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內容提要：1951年5月公布的《中國新文學史》課程教學大綱初稿引發討論，“新月派”的入史被批評，它如何進入共和國的新文學史建構并成為重要詩歌流派，是當時頗為敏感的學術問題。王瑤《中國新文學史稿（上冊）》對它的處置方式，受到組織批評，這為（教育）部頒大綱的合法性奠定基礎。1952—1953年間，王瑤針對“新月派”前后期，修訂了徐志摩、陳夢家的敘述文字。蔡儀的《中國新文學史講話》、丁易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略》、臧克家的《“五四”以來新詩發展的一個輪廓》吸取王瑤的教訓，貶低徐志摩、陳夢家，抬高聞一多。1956年下半年，徐志摩詩文集獲得出版機遇，這為“新月派”獲得正面評價提供契機，徐詩入選《中國新詩選（1919—1949）》修訂版，但最終還是在反右的政治風浪中被壓抑。顯然，“新月派”在1950年代是重要的學術話題，核心之處在于其敘述主線（徐志摩為主還是聞一多為主），并牽涉對它的命運及評價。這暗合了政治話語對文學流派的潛在影響，以及文人情感的內在糾葛等問題。

關鍵詞：“新月派”  1950—1957  中國新文學史問題

1980年第2期的《文學評論》刊載了吳奔星《試論“新月詩派”》，論文試圖從中國新詩發展脈絡中評價“新月派”在中國現代文學史的地位。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大陸學界首次以專題論文的形式研究“新月派”，有著特別的意義，為“新月派”研究打開了新局面。文末有一段附記用來說明這篇文章發表前的情況，此處照實抄錄：“《試論‘新月詩派’》寫作過程中，曾得到何其芳同志多次幫助，并吸收他的有益的觀點，最后經他修訂，成文后，曾決定在一九五七年《文學研究》（《文學評論》的前身）第三期發表，稿已付排；終因眾所周知的原因，未能問世。今特從存稿中檢出，略加修訂，凡其芳同志潤飾過的，都保存原貌，也算是對其芳同志的一種紀念。”1吳奔星透露的“眾所周知的原因”，指的是1957年6月開始的文藝界“反右運動”，那時刊載“新月派”的研究成果顯然不明智。何其芳作為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副所長的果斷處理，為刊物的馬克思主義立場、思想陣地進行了有效維護。但是，這亦能看出：共和國初期的新文學史敘述中，“新月派”是十分復雜的文學社團。為了真正弄清這一問題，我們先理清新文學歷史（中國現代文學）中有關“新月派”和新月詩人的相關評價。

一、新文學歷程中的“新月派”：有關徐志摩與聞一多的評價文字

作為詩歌流派，“新月派”2有其文學貢獻，特別在詩歌領域貢獻尤大。在“新月派”的文學活動、創作實績上，不管是徐志摩還是聞一多和朱湘，都為該派文學史地位的書寫奠定了堅實基礎。但是，這三位著名的詩人都在1949年10月前去世：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因飛機失事離世；1933年12月5日，朱湘投江自盡；1946年7月15日，聞一多被暗殺。他們在不同時間、以不同的方式離開人世，使“新月派”的文學史敘寫，亦呈現出復雜性，不同時間段中敘述主體會發生變化，主要集中于徐志摩和聞一多的定位，及其文學史敘述文字的微妙變動。

最先對“新月派”予以關注的是陳夢家。1931年8月，他編選的《新月詩選》出版。書前的序言中，他對徐志摩、聞一多、朱湘、饒孟侃、邵洵美等人都作出中肯的評價，試圖把他們放在新詩發展的歷史上。他認為，徐志摩“于新詩始終不懈怠，以柔美流麗的抒情詩最為許多人喜歡并贊美的，那位投身于新詩園里耕耘最長久最勤快的”，而其詩作“永遠是愉快的空氣，曾不有一些兒傷感或頹廢的調子，他的眼淚也閃耀著歡喜的圓光”，重點提及《我等候你》《再別康橋》《沙揚娜拉》《季候》和《不知道風是在那一個方向吹》3。聞一多和饒孟侃在新詩格律化追求上的貢獻，陳夢家認為這“是他們最不容抹殺的努力”。單獨評價聞一多則以“苦煉”加以概括，“他的詩是鍛煉不斷的雕琢后成就的結晶”，重點提到《死水》《也許》《夜歌》《你指著太陽起誓》的特殊貢獻4。朱湘的評價則以“朱湘詩，也是經過刻苦磨煉的”做定論，重點提及《當鋪》的題材價值，和《雨點》對于詩人的啟示意義5。從陳夢家的點評文字可看出，他對徐志摩和聞一多在該派的地位評價并不低，采用并駕齊驅的敘述策略。

1935年8月，朱自清編輯《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時，大部分新月詩人都入選，包括聞一多、徐志摩、朱湘、饒孟侃、孫大雨。朱自清斷言，對新文學第一個十年的詩歌，“若要強立名目，這十年來的詩壇就不妨分為三派：自由詩派，格律詩派，象征詩派”。這里的“格律詩派”，指的正是“新月派”。他在導言中曾說到：

十五年四月一日，北京《晨報詩鐫》出世。這是聞一多、徐志摩、朱湘、饒孟侃、劉夢葦、于庚虞諸氏主辦的。他們要“創格”，要發見“新格式與新音節”。聞一多氏的理論最為詳明，他主張“節的勻稱”，“句的均齊”，主張“音尺”，重音，韻腳。他說詩該具有音樂的美，繪畫的美，建筑的美；音樂的美指音節，繪畫的美指詞藻，建筑的美指章句。他們真研究，真實驗；每周有詩會，或討論，或誦讀。梁實秋氏說，“這是第一次一伙人聚集起來誠心誠意地試驗作新詩”。雖然只出了十一號，留下的影響卻很大——那時大家都做格律詩；有些從前極不顧形式的，也上起規矩來了。“方塊詩”“豆腐干塊”等等名字，可看出這時期的風氣。6

早在1929年，朱自清就注意到“新月派”各位詩人在創作中的“價值”。現存朱自清“新文學課程”的講稿中，他對徐志摩、聞一多都有關注，說到徐志摩和聞一多的詩時有這樣的評價，“《志摩的詩》：a．愛與死；b．‘灰色的人生’；c．理想與失望；d．自然與兒童；e．同情；f．懷古；g．‘許多韻體上的嘗試’——散文體，無韻體，駢句韻體，各種奇偶韻體，章韻體，變相的十四行體；h．‘土白話’；i．想象，表現，與音樂”；“《死水》：a．愛與死；b．同情；c．愛國的情緒；d．玄思；e．層折的奇幻的表現；f．凝練的音律”7。他不僅注意到“新月派”的詩歌創作及其詩歌理論，還關注到“新月派”的文學評論，對梁實秋、陳西瀅等人的文學評價文字亦有梳理，關注小說、戲劇時，還留意到“新月派”對不同樣式的文學體裁都有論及，凸顯其在中國現代新詩領域中有貢獻，在各種文學樣式的嘗試上亦不為人后。為“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卷）做具體編選工作時，朱自清重點關注了“新月派”文人，入選詩人包括徐志摩、聞一多、于賡虞、朱湘、饒孟侃等，徐志摩入選26首，聞一多入選29首，是入選詩歌篇目最多的兩位詩人。關于徐、聞的新詩地位，他簡評如下：“《詩鐫》里聞一多氏影響最大……聞氏是‘最有興味探討詩的理論和藝術的’……但作為詩人論，徐氏更為世人所知。……他是跳著濺著不舍晝夜的一道生命水。”8徐志摩和聞一多，仍是新詩敘述歷史脈絡中著力的重要對象，其力度可謂平分秋色。

1936年12月，林庚在北平師范大學開設《中國新文學史略》并編訂講義9，這是繼1929年朱自清開設“中國新文學”課程后，大學塑形“新文學”歷史的又一重要行為。講義內容中，“新月派”作為新文學史中重要一環，并沒有缺席。《新文學的獨立》一章的第九節里，林庚講《詩刊》圍繞的正是“新月派”的歷史。他不僅大量引用《詩刊》的弁言，還指出徐志摩和聞一多在新詩中的地位，“中國自白話詩運動以來，情詩漸漸萌芽，但直到徐志摩氏才是真正的以情詩為生命”，“聞一多……是十分謹嚴的古典主義者，在《詩刊》一派中創造格律最努力的是他，寫詩態度最謹慎的也是他，能以一種理論來說明詩的也是他”，“徐志摩是自我的表現，引誘得大家都朝他的路上走；聞一多是客觀的研究，找出一條新詩建設的路來”10。這樣的論述透露出1930年代對“新月派”的主體思路與敘述策略：徐志摩、聞一多是“新月派”的重要建構者，在中國新詩史中有特殊的位置。撰述過程中，林庚同時用力于徐聞二人，真正體現出他們在“新月派”的價值。

1937年1月，石靈在《新月詩派》中首次提出“新月詩派”的概念，對“新月派”的歷史進行還原，提出“新月詩派的得名，系由于《新月》月刊了。新月詩派的由來，大致是如此”11。具體針對新月詩人，石靈指出應該把“新月詩”派分為前后兩期，“前期詩人，大致是見于《晨報詩刊》中的，后期詩人則是見于以后的《新月》的”，“在前期詩人里，我要說到的是徐志摩、聞一多和朱湘”，更指出聞一多和朱湘在新月詩派的重要價值，“如果就新月派的貢獻這點講，徐志摩的功績是遠不如后兩人的”12。但石靈仍舊認為，徐志摩的新詩地位是不容忽視的：“徐志摩之為新月派的主干”“他可算是新月詩派的代表人物。”13應該說，從石靈的論述開始，徐志摩的“新月派”文學史地位逐漸凸顯起來。

1944年7月，孫望編選出版《戰前中國新詩選》，“新月派”詩人的詩作僅關注到卞之琳、孫毓棠、方瑋德等后起之秀，是有原因的。編者的細節文字透露，“已有新月詩選和英譯本中國現代詩選十分精審的選錄”14。“新月詩選”即陳夢家編的《新月詩選》，而“英譯本中國現代詩選”，指的是1936年在英國倫敦出版的《中國現代詩選》（Modern Chinese Poetry），由哈羅德·阿克頓和陳世驤翻譯，入選15位中國現代詩人（陳夢家、周作人、廢名、何其芳、徐志摩、郭沫若、李廣田、林庚、卞之琳、邵洵美、沈從文、孫大雨、戴望舒、聞一多、俞平伯）的96首新詩15。值得注意的是，由阿克頓主導編選（陳世驤協助）的“中國現代詩選”，徐志摩入選詩歌高居前三（10首），僅次于林庚（19首）、卞之琳（14首）。若從“新月派”的角度衡量則更加讓人驚異，新月詩人入選人數最多，除徐志摩、陳夢家外，還有何其芳、聞一多、孫大雨、沈從文等人，“他們在詩歌形式方面表現出了很大的進步。在偉大的歐洲浪漫運動的庇護下，他們在重組中國詩歌傳統方面留下了自己的印記。他們把歐洲韻律加諸中國詩體，有時確實取得了成功”16，入選詩歌篇目是相當驚人（總數達到24首，占篇目的1/4）。阿克頓對徐氏詩歌有“正有意識地引入‘西方狂想曲’之時，他急匆匆地走向了中國古詩反面（antipodes），沉迷于夸張、復沓，用繁茂的意象阻礙了他自己的詩行，這些意象有的讓人感覺不對，有時又相當精美……徐掌握了節奏的力度（vitality），但缺乏尺度（discipline）”等語言的負面批評，但他還是非常認同徐志摩的詩，認為徐氏“為新的‘修辭手法’打開了閉鎖的門扉”，“他仍然是白話詩人中最流行的一位……我們可以稱他為東方的魯伯特·布魯克”17。這說明徐志摩的新詩地位，是不容忽視也不容回避的。對聞一多，提法卻很簡單，只有這樣一句，“在‘新月’那個圈子里，位列先生（Messrs）一級的是聞一多、孫大雨和陳夢家等人，他們在詩歌形式方面表現出了很大的進步。”18這里需注意的是，他提及聞一多，是和孫大雨、陳夢家并列，真正深入論述聞一多的文字反而很少。與卞之琳、林庚、孫大雨相比，聞一多顯得并不重要。

王佐良1946年也試圖對中國現代文學進行描述，他立足的是軍事背景19下的中國現代文學觀照，筆下涉及“新月派”的問題：“不管怎么說，他們（指‘新月派’——引者）至少及時地給予了新詩技巧創新上的經驗。而任何的概述，不管多么簡短，如果不提新月派的這兩位領軍人物——徐志摩和聞一多，都不會是完整的。”20他花一定篇幅認真對待徐志摩和聞一多，特別對聞一多的地位做出高度評價，“從詩的角度而言，我們將新月派的貢獻確實只歸功于聞一多一人。在這個群體里所有人之中，居然只有他關注著新詩的技巧創新，而且他是一位比其余的人更細致的工匠”21。寫這本小冊子時巧遇聞氏被槍殺，他難免對這一事件添加了文學印象。

可以看出，1949年前有關新文學史的修史中，新月詩人徐志摩、聞一多是重點關注的必然對象。徐志摩和聞一多甚至可以被認為是“新月派”的“雙子星座”22，他們互為呼應，互為對照，互相映襯。不過，真正在有關新詩的編選上，徐志摩的知名度顯然高過聞一多，包括聞一多本人曾參與編訂的《現代詩鈔》23，徐志摩入選詩歌篇目達12首24，聞氏沒有超過徐氏，只有9首25。徐志摩遇難后，以徐志摩的詩集或詩選為題目予以出版的書籍，詳細羅列如下：（1）徐沉泗、葉忘憂：《徐志摩選集》，現代創作文庫，上海中央書店1936年3月版；（2）少侯：《徐志摩創作選》，現代名人創作叢書，上海仿古書店1936年9月版；（3）三通書局編輯部：《徐志摩代表作》，現代作家選集第八種，三通書局1940年10月版；（4）儲菊仁：《徐志摩遺作精選》，正氣書局1947年3月版；（5）巴雷：《徐志摩杰作選》，當代創作文庫，上海新象書店1947年6月版。聞一多1946年7月15日被槍殺之后，出版他詩選的工作卻完全陷入停滯狀態，其形象塑造朝著另一個方向（政治定位為民主戰士、民主斗士）走開去26。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新月派”的新文學史敘寫成為敏感的學術話題。“新月派”中的詩人成員，受到了政治意識形態的篩選，呈現出一定的政治判斷。這涉及“新月派”內部成員的政治定位問題，以及他們在中國革命歷史過程中，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之間的親疏關系。我們把主要的關注點集中在1949年至1957年間，試圖觀察這一時段“新月派”面臨的一系列問題。需要指出的是，中國左翼文藝界對“新月派”并沒有什么好感，這從1920年代以來有關“新月派”的評論中可看出。文藝界領導力量在1940年代后期的角逐中，資深的左翼文藝界成為實質上的領導階層，無疑對“新月派”的文學史定位產生影響：從“當代批評形態”轉向“歷史研究形態”27。這些因素，注定將在新文學史的敘述對象及其文學格局中產生影響。

二、“中國新文學史”教學大綱中的“新月派”問題及其討論

最先對“新月派”的文學史敘述產生重大影響的，是教育部頒布的“中國新文學史”教學大綱。按照李何林1951年5月30日的說法，“中國新文學史”教學大綱（初稿）的制定工作，是由中央教育部統一安排，文法學院各系課程改革小組分支之一的“中國語文系小組”依照教育部的要求，對中國語文系下轄的所有課程擬定課程草案（即教學大綱初稿），《中國新文學史》的大綱草案的實際制定人由老舍、蔡儀、王瑤和張畢來共同擔任28，最初由王瑤、蔡儀、張畢來分別草擬大綱草案后，由李何林綜合修改形成正式初稿，刊載在《新建設》四卷四期上29。

課程大綱的內容制定中，針對“新月派”的敘述，主要集中在第二編和第三編。第二編第四章以“與封建的和買辦的思想斗爭”為題，羅列了與學衡派、甲寅派、現代評論派的斗爭，此處提及的“現代評論派”在具體文字的論及上，主要針對的是前期“新月派”的成員。第三編第三章以“與反對派的斗爭”，首當其沖的就是“與資產階級的‘新月’派斗爭”，后面包括“民族主義文學”、“自由人”“第三種人”，“復興文言”的三大斗爭，此處針對的是后期的“新月派”群體。也就是說，不管是在新文學的第一個十年，還是新文學的第二個十年，“新月派”在教育部課程大綱的制定中都是進步的新文學的“對立面”。這說明，在共和國初期的有關“新文學”歷史的建構上，“新月派”的歷史敘述發生了“斷裂”，它的歷史敘述必須遵循這一標準來進行。

其實，《中國新文學史》教學大綱初稿制定過程中王瑤羅列了“教員參考書舉要”，書目如下：

一、總集

1．中國新文學大系（其中十篇“導論”，另有《中國新文學大系導言集》印行）

2．人民文藝叢書

3．五四文藝叢書（中央文化部編，即將陸續出版；其中已編選完成的各冊“序言”，多已發表，可參考）

4．抗戰前出版的著名作家的“自選集”“選集”

二、論文

1．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2．整風文獻

3．魯迅三十年集

4．亂彈及其他（瞿秋白著）

5．表現新的群眾時代（周揚）

6．《劍、文藝、人民》（胡風著）及胡風其他論文

7．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紀念文集

8．民族形式討論集（胡風編）

三、歷史

1．論民主革命的文藝運動（雪峰作）

2．論文學的工農兵方向（雪葦著）

3．近二十年中國文藝思想（李何林編著）

4．中國抗戰文藝史（藍海編著）

5．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胡華編）30

李何林對“教員參考書舉要”有說明文字，“這個書目，是王瑤同志起草，交大家討論通過后，又由我增改了一些。其中第三部分‘歷史’內五種由王瑤同志原提，第一部分‘總集’我加了兩種，并把《批評論文集》《民族形式討論集》《文代大會紀念文集》三書移在第二部分‘論文’內”。李何林的“暗示”很重要，這說明此時王瑤已注意到左翼文藝理論對于新文學史建構的意義：開列的五種歷史類書籍，包含資深左翼文藝理論家馮雪峰、劉雪葦、李何林，也包括中國現代革命史學家胡華；參考論文的書單，以毛澤東、周揚、瞿秋白、魯迅、胡風的書籍為中心，明顯地以1930年代以來的左翼文藝理論作為資源；具體的文學作品，盡管王瑤開列了“中國新文學大系”和“新文學選集”這兩套叢書，但李何林還是按照自己的理解，繼續增加了“中國人民文藝叢書”和抗戰前出版的作家自選集或選集。這里，值得注意的是“中國人民文藝叢書”，它是1949年全國文代會前由新華書店趕制的一套文藝叢書，主要立足于展現解放區文學作品實績，曾以禮物的形式贈送給文代會代表，周揚則以《新的人民的文藝》為題對它進行闡釋，形成了它獨特的地位，叢書的真正設計者是中共中央宣傳部，實際操作人包括柯仲平、周揚、陳荒煤、趙樹理、康濯、陳涌、歐陽山等人。總體來看，參考書單是以左翼文藝理論史的立場對中國新文學歷史作觀照，它必然包含“左翼立場”，凸顯中國現代革命史與新文學史的內在關聯。

“教員參考書舉要”中，真正涉及“新月派”的是“中國新文學大系”，具體體現在朱自清所編選的詩集卷，但此時這本參考書卻必須依照《中國新文學史》教學大綱的精神來有效地理解。針對第二個十年中國新詩發展脈絡，教學大綱初稿特別予以說明：“本章四節小標題僅供參考。”提及“新月派”，以“技巧與意境”對這一詩派的特點進行“概括”。對比1951年8月王瑤《中國新文學史稿（上冊）》（下稱《“史稿”上冊》）的內容來看，這些標題全部來自王瑤的“設定”31。當然，因“新月派”在1930年代（具體指徐志摩突然離世）逐漸走向消失，其歷史敘述只能在這個時間點終結，不可能在1940年代的中國新詩發展中再提及。這一教學大綱初稿由李何林建議發表出來，后引發系列討論，參加人有王西彥（浙江大學）、俞元桂（福州大學）、任訪秋（河南大學）、韓鎮琪（東北教育學院）。討論主要圍繞以下問題展開：“新文學發展諸階段”、“關于作品分類和作家舉例”、“講話”作為時間段的政治與文化價值、新文學史的起點問題等。32

“新月派”的文學史敘述引發的相關爭論亦包含在其中，俞元桂、王西彥的觀點具有“代表性”。俞元桂對教學大綱第二編本時期詩歌、散文、小說、戲劇等創作的面貌提出批評，認為教學大綱初稿“不能給讀者以明確的承先啟后的線索”33。此處僅以第二編詩歌領域為例來進行對比：

教學大綱初稿“關于本時期的詩歌”提綱：

第一節：暴露與歌頌（蔣光慈、郭沫若等）；第二節：技巧與意境（“新月”派、“現代”派）；第三節：中國詩歌會（蒲風、王亞平等）；第四節：新的開始（臧克家、艾青、田間等）。34

俞元桂建議的“關于本時期的詩歌”提綱：

第一節：熱情的和踏實的戰斗（蔣光慈、郭沫若、劉一聲、朱自清等）；第二節：對渺茫將來的顫栗（冰心、周作人、俞平伯、劉大白等）；第三節：超現實理想的破滅（聞一多、徐志摩、朱湘等）；第四節：朦朧的夢幻（李金發、戴望舒、王獨清等）。35

部定教學大綱初稿采用客觀立場，對新文學史的相關現象進行中性描述，俞元桂的建議修改提綱卻在語氣色彩上發生了變化，明顯地包含著褒貶的感情色彩。對郭沫若、蔣光慈這類革命詩人，他用“熱情的和踏實的戰斗”來概括，而對冰心、周作人、俞平伯、劉大白、聞一多、徐志摩、朱湘、李金發、戴望舒、王獨清這些詩人，采用了貶義含義的詞語諸如“顫栗”“破滅”“夢幻”。俞元桂在這個建議修改提綱中，針對“新月派”和“現代派”詩歌還有一個注腳：“‘左聯成立前后十年’的‘新月派’和‘現代派’的詩歌，是在現實斗爭更殘酷的時期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作家的創作更進一步的表現。”這明顯地體現新時代語境對于“新月詩派”詩人群體的“鄙夷”。而在雜文及散文小品的展現中，俞元桂把冰心、周作人、徐志摩、林語堂作為一個單元，以“優美的情趣——危險的道路”作為標題。這些細節的展現說明，俞元桂建議教育部的《中國新文學史》課程教學大綱，是以政治定性來看待作家文學史的成績。俞元桂在總結中特別強調，“大部分的作家為了階級立場的局限，他們對馬克思列寧主義黨的理論表示懷疑與畏懼，他們企圖尋找其他輕便的改造中國的道路，所以苦悶彷徨成為這一時期創作的特點”。不管是“對渺茫將來的顫栗”的詩人們，還是“超現實理想的破滅”的詩人們，還是“朦朧的夢幻”的詩人們，還是“優美的情趣——危險的道路”的散文寫作者們，統統都歸類到這一特點上概況。

王西彥對大綱中設置的“章節的標題和所舉作家”表達了不滿，認為“問題更多，缺點更大，更值得大家加以注意、研究和批評”36。針對“新月派”，他著重指出，“第三編第六章‘本時期的詩歌’，第一節的‘暴露與歌頌’，舉蔣光慈和郭沫若為代表；第二節的標題卻是‘技巧與意境’，代表的詩人是‘新月’派和‘現代’派。我認為，這一節的小標題太成問題了。同一編的第三章，標題為‘與反對派的斗爭’，是以革命文學運動為主體的，所指的反對派，包括資產階級的‘新月’派，虛偽的‘自由人’‘第三種人’。……從字面上看，‘技巧’與‘意境’都算不得壞名詞。這和前面的立場分明有著矛盾。特別是，為什么還要把敘述作家作品的寶貴的篇幅，給了革命文學運動的反對派呢？難道是為了兼容并包嗎？”在王西彥看來，新文學史的建構本來就不容易，寶貴的篇幅應該給予革命文學的先行者、實踐者們才是正道，兼容并包的文學史視野“勢將沖淡我們新文學運動的思想斗爭的意義”。他為此提出《中國新文學史》教學大綱的編擬，應該考慮到原則性的建議：一是“《中國新文學史》的講授，最重要的，應該是闡明和肯定中國新文學運動的主潮，批判和否定支流和逆流”；二是“在《中國新文學史》里，使魯迅的地位更突出，把魯迅的斗爭和方向更顯著的提出來”，以與季莫菲葉夫教授的《蘇聯文學史》相對應；三是“應該選擇得更嚴格些——比‘大綱’要嚴格得多”，“必須選擇那真正富有代表性的，有好作品的作家，數目不在多，使講授時能夠有時間去分析他們的作品”。

任訪秋對大綱初稿的緒論、方法提出“商榷”，對某些章節的內容安排提出批評，對文學史的分期提出“三期六段”論。針對大綱設置的小標題，他指出，“第三編中六、七、八三章中的小標題，標準極不一致”37，其中第六章中包括“新月派”的文學史論述。韓鎮琪對大綱初稿中關于新文學的“起點”進行商榷討論，進而提出“我們所說的新文學史是新民主主義的文學史，所以應由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作為開始”38，建議修改緒論的第四章和第一編的第一章和第二章。

《中國新文學史》教學大綱（初稿）的出籠及其相關學術討論中，“新月派”的敏感性被暴露了出來。與《中國新文學史》配套的課程為《中國現代文學家著選》，當時也在進行課程教學大綱設置。在李何林看來，“至少也需講三十人左右”，在1951年11月10日的討論中，仍然沒有徐志摩在內39。新文學史著作寫作過程中，文學史家們如何規避這一敏感問題，必然成為時代關注的話題。王瑤的《“史稿”上冊》將面臨什么樣的“命運”，這部文學史著作出版后就能看到。不過王西彥表達了他的“期待”：“我希望幾位《中國新文學史》的編著者，在著作公開問世以前，應該以認真嚴肅的態度，仔細考慮各項問題，不要過于匆忙和粗疏才好。”40

三、“早產”的先行者：《史稿（上冊）》不合時宜的“新月詩派”評論及其組織幫助與修改

以1950年5月教育部制定《中國新文學史》課程教學大綱的歷史時間往前追溯，時間定格在1940年代末。香港開展的左翼文藝界內部清理41過程中，一個有著重要學術使命的學者正在清華園努力工作，這位學者名叫王瑤，他1946年4月畢業于清華大學研究院中國文學部，同年8月受聘于清華大學中文系。1948年12月，在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中國文學史分期研究》（漢魏六朝）一課時，為順應大學生對大學課程設置的革命化要求，王瑤開設《中國新文學史》課程替換《中國文學史分期研究》，主要講授“五四至現在”的文學史（當時被稱之為“中國新文學史”）。1949年1月后，清華大學開啟新的教學課程改革方案，正式開設《中國新文學史》，主講教師仍為王瑤42。這是一門新設課程，也是王瑤的個人文學史寫作行為，他在描述中國新文學史的相關問題時，都是從個人的興趣愛好出發，保留了研究者頗具特色的研究特點（當然也有繼承朱自清治學思路的體現43）。1950年5月，王瑤參加全國高等學校教育會議，會議通過了“高等學校文法兩學院各系課程草案”，其中規定《中國新文學史》為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的主要課程。這一課程的設置，導致許多大學的《中國新文學史》課程老師紛紛向王瑤寫信索取講義44，這為《中國新文學史稿》的出版提供了契機。經過兩年的“隨教隨寫”，至1951年1月1日，《中國新文學史稿》的上冊初稿完成，王瑤為此寫作了《自序》。1951年9月，書稿上冊正式由開明書店出版，至1951年12月印刷了二版，印數總計八千冊。《自序》中，王瑤特別強調《“史稿”上冊》為“草創成的東西”“自然難免疏陋”45。

《“史稿”上冊》交付開明書店出版前，王瑤曾把部分章節以《新文學史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一部分》《從革命文學論爭到“左聯”成立——一九二八到一九三〇年》為題刊載在《進步青年》第231期和232期上。《新文學史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一部分》由上冊緒論的三個小標題的演變組合而成：“新文學是新文化革命的主要旗幟”對應書稿的“開始”；“新文學的基本性質是新民主主義的”對應書稿的“性質”；“新文學的領導思想是無產階級思想”對應書稿的“領導思想”。《從革命文學論爭到“左聯”成立——一九二八到一九三〇年》對應的是第二編第六章之第二節，書稿標題為“左聯成立以前”。這兩篇文章的內容表現出王瑤某種程度的努力行為，他正在利用新的政治理論和文學理論，探索新文學史的書寫，真正實踐《自序》中所說的“運用新觀點、新方法，講述五四時代到現在的中國新文學的發展史”46。緒論這一部分內容是全書的總領之旨，也是王瑤參與《中國新文學史》教學大綱編寫后領會大綱制定規則的體現。他在教學大綱初稿專列教員參考書單中羅列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胡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說明在這一時間段中他已先期閱讀了這些書，注定對他撰寫《中國新文學史稿》產生潛在影響。結合1951年5月教育部《〈中國新文學史〉教學大綱》初稿的制定工作過程來看，王瑤在內容上顯然進行過“微調”，試圖跟教學大綱初稿的政治訴求相一致47。

《“史稿”上冊》初版本內，王瑤以“形式的追求”概括“新月派”在前期的主要特點，主要圍繞徐志摩、聞一多和朱湘展開敘述。針對徐志摩和聞一多，他是這樣描述的：

這里面在當時享名最盛的是徐志摩，他努力于體制的輸入與實驗，最講究用譬喻，要用中文來創造外國詩的格律，裝進外國式的詩意，特別是英國詩。他的第一部詩集《志摩的詩》于一九二五年已出版，以后又出了《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云游》。他自己曾說：“我是一個不可教訓的個人主義者。這并不高深，這只是說我只知道個人，只認得清個人，只信得過個人。我相信德謨克拉西只是普遍的個人主義；在各個人自覺的意識與自覺的努力中涵有真純的德謨克拉西的精神。”十足地反映出了他的向上的市民的要求。在《志摩的詩》里，情感是“洶涌性”的，是“感情的無關闌的泛濫，什么詩的藝術與技巧都談不到”。到他熱心于技巧的追求的時候，實際上已說明了他的“洶涌性”的意識已在“五卅”以后的社會現實里碰到了壁，就是說內容反跟著貧乏了。到他的遺作詩《云游》里，他要求死，說死“是光明與自由的誕生”，詩人的理想是徹底破滅了。茅盾用他的一句話“在夢的輕波里依洄”來說明他的全部思想內容，說“志摩是中國布爾喬亞開山的同時又是末代的詩人”；從高亢的浪漫情調到輕煙似的感傷，他經歷了整個一個社會階段的文藝思潮。到他對社會現實有了不可解的懷疑時，就自然追求藝術形式的完整了。在寫作技巧上，他是有成就的，章法的整飭，音節的鏗鏘，形式的富于變化，都是他的詩的特點。48

然而在提倡格律方面影響最大的詩人實際是聞一多。據徐志摩說，在他們幾個人當中，聞氏實為“最有興味探索詩的理論和藝術的”；又說他們幾個人都多少受到過聞氏的影響。關于格律，聞一多主張“節的勻稱”“句的均齊”，主張“音尺”、重音、韻腳。他說詩該具有音樂的美、繪畫的美、建筑的美；音樂的美指音節，繪畫的美指詞藻，建筑的美指章句……到《詩鐫》出世時，恰是五六年來詩壇最混亂的時候，詩人與詩集都多如雨后春筍，而可讀的作品卻非常少；連最關心詩的發展的人也搖了頭。格律詩的提倡至少在當時起了一種澄清的作用，使大家認為詩并不是那么容易作，對創作應抱有一種嚴肅的態度。就這種意義講，聞氏正是一位忠于詩與藝術，引導新詩入了正當規范的人，而形式的追求也就有了它的正面的意義。當然，這并不是指那所提倡的格律之本身的成功，那當然是失敗的。49

王瑤在論及“新月派”前期活動時，徐志摩和聞一多是必提之人，不管這是立足于徐志摩的名氣，還是考慮到聞一多對新詩格律的提倡，甚至考慮到師承的“私人情感”。但在具體文字的編織上，王瑤還是表現出對聞一多的“推崇”，特別強調聞一多是“一個愛國詩人”50，“除了形式的整飭和‘新月派’其他詩人相同外，那愛祖國和為人民的精神是很早就植有根據的，絕不是‘在夢的輕波里依洄’的詩人”51。與徐志摩從藝術價值上予以推崇有差異，王瑤不僅立足于聞一多的藝術成就，還立足于他愛國詩人的特殊政治身份。朱湘的論述文字頗簡單，王瑤認為朱湘詩歌表達出“率直而到處碰壁的詩人的寫照”，“主要的成功也還是在形式的完整上”52。值得注意的是，于賡虞還被簡單提及，字數不及一百字，以“詩的句子冗長，不同于徐聞諸人，成就也差一些”53作為文學史判定。“新月派”后期的主要活動，王瑤以“技巧與意境”加以概括，重點提及陳夢家、卞之琳，簡單提及方瑋德、劉夢葦、朱大柟、何其芳、李廣田。54王瑤關于“新月派”后期的標題，原封不動地進入《中國新文學史》教學大綱（初稿）中55。但從前面有關教學大綱的討論所述，這個地方正是遭受爭議的地方，不管是浙江大學的王西彥，還是福州大學的俞元桂。

如果按照教育部《中國新文學史》教學大綱初稿討論中王西彥表達的觀念，部定教學大綱初稿無疑具有“兼容并包”的氣魄。王西彥認為，“這樣做，勢將沖淡我們新文學運動的思想斗爭的意義”56。在強調政治領導權的時代，“兼容并包”的文學史觀念很容易被當作思想立場問題被予以批判。“史稿”上冊初版時間為1951年8月。從1951年9月起，京津高等教育界展開了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清華大學也在運動中心。1951年11月起，全國文藝界思想改造運動正式展開。王瑤既是清華大學中文系教員，又是文藝界重要的活動分子，他的相關文藝活動逐漸浮出水面。

置身在共和國初期這場思想改造運動中，王瑤和那一時代的知識分子一樣，不得不寫檢討書反思自己，這種反思必然結合著他的現實工作，包括他從事的教學活動。關于《中國新文學史》課程的教學，他這樣寫道：“在新文學史班上我講‘新月派’和現代派的詩的時候，雖然批判了那些內容，但又肯定了在技巧上有一定的成就；這種脫離內容來講技巧，正是資產階級的腐朽的文藝思想。”57王瑤為“史稿”上冊中所講的“新月詩派”的問題進行深刻反省，切合了“思想改造”這一運動的政治意義。但是，他這部“早產”的著作，還得接受全國從事中國新文學史教學人員的檢驗，首先是來自組織的“認定”。

作為“組織”的教育部、出版總署、中宣部，對書稿是不滿意的。按照《文藝報》編者按的“說法”，“史稿”上冊“所表現的立場、觀點上都是錯誤的”58。1952年8月30日，出版總署、教育部、《文藝報》編輯部在出版總署文化宮召開了“座談會”，葉圣陶日記記錄了當天的討論：

座談會由我署與《人民日報》共同主持，旨在推動批評風氣。而此書為大學所通用，所述又為至關重要之文學，故特取為批評之對象。到者有北大、清華、燕京、師大之文學系教師，外則文聯、報社及我署之同人，凡二十馀人。諸人皆有準備，攜書而來，發言唯恐其不暢不盡。綜合諸人之見，大致謂此書立場觀點不穩，編撰方法失當，為參考資料尚可，實不合稱文學史。此事本未宜以個人之力成之，而王搜輯頗勤，成書甚快，以致種種失誤。此書已印八千冊，為補救此八千冊在社會中造成之不良影響，宜發動批評。先據今日所談，《人民日報》與《文藝報》各為綜合報道。次則發動較有力之批評家，寫專篇批評文章。會以七點散，大家謂今日之會甚好，彼此交換意見，彼此有益。唯余兀坐將五小時，注力而聽，隨時寫記，致腰酸背痛，大感疲累。59

葉圣陶是出版總署副署長，還是朱自清的“老朋友”。面對老朋友的得意弟子，他的記錄顯得客觀。日記中，葉圣陶透露出這個座談會的目的是為了“推動批評風氣”，由《人民日報》與出版總署共同主持。日記內容還透露“諸人皆有準備，攜書而來，發言唯恐其不暢不盡”，這從側面說明座談會是先期準備的。為一部著作組織專家開座談會，這是《人民日報》的第一次記錄。參加發言的人，有吳組緗、李何林、李廣田、林庚、鐘敬文、黃藥眠、蔡儀、楊晦、葉圣陶、王淑明、臧克家。而我們還要注意的是，葉圣陶作為教育部副部長，他透露出“史稿”上冊還是當時大學通用之書，這說明此書在當時產生的影響不小。

與會者充分肯定《“史稿”上冊》在共和國初期具有的特別意義，對著者王瑤付出的艱辛努力尤其贊賞，吳組緗、林庚、鐘敬文、蔡儀、臧克家，都表達出對王瑤寫作的“敬佩”。同時，與會者順應座談會的“組織”意圖，洞穿到《“史稿”上冊》存在的問題：“主從混淆，判別失當”，“評述作家作品，總是忽略了思想內容方面”。吳組緗專門指出王瑤在評述中“似乎把文學的政治性和藝術性對等地分開來看，而對藝術表現方面更為看重一些”，他以蔣光慈和“新月派”的詩人為例：“比如對蔣光慈的某些詩歌，批判其脫離中國現實、流于概念化、缺乏感人力量，說得很著重；而對于“新月派”諸人的詩歌之形式追求，倒津津樂道，好像應該完全給以肯定的評價似的。”李廣田批評王瑤“兼容并包”的寫作方法，“兼容并蓄，對頹廢的資產階級文學沒有批評，這具體地表現在作者對新月派的態度上”。李何林批評王瑤“對于作家和作品，常從形式上或用社會學的觀點籠統地去評述，它對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作家都說了好話，極少尖銳的、深刻的批評”，這當然包括“新月派”的相關評論。楊晦認為最大的問題是“材料的處理”，他指出王瑤在作家和作品的批評上“幾乎看不出有什么無產階級的領導來。而且，相反地，對于新月派，對于象征派詩人等等的評述，是用的頗為欣賞的筆調，看不出作者在講思想領導時所強調的觀點”。楊晦還指出王瑤對作家作品“有所偏好”，“最顯著的是對于新月派。在讀他的這本‘史稿’時，也感到他對于眼前熟識的作家，差不多都有所‘照顧’”。鐘敬文的發言，代表的是他和丁易先生，認為著作的弱點是“思想性低，沒有站穩無產階級立場，甚至于有敵我不分的地方，加以分析力、概括力不夠，編寫的態度和方法不謹嚴”、“對于代表那些代表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思想的作家，也不能給以應有的批判”；“許多不關緊要的、甚至于有害的作家和作品，卻居然占了好些篇幅”；“對于那些形式主義、頹廢派等的作品，反而說得那樣津津有味”；“對于代表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思想的作家沒有嚴正的批評”；“對于那些沒有多大進步意義的（甚至于完全沒有進步意義的）作家的作品，好像有些偏愛，至少是舍不得的樣子”，“著者就單從（或者側重）形式或技巧方面去論述，頌揚它”；“從個人小圈子的關系出發，例如對于朱自清、聞一多等前期的作品過分推崇”。鐘敬文所指出的這些問題，包括了“新月派”的文學史敘寫。黃藥眠認為著作的錯誤“是作者的立場是資產階級的立場”，進而指出“作者對于資產階級的腐朽的頹廢的思想，是非常欣賞的”“作者的資產階級趣味的如何濃厚，如‘人生探索’‘形式追求’等等”，這明顯指向“新月派”的文學史敘寫。蔡儀指出王瑤“實際講到具體的史實時，無論是講作家也好，講作品也好，卻不分青紅皂白把反動作用的（自然政治思想也成問題）如徐志摩、沈從文等等的作品，往往是贊美為主”，重點認為徐志摩和沈從文是最成問題的：“以徐志摩來說，他是‘現代評論’派、‘新月’派在文學方面的代表人物，當時他的文藝傾向是和陳源、梁實秋之流一個鼻孔出氣的，根本沒有什么反帝反封建的精神，更談不到和無產階級革命思想相通的地方。而作者對于他的詩的贊美是爽快而顯明的，對于它的批判，至少是含義模糊的。沈從文在文學運動中所演的腳色本是大家早已知道了的（聽說現在頗有進步要求），作者在論到他的小說時（二三六頁），看去似乎有批判，而實際是沒有批判。”蔡儀認為，“革命運動決定文學運動，而文學運動服務于革命運動。這種關系，自然主要是通過作者的思想行為、作品的內容和形式表現出來，也必須這樣表現出來”，但王瑤在“現代評論派”“新月派”的論述中并沒有“這樣表現出來”。

總體來看，與會者一致認為王瑤對“新月派”的評價是有問題的，“兼容并蓄，對頹廢的資產階級文學沒有批評，這具體地表現在作者對新月派的態度上”60。盡管王瑤沒有參加這次座談會，從吳組緗的發言可以體會到，王瑤對這次會議還是很重視的，吳組緗甚至帶著王瑤的使命，記錄會議相關發言反饋以作修改的參考。《〈中國新文學史稿（上冊）〉座談會記錄》發表后，王瑤認真閱讀過這些原始記錄，寫作《讀〈中國新文學史稿（上冊）〉座談會記錄》一文投寄給《文藝報》，但遭到了“退稿處理”61。王瑤首先對為《“史稿”（上冊）》“召集一個座談會的措施”表示感謝，其次對“出席座談會的諸位同志那種嚴肅認真的批評態度，那種帶原則性的中肯的意見”62表達謝意。他承認著作的根本弱點是“思想性低，沒有站穩無產階級立場，甚至于有敵我不分的地方，加以分析力、概括力不夠，編寫的態度和方法不謹嚴，因此產生了一連串的錯誤和缺點”63。追溯其根源，王瑤認為是自己的“思想水平和文藝修養太不夠”“根本上實在是一個思想改造問題”。關于王淑明在發言中提出的“修改”，王瑤做出這樣的回應：“我打算采取如楊晦和臧克家等同志在座談會中的建議，根據大家所提的意見，對內容做一些重點的修改；并將下冊也根據這次批評的精神，同樣做一次重點的修改，然后出版。（例如關于黨的領導的說明，對于新月派的評述等等，以及下冊中關于路翎等作品的評價等）。同時還擬于書前加一新序，說明作者只是希望它在目前階段發生一點‘填空白’的作用，在‘搜集材料’上供給學習者以參考的意思；并在序中向讀者介紹《文藝報》中的這篇記錄，望其參看。”64

既然是組織意義上的“幫助會”，王瑤面臨著巨大的政治壓力，不得不對上冊內容進行修改。被點名的“新月派”，成為修改的“亮點”和“重點”。對比《“史稿”上冊》1951年8月開明書店初版和1953年8月新文藝出版社修訂版，我們發現，王瑤主要對“新月派”前期和后期的論述文字進行過“修改”，呈現出版本的文字差異。“新月派”前期，主要集中對徐志摩涉及到的政治定位和政治評價的文字做了增加，具體集中在三處（如表格所示）：

 

表面上看，王瑤并沒有真正做到傷筋動骨地對有關“新月派”前期文字加以處理，特別是對聞一多、朱湘、饒孟侃，但對盟主徐志摩的文字，的確進行了“有限度”的處理，列表中從“向上的市民的要求”轉變為“右翼資產階級思想”的文字陳述，這從政治性質上對徐志摩進行了否定，從中可看出王瑤在思想主導上從初稿的“統一戰線”思維轉變為“階級斗爭”思維67。而“沒落”一詞來描述徐志摩的走向，標志著撰者對這位代表性詩人的詩歌理想的徹底否定。具體在藝術成就的評價上，初版本立足于徐志摩詩歌的藝術成就，指出他在寫作技巧上是“有成就的”，作出肯定性評價，帶有推崇的意味，但修訂版中增加的文字，首先從內容上否定徐志摩的詩歌，認為其內容“極空虛”，其次還以“他是新月派詩人的主腦，文藝傾向是很壞的”加以否定。

關于“新月派”后期文學活動，王瑤首先在標題上作了“修訂”，用“‘新月派’與‘現代派’”替換了此前的“技巧與意境”，刪去了“新月社的人對詩是特別有興趣的”68這句開頭語，進而對“新月派”后期詩人從政治上給予定性：

這些人的文藝觀點本來是典型的買辦資產階級的理論，因此在詩歌的創作上也一樣地表現了病態的甚至反動的意識；為追求形式格律的完美，而競尚雕琢，復以形式主義至上主義來掩飾那內容的空虛纖弱，以迷惑讀者的感覺，所發生的影響是很壞的。而且即使僅就他們所標榜的形式格律的追求而論，也并沒有能超過了徐志摩的成就，反而更使新詩鉆進牛角尖里去了。

這種描述明顯有別于初版本對“新月派”后期藝術成就的認可態度。作為“新月派”后期的代表詩人，王瑤在修訂稿中對陳夢家提出批評，重點指出《我是誰》《前線四首》等詩歌在內容上的嚴重不足，在思想上存在的問題，進而判定“新月派詩的內容，在當時是發生了麻痹人心的不良作用”69，也指出卞之琳的形式主義追求導致“詩的內容的空虛”、情緒的脆弱與病態70，一反初版本中對這兩位詩人的推崇態度71。

1952年12月1日，王瑤關于《中國新文學史稿》上、下冊的修訂工作完成后，他在《修訂小記》里做出聲明：“我們并不能說現在這書已經修改好了，沒有缺點了；這種修訂只是就著者目前的能力和認識程度，根據許多同志的幫助，所作的一些重點的修改。”72這些“重點的修改”包括了他對“新月派”前期和后期的敘述。需要說明的是，“新月派”后期論述標題的變更，是修訂版最突出的地方之一73，真正體現出他對“座談會”提出批評的真誠接受，順應了當時正在開展的思想改造運動。王瑤修改行為的背后，是具體落實教學大綱初稿的制定精神，這份教學大綱“是我國第一個由政府‘法定’的‘教學大綱’”，“從研究方法、研究內容、研究目的等方面對‘中國新文學史’課程以及新文學秩序，做出了詳細的規劃與確定”74。對王瑤著作的批判，與這份教學大綱的制定、也與維護這份教學大綱的權威有密切的關系。據統計，“王瑤在對各種非現實主義流派進行總體否定和批判中，對新月派的修改最多，對它的定性批判也最多”75。

這里還需要指出的是，王瑤給教育部中國新文學史課程教學大綱開設的“教員參考書舉要”。開列書單中的“五四文藝叢書”，即1951年7月開明書店陸續出版的“新文學選集”叢書。王瑤在叢書后說道“其中已編選完成的各冊的‘序言’，多已發表，可參考”76。不過按王瑤當時的所見，這套叢書在“新月派”的選擇上，只有聞一多入選（編者為李廣田）。徐志摩并沒有進入到這個序列，這顯然與左翼文藝界對徐志摩的判定有密切的關系77。估計王瑤是看到這套書徐志摩沒有進入“新文學作家”名單而大膽展現的努力表現，他顯然誤解了這套叢書的“真正意思”78。

四、領悟教學大綱精神的史觀實踐：蔡儀的“講話”、丁易的“史略”與臧克家的“輪廓”79

緊跟王瑤《“史稿”上冊》的出版步伐，是蔡儀（中國人民大學）和丁易（北京師范大學）撰寫的新文學史著作。蔡著名之為《中國新文學史講話》，新文藝出版社1952年11月出版；丁著名之為《中國現代文學史略》，作家出版社1955年7月出版。兩位撰者此時或此前都承擔著《中國新文學史》課程的教學工作，書稿內容跟講義有密切關系。《中國新文學史講話》系蔡儀在華北大學二部講授《中國新文學史》時的講稿，由同學記錄，他在底稿的基礎上整理而成80。《中國現代文學史略》的內容說明文字中，有這樣的說法，“本書作者曾在國內各大學講授‘中國現代文學史’多年，這部《中國現代文學史略》就是他幾經修改的講義稿”81。

值得注意的是，兩位撰者的身份很特殊。盡管丁易沒有出席由出版總署和《人民日報》聯合舉辦的座談會，但他是受邀請對象，由同事鐘敬文帶上書面意見，故鐘敬文發言時說，他的發言可以作為他和丁易共同的發言82。蔡儀則參加了那次座談會，并在會議中做重要發言。也就是說，兩位中國新文學史寫作者都認真讀過《“史稿”上冊》，知道其中存在的一些敏感而嚴重的問題，也知道座談會中引發的爭議話題83。正如前面提及的，丁易和鐘敬文的共同發言，蔡儀的發言，都指出王瑤著作中關于“新月派”的文學史敘述存在問題。《文藝報》在刊載座談會記錄時，“編者按”中特別說明，“我們希望通過這樣一些切實的討論，更好地展開這方面的工作”84。

真要開展這方面的工作，蔡儀和丁易將如何展開對有關“新月派”的敘述，無疑是衡量他們對座談會精神領悟的重要尺度，以及如何有效地規避王瑤此前的“失誤”。按照著作出版的時間先后順序，我們先來看看蔡儀對“新月派”的敘述。

針對王瑤“史稿”上冊的座談會，蔡儀提出了幾點意見。一是《中國新文學史稿》這本書體現出的立場觀點問題，“新文學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文學，也就是無產階級領導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學，這是新文學的根本性質，作者在本書緒論里也已承認了的。可是在實際講到具體的史實時，無論是講作家也好，講作品也好，卻不分青紅皂白把反動的和革命的拌在一起。對于那些在文藝運動上起過反動作用的（自然政治思想也成問題）如徐志摩、沈從文等的作品，往往是贊美為主；就是對于政治上是反革命的如胡適、周作人、林語堂等也不少頌揚之詞，作者似乎忘記了緒論中所說新文學的‘性質’和‘領導思想’了”。二是針對“新月派”，他尖銳地指出，“以徐志摩來說，他是‘現代評論’派、‘新月’派在文學方面的代表人物”85，《“史稿”上冊》中對他的批判是模糊的。蔡儀還提及與“新月派”有密切關系的人物胡適，其論述（或評價）是這樣的：

對于反革命分子胡適的《嘗試集》，作者認為“是頗可看出他曾經有過一點嘗試的進步思想的”，認為“盡管胡適同情人力車夫的辦法只是‘點頭上車’，但那點同情在后來也許就根本不會發生的。這些社會意識就標示了初期新詩的特質”。（六二二頁）誠然在《嘗試集》里有那么一點嘗試詩的進步思想，但也還有更多的落后思想；“點頭上車”那么一點同情也是和洶涌而起的革命思潮有關，不過和新文學的特質又是距離多遠呀！作者為什么只看到進步的那一點，而沒有看到落后的那一些呢？

其總結陳述文字中，蔡儀對《“史稿”上冊》做這樣的判斷，“作者對于思想上反動的甚至政治上反革命的作家和其作品，批判不夠，而贊美有加，因此實際上就表現得敵我不分，是非不明，也就是立場模糊，觀點混亂了”。具體執筆寫作《中國新文學史講話》時，他對徐志摩就表現出不客氣，純粹從政治上立意，轉換了王瑤在《“史稿”上冊》中堅持的隱形觀念。有關“新月派”的論述文字如下：

前一階段成為逆流的現代評論派的文學傾向，由于他們所持的理論尚不明確，所生的影響也不顯著，引起的斗爭也是很少的；而到現在新文學運動主流更前進了，他們也就必然地更倒退了，于是正面地和新文學運動主流形成對立、而至發展成為斗爭。只是代替《現代評論》這園地的是《新月》月刊，代替現代評論派這名稱的就是新月派了。

新月派是當時反對“革命文學”最出力的，不單是反對“革命文學”，也反對其他的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的文學。等于發刊詞的《新月的態度》一文里，列舉了十多種他們所反對的文學流派，其中就有所謂偏激派、功利派、熱狂派、標語派、主義派、攻擊派等，就可以看出所包括的對象的相當廣泛，不過主要的是“革命文學”。如梁實秋在《文學與革命》一文里，認為“文學家所代表的是那普遍的人性、一切人類的情思”。“吾人平心靜氣的研究，以為‘革命的文學家’這個名詞實在是沒有意義的一句空話”。而“革命文學”派對于這種論調，就正確地施行了有力的反擊，也取得了相當的成績；雖然未能予以殲滅性的打擊，至少是從正面駁斥了資產階級文藝思想的重要的一面，它的影響是很大的。86

“新月派”無形之中成為新文學發展的“對立面”，蔡儀用“逆流”加以描述，并把“革命文學”爭論中“新月派”的有關論爭，納入其對立面的敘述框架中，把“新月派”定性為資產階級文藝思想。與“新月派”有關的“現代評論”派、胡適等人，在其文學史的敘述框架上最終都被定性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右派”“新文學運動的一股逆流”87。

丁易盡管沒有出席《“史稿”上冊》座談會，但作為敏感的文學史家，他應該讀過《文藝報》。在撰寫《中國現代文學史略》時，他曾參加過“新文學選集”叢書的編選工作，負責《郁達夫選集》篇目的“編選”和代序的寫作。從《郁達夫選集》篇目中可看到，他對郁達夫的敘述（主要集中在《郁達夫選集·序》中）顯得并不客氣，對郁氏多有“批評”88。這體現出他作為一位左翼文學史家的氣質和精神，他的新文學史也必然體現出他的這種文學史眼光。通讀《中國現代文學史略》讓人看出，丁易嚴格按照“座談會”的會議精神，對“新月派”從政治到文學都進行了否定，包括胡適、徐志摩、陳西瀅、梁實秋、葉公超、沈從文89。早期“新月派”的雛形——《現代評論》派文人群體，成為被攻擊的重要對象：“一九二五年又創刊《現代評論》，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運動高漲的時候，他們公開地支持段祺瑞軍閥反動政府，反對學生運動，反對中國共產黨。這派主要人物除胡適外，還有陳西瀅、徐志摩等。”1950年代初期中國共產黨成為新政權的執政者，當年這些人物的反動性不言而喻。丁易毫不客氣地批評徐志摩：

徐志摩是貴族的市民出身，留學英國，受了貴族化的英國市民社會熏陶，又受了英國世紀末的唯美主義印象主義文學的影響。所以他的思想是一個十足的英美資本主義下的產物，他企圖英美式的民主政治能在中國實現……

但是，他的這種政治理想，終究不過是理想而已，他沒有認識到中國是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舊民主主義革命道路是早就走不通的了，因此，他的理想一接觸到復雜的中國現實，便立刻碰壁。這碰壁以后，他只剩下了兩條路可走：一是走入現實之中更進一步的去認識現實；另外呢，便是頹唐下去，做資產階級的孤臣孽子。不幸得很，他的階級限制了他，不容許他走向第一條路，終于他只好在第二條路上嘆息起來：“一個有單純信仰的人，流入于疑惑頹廢里去了”，這便是《翡冷翠的一夜》以后的詩，灰色的沒落的資產階級情調是特別濃厚的。這以后，他便盡可能地回避現實，心情十分苦悶、矛盾。他在《猛虎集自序》中一方面這樣說：“日子悠悠過去，內心竟可以一無消息，不透一點亮，不見絲紋的動。”但另一方面他卻又希望有“一個真的復活的機會”，他說：“抬起頭居然又見到天了。眼睛睜開了，心也跟著開始了跳動。嫩芽的青紫，勞苦社會的光與影，悲觀的圖案，一切的動，一切的靜，重復在我的眼前展開，有聲有色與情感的世界重復為我存在。”這里他睜開眼睛所看到的“天”，以及“勞苦社會的光與影”，究竟是些什么具體的東西，他沒有明白說出，但可以猜想到他看到“光與影”絕不是蔣介石反動統治下的勞苦大眾的反抗的光芒，他看到的“天”，也決不是人民的力量。不過他終于在“懷疑頹廢”中睜開了眼睛，要看一看這“勞苦社會”，總還是好的。然而不幸得很，當他剛剛希望“復活”還沒有移動腳步的時候，他卻于一九三一年在飛機上失事身死了。90

不管是徐志摩的“出身”還是其“文學影響”，在丁易看來都是屬于資產階級的，與無產階級文學形成“對立”。從徐志摩的人生發展經歷來看，丁易認定徐氏為“資產階級的孤臣孽子”，詩歌呈現出“灰色的沒落的資產階級情調”。徐志摩不幸遇難這一事件，撰者并沒寄予深切的“同情”，反而給人“反諷”的味道。

1950年代有關中國新詩歷史的敘述，不得不提及臧克家。王瑤此前在《“史稿”上冊》出版前曾收到臧克家的“來信”，臧在信中說“教新文學史頗麻煩，因系創舉，無規可循，編講義，查原始材料，讀原著，出己見，真不是一件輕松的工作”91。“座談會”上，臧克家表述了自己對中國新文學史的建構設想，“要拿出自己的意見來，這就是說，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給五四以來的文藝作品一個正確的歷史的評價”。具體到方法的使用上，他指出，“應該有重點，雖然不必一定像《蘇聯文學史》那么嚴格，但要學習它的這種精神，將‘五四’以來各個時期的起過進步作用的有代表性的作家的作品，加以研究，評論其時代意義、藝術價值以及它的影響等等”92。1954年時臧克家剛好有這樣一個機會，來真正塑形“中國新詩”的發展歷史。他應中國青年出版社邀請，編選《中國新詩選（1919—1949）》。不可否認，在1950年代這樣的文學環境中編選中國新詩選，肯定會受到政治的“干預”，甚至會無意識中形成自我審查視域（甚至是能夠毫無意識地這樣要求自己）93。盡管臧克家編選的這部詩選有點吃力不討好94，但他為中國新詩發展史寫作的代序文章《“五四”以來新詩發展的一個輪廓》和入選篇目的文學史價值卻不容忽視95。具體為中國新詩修史過程中，臧克家對新詩與革命的關系進行了闡釋，承認新詩“在每一個歷史時期，留下了自己的或強或弱的聲音，對于人民的革命事業作出了一定的貢獻”，認定新詩“從誕生的那一天開始，它就肩負著反帝反封建的歷史任務，在阻礙重重的道路上艱苦地努力地向前走著”，“在前進的途程中，它戰勝了各式各樣的頹廢主義、形式主義，克服著小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情調，一步比一步緊密地結合了歷史現實和人民的革命斗爭”96。實際編選過程中，臧克家把詩選工作理解為“意義重大而又繁難的工作”“我始終在惴惴的心情下慎重地工作著”，這種慎重體現在“我普遍地向朋友們請教過，我想盡可能地避免掉錯誤和偏差”97。某種意義上說，《中國新詩選（1919—1949）》是一種集體編選行為，這背后并不是臧克家一個人的編選，他充當的是“聯絡員”。針對敏感的“新月派”，臧克家的情感是復雜的。按對“新月派”前后期的分期來看，臧克家屬于“新月派”后期成員、聞一多的嫡傳弟子，但此時他又不能不把自己和“新月派”區別開來。描述“新月派”時，他以“成為流派、發生很大的反面影響，值得提出來批判的是‘新月派’和‘現代派’”定下調子，進而指出“作為一個文藝上的派別來評論，它是和當時革命文學對立斗爭的一個反動的資產階級文藝作家的集體”98。這種狀態下的編選行為，我們在此可以斷定，當時大部分被臧克家咨詢的詩人或研究者，普遍對“新月派”詩人與詩歌的入選都感到“棘手”。

在“區分”這一細節上，臧克家還得從“新月派”的雙子星座這一根子出發（即對待徐志摩和聞一多的“態度”）。吸取王瑤《“史稿”上冊》的教訓，他對作為“新月派”主要詩人的徐志摩（附帶朱湘）提出批評，認定徐志摩的詩歌有“反動思想”，指出徐氏是“反動統治者文藝上的代言人”99。對聞一多則表達出贊賞，說聞氏的情況“和徐志摩、朱湘等是不同的”，具體指出《太陽吟》《洗衣歌》《發現》《一句話》等詩的“強烈的愛國主義情感”，也對聞氏著意于新詩的格律建設給予認可，對他1940年代后期生命的綻放表達贊賞：“他終于以自己的生命寫出了有力的反抗的偉大詩篇。”100篇目的入選安排上，徐志摩的詩歌沒有入選，而聞一多的詩歌入選達五首，包括《靜夜》《發現》《一句話》《荒村》《洗衣歌》，僅次于郭沫若和艾青。臧克家編選的《中國新詩選（1919—1949）》，真正體現出“詩歌的藝術性最終被階級屬性和政治話語所代替，詩歌歷史被革命歷史進程所涂寫”101，實踐著教育部頒布的新文學史課程教學大綱的制定目標。

總的來看，不管是蔡儀、丁易，還是臧克家，他們在真正敘述“新月派”這一文學流派時，都一致地把它塑形為革命文學的“對立面”，甚至還加上很多貶抑性的限定詞語予以“界定”。雖然是對立面的文學流派，但“新月派”的文學史問題反而顯露了出來：它是“反動”的文學流派，在新文學史敘述上仍舊是不可或缺的環節。這反而陪襯出“新月派”的“重要性”。

五、夾縫中的“修復”行為：臧編詩選再版、徐志摩詩文出版與吳奔星的“試論”

臧克家編選的《中國新詩選（1919—1949）》1956年8月出版，初版印數兩萬冊。它的編選其實早在1954年就已經開始進行102。代序《“五四”以來新詩發展的一個輪廓》收錄進《中國新詩選（1919—1949）》之前，曾由《文藝學習》1955年第2期、第3期連載發表103，收錄時做過“修訂”104。《中國新詩選（1919—1949）》出版后受到批評，“從所選的詩人和詩的數量來說，似乎嫌少了一些；從內容來看，進步影響的范圍也似乎嫌狹小了一些。寫景詩選得不多，愛情詩幾乎一首都沒有選”105。針對“新月派”的詩選情況，讀者認為“‘新月派’詩人的好詩，也同樣可以入選”，但必須在“序言中進行一些分析和批評”106。這樣的“批評”，跟國內出版環境的改變，也和這年上半年“雙百方針”的提出有密切關系。依據兩個標準來衡量（一是“著眼于有進步影響的詩人”，二是“思想性較強的詩”）， “新月派”詩人和詩歌沒有入選：

像‘新月派’詩人徐志摩、朱湘等人的詩，經再三考慮，才決定不選入；雖然從整個詩歌發展來看，他們曾起過一些影響，并且，他們也有個別的詩還不能算是壞詩（如徐志摩的《大帥》《一張油紙》等詩，還有著反戰思想以及對勞動者的同情等），但從整個‘新月派’以及徐志摩、朱湘等人的詩所起的消極作用來看，不選也不是什么缺點。107

盡管“新月派”詩人的代表者徐志摩、朱湘及其詩歌沒有入選到初版內，但從這里能看出，臧克家對“新月派”還是有情感108，至少他是“再三考慮”后才做出決定的。文學環境的改變，臧克家也能及時做出“反應”。當接到“讀者”的批評時，徐志摩詩歌篇目的入選順勢進入。1957年3月推出第二版時，臧克家進行了“修改”，包括對代序的細節修改。值得注意的是，第二版出版前的1956年11月28日，臧克家寫過《再版后記》。首先，他回答了“編選范圍”的問題，聲明《中國新詩選（1919—1949）》“是專為青年讀者編選的一個‘選本’，如果內容再擴大，按著新詩發展史把‘五四’以來許多有成就的詩人們的作品統統包括進來，對于青年的消化力和購買力是不合適的；那樣一個選本，應該由‘人民文學出版社’考慮編選和出版”109。其次，他透露了版本變遷，“借著再版的機會，加入了徐志摩的兩首詩。在‘代序’里，對于徐志摩的評論也本著我的原意進行了修改”110。這里的“原意”，指的是臧克家仍把徐志摩看成是“資產階級代表性的詩人”111的定位。1957年3月修訂版中，臧克家對徐志摩從全面否定轉入部分肯定，對徐志摩初期的作品中“表露過對當時黑暗社會的不滿，對軍閥混戰的反對”等主題的詩歌表達認同，認為徐的詩歌“我們應該肯定他那些具有現實意義的作品，同時要批判那些反動、消極、感傷氣味濃重的東西”，對他的詩歌藝術成就也有比較完整的評價：“徐志摩的詩，在藝術表現方面是有他自己的風格的。他追求形式的完美。他的詩，語句比較清新，韻律也比較諧和。他的表現形式對于他所要表現的內容，大致是適合的”112。《大帥》《再別康橋》進入到篇目中，“1949年以后，徐志摩的詩正式與內地讀者見面，卻自《中國新詩選（1919—1949）》第二版始”113。1957年“反右運動”聲浪下第二版第四次印刷（1958年3月）本，仍按照第二版的版式付排，從中可看出臧克家的某種堅守行為。

臧克家的這一修改行為背后，與國內出版界、研究界對“新月派”的松動有關。此前的1954年，已經公私合營的商務印書館取消《徐志摩全集》的出版計劃，認定它“不合時代性”114，但到1956年時，出版徐志摩詩文集出現轉機，人民文學出版社約請卞之琳編選《徐志摩詩選》并寫序115。此書的出版工作盡管夭折，但它可以說是一次實驗性文學觀念的“突破”。徐志摩這一名字突破“禁區”，成為讀者閱讀的對象，陸小曼顯得很激動，“我想不到在‘百花齊放’的今天，會有一朵已經死了二十余年的‘死花’再度復活，從枯萎中又放出它以往的燦爛光輝，讓人們重見到那朵一直在懷念中的舊花的風姿”116。陳夢家在1957年1月寫成《談談徐志摩的詩》，刊載在《詩刊》二月號上，能夠算得上是一個“奇跡”117。陳夢家認為，“我以志摩的詩作為五四以來新文學發展過程中的資料，試加以初步的敘述。根據我以上所敘述的，我個人以為他的詩還是可以重選，并應該加以適當的說明”118。結合陳夢家此文的寫作時間與陸小曼文章的一致性，說明當時出版徐志摩詩文的話題并不是“秘密”，他們都是為徐志摩詩文的出版進行的宣傳。

從學術上來衡量“新月派”的文學史地位，則成為此時期的亮點。此前自王瑤《“史稿”上冊》有關“新月派”的史論文字受到批評后，相關學術著作的寫作都把它的文學史貢獻予以否定和批判。趁著出版環境的松動，重新評價“新月派”的土壤得以形成，時為南京師范學院（今南京師范大學）講授《中國現代文學》課程的吳奔星，積極撰寫史論文章，觸及“新月派”這一話題，他把《試論新月詩派》這篇論文的初稿寄送到《文學研究》雜志（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創辦）。文章受到何其芳的青睞，“曾得到何其芳同志多次幫助，并吸收他的有益的觀點，最后經他修訂”。何其芳對吳奔星論文有九處修改，修改時間為1957年7月27日119，這也是確認該文將在《文學研究》刊載的確切信息。這從側面說明，吳奔星寫作“新月派”論文初稿的時間，其實和陸小曼、陳夢家寫作相關徐志摩文章的時間是大體一致的。

吳奔星在《試論新月詩派》中開宗明義地指出，“今天評述‘五四’以來資產階級詩歌流派的最積極的意義，在于探索現代詩歌發展的某些規律，探索各種詩歌流派的相互影響，借以明確現實主義的革命詩歌是如何跟隨中國人民革命事業的步伐而前進的”120。這樣的論述方式，與當時文藝界開展的“雙百方針”（甚至1957年的鳴放政策有關121）有密切關系。這種論述出發點留下了時代局限，但他首次開啟以“新月派”在詩歌上的藝術定位，卻具有意義和價值。吳奔星認為，“‘新月詩派’的創作活動將近十年，其中個別詩人的文學活動還要長一些。我們對這樣一個有組織、有陣容、有理論，有出版機構，經歷達十年之久，發生過相當影響的詩歌流派，究竟如何評價？單從政治立場上加以根本否定，或者單從藝術形式上予以一筆抹殺，都嫌簡單、片面，不是馬克思主義對待歷史事物的正確態度。還是應該進行具體的分析，給予一分為二的評價，還它一個歷史的真面目”122。可以看出，吳奔星對1950年代以來文學史家采取政治上和藝術上否定“新月派”的做法顯然是很不滿的。他試圖從“新月派”的政治集團中有效剝離出“新月派”詩人，因為在他看來，“‘新月派’的詩人們，公開附和‘新月派’的政治主張的并不多，采取實際行動的反革命行動的就更少。他們即使對革命運動、對革命文學有些不滿情緒，影響也不大”123。吳奔星肯定聞一多在現代詩歌的幼年期的理論與形式上做出的貢獻，更欣賞聞氏“跳出唯美主義的泥沼，向革命的民主主義發展”，特別敬佩他“在四十年代中期，在階級斗爭的血的教訓中，接受了中國共產黨的影響，支持青年學生的民主愛國運動，敢于同國民黨反動派的特務作面對面的斗爭，終于死于無聲手槍之下”124的壯舉。這樣的論述，其實仍沿著王瑤修訂版《“史稿”上冊》、蔡儀的《中國新文學史講話》、丁易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略》、臧克家的《“五四”以來新詩發展的一個輪廓》等的相關論述，是那一時代定論基調上的復述而已。

但對徐志摩的論述，吳奔星超越了同時代多數文學史家的眼光，顯示出獨到的文學史觀察。他既無法否認徐志摩的出身，又不能否認徐志摩和胡適、陳西瀅的關系，但他提出徐志摩與胡適、梁實秋的“差別”，進而提出“我們對待徐志摩，是不是也可以象我們黨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對待從舊社會過來的患有‘恐共病’的地主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一樣呢？”他指出，對徐志摩的問題“是政治問題還是思想問題，應該分辨清楚”并勇敢表達自己的文學史觀：“這正如對待某些歷史上的著名詩人，他們的基本思想傾向可能是反人民的，然而在文學史的研究中，對他們作品卻不能全盤否定一樣，否認了就會割斷歷史的聯系，看不到文學發展的整個風貌。如果‘新月詩派’并非一無足取的話，就應該從這樣的角度去考察。”125在當時的時代環境中，他這些話真乃“空谷足音”。盡管文中有明顯的貶徐（志摩）揚聞（一多）之嫌，但他能從文學史論的角度重新面對徐志摩在藝術上的成就，這對徐志摩詩文的傳播而言是不容忽視的。其實，吳奔星的論文還提及“新月派”其他重要詩人，如陳夢家、朱湘、饒孟侃、于賡虞、邵洵美、孫大雨等，并指出新月詩人對何其芳、李廣田、臧克家等人的“藝術影響”，明顯地區別于同時期的文學史家王瑤、蔡儀、丁易、劉綬松、張畢來等人，達到了那個時代最高的學術水平。

這里值得一提的是何其芳，作為《文學研究》的主編，何其芳讀吳文的相關感受我們無從知曉，但從吳奔星透露出來的信息看，何其芳對《試論新月詩派》顯然有感觸，這也是他力推吳文的原因。為了真正讓吳文面世，何其芳花費過相當大的心血，1957年7月27日給吳奔星回信之前，“何其芳同志已經提過三次意見，并且親自動手改”126。吳文指出何其芳受“新月派”的影響，何其芳竟然表達出認同，這或許是他認同重新評價“新月派”的緣故。何其芳承認“在所謂新月派詩人中特別喜歡讀聞先生的詩”，但他不否認自己對徐志摩詩歌接受的影響作用，“到了后來的《猛虎集》中，徐先生居然寫起‘別擰我，疼！’那樣的調情詩來，我就越是不喜歡了”127。吳奔星對聞一多的論述文字中，曾有聞一多“達到了非黨布爾什維克的境界”，何其芳對此并不滿意，定稿時修改為“達到了崇高的革命戰士的境界”。何其芳向吳奔星表達了他的看法，認為“魯迅是可稱非黨布爾什維克的，因非黨布爾什維克除了表現在接受無產階級的領導外，更主要的是具有共產主義的世界觀，而后者，聞一多是沒有（還來不及）達到的”128。這一帶有警醒價值的話，無意間反映出何其芳對1949年后無限抬高聞一多的文史地位的透徹認識。但最終《試論新月詩派》并沒有在《文學研究》1957年第3期面世129，這除了反映出當時的時代政治環境而外，也反襯出何其芳的謹慎心態，同文藝界鳴放期間饒孟侃、陳夢家130、蘇金傘131等人的言論形成鮮明對比。

1956年至1957年有關“新月派”文學史評價的突破，最終并沒有真正得以實現，之后全國文藝界的“反右運動”開啟，新詩歷史的描述再次上升到政治的高度衡量。“兩條路線”的斗爭、“主流”和“逆流”的描述，成為最流行的話語方式和思維方式。針對新詩歷史，正確的描述方式被確立：

“‘五四’以來的每個時期中，都有兩種不同的詩風在互相斗爭著。一種是屬于人民大眾的進步的詩風，是主流；一種是屬于資產階級的反動的詩風，是逆流。”左聯時期也是遵循著這樣的思路，“到了左聯時期，由于革命的擴大和深入，階級斗爭更加尖銳化，詩風也就隨著不斷地變化和發展。詩歌的現實主義色彩更加豐富了；在內容上更直接地反映了當時勞動群眾的生活和要求；形式風格上顯得較為樸素和傾向于大眾化”。

左聯詩歌的對立面就是“新月派”（還包括“現代派”），對其描述更具有革命樂觀主義（或浪漫主義）的“基調”：“這種反現實、反人民的詩風，禁不得抗日戰爭的風暴一刮，便立刻被吹得煙消云散，而革命的詩歌運動卻在抗日戰爭中，取得更大的發展。”132王瑤《“史稿”上冊》對“新月派”的論述被當作“資產階級白旗”進行批判，論者反問“王瑤憑什么為徐志摩辯解和開脫”133。針對陳夢家《談談徐志摩的詩》，巴人提出嚴厲批評，“我不能同意陳夢家的意見，對徐志摩的詩是過分贊揚了”，認為“陳夢家是想把徐志摩裝扮成一個革命詩人”134。《辭海》試行本第10分冊1961年10月出版時，對“新月派”仍舊采取政治判斷的方式來進行敘述：“代表中國買辦資產階級思想和利益的文學流派。”135

結 語

作為中國新文學史上重要的文學流派，“新月派”在其文學史的敘述過程中的相關細節，頗值得研究界進行歷史的“深度反思”。1949年以前的相關文史敘述中，作為正面而持中的“新月派”引得文學史家的“青睞”，甚至不惜花費筆墨進行描述，徐志摩和聞一多作為“新月派”的“雙子星座”，相關敘述平分秋色。這豐富著“新月派”在中國新詩理論與創作中的實績，也是貼著歷史面貌進行真實傳達。

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國家意識形態努力塑造的學術建構逐漸成為時代主潮后，《中國新文學史》課程教學大綱遵從于政治意識形態的“建構”。“新月派”成為文學史家進行政治衡量的內容，《“史稿”上冊》座談會的發言就是明證。“新月派”的敘述，成為衡量1950年代新文學史家思想改造是否徹底的“標志”。1959年吳奔星曾有感嘆，覺得現代文學課程的教學最好是安排共產黨員來承擔136，這表明他對自己頭腦深處思想的“不自信”。王瑤《“史稿”上冊》作為共和國最早的新文學史書寫著作，遭受時人詬病頗為厲害的地方就包括“新月派”的論述。檢討書寫作中王瑤不得不承認自己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思想”137，“在今后努力工作與學習，以求徹底改造自己并提高自己的水平”138。以《文藝報》《人民日報》為宣傳途徑，有關組織試圖幫助王瑤，為中國新文學史中“新月派”的文學史書寫提供“參照”。王瑤《“史稿”上冊》之后，盡管先后出現了蔡儀的《中國新文學史講話》、丁易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略》、劉綬松的《中國新文學初稿》，也出現了臧克家的《“五四”以來新詩發展的一個輪廓》，他們體現出的文學史寫作都是嚴格遵循中國新文學課程的教學大綱，吸取教學大綱討論的建議，回避王瑤所犯的“錯誤”，尤其是在對待“新月派”的歷史敘寫上。

1956年之后的短暫歲月（持續至1957年6月），國家在文學觀念上有所“調整”，徐志摩詩文的出版曾一度有轉機，陳夢家、臧克家都試圖努力，甚至出現像吳奔星這樣的文學史研究者，但它畢竟只能是“曇花一現”。更大的風浪使何其芳表現得很謹慎，而那些試圖為“新月派”的文學史吶喊的人，或者為自己的“新月派”身份進行辯護的人，一并被掃進歷史的“垃圾桶”，成為“反面教員”（絕大部分被定為“右派分子”）。1980年3月，《文學評論》第2期刊載吳奔星《試論新月詩派》，才真正為它重新“正名”。不過，“新月派”在1980年代初期的文化語境里仍留有“尾巴”，至少要到1985年前后才真正得以“改變”。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開明書店版‘新文學選集’叢書專題研究（1951—1952）”、教育部2019年度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招標項目“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史料編年整理與研究”和西南科技大學研究生精品課程《中國現當代文學史料》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1 120 122 123 124 125吳奔星：《試論“新月詩派”》，《文學評論》1980年第2期。

2關于“新月社”“新月詩派”“新月派”等文學史問題，付祥喜做過考論，參見付祥喜：《新月派考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版。需指出的是，本文提及的“新月派”，主要立足于它作為流派性質的學術話題，它與“新月詩派”這一名詞有一致性，與付著的理解有一定的差異。

3 4 5陳夢家：《序言》，《新月詩選》，新月書店1931年版，第22—23、24—25、25頁。

6朱自清：《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導言》，《朱自清全集》（4），江蘇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372頁。

7朱自清：《中國新文學研究綱要》，《文藝論叢》（14），上海文藝出版社1982年版，第22—23頁。

8朱自清：《導言》，《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6—7頁。

9 10潘酉堂：《林庚〈中國新文學史略〉》，商務印書館2017年版，第135—136、86頁。

11 12 13方仁念選編《新月派評論資料選》，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35、49、50—51頁。

14孫望：《初版后記》，《戰前中國新詩選》，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9頁。

15卞東波：《〈中國現代詩選〉：最早翻譯到西方的中國現代詩集》，《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3期；哈羅德·阿克頓：《〈中國現代詩選〉導言》，北塔譯注，《現代中文學刊》2010年第4期。卞東波譯為“艾克頓”，北塔譯為“阿克頓”。

16 17 18哈羅德·阿克頓：《〈中國現代詩選〉導言》，北塔譯注，《現代中文學刊》2010年第4期。

19王立：《文獻鉤沉——王佐良〈今日中國文學之趨向〉與抗戰英文宣傳冊》，《國際漢學》2016年第3期。

20 21王佐良：《今日中國文學之趨勢》，王立譯，楊國斌校，《國際漢學》2016年第3期。

22借用陳子善先生描述魯迅和周作人的這一用語。參見陳子善《雙子星座：管窺魯迅與周作人》，中華書局2015年版，第300—301頁。

23聞一多：《現代詩鈔》，《聞一多全集》（4），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2年版，第454頁。

24徐志摩入選的十二首詩歌篇目，包括：《月下雷峰影片》《五老峰》《殘詩》《常州天寧寺聞禮懺聲》《毒藥》《再別康橋》《哈代》《云游》《火車擒住軌》《在病中》《領罪》和《愛的靈感》。

25聞一多自己編訂入選的詩歌篇目為八篇，包括：《“你指著太陽起誓”》《也許》《末日》《死水》《春光》《詩二首》《飛毛腿》和《奇跡》。

26聞一多詩篇的集中展現，主要體現在1948年開明書店出版的《聞一多全集》之中。而此時有關聞一多形象的文字，以《人民英烈——李公樸、聞一多先生遇刺紀實》（李聞二烈士紀念委員會編，1946年版）、《聞一多的道路》（史靖著，生活書店1947年版）、《從鄧演達到聞一多：廿年來蔣介石所殺的人物》（許畏之著，風雨書屋1949年版）和《聞一多》（勉之著，三聯書店1949年版）等傳達出的“聞一多”形象建構為主體，最終形成了非文學語境中的聞氏形象。

27 43黃修己、劉衛國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史（下冊）》，廣東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83、499頁。

28延安魯藝走出的學者陳涌名列其中，因為工作太忙而沒有參加。盡管陳涌沒有參加此次《中國新文學史》課程教學大綱的制定，但他在后來的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從事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和魯迅研究，都是很有特色的。參見袁洪權《共和國初期現代文學史的生產與建構》，《文藝爭鳴》2015年第6期。

29 30 34 76老舍、蔡儀、王瑤、李何林：《〈中國新文學史〉教學大綱（初稿）》，《新建設》1951年4期。

31對比1951年9月初版《中國新文學史稿》（上冊）的標題來看，1951年5月大綱初稿有關小說、詩歌、散文和戲劇標題的設置，主要來自王瑤寫作的教學大綱草案。當然，這三份教學大綱草案多大程度在大綱初稿中得以保存，倒是值得細細研究的。

32李何林：《敬復王、韓、任、俞四位先生》，《新中華半月刊》1951年24期。

33 35俞元桂：《關于〈中國新文學史教學大綱（初稿）〉第二編》，《新中華半月刊》1951年24期。

36 40 56王西彥：《關于〈中國新文學史教學大綱〉（初稿）的討論》，《新中華半月刊》1951年24期。

37任訪秋：《對〈中國新文學史教學大綱〉的商榷》，《新中華半月刊》1951年24期。

38韓鎮琪：《中國新文學史由什么時候開始——對〈中國新文學史〉教學大綱（初稿）的意見》，《新中華半月刊》1951年24期。

39不僅沒有徐志摩，連王統照、落花生（許地山）、冰心、郁達夫、田漢、洪深、沙汀、艾蕪、蔣光慈、臧克家、蕭軍、蕭紅、舒群、于伶、章泯、朱自清、靳以、路翎、陳白塵、馬凡陀等都沒有進入。參見李何林《敬復王、韓、任、俞四位先生》，《新中華半月刊》14卷24期。

41錢理群：《1948：天地玄黃》，山東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42 44杜琇編《王瑤年譜》，《王瑤全集》（8），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72—373、373頁。

45 46 48 49 50 51 52 53 54 65 71 91王瑤：《中國新文學史稿》（上冊），開明書店1951年版，第3、1、73—74、74—75、76、78、78—79、79、197—198、74、197—199、4頁。

47從教學大綱初稿內容來看，王瑤所寫教學大綱草稿留下的痕跡很深。特別是涉及具體的作家作品評論方面，明顯地和《中國新文學史稿》上冊的有關內容和標題有驚人的相似。而發表在《進步青年》上的兩篇文章（《新文學史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史的一部分》和《從革命文學到“左聯”成立——一九二八到一九三〇年》），留下教學大綱初稿制定時的“影子”。

55李何林在敬復王西彥先生一則中說道，“‘大綱’里面的作品分類是根據‘史稿’的有關部分，可以解答西彥先生的一部分問題：單看‘大綱’的標題是不易瞭然的”。參見李何林《敬復王、韓、任、俞四位先生》，《新中華半月刊》1951年24期。

57 137王瑤：《在思想改造運動中的自我檢討》，《王瑤全集》（7），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70、263頁。

58 60 92《〈中國新文學史稿（上冊）〉座談會記錄》，《文藝報》1952年第20號。

59葉圣陶：《葉圣陶集》（22），江蘇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59頁。

61 62 63 64 138王瑤：《讀〈“中國新文學史稿（上冊）”座談會記錄〉》》，《王瑤全集》（7），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79、275、276、277—278、278頁。

66 68 69 70 72王瑤：《中國新文學史稿》（上冊），新文藝出版社1953年版，第74、197、198、199、4—5頁。

67 75陳改玲：《五十年代王瑤對〈中國新文學史稿〉的修改》，《新文學史料》2009年第4期。

73標題修改集中在三個地方：第七章第二節“技巧與意境”變更為“‘新月派’與‘現代派’”；第八章第六節“歷史小說”變更為“歷史諷喻小說”；第九章第二節“結構·對話·效果”變更為“《雷雨》及其他”。

74孫向陽：《“中國現代文學史”學科的建構及其嬗變——以“教學大綱”為考察中心》，《南方文壇》2018年第2期。

77叢書的主持者為文化部長茅盾，其實他在1930年代的作家論中就對徐志摩的“布爾喬亞”性質進行了定性。參見茅盾《徐志摩論》，《現代》1933年第4期。

78這套叢書本打算出版第一輯后，陸續推出第二輯、第三輯……但出版第一輯后再也沒有推出續輯，可看出其建構背后的諸多問題。

79“講話”指的是《中國新文學史講話》，“史略”指的是《中國現代文學史略》，“輪廓”指的是《“五四”以來新詩發展的一個輪廓》。

80 86 87蔡儀：《中國新文學史講話》，新文藝出版社1952年版，第1、92—93、87頁。

81 89 90丁易：《中國現代文學史略》，作家出版社1955年版，版權頁、第93、288頁。

82鐘敬文發言。《〈中國新文學史稿（上冊）座談會〉》，《文藝報》1952年第20號。

83畢竟這次座談會記錄隨后就發表。筆者在翻閱常任俠日記時，注意到他專門翻閱這篇座談會記錄進行認真閱讀。

84文藝報編輯部在文章前所加的“編者按”，《〈中國新文學史稿（上冊）座談會〉》，《文藝報》1952年第20號。

85蔡儀的座談會發言，《〈中國新文學史稿（上冊）座談會〉》，《文藝報》1952年第20號。

88比如對郁達夫早期小說創作，認為“這種精神情緒實在是不健康的”“對于現實的反動政治無損于秋毫，而在客觀上對青年們的前進向上的熱忱卻起了一種很不好的消極作用”。參見丁易《郁達夫選集序》，《人民文學》1950年第6期。

93 102 107大尹：《有關〈中國新詩選〉的幾件事》，《讀書月報》1956年第10期。

94 105 106陳艾新：《讀了〈中國新詩選〉以后》，《山花》1957年第2期。

95 羅振亞指出，“真正可視為新詩經典化進程中第二塊界碑的，還是臧克家編選、中國青年出版社1956年出版的《中國新詩選（1919—1949）》”。參見羅振亞《百年新詩經典及其焦慮》，《文藝爭鳴》2017年第8期。

96 97 98 99 100 109 110 112臧克家：《中國新詩選（1919—1949）》，中國青年出版社1956年版，第1—2、317、13—14、14、15—16、318、318、14頁。

101易彬：《政治理性與美學理念的矛盾交織——對于聞一多編選〈現代詩鈔〉的辯詰》，《人文雜志》2011年第2期。

103從《文藝學習》雜志的初刊本中可以看出，在最初編選過程中，臧克家的關注還是比較寬泛的，至少在“胡風案”發生前編選時，他對七月派詩人還是有一定的關注，比如對魯藜，曾有深入的分析。“胡風案”發生后，1956年收錄到《中國新詩選（1919—1949）》時進行了刪除。

104袁洪權：《〈中國新詩選（1919—1949）〉的版本、編選與代序修訂》，《現代中文學刊》2014年第5期。

108臧克家在徐志摩去世后曾寫過悼念徐氏的詩文《吊志摩先生》（青島《民國日報》1931年12月26日），還在1934年3月27日寫的《談新詩》中對徐志摩作高度的文學史評價。

111 113陳子善：《“原意”》，《文匯報》筆會副刊，2013年10月20日。

114 116陸小曼：《遺文編就答君心——記〈志摩全集〉編排經過》，《新文學史料》1981年第4期。

115卞之琳：《人與詩：憶舊說新》，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61頁。

117此文是1949年后第一篇專論徐志摩詩歌藝術成就的文章。

118陳夢家：《談談徐志摩的詩》，《詩刊》1957年第2期。

119 126 128吳奔星：《文學風格流派論》，北岳文藝出版社1987年版，第199、200、199頁。

121 136據吳奔星在1959年的一份檢查中稱，“在鳴放階段，我寫過100多張小字報，貼出去的有100張。”這些小字報的思想與同一時期寫作這篇論文的思想顯然有一致性。參見吳心海輯校《吳奔星1959年日記中的一份自我檢查》，《新文學史料》2018年第1期。

127何其芳：《悼聞一多先生》，《星火集續編》，新文藝出版社1952年版，第111—112頁。

129吳奔星談及他收到《文學研究》編輯部的打印樣稿時間為1957年9月，其實第三期最終推遲至10月12日才正式出版。在8、9月份之間，至少在9月前，說明第三期已經付排，最終在9月中旬之后進行了替換，包括吳奔星這篇《試論新月詩派》。參見《編后記》，《文學研究》1957年第3期。

130陳夢家說到何其芳，“有一些詩人像何其芳等比我更接近‘新月派’，卻因為他改造了思想，入了黨，而不再給他掛這塊招牌（指‘新月派’），我雖然沒有入黨，也不能老掛著這塊牌子。”饒孟侃為陳夢家帶著“新月派”的牌子鳴放，“我覺得有關‘新月派’的問題如果讓陳夢家負什么責，的確是不公正的。”參見《作協在整風中廣開言路》，《文藝報》1957年第11期。

131蘇金傘批評臧克家編的《中國新詩選（1919—1949）》，其做法是“宗派主義”：“先把代表詩人作為標尺來進行評選，別的一概抹煞。”參見蘇金傘《肅清文學上的“宗派主義”》，《文藝報》1957年第12期。

132荃麟：《門外談詩》，《詩刊》1958年4月號。

133北京大學中文系56級魯迅文學社集體寫作：《批判王瑤對新詩的資產階級觀點》，《詩刊》1958年10月號。

134巴人：《也談徐志摩的詩》，《詩刊》1957年第11期。

135薛綏之：《關于“新月派”》，《中國現代文藝資料叢刊》（第3輯），新文藝出版社1963年版，第238頁。

[作者單位：貴州師范大學文學·教育與文化研究中心]

[本期責編：王　昉]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