生》而不講《平凡的世界》。孟繁華、程光煒主編《中國當代文學發展史》（修訂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正文部分甚至始終沒有出現路遙的名字，只在關于“茅盾文學獎”歷屆獲獎者注釋中提到《平凡的世界》（路遙）。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2007年版，第192頁。既講《人生》，也提到“他的長篇遺作《平凡的世界》”，卻不作任何展開。陳思和主編《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復旦大學出版社1999版，第233、240頁。正文部分提到《人生》，只把《平凡的世界》放在注釋部分的作者簡介中，并將路遙這部“百萬字的長篇巨著”的完成時間誤為1991年。陳曉明：《中國當代文學主潮》，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2013年版，第298頁。承認《平凡的世界》是路遙“以生命鑄就的長篇巨制”“作品的藝術感染力較強”，是“中國當代文學的重要收獲”，但結論是“在真摯的情感投入中，路遙描述的社會歷史長卷尚缺少更清晰、更深刻的歷史意識；在激情澎湃的敘寫中，作品留下了一些粗糙的痕跡”。董健、丁帆、王彬彬主編《中國當代文學史新編》，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39—440頁。基于“勵志”和民間熱的考慮，認為路遙的文學只適合給一些心智尚不成熟的青少年閱讀，“對歷史和現實的模糊認識和對農民奮斗圖景的景仰與謳歌，使路遙的作品民間情感有余而歷史省察不足”。丁帆主編《中國新文學史》（下冊），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187—188頁。以上統計均見郜元寶《編年史和全景圖——細讀〈平凡的世界〉》，《小說評論》2019年第6期。

5閆慧玲：《路遙文學中的男權意識》，《運城學院學報》2006年第4期。

6辛興：《路遙文學作品邊緣特色初探》，西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年。

7趙婉彤：《民族理性與本土文學的世界性——以路遙文學的海外傳播為例》，《小說評論》2021年第3期。

8張紅秋：《路遙：文學戰場上的“紅衛兵”》，《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2期。

9邱麗平：《論路遙文學作品中的道德批判意識——以小說〈人生〉為例》，《廣東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1期。

10楊晨潔：《敘事的分裂與焦慮的呈現——路遙創作中關于“知識”的體認》，《廣播電視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2期。

11“城鄉交叉地帶” 的說法，系1982年8月21日路遙給閻綱關于中篇小說《人生》討論的復信中提出并闡釋。此復信發表時題目為《中篇小說〈人生〉及其爭鳴（下）》“專輯”，刊發于《作品與爭鳴》1983年第3期，參見梁向陽、梁爽《路遙文學年譜》，《東吳學術》2019年第6期。

12梁向陽、梁爽：《路遙文學年譜》，《東吳學術》2019年第6期。

13李建軍：《時代的轍跡與愛情的心跡——論路遙的短篇小說》，《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評論》2022年第1期。

14路遙：《早晨從中午開始》，《早晨從中午開始》，十月文藝出版社2013年版，第12頁。

151985年3月，路遙與陳忠實參加中國作家協會在河北涿州舉行的“農村題材創作研討會”，路遙作了“我不相信全世界都成了澳大利亞羊”的精彩發言，精辟闡述了他只面對現實、面對讀者的現實主義創作主張。參見梁向陽、梁爽《路遙文學年譜》，《東吳學術》2019年第6期。

[作者單位：寧夏社會科學院]

[本期責編：王　昉]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