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內容提要：在全面抗戰初期報告文學的寫作熱潮中，駱賓基的報告文學集《大上海的一日》在觀察戰爭的視角與經驗形態上，呈現出即景與全景、實踐與旁觀、深度介入與總體觀察之間的悖論。以駱賓基為代表，這些業余作者出身的文學青年的寫作往往與戰斗、服務等具體實踐高度糾纏在一起，不僅構成了作家個人在實踐路徑和寫作位置上遭遇的難題，也是內在于抗戰初期報告文學寫作的整體性問題。從參加青年防護團救護傷兵到加入別動隊的前線戰斗，再到浙東農村的基層救亡工作，駱賓基不斷轉換自身的實踐路徑，逐漸生成了一種從戰爭的現實和總體出發進行剖析和反思的文學視野。文學個體在戰爭中這一曲折、復雜的自我調試也折射出戰時文藝調動寫作者主體的位置與能力介入現實與歷史的內在訴求。

關鍵詞：駱賓基 《大上海的一日》 報告文學 戰時實踐 寫作位置

自1938年7月起，上海的《烽火》雜志開始為“烽火小叢書第五種”——駱賓基的報告文學集《大上海的一日》刊登廣告：

在抗戰期間活躍的許多報告文學者中，駱濱基先生是最杰出最受人注意的一個。他不僅是一個在戰地服務的智識分子，也還執著槍守衛過真如南翔的交通線，跟著一些年青力壯的弟兄參加了保衛大上海的血戰，在槍林彈雨下冒著重重的危險。他的每一篇作品都是實生活的紀錄。在那里面出現的每個人物都是作者所熟習的。他們的心和作者的心一同悸動，一同在前線掙扎苦戰，產生了種種可歌可泣的事跡。這是有血有肉有生命的東西。這是天地間至情之文。1

在全面抗戰的動員語境下，這則廣告推介《大上海的一日》時，最吸引人的莫過于作者身份的多重性：駱賓基不僅是在戰地服務的知識青年，而且親身參與了八一三淞滬抗戰的具體戰斗。所謂“實生活的記錄”，既在于其中的真實生活與切身體驗，更在于貫穿在形象與事跡中的情感力量。正如茅盾在書評中所說，這是“用血用怒火寫成的作品”2。這種血與火、寫作與戰斗的交織，既構成了抗戰全面爆發初期報告文學主要的生成機制，也顯示出以駱賓基為代表的一大批進步青年在抗戰中的生存狀態。

駱賓基出生于吉林的邊遠小城琿春，“九一八”事變之后開始南下求學的道路，在膠東、哈爾濱、北平、上海、浙東、皖南、桂林、香港、重慶等地不斷輾轉，在戰亂中經歷了長時間的流亡與遷徙。在東北作家群內部，生于1917年的駱賓基更加年輕，走上文壇的起點與抗日戰爭的爆發幾乎是重合的。作為受過一定教育卻沒有穩定職業的文學青年，駱賓基可以說完全是在抗戰中摸索著自己的身份位置、實踐方式與創作道路。如《大上海的一日》這樣的報告文學寫作，就是伴隨著八一三淞滬抗戰的打響展開的。如錢理群先生指出的那樣：“抗戰初期涌現了一批有著更好的文學修養和準備，以后成為專業作者的文學新人，報告文學就是他們初試身手的領域。”3值得進一步探究的是，抗戰初期的戰爭經驗如何形塑了這些“新人”進入文學寫作時最初的經驗形態與創作方式，又是否為1930年代即已興起的報告文學帶來了某種新的可能性或難題性。尤其值得注意是，對這些業余作者出身的青年而言，戰時報告文學的寫作又往往與戰斗、服務等具體實踐高度糾纏在一起，既決定了寫作者戰時實踐形態的混雜性，也折射出抗戰初期報告文學寫作位置的特殊性。

一、即景與全景：觀察戰爭的兩種視角

對于駱賓基、張棣庚、張秀珂、辛勞、陳亞丁這些聚居在上海的東北流亡青年而言，故土的淪陷記憶、邊緣化的都市經驗、對于現實政治的激憤，以及個人處境中的困頓，構成了精神上的多重困境。而抗戰作為“神圣的民族革命戰爭”4，實際上構成了對一切形式、來源及意義上的“壓迫”的反抗。正如丘東平在給蘇聯塔斯社社長羅果夫的信中所說：“中國的青年作家們，他們站在中國大眾的前頭，期待這抗日戰爭已經很久了?！?在八一三淞滬抗戰前后，這些東北流亡青年迅速而決然地選擇了不同的身份與方式投身于戰時工作的不同崗位。上海炮聲初起時，駱賓基與張棣庚、蕭殷等人一同在上海文藝界抗敵協會登記后，就參加了上海青年防護團，跟隨救護隊在日軍空襲的炮火中搶救、轉運傷員，“空閑時則到街頭巷尾向居民宣講防空常識或教唱救亡歌曲”，不久之后又“和辛勞、陳亞丁等人一道報名參加了‘軍事委員會’領導下的據說是準備開赴敵后打游擊的‘別動隊’”。6《大上海的一日》中收入的那些篇幅短小、筆調急促、情緒熱烈焦灼的通訊或特寫，大多都是像駱賓基在其中一篇的文末題識中所說“寫于慌忙不安中”7，或是在慘烈的轟炸或戰斗過后的“追記”8。在結集為“烽火小叢書第五種”出版之前，這些短篇報告文學作品接連發表在由茅盾、巴金分別擔任編輯和出版人，由《文學》社、《中流》社、《譯文》社、《文季》社共同出版的聯合刊物《烽火》上，幾乎是同步呈現出八一三淞滬抗戰中殘酷而切近的戰爭即景。

這些短篇報告以速寫的形式，記錄下的或是救護隊半夜在空襲中搶救、轉運傷員的情境，或是哨兵在夜間守衛交通線時與各路人員相遇時的見聞，又或是難民船遭遇轟炸前后難民們吵嚷、騷動、爭相逃生的慘象及其劇烈變動的心理狀態。敘述中往往充滿匆促的對話、迅疾的動作和劇烈的情緒波動，以凌厲的筆觸、閃現的場景、聲音與光影的碎片，呈現出一種蒙太奇式的戰爭情境?！毒茸o車里的血》一篇開頭寫急救車駛過街頭：“急救車開足了馬力，沖著氣流的阻力，飛似地向前奔駛。插在車箱前的紅十字旗，也激忿般抖擺不止。驚訝的眼光，窺探的眼光，一排一排，閃過去了。隨著喇叭連續不斷的急鳴，像海船樣，車子劈開人群的波浪，而在車過后，人們重又擁到了一起，三五成堆?！?報告以這種電影鏡頭式的敘述，書寫了惶惶不安的擔架員“我”、童子軍隊員、防護團員、紅十字會救護員與痛苦求生的傷員直接接觸時產生的情感沖擊，尤其是在時間、空間、物資都極其有限的情況下不得不對不同傷勢的傷者進行取舍的兩難境地。正如茅盾在書評中所說：

當《救護車里的血》這一篇到了我手里時，我知道他是在怎樣的環境下寫成的：終日奔波乃至夜間也要出發幾次，嗅的是血腥和火藥氣，看的是斷肢破腹的尸體，只要有幾分鐘的時間，抓到了任何紙筆，他就寫；——他是用他的心血來寫，為控告敵人的殘暴而寫。寫成后是個什么東西，他是無暇計及的。可是他寫的真不壞！10

這些很可能就是在救亡服務的間隙、轟炸與死亡的威脅以及動蕩不安的情緒中寫下的報告，以最直接、顯白、鮮明的方式寫出了戰爭的殘酷性及其給人的心理帶來的巨大沖擊。因此，這些報告所聚焦的人物雖然很難在這些短小倉促的場景中獲得飽滿的形象，但往往都會在殘酷的戰爭現實中迸發出一種強烈的反抗意識與“到前線去”的沖動?！毒茸o車里的血》中的防護團員小珍因為承受不了救護時見到的慘狀，又必須放棄瀕死的傷員，激動地向組長表示“我不干了”：“我要到前線去，我要到前線去！我不愿再看這些野獸所造的慘劇，我要到前線去討這筆血債！……”11《難民船》一篇初刊時原題為《阿毛》，中心人物正是妻子在轟炸中死去、只得獨自帶著孩子逃難的貧民阿毛。然而隨著難民船在北新涇遭到轟炸，孩子也落水失蹤，家破人亡、死里逃生的阿毛則不再想著逃難：“走到那里去，他并沒有想起，然而這時不但小行李卷已經離開他的腦子，連老婆孩子也無暇想起；他走，要活，要復仇，憑他九死一生后的一個光身！”12在《“我有右胳膊就行”》中，一個左臂受傷后神志不清的傷兵在空襲中跳下擔架，又往前線奔去：

轟！——轟！約摸百磅的炸彈在三十米外爆發了。

“健民，健民……”微吟在草叢里高叫起來。

“怎么……我……我……”傷了左胳臂的家伙從擔架上跳下來，“我還有右胳臂，我還有右胳臂，日本飛機還他娘的趕盡殺絕……我不到后方了，我到前線去……我到前線去！”13

這種強烈要求“到前線去”的反抗情緒既是駱賓基在救亡服務中親見親聞的真實的人與事，也鼓蕩著作家自身渴望加入實際戰斗的沖動。對于駱賓基這樣在八一三淞滬抗戰中如此近距離地直面過殘殺、死亡、流血與抵抗的左翼青年而言，戰爭的意義遠不同于那些匆匆撤去后方的逃難者。酷烈的戰爭現實喚起的不僅是東北淪陷的戰爭記憶，更是對于抗敵復仇、挽救家國于危難的強烈渴望。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大上海的一日》集中各篇的敘述方式表現出兩種觀察與體認戰爭的視角：一種是置身其中的、倉促而慌亂的視角，寫救護員、擔架員危險而緊張的救助工作，寫傷兵的神智錯亂與難民的四散奔逃，也寫抵抗的熱情與戰斗的激烈與艱難；另一種則是全景式的、從旁觀察的視角，寫整個城市的戰爭狀態，寫隨處可見的戰爭的痕跡?！峨y民船》一篇入集時，標題從初刊時的原題“阿毛”改為“難民船”，正透露出一種視點的遷移，從聚焦于阿毛這一個體命運的悲劇轉向了對難民的群像刻畫與集體心理的剖析：

第三批擠滿難民的木船被小汽艇拉著，像螞蟻拖著一串米粒，艱囧而遲緩地，離開了招商碼頭。

這時：蹲，坐，跪，立的難民們，在木船上，還固執地為了破夾襖、小布包袱等，零碎破亂物件安放的不相當，而糾纏著，爭吵著。抱著小孩的阿毛則因為失掉雙破布鞋，在人群的一角上掀起了騷動。于是咒詛連同女人們的說笑，孩子們的苦啼，吃東西人們的推讓，交組成一片喧噪。誰也沒對這號稱東方巴黎的上海，在別離前稍送以惋惜或留戀的一眼。這和初來上海時，驚嘆那高聳云霄的危樓大廈，或一排排像鴿子籠窗戶那樣奇小——的心情正相反，都在顧忌著自身的安全了，盼望早一些平穩到家。14

最能體現這種全景視角的莫過于與文集同名的《大上海的一日》?；蛟S是受到1936年由《中國的一日》開創的“一日體”報告文學寫作模式15的啟發，駱賓基雖不可能靠一己之力抵達這類“一日體”征文式的集體創作“對一個特定歷史時刻的開掘和敘述，呈現一個時代的社會全景和歷史風貌”16，卻運用了同樣的蒙太奇手法，將“1937年11月3日”這一天上海都市日常生活中的無數人物、意象、場景、動作、話語、聲音、顏色、氣味的碎片拼貼、統合在了單篇文本的內部。而這些日常生活的碎片無一不攜帶著戰爭的痕跡：清晨的滬西漸漸消沉的槍聲，走向難民所的訓導員佩戴著紅十字臂章，從戰地駛回的運輸卡車，報童手中的《救亡日報》與“東洋人吃敗仗哉”17的叫賣聲，披掛著國際難民所紅十字旗的逃難鄉民，空中返航的戰機，低空中彌漫著硫磺氣味的濃煙，扶老攜幼的難民群，拉著破爛家具的黃包車，戰事催生出的街頭飯攤，普善山莊掩埋隊的卡車，苦力們搬運著棺木，因戰事斷了生計只得迫切拉客的暗娼與皮條客，奔走救亡的工人，被轟炸過的“大世界”舞廳殘破的廣告牌與畫布，裝滿慰勞品的卡車、工部局的鐵甲車、機器腳踏車、軍用車、救護車，背著救濟袋從事救護的光頭僧人，市民圍讀著壁報上“保衛大上?！钡淖志?，夜晚的商店、公司、舞場亮起的霓虹燈，爛醉的英國水兵，到咖啡館去的紳士，賣花販子囑咐乞討的婦人“到難民收容所去吧”18，滬西入夜后又逐漸加緊的槍聲，仍耽于享樂的富人與情侶們走進“維也納”舞廳，汽車夫則“偷空到垃圾橋去望四行儲蓄會倉庫頂上飄揚的青天白日旗”19。從清晨到午夜、從租界到華界、從英國水兵到安南巡捕、從紳士小姐到難民乞丐、從工人、小販到苦力甚至僧人，不同政治區域、不同階級、不同職業的各色人等與瑣碎紛亂的人事都被籠罩在戰爭的巨幕之下，透露出這些看似雜亂、孤立的細節在戰爭語境下內在的關聯性與總體性。事實上，將這“大上海的一日”選定在1937年11月3日亦非偶然。1937年10月27日清晨至10月31日凌晨，國民革命軍第88師第524團駐守四行倉庫堅持抵抗四天四夜后撤退，這篇《大上海的一日》正寫于“八百壯士”撤退三天之后，呈現的正是經此頑強抵抗后的上海。文章以汽車夫到四行倉庫憑吊的情景作結，更直接點明了這一特殊的歷史情境，文章首尾相呼應出現的“滬西的槍聲”意味著中國軍隊在上海的主力部隊正在日軍的追擊下向西撤退。與《救護車里的血》《“我有右胳膊就行”》等篇以痛苦的疾呼直陳慘烈的轟炸與傷亡不同，《大上海的一日》的寫法更加冷靜且相當節制。這些日常生活中看似彼此斷裂的碎片被鑲嵌在時代語境的總體結構當中，戰爭的氛圍與特定歷史時刻的重量則彌漫在戰時上海的每個角落與縫隙里。但值得注意的是，在這種現代派小說式的筆法中，這些拼貼的經驗碎片彼此之間也存在著難以調和的沖突：半殖民語境下政治區域的分裂、階級的沖突、緊張的民眾動員間雜著永不消歇的都市享樂，顯示出戰爭初期大都會生活高度的混雜性與尖銳的矛盾感。

二、實踐與旁觀：寫作位置的難題

從整部文集的角度而言，在《大上海的一日》這一單篇之外，其他各篇實際上同樣是在以經驗的碎片拼合成一種全景式的戰爭呈現——駱賓基之所以用“大上海的一日”為文集命名，正說明了這種以全景式的寫作把握戰時上海的總體性抱負。事實上，在由《每日譯報》副刊《大家談》1938年發起的“上海一日”群眾征文活動中，駱賓基的多篇通訊報告也入選了最終成書的報告文學集《上海一日》?！丁拔矣杏腋觳簿托小薄贰对谝沟慕煌ň€上》入選第一部“火線下”中的第八輯“救護與慰勞”，《阿毛》入選第二部“苦難”中的第二輯“在近郊”。據統計，這次征文收到群眾投稿約2000篇，總計約400萬字，最終入選約500篇，成書約100萬字，正是試圖以這種大規模的集體書寫的方式進行廣泛的戰時動員，共同為上海自八一三淞滬抗戰爆發后一年來的戰爭歷程“立此存照”。“為要用集體力量把這復雜多樣的現實描成一幅有血有肉的畫卷，使全中國人民，全世界人類，以及后代的子孫都由此認識‘八一三’抗戰的真面目”20。據編者的觀察，來稿作者大多是“無名的作者”：“絕大多數都是二十左右。就職業說，有學生，教員，小職員，兵士，工人，演員，家庭婦女，舞女，女招待，妓女……差不多什么職業都有。難民當然不在小數?！?1一方面，來稿者職業的多樣性恰恰說明八一三淞滬抗戰已形成廣泛的民眾動員，“上海的工人、農民、青年學生和廣大市民，文化界、教育界、新聞界、職業界、實業界、醫衛界、婦女界、宗教界，以及愛國華僑，紛紛動員和組織起來，有的開展抗日宣傳鼓動，高揚愛國主義精神；有的組成各種形式的戰地服務團、救護隊、慰問團，為抗日前線部隊服務；有的發動募捐，為軍隊籌集食品、服裝、器材和醫藥用品；有的開設難民收容所，救濟和安置難民”22，各行各業的市民都普遍參與到各種救亡組織中去。另一方面，據以群1941年在《抗戰以來的中國報告文學》一文中的追溯，這樣大批業余的“無名作者”的出現也與左翼文學團體對于“文藝通訊員”運動的推動有關?！?932年以后，在中國革命的文學團體的有計劃的推進之下，報告文學與‘文藝通訊員’運動相結合，它的作者范圍及于專門文藝工作者以外的都市店員、工人、學生，及種種薪金勞動者，乃至一部份鄉村知識分子，因此，它的題材擴及于都市的工人生活、店員生活、各種職業生活，以及鄉村間的農民生活等?！?3據以群的觀察，抗戰全面爆發以來，“約三分之二的作品是完全出自新進的文藝者之手，他們原是不以文學者的資格，而以實際工作者的資格參加在各種工作的部門中——有的在前線，有的在敵后，有的在后方；他們不以旁觀者的地位，而以實踐者的地位深入了各種工作的內層，深刻地了解各種工作的真象”24。

或許也正是在“實踐”而非“旁觀”的意義上，茅盾在給駱賓基的書評中其實更看重這一寫作背后“真正艱苦的工作”，因而也更強調這本小冊子作為“生活的實錄”與“血的記錄”25的價值，卻唯獨沒有論及與文集同名的這篇《大上海的一日》。作為1936年“中國的一日”征文活動的發起者之一，茅盾自然明白這種“一日體”寫作所內含的總體性訴求26，但他此時更看重的恐怕還是其余各篇中鮮活、真實、情感豐沛的戰時工作經驗。值得辨析的是，《大上海的一日》一篇與其他各篇在敘述方法與視點上的分歧與關聯也的確透露出某種悖論性。在這種蒙太奇式的拼貼敘述中，敘事者就像一個隱匿其間的漫游者，穿梭在戰時上海形形色色的人物、事件和場景當中，依靠短暫的觀察與即時的記錄捕捉歷史的瞬間。相比而言，其他各篇傳遞的經驗雖然更切身，但綜合來看，敘事者的觀察似乎也只能在防護團、救護隊、交通崗哨或難民營之間不斷游走，而難以獲得一個穩定的、長期的觀察位置。在很大程度上，這正象征著寫作者駱賓基自身的位置：作為一個奔走在戰時都市里的漫游者，駱賓基當然不同于蕭紅筆下馬伯樂式的無所事事、擔驚受怕、隔岸觀火、打探消息式的游蕩，而是帶有一種積極參與、主動銘刻的沖動。但問題在于，這樣的寫作（包括寫作背后的實踐方式）盡管能夠擷取并容納豐富的歷史細節，卻難以真正深入到歷史的脈動之中。正如以群在抗戰初期的報告文學中觀察到的那樣，像駱賓基的《救護車里的血》《“我有右胳膊就行”》《在夜的交通線上》這類以“傷兵的生活以及為傷兵服務者的感驗”27為題材的作品，“大抵是一般知識青年參加了救護傷兵、慰勞傷兵、訪問傷兵的工作，而憑著他們自己的感觀，記錄下傷兵生活慘苦、傷兵英勇戰斗的故事、傷兵的健康偉壯的心境，以及在他們自己心里所激起的感應等”28。但以群同時也指出，這類寫作往往浮于人物的表面而難以深入進去。

由于他們對于傷兵接觸時間的短促，大都只能寫出傷兵的一般的表面的特征，而接觸不到他們的個別的內部的特點，因此，在初期的報告文學中所出現的傷兵，除了身體的痛苦和生活的惡劣之外，大多都是勇敢無比、精神健康的純然的英雄。這主要的原因，還是作者沒有真正地了解傷兵們的生活和心理，沒有把握住個別的傷兵的性格的特征。29

作為正面的參照，以群還特別提到《烽火》第9期上刊載的一位名叫慧珠的“無名作者”所寫的報告《在傷兵醫院里》，如何以一名傷兵醫院護士的身份和眼光，“真實地寫出了傷兵病院的悽慘而緊張的空氣，以及受傷的戰士的天真、淳樸、善良的性格”，尤其是這一切“在她心里所激起的微妙的感情”30。以群進一步指出，這部作品之所以更優秀，恰恰在于這位女青年“不以寫作為業”。

這是因為她不是以一個慰勞者或訪問者或搜集寫作資料者的資格出現在傷兵之間。而是以一個醫院服務員的資格生活在傷兵之間，因此，她才能觀察到傷兵醫院的真實的情景，感覺到傷兵生活的真實的情態，而在自己的心中激起真實的感動。這篇作品的優越點也正在這里。31

事實上，八一三淞滬抗戰中的駱賓基倒未必是從“以寫作為業”的角度出發參與救亡工作的，但從寫作位置來看，《大上海的一日》中的作品的確可能存在與上述所謂“慰勞者”或“訪問者”式的寫作同樣的問題。這種寫作位置的漂浮與游動帶來的戰爭經驗的表面化傾向，或許意味著青年防護團的救亡服務這種實踐方式雖然能夠為報告文學寫作提供可貴的“實生活的記錄”，卻難以稱得上是真正有效的體認現實的路徑，也就很難把握到有深度的社會生活與歷史內容。如羅蓀在對抗戰文藝運動的觀察中指出的那樣，報告文學的寫作必須“具備著正確的觀察現實的能力，具備著選擇和剪裁的能力，同時，它也必須和其他文藝樣式一樣地具備著在報告的事件中所表現的中心思想”，“才不至于只有‘報告’而沒有‘文學’，才不至于和一般的新聞記錄相同，才不至于使人只看到一些瑣碎的沒有聯系的事實，而因此不能從這些‘事實’中找出各個事項間的聯系，及其因果”32。換言之，報告文學寫作所包含的總體性訴求的確力圖從日常生活的瑣碎現實中發掘歷史的斗爭性與方向感，但有效地觀察現實、組織經驗以及分析現實的能力又將如何獲得？更進一步的問題在于，文學或話語層面的斗爭性僅依靠“動員”，能夠有效地落實在戰爭現實中嗎？這種實踐與旁觀、即景與全景、深度介入與總體觀察之間的悖論，不僅是駱賓基個人在實踐路徑和寫作位置上遭遇的難題，也是內在于抗戰全面爆發初期的報告文學寫作的整體性問題。

三、“陣地上”：前線經驗與反思性視野

或許正是出于對上述這些悖論性困境的切身感受，駱賓基像他筆下的人物一樣，開始尋求某種更直接的“到前線去”的實踐方式?！斗榛稹冯s志在為《大上海的一日》刊登的廣告中提到，駱賓基“不僅是一個在戰地服務的智識分子，也還執著槍守衛過真如南翔的交通線，跟著一些年青力壯的弟兄參加了保衛大上海的血戰，在槍林彈雨下冒著重重的危險”33。據茅盾的說法，駱賓基“在防護團約一月，就又轉入了那時上海新組織的別動隊，開到莘莊附近受軍事訓練”34?？梢姟斗榛稹窂V告中所說的守衛交通線以及“保衛大上海的血戰”35，指的應當就是駱賓基這段參加別動隊的經歷。據當時上海勞工運動的組織者王家樹于上海淪陷三個月后的記述，1937年7月中旬，“上海工人就有成立武裝抗戰組織的決定”，在得到蘇州軍事當局的認可并經過半個月的籌備后成立，“主要任務是破壞敵廠，埋伏襲擊，擾亂敵人后方”；8月18日，上海別動隊正式成立，軍事當局委任第87師師長王敬久任司令官，照正規軍編制成立兩個縱隊，其中第二縱隊主要由“工人，店員，學生，文化工作者”構成，“他們有鐵般意志和死的決心，不避艱險，不求名利，拋棄了職業，學校，家庭，英勇地參加這武裝隊伍”36。9月20日，上海別動隊奉命改組為蘇浙行動委員會別動隊，“擴編為五個支隊，第二三兩支隊全是工人，人數三千，分駐滬西、南市、浦東各縣”37。據研究者梳理，別動隊每個支隊編制為1500人左右，下設3個大隊，每個大隊下設3個中隊，其中第1支隊下屬的第3大隊由共產黨負責組建，“第3大隊的第1中隊成員多是碼頭工人，少數是店員；第2中隊以產業工人和店員為主；第3中隊大多數是學生”；隊伍組建、充實后，即開赴上海周邊各縣，“接替或協助中國軍隊駐防”，其中“第1支隊先是駐守南市，維持社會治安，不久奉令開赴上海近郊，領取武器，接受短期軍訓”。38駱賓基在1937年10月17日發表的《拿槍去》一文中，就以小說式的筆法記錄了一支一百多人的中隊夜間緊急集合前去領槍的情境。從中隊長到隊員都是來自各行各業的工人或市民，除了紡織工人出身的柴中隊長、油漆匠榮根、做過電話接線員的阿福、迫擊炮射手齊班長之外，還有一位在東北打過游擊、流亡到上海的“東北老哥”。

木殼槍由齊班長送到東北老哥手里時，他正從阿福手接過煙屁股，“他媽的，在滿洲我們游擊時節都使洋炮，只能偷著看看炮手們拿的木殼槍！這回可他媽‘物得其主’了！”

“你總是沒白白在上海等了二年……”黑影里送過來的聲音。

“真想不到圖們江見面后，又和這些屠手們將在黃浦江見面……”

哨子聲壓下了低語，隊員們活潑地站起身子，齊排了隊伍。39

在茅盾看來，這個“東北老哥”的形象正帶著駱賓基自己的影子。在領到武器后的這些“躊躇滿志的話”40里，既攜帶著東北義勇軍的抗日記憶，更飽含著積蓄已久的反抗情緒，以及渴望即刻投身于淞滬抗戰前線的戰斗決心。《拿槍去》一篇雖是短小的速寫，但將別動隊成員的群像勾勒得相當鮮活，幾乎可以視為此后寫成的《東戰場別動隊》的一個片段或序篇。

1937年9月10日前后至10月5日之間，八一三淞滬抗戰已進入陣地戰的高潮階段。9月22日，日本上海派遣軍在其援軍登陸吳淞后，突破羅店、寶山防線，于9月底制定了“在南翔與江灣間突破，直取大場和蘇州河北岸”的“中央突破計劃”41。此時，蘇浙別動隊第1、3、4支隊“陸續部署于蘇州河沿岸，配合正規軍抗擊日軍”42。10月初，中國左翼作戰軍主力“集結于瀏河—嘉定—廣?！舷柚€的東西兩側地區，守衛楊涇河西岸”，中央作戰軍則“位于蘊藻浜以南，東起江灣、廟行，中經大場，西至南翔，南抵閘北淞滬鐵路沿線，直至北站和蘇州河北岸一線”，由此相互聯結，“形成一個北起瀏河，南經南翔以東，經蘊藻浜與走馬塘之間的地帶，東至江灣地區的一個直角形的防線，與從寶山、羅店、劉行、吳淞西進和南下的日軍，隔楊涇河、蘊藻浜對陣”43。從駱賓基受訓的地點、守衛交通線的節段以及報告、小說中記述的戰斗區域來看，駱賓基所在的別動隊主要在滬西的莘莊、南翔、真如、蘊藻浜、大場一帶活動，或輔助修建工事，或作游擊配合，甚至可能直接投入過正面戰斗。茅盾甚至認為，《大上海的一日》集里的《一星期零一天》正是駱賓基“實踐了‘和這些屠手們在黃浦江見面’的血的記錄”44。與《救護車里的血》《“我有右胳膊就行”》中的即時觀察相比，《一星期零一天》中再現的戰爭經驗更直接也更復雜。《一星期零一天》寫于1937年11月23日，此時上海已經淪陷，駱賓基已離開別動隊回到上海市區的難民收容所工作，隨后即離開上海轉去浙東。該篇發表于1938年5月1日《烽火》第13期，也是《大上海的一日》集里最后發表的篇目。與集中其他各篇發表時《烽火》大多會在目錄中標明“報告”不同，《一星期零一天》發表時題后并未標出明確的文體類型，其寫法也介于報告和小說之間。除了像以群總結的那樣，這其中自然有隨著實踐的深入而產生的寫法上的變化，如“由身邊瑣事的平鋪直敘，到現實題材的提要鉤玄”，“由熱情的歌頌到冷靜的敘寫”，45但更重要的是如何以一種微妙的寫作位置的轉換逼近復雜的戰爭現實，甚至向戰爭提問。

《一星期零一天》敘寫的是扼守在蘊藻浜防線堅持血戰了八天之久、僅余三十余人的保安第A大隊遲遲等不到友軍接防而最終全部犧牲的悲壯故事。但駱賓基并非是從一個服務者或頌贊者的角度，將這些士兵都寫成“百分之百地‘勇敢’，百分之百地‘犧牲’，百分之百地‘偉大’”46的英雄，而更多是從前線戰斗者自身的體驗出發，極其細致、貼切地刻畫出士兵們連續戰斗的疲憊與等不到換防的絕望，尤其是強烈渴望回到后方稍作休整的迫切心情。其中，駱賓基觀察、刻寫戰斗環境的視角與堅守在陣地上“鼻尖貼泥，眼皮近草”47的士兵一樣，幾乎一直保持在戰壕里與樹叢間，敘述中彌漫著淋漓的雨水、田野的土腥、死尸的腐臭、蚊蟲的嗡鳴，以及炮彈爆炸時四濺的泥水與劇烈的震動；不僅寫激烈的戰斗場面，也寫戰斗間歇士兵們在戰壕里相互訴說的對話情景。在這樣惡劣的環境下，復旦大學的青年學生出身的士兵小杜盼望著“哪怕我回去吃頓多放油的燉豆腐……抽支香煙帶著傷寒病身子再回來呢”，另一個水腫成黃白臉的士兵只想“回到后方喘口氣”。48但事實上，無論是隊長麻子秦還是這些疲憊不堪的戰士們都明白，“這是團體，這是軍隊……這是戰場”，“決不能全退，在友軍沒接防前，我們要堅守”49。因此，當堅守在陣地上的士兵們意識到“換防隊伍一定開不到了，今晚上還得拼”50，于是在敵人的進攻下發起了最后一次艱難的阻擊。但殘酷的戲劇性恰恰在于，當受傷的小杜帶著戰友的重托跑向聯絡哨要求增防時，得到的卻是上級不肯換防的消息：

“站住！”不知那里來了一聲叫喊！

“呵？……”小杜打著寒顫。

“小弟弟！怎么樣？”聯絡哨跑來，瞅了一下，扶起肩頭。

“快……派隊，增防……他們沖過去了?！倍追麓?。

“操那個娘，三十×師來接防，團長不肯，他講我們軍隊……”

“快跑去叫……換防吧！我們已作戰了八天……”一口濃血從小杜嘴里吐出。

“操那個娘……”

“快……快去……我不行了，身子在水里泡了八天?！?1

雖然僅靠上下文很難推斷出團長拒絕換防的具體原因，但仍可見出中國軍隊在陣地戰中抵死防守的戰術選擇與連續奮戰、傷亡慘重的艱難處境。1937年10月初，日軍為推進中央突破計劃，試圖攻破蘊藻浜防線，中國軍隊在蘊藻浜南岸集結部隊進行阻擊。從10月2日至10月10日，布防于蘊藻浜沿岸各個陣地上的多支部隊都陷入了孤軍苦戰、艱難支撐的絕境。其中，第八軍“調動一切可用部隊”，雖曾短暫遏止敵軍攻勢，于10月3日奪回嚴家宅與曹家宅兩處陣地，但就在一日之內“敵軍復以火炮進行集中轟擊，繼以步兵進行反撲，雙方展開肉搏，稅警總團在嚴家宅的守軍，全部犧牲，陣地再度失陷”52。10月6日，當日軍由蘊藻浜北岸向黑大黃宅陣地發起進攻時，第一軍第八師這支由北伐時期湖南的一支地方部隊改編演變而來、武器裝備相當落后匱乏的隊伍“已在前線奮戰了15個晝夜，部隊大量減員，武器損失極為嚴重”53，最終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堅守了21個日夜，原本全員8000余人的隊伍于10月10日撤下火線時，戰斗兵員僅余700余人。第八師師長陶峙岳在回憶中談到： “后來有人問我，在當時那種艱苦的條件下，怎么能堅守二十一個日夜的？我說：‘就是兩個字，“死守”?！覀兾ㄒ坏膬瀯荩蔷哂忻褡遄宰鹦暮蛺蹏牡母甙旱氖繗??！?4

正如軍事史研究者指出的那樣：“在陣地戰方針之下，‘死守’成了作戰的唯一目的，部隊完全困守在陣地里，一直處在被動挨打的局面。部隊一上火線，除了重傷或戰死，無論將校士兵，都不得稍離，除非上級指揮機關下令調防，必須與陣地共存亡。這樣的戰法，實際上是把千千萬萬有生力量禁錮于陣地或戰壕里，遭受敵軍火力的猛烈摧擊。如此死守，即便是第一流勁旅，最多也只能頂住五六天?！?5同時，這種陣地戰往往采用“填空式”戰法，使得進入蘊藻浜、走馬塘中間地帶的龐大兵力得不到集中使用，導致在戰場上毫無優勢可言：“一個師打垮了，撤下殘留部隊，再補上第二個師；第二個師打得差不多無力再戰了，再補上第三個師。哪只部隊支持不下去了，就把剛從后方調來的部隊換上去。每天傷亡又很大，往往一個師只打了幾天，就減員大部，無力再戰?！?6兵力的分散使用造成了中國軍隊的大量消耗，“每天都有整連、整營的官兵戰死在戰壕里”，“從后方用火車輸送來的部隊，經常不遑喘息，在南翔一下火車就直奔戰場。許多組建的部隊，班、排、連長甚至與其率領的兵卒還互不知道姓名，就在沖上陣地時同歸于盡”57。1938年9月，在八一三淞滬抗戰中任第三戰區炮兵總指揮的鄒作華在回顧作戰經過與所得教訓時，曾對蘊藻浜戰斗失敗的原因作出痛切的反思：“上海作戰指揮官對各兵種性能，多不充分理解，且誤解了消耗戰的意義”58，蘊藻浜的陣地戰狀態根本達不到消耗敵人的目的，“倘使以血肉之軀與鐵彈相拼，犧牲了一師，又上去一師，我已死亡相繼，敵則損傷無幾，這樣肉彈主義，一方面的犧牲，并不是消耗戰，乃是消耗自己的力量，結果非失敗不可”59。

《一星期零一天》的結尾敘寫的是增防部隊開來后的情景。此時的陣地上已無人生還，只余下遍地尸骸與零落的武器：

保安第二大隊開來了。

下半夜濃露加重，掩護著整個田野。

朝氣勃勃的戰士們，外衣潮濕透，內心在滾沸著火焰。

在夜露迷朦間，看不到沿路尸體，只有血腥腐臭沖著鼻。

一只空擔架床閃過，兵們意想到小杜的尸首的擲棄了。

當長長的隊伍散開時，戰壕里泥水淋漓的槍筒直矗出頭，和他們打著招呼。

紅水里，尸首腫脹漂起，碎枝爛葉點綴著綠彩。

再向前是躺在草稻間的零亂僵尸，像月夜的疏星展開去。這里已沒有一個生人。四周極靜。

新來的戰士，紛紛拾取狼藉的槍枝，手榴彈……

有人欣悅著，有人嘆息著。

各自爬回“工程”間，精力畢集地等待著殺敵，因為這正是天快亮的時候。60

盡管茅盾在戰時動員的語境下將《一星期零一天》視作“悲壯的但也是勝利的歡呼”61，但駱賓基全篇傳遞出來的戰爭經驗與敘事態度實際上是相當復雜的。這個結尾尤其顯示出一種意義上的含混，似乎既呼喚著勝利的曙光，又透露出一種冷峻的筆調與深沉的悲哀。換言之，這種對光明與勝利的呼喚似乎過于節制，反倒是對戰爭和死亡的殘酷進行了更多濃墨重彩的鋪陳。增防部隊的士兵們以同樣的姿勢爬進戰壕，全神貫注地準備著新一輪的阻擊，又似乎預示著將重復上一支隊伍的命運。值得注意的是，駱賓基寫作《一星期零一天》時已是1937年11月下旬。此時淞滬南線已經崩潰，中國軍隊主力已全線西撤，11月11日午夜，上海南市這一最后的堡壘也被攻陷，上海市全境除租界外已完全淪陷。在這種情境下，《一星期零一天》的寫作也就不可能單純是為了熱情的頌贊或積極的動員，而必然包含著痛切的反顧與深沉的省思。

在駱賓基筆下，這支堅持扼守蘊藻浜陣地到最后一刻的隊伍是“中國精粹的保安第A大隊”62，無論是從戰斗力還是長達八天的阻擊時間來看，當然不可能是由未經長期軍事訓練的工人、市民、學生組成的別動隊。可見這場苦戰未必是駱賓基自己親身參與過的戰斗事實，但必定帶入了作家所在的別動隊配合正規軍戰斗的切身經驗，更折射出中國作戰部隊在淞滬戰場上的普遍困境。對于陣地戰的環境與前線士兵的切身體驗，駱賓基的刻寫相當細膩、真實：陣地上那種緊張的氣氛、絕望的心境，尤其是前線士兵對于換防的強烈渴望與堅守陣地的信念之間的張力，恰恰是透過一系列聲音、氣味、觸覺等極其細微的感官體驗呈現出來的。但更重要的是這一“陣地上”的寫作位置：駱賓基既在這個相對固定的位置上寫出了前線戰斗者悲劇性的戰爭經驗，又以這個位置的“固定”與經驗的殘酷性寫出了“死守”這一陣地戰策略存在的問題及其所付出的巨大代價。從戰斗間歇戰壕里的士兵對話，到戰斗過程中的轟炸與肉搏，再到增防部隊繼續補入陣地等待新的戰斗，《一星期零一天》的敘述始終沒有離開陣地，敘述者的姿態已經遠遠超出了旁觀者表面化的觀察視角，甚至也超出了前線戰斗者的個體經驗，逐漸獲得了一種從戰爭的現實和總體出發反思淞滬抗戰的理性視野。

結 語

在戰時實踐的具體路徑上，駱賓基的選擇與其他東北流亡青年既有交集又最終分道。上海淪陷后，張棣庚到山西參加抗日游擊隊，辛勞、陳亞丁加入皖南新四軍，駱賓基則在茅盾、馮雪峰的建議和支持下，于1937年12月轉去浙東農村從事基層救亡工作。在駱賓基1939年3月完成的《東戰場別動隊》中，上述那種具有反思性的觀察與思考逐漸落實為一種文學視野的生成。與《大上海的一日》中的《拿槍去》《一星期零一天》這類片段式的書寫相比，這一小說式的寫作在時間和空間上都與駱賓基參加別動隊時的經歷拉開了一定的距離，既關注都市底層青年的戰時出路與精神成長，對于別動隊的組織、構成、訓練、領導、調動、戰斗中的實際問題，也有了更具整體性與批判性的深入觀察與剖析。對于此時的駱賓基而言，文學寫作不再只是作為一種記錄或抒發，而是形成了一種理性剖析的視野，使其能夠將殘酷而駁雜的戰爭經驗落實在人物形象的構造與問題化的敘事中，獲得了羅蓀所說的“把現實現象經過研究和分析，經過考察和提煉，指陳出它的本質，提示出它的發展”63的文學能力。換言之，文學寫作正逐漸成為作家整理經驗、理解戰爭的一種有效的方式。而在現實層面，這也使駱賓基在經歷過別動隊時期的消耗與挫敗之后，甚至在浙東的民眾救亡運動也進入低潮時，仍然能夠堅持其服務抗戰的信念。值得注意的是，這種理性、扎實的寫作位置以及對抗戰信心的重拾，也是駱賓基在離開“前線”之后的“后方”工作中獲得的自我重構。

如姜濤指出的那樣，報告文學在現代中國的發生本就與革命、戰爭的促動密切相關：“戰爭的迫近、民族危機的加劇，也使得報告文學的政治意義，在‘救亡’的層面得到了空前提升?！?4但在抗戰全面爆發后，在更加真切、殘酷的戰爭經驗面前，很多作家和批評家顯然并不滿足于某種表面上的政治性。以群、羅蓀、丘東平等人在抗戰初期的報告文學中觀察到的“只有報告而沒有文學”的難題，實際上是以一種“文學性”的質詢，向戰時文藝的寫作位置、實踐方式及其內在的“政治性”提問。反過來，也正是戰時文藝這種內在的政治性訴求，在不斷地向一種深入現實結構進行剖析與綜合的文學性提出要求。這意味著，寫作者對于戰爭經驗的攝取就不能止于現象的觀察與記錄，而必須涉及對主體經驗結構的重塑。而寫作者在不同的實踐路徑之間的轉換，也顯示出文學個體置身于激變時代中曲折、復雜的自我調試。在這個意義上，戰時文藝的政治性也就不僅是一種意識形態要求，更內涵著一種如何調動個體的位置與能力介入現實與歷史的實踐性維度。

注釋：

1 33 35《〈大上海的一日〉》，《烽火》第20期，1938年10月11日?！凹o錄”原文如此，應為“記錄”?！洞笊虾５囊蝗铡肥鹈榜槥I基”，故廣告中稱作者為“駱濱基先生”。關于作家筆名的緣由以及寫法上的轉換，可參見駱賓基《書簡·序跋·雜記》，青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5—66頁。

2 10 25 34 40 44 61茅盾：《大上海的一日》，《小說研究史料選》，黃俊英編選，四川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199、199、198、199、199、199、199、199頁。

3錢理群：《抗戰初期報告文學》，《中國現代文學編年史——以文學廣告為中心（1937—1949）》，陳子善主編，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72頁。錢先生對于駱賓基《大上海的一日》文學廣告的發掘，以及對抗戰初期報告文學發展的梳理，給本文以很大啟發，特此致謝。

4駱賓基：《抗日戰爭爆發那一天——紀念抗戰爆發五十周年》，《瞭望時代的窗口》，人民日報出版社1988年版，第158—159頁。

5丘東平：《在抗日民族革命高潮中為什么沒有偉大的作品產生？——答塔斯社社長羅果夫同志的一封信》，《七月》1938年第7期。

6韓文敏：《現代作家駱賓基》，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年版，第20頁。

7 13駱賓基：《“我有右胳膊就行”》，《大上海的一日》，烽火社1938年版，第9、8—9頁。

8 12 14駱賓基：《難民船》，《大上海的一日》，烽火社1938年版，第18、18、15頁。

9 11駱賓基：《救護車里的血》，《大上海的一日》，烽火社1938年版，第1、4頁。

15關于1930年代的“一日體”報告文學及其對“中國社會全景”的想象，可參見秦雅萌《全景的制造：〈中國的一日〉與“一日體”報告文學寫作》，《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9年第11期。

16 26秦雅萌：《全景的制造：〈中國的一日〉與“一日體”報告文學寫作》，《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9年第11期。

17 18 19駱賓基：《大上海的一日》，《大上海的一日》，烽火社1938年版，第24、26、26頁。

20 21編委會：《本書編輯經過》，《上海一日》，朱作同、梅益主編，華美出版公司1939年版，第Ⅲ、Ⅵ頁。

22 41 43 52 53 55 56 57余子道、張云：《八一三淞滬抗戰》，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221、218—219、225、225、231、231—232、232頁。

23以群：《抗戰以來的中國報告文學》，《小說研究史料選》，黃俊英編，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469頁?！耙徊糠荨痹娜绱?，應為“一部分”。錢理群先生也指出，“文藝通訊員運動”是當時文藝界從文學青年中“培養新人”的做法，正是這些“業余作者”的加入為抗戰初期的報告文學帶來了豐富的題材與活力。參見錢理群《抗戰初期報告文學》，《中國現代文學編年史——以文學廣告為中心（1937—1949）》，陳子善主編，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71—72頁。

24 27 28 29 30 31 45 46以群：《抗戰以來的中國報告文學》，《小說研究史料選》，黃俊英編，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486、474、475、475、475、475、487、487—488頁。

32 63羅蓀：《抗戰文藝運動鳥瞰》，《1931—1945年東北抗日文學大系》（第5卷），顏同林主編，黑龍江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208、213頁。

36 37王家樹：《上海工人參戰追憶》，《新華日報》1938年2月5日。該文分兩部分刊于1938年2月5日、11日《新華日報》。

38 42黃壽東、蘇智良：《蘇浙行動委員會別動隊初探》，《檔案與史學》1997年第3期。

39駱賓基：《拿槍去》，《大上海的一日》，烽火社1938年版，第21—22頁。

47 48 49 50 51 60 62 駱賓基：《一星期零一天》，《大上海的一日》，烽火社1938年版，第28、29、29、28、34、34—35、27頁。

54陶峙岳：《第八師在蘊藻浜的日日夜夜》，《八一三淞滬抗戰》，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八一三淞滬抗戰》編審組編，中國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286頁。

58 59鄒作華：《上海作戰之經過與所得之教訓》，《記憶中的淞滬抗戰（中卷）八一三淞滬抗戰（上）》，鄧一帆主編，上?？茖W技術文獻出版社2017年版，第599、598頁。

64姜濤：《動態的“畫框”與歷史的光影——以抗戰初期卞之琳的“戰地報告”為中心》，《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9年第5期。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中文系]

[本期責編：王　昉]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