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內容提要：《小鮑莊》的評論和研究應超越單一固化的純文本思路，將其放在包含社會史視野的作家整體創作史中進行考察。綜合其尚未引起注意的前文本《小松樹，輕輕地響……——懷念小英雄韓余娟》、鮮少被關注的作家創作回憶談，以及《小鮑莊》之后王安憶以《叔叔的故事》《烏托邦詩篇》《紀實與虛構》等與個人生活或家族歷史有關的反思性寫作，我們認為在“尋根”之外，《小鮑莊》的另一重要意義是構成王安憶對虛實關系思考的階段性起點，并因此給小說增添了由“紀實與虛構”融合帶來的別樣效果。

關鍵詞：王安憶 《小鮑莊》 《小松樹》 紀實與虛構 求真與效果

若當代文壇有常青樹一說，王安憶當居其一。身為“文二代”的她盡管成名甚早，1980年代已是新銳作家，其不少作品在歷史化進程中，經由評論研究與文學史的激濁揚清已漸入經典或正被經典化，她卻始終保持高度的創作自覺與自省。其寫作的每一階段，都致力于調整自身的經驗圖式，尋求審美突圍，不時給被“創新的狗追得連撒尿的工夫都沒有”（黃子平語）的文壇制造一些意外之喜。在筆者看來，王安憶的小說之旅，面對新時期以來此起彼伏的文學浪潮，從《本次列車終點》的知青返鄉到《小鮑莊》的文化尋根；從“三戀”（《荒山之戀》《小城之戀》《錦繡谷之戀》）中另類的欲望敘事到《叔叔的故事》中承先鋒余波的元虛構反思，及其跨入1990年代之后的創作大豐收，她能以獨立探索之精神把握時代脈搏，既不遠離文學主潮，也不受其裹挾，兼容并蓄又不失個人底色。其早期作品的藝術價值，并未在新世紀文學失去轟動效應后的大浪淘沙中降格，相反，能于不斷的重讀中被發掘與闡釋。

之所以將王安憶發表于1985年的中篇小說《小鮑莊》翻檢出來進行解讀，這不僅因為它被視為王安憶小說創作走向成熟的轉捩點與尋根文學的代表作，具備個體創作史與經典文學史的雙重價值，更是有感于當前學界對這篇小說評論研究的單一化和固化。這并不是說，《小鮑莊》未能引起文壇足夠重視，恰恰相反，小說發表伊始，便備受關注。上海作協為其召開研討會，陳思和、李劼、吳亮、

陳村、李國濤等也紛紛于第一時間以訪談、論文、書信、札記等形式予以回應。甚至時隔數年，仍有一些學者如黃子平、南帆等人對其念念不忘，重新打撈。不可否認，盡管當時有人閱讀《小鮑莊》時不無“粗心”，批評王安憶在思想飛躍的年代“倒行逆施”，借撈渣這一仁義形象大施文化招魂術時，卻并未察覺作品的反諷基調，有失偏頗①，但多數評論研究對《小鮑莊》的文體、語言、敘事、主旨之論析細致入微，眼光獨到。無論是偏向主觀印象式的評點還是借助理論相對學理化的解析，大都切中肯綮，以致嗣后陸續涌現的關于《小鮑莊》的種種評判，基本沒有跳脫“神話”“尋根”“民族寓言”“語言符碼”等前人既定的論述范疇，而長期處于原地盤旋狀態。事實表明，《小鮑莊》的評論研究似乎已然飽和。然而令人疑慮的是，《小鮑莊》最早的一些評論者們與王安憶私交甚密，作為文學歷史現場的目擊者，當這篇尋根佳作發表時，或許出于對當時日益俗化和僵硬的傳記式批評、傳統現實主義模式的不滿，又受英美新批評“意圖謬誤”等理念的影響，他們似乎更樂意把《小鮑莊》視為一種神秘超驗的“神話模式”，抑或將其與《爸爸爸》《透明的紅蘿卜》乃至《你別無選擇》等同時期作家作品進行橫向比照，而忽視了小說中“世界—作家—作品”三要素的互動及其背后的現實生活內容。

對于《小鮑莊》批評與闡釋中出現的作家噤聲與生活失語的現象，在“重返八十年代”的旗幟下，程光煒曾撰文表示警惕，他質疑批評家們以西方舶來的理論和各自的立場先見對“沉默的文本”作出的解讀有牽強附會之嫌。程光煒呼吁小說批評回歸作品的生活本真，尊重作家的聲音，自然有益于文學批評生態的糾偏。②遺憾的是，在中國知網收錄的97篇《小鮑莊》專題文章、164篇主題文章中（這還不包括間接論及《小鮑莊》的數量龐大的研究生學位論文），在這方面至今尚付闕如。與此前的研究一樣，人們依然沒有關注比《小鮑莊》“更為沉默的前文本”《小松樹，輕輕地響……——懷念小英雄韓余娟》③（以下簡稱《小松樹》），同時也忽略了1990年代王安憶紀實性小說《烏托邦詩篇》中對《小鮑莊》的反思性回望。1980年代文學語境中，體現作家創造主體能量的小說虛構性在反復的言說中被不斷強化，成為推動文學的一個重要驅動力。但經驗也告訴我們，文學與生活的關系其實是互為鏡像的關系，忽視小說生活本源的探究，想要透視虛構也將是難以想象的。就《小鮑莊》而言，它之所以在藝術上獲取成功，成為尋根文學代表作，除了充分發揮基于可然性和必然律的藝術虛構與創造外，很重要的還在于融入了王安憶自身的創作經歷與體驗。這里所說的創作經歷與體驗，在《小松樹》中有其生活的“原生態”，而在《烏托邦詩篇》中則有相關經驗的總結。“我在虛構的時候往往有一種奇妙的逆反心理，越是抽象的虛構，我越是要求有具體的景觀作基礎……我努力要做的，就是尋找現實的依據。我一頭扎進故紙堆里，翻看二十五史，從中尋找蛛絲馬跡。我還留心于現實的細節，將此細節一絲不茍地寫在我的虛構中?！雹芡醢矐洿苏f，從實踐層面為我們認識和理解生活本源——用她自己的話來說，叫“編寫小說的原材料”，或曰“能源問題”的重要性，⑤做了富有意味的詮釋。

上述種種，構成本文寫作的邏輯前提和基礎。接下來，筆者擬從《小松樹》出發，以《烏托邦詩篇》等紀實性文本為參照，對《小鮑莊》進行重讀，為當下文學如何進行“紀實與虛構”，使之形成一種相互辯駁而又相互對話的張力，提供有益的參酌和啟迪。

一、紀實中的虛構：《小鮑莊》與《小松樹》

1983年夏，江蘇省宿遷縣塘湖村發生了一起不小的事件，塘湖村中心小學三年級學生韓余娟，為保護一名五保老人，被因連天暴雨而斷裂下墜的水泥檁條擊中，身受重傷，后因搶救無效而不幸離開人世。事后不久，其英雄事跡，廣為流傳，感動了全國人民，也驚動了黨中央。共青團中央授予她“舍己為人小英雄”的光榮稱號，教育部發出《關于號召全國小學生向舍己為人小英雄韓余娟學習的決定》，國家主席李先念和國務委員、國防部長張愛萍也為她題詞：“向少年英雄韓余娟學習”“韓余娟是一朵永不凋謝的小紅花”，宿遷人民還在馬陵公園和她犧牲的地方，為其建造了紀念碑、塑像和陵園。

在這樣的背景下，一批以韓余娟事跡為素材的人物專題報道、報告文學等敘事作品很快推出。其中影響較大的有共青團中央主管的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報告文學《黨的一朵小紅花——韓余娟》。由于主流意識形態的倡導和支持，該作不僅在《人民教育》中被提名表彰，更是成為當年全國的十大暢銷書之一。⑥“韓余娟熱”時，王安憶正任《兒童時代》編輯兼記者，曾奉命創作了兒童報告文學《小松樹，輕輕地響……——懷念小英雄韓余娟》，憑此作獲得陳伯吹兒童文學獎。時過境遷，王安憶坦言《小松樹》的誕生起因是“江湖救急”，她對此回憶：

有一天我們單位就給我打了個電話，非常誠懇地說：“現在有一個非常緊急的任務，你一定要去執行！”什么事情呢？就是 1984 年的時候，在江蘇省宿遷出了一個小英雄……然后這個事情就不斷傳播，一直上報到團中央。團中央一看到這個報道就說，這是一個英雄啊，我們現在就要樹立一個英雄。所以《兒童時代》立刻就向團中央宣傳部約稿，兩個團中央宣傳干事寫稿，已經把版面空了出來，就等他們的稿子，結果這兩位寫的完全不能用。但是版面已經空在那兒了，要“開天窗”了，很緊急。單位的領導就和我說：“無論如何你要救這個急，你要到那個地方去采訪，在一周以內把稿子寄過來！”于是我就去了。⑦

顯然，這是一次必須完成意識形態指標的作品生產任務?？梢韵胍?，《小松樹》的“命題寫作+報告文學”的形式，在新時期崇尚主體性和文學性的知識分子話語體系中，自然是不大被看好的。《小松樹》的境遇，尤其是在今天被大多人所遺忘，便印證了這一點。一定意義上，這也是報告文學難以擺脫的一個悖論。在本體論層面，報告文學作為介于新聞與文學之間的特殊文體，它要求用“報告”的形式，對社會生活出現的人事和現象迅速作出反映。然而，面對紛繁復雜的大千世界，作家不可能沒有自己的選擇。他報告什么，如何報告，這里不僅隱含了創作主體的思想藝術取向，而且還與彼時政治文化環境和主流意識形態導向密切有關，它并不完全取決于客觀對象。只有符合主流意識形態的要求，方有可能進入報告文學的視域。馬克思所說的“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個時代都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⑧，大意如是。緣此，數學家陳景潤這樣一心研究數學，不問政治的“白?！?，在徐遲的《哥德巴赫猜想》中，在組織關懷下，才逐漸成長為又紅又專的社會主義新型人才。報告文學中，這類由創造主體和主流意識形態選擇、過濾，帶有明顯政治傾向的紀實，其與虛構的關系相當微妙。如果說“十七年”的革命歷史小說是“在既定的意識形態的規限內，講述既定的歷史題材，以達成既定的意識形態目的”⑨，那么報告文學內在的意識形態性，也允許其紀實作出超越現實本身的虛構。

在王安憶的《小松樹》中，文本同樣呈現出紀實與虛構的纏繞。以開篇為例：

蘇北平原上有一座馬陖山。馬陖山腳下，有一片洼地。洼地上有很多塘，長了一叢一叢小蘆葦，蝗蟲很多。年年夏季，水來了，從馬陖山上直沖下來，把洼地淹成一片茫茫大湖。于是，這片洼地就叫作了塘湖。后來，筑起了山壩，建了水庫，挖了渠。湖底上種上了莊稼：一季小麥，一季水稻。⑩

這是一段相當簡潔緊湊的描述：蘇北平原、馬陖山、塘湖，加之第二小段“塘湖鄉有一個韓莊，住了四十二戶人家……”，第三小段“一九七一年農歷九月十二……”王安憶巨細靡遺地拋出這些真實的地名、確切的數字、具體的時間，井井有條地將故事牢牢固定在現實的基座之上。不過，這些確鑿的“證據”雖然展現出作品強大的紀實性，但當它們連綴在一起卻是情節化的。深諳小說之道的王安憶一向講求敘事因果邏輯，她的敘事不會輕易錯過任何一個能夠讓“無”發展到“有”的機會，在應然和已然之間，她更鐘情于前者。這種“嗜好”自然也反映在《小松樹》中：韓莊發生的事件，王安憶追本溯源地從蘇北平原入手，環環相扣，直到解釋清楚塘湖命名的由來，再順理成章地切入韓莊。在王安憶的敘事邏輯里，除了“第一推動力”，任何事物的出現最好都要有合理的緣由。因此，王安憶的紀實總是以嚴密的因果律去整合，這恰恰呈現其深層結構中的虛構性。因為真正的現實或許就如拉康所言之“實在界”，不可能總會如此合規律性與合目的性。它不免蕪雜、混沌，甚至毫無理由，遍布裂痕，事實總是永無止境地出現，而后毫無征兆地結束。

如果說《小松樹》的開端是王安憶個人的寫作習慣或敘事邏輯使然，那么之后，韓余娟的故事便情不自禁地步入了紅色英雄敘事的程式。交代韓莊的地理位置與主人公韓余娟相關的幾位人物后，王安憶以白描手法簡敘韓余娟之犧牲，接踵而至的是漫長的深情追憶。小英雄從出生起到十二歲犧牲前做過的好人好事，就如地下文物般被一件件地出土、清潔、入館、打光以便“展覽”；周圍的師長、親人則紛紛張口言說，眾星捧月，以不同的視角眾口一辭地強化如下事實：韓余娟自小就是一名學習刻苦、勤儉節約、孝敬長輩、無私奉獻、樂于助人、熱愛社會主義事業的五倫俱全的好孩子。在王安憶筆下，韓余娟六歲即下湖割豬草，八歲燒鍋做飯、烙煎餅。更令人稱奇的是韓余娟身上絲毫沒有同齡孩子常見的調皮搗蛋、偷懶貪吃、撒嬌哭鬧。當然她會有天真的一面：韓余娟剛入學時就問老師為什么人人都要戴紅領巾，怎樣才能戴紅領巾。但這種天真卻被賦予為紅領巾所象征的社會主義事業好好學習、天天向上的堅定意志。在她身上，使人強烈感受到為國人所熟知的“雷鋒精神”的永恒存在。

至此，《小松樹》紀實的背后展露出了兩層虛構：第一層是語言結構上的虛構，如海登·懷特所說“所有的故事都是虛構”11，將韓余娟事件通過因果鏈編織而成的“故事”，來證明其舍己救人是邏輯之必然；第二層則是意識形態的虛構，即策略性地選擇韓余娟的正面事跡進行敘述，以完成塑造藝術形象之目的。鑒于兒童報告文學的性質與受眾，王安憶在紀實之中所作的虛構是理所必然。而筆者指出《小松樹》的虛構性，也并非要否認韓余娟救人的基本事實和意義價值，而是強調指出這種虛構的復雜性及其內在本質。

二、《小鮑莊》紀實與虛構的“兩副面孔”

在《營造精神之塔——論王安憶90年代初的小說創作》一文中，陳思和提出王安憶1990年代初小說創作“既不同于80年代 ，也不同于 90年代的個人化敘事話語 ，而是力圖用現實世界的原材料來虛構小說”12。事實上，《小松樹》的存在證實了王安憶紀實—虛構的寫作路徑在1980年代中期的《小鮑莊》中已見端倪。關于《小鮑莊》的創作動機，迄今為止，王安憶在不同場合已多次提及，其中既受當時盛行的尋根思潮的影響，也得益于她美國之行獲得的新啟迪。但最直接和最重要的“沖動”仍源自搜集韓余娟事跡材料的下鄉采訪，時隔數十年，當時的經歷王安憶依然印象深刻。

那是一個很熱的夏天，我跑到了宿遷。我覺得這件事情帶來的轉機很奇異，第一，它喚起了我對自己經驗的一個回顧。因為宿遷那個地方和我當時插隊落戶的地方很相像，無論農作物、語言、風俗、還是村莊的位置和形制都很相像，它喚起了我對自己已有經驗的回顧。第二，它又給了我很多補充，它給了我一個故事……我把《兒童時代》讓我寫的報告文學寫完以后，就寫了自己的小說《小鮑莊》。13

顯然，《小鮑莊》誕生于王安憶自身經驗與他者經驗的一次偶然相遇。但這次巧合卻促成了王安憶創作模式的轉變。在《小鮑莊》之前的“雯雯系列”中，可以清晰地看到王安憶是如何憑借主體情感，一次次騰挪自身有限的經驗進行著小說創作的。而在《小鮑莊》中，王安憶的虛構已經開始“借雞生蛋”，以個人的體驗與觀念為中介，從他人的經驗世界中衍生出自己的故事。以充當王安憶紀實材料的《小松樹》為參照，重新進入《小鮑莊》時，王安憶的虛構世界顯露出深廣的現實根基。于是，《小鮑莊》除了論壇學界談得幾近飽和的“尋根”外，它也由此構成王安憶對虛實關系思考的階段性起點。

首先，《小鮑莊》的敘事空間，并非完全是作家天馬行空的藝術想象。小說中創生于古老治水神話傳說中的小鮑莊，分明對應著《小松樹》里她下鄉采訪的韓莊。在王安憶的敘事中，這兩個村莊繁衍變遷的過程十分相似。它們均安家落戶于筑壩防水后留下的低洼地里，因水而生，又為水所害。不同的是，暴雨與山洪在韓莊只不過是受氣候與地形影響產生的自然現象，而在《小鮑莊》中，王安憶則將其神話化，使水災在小說中成為象征著村莊受罰與洗罪命運的核心意象，獲得了形而上的意義。

其次，《小鮑莊》中的多數主要人物，均能在《小松樹》中找到生活原型。《小鮑莊》對《小松樹》原型人物所作的改動與調整，有不少值得細究之處。在此不妨以表格的形式，明確兩個文本主要人物的對應關系。

筆者最先關注的是原型人物之“變性”，韓余娟與傅奶奶這組原型在《小鮑莊》中對應撈渣與鮑五爺，兩名女性在小說中均被塑造為男性形象。此舉，或許可作兩層解釋：一是王安憶刻意強化差異，保持小說與現實生活之間的距離；二是1980年代中期，王安憶的虛構尚未擺脫對個人體驗的依賴，作為一名生活閱歷不算豐富的女性作家，彼時其自身的經驗與文學想象力難以支撐其在《小鮑莊》中塑造如此多的男性形象，勢必要在現實生活的土壤中盡可能尋找合適的原型以彌補其對異性想象的貧乏。當作家建構男性形象過程中原型儲備不足時，女性原型可能也就差強人意地被“征用”了。此外，在文本的對照中，不難發現《小鮑莊》中三位重要的外來女性：小翠子、武瘋子、大姑，均未在《小松樹》中找到生活原型，如果這并非巧合，那么王安憶憑借經驗虛構女性的從容，或許也可以佐證王安憶想象與虛構男性形象方面的弱勢。

若上述推想成立，那么《小鮑莊》中不少男性形象特質乃至整個作品都不妨從紀實的角度予以重解。如《小鮑莊》中飽經滄桑的老革命鮑彥榮，這位在小說中被王安憶用以質疑革命戰爭神圣意義的老同志，是王安憶宿遷之行中小英雄韓余娟之父韓大爺的化身之一?！敖洑v了孟良崮戰役、漣水戰役、黃橋戰役、南馬戰役，經歷了九死一生”14的韓大爺，在小說中的另一化身則是撈渣的父親鮑彥山。這種曾運用于樣板戲《沙家浜》、將原型人物“一分為二”的手法15，足見王安憶在原型轉換中的巧思。又如《小鮑莊》中的拾來，王安憶在這個“外來者”身上耗費了大量筆墨，他在小說中的重要性并不亞于撈渣，占據的篇幅甚至超出后者。這位在成長歷程中飽受“力比多”折磨而與寡婦二嬸結合的年輕人令人印象深刻。盡管熟悉弗洛伊德的同仁們可以毫不費力地在拾來身上找到“俄狄浦斯情結”，但這個善良質樸卻又帶有幾分愚昧的人物卻是如此活靈活現，絕少概念化的痕跡。能將理念融入人物而不失其真，王安憶所做的依然是借鑒現實生活。這位拾來的生活原型正是《小松樹》中的補鍋匠吳大叔。拾來的生活軌跡與這位吳大叔高度吻合，甚至可以說，王安憶幾乎是將吳大叔的成長經歷與家庭關系原封不動地移植入她的小說世界中，再以想象填補了一些具有象征意味的關鍵細節，便達到了小改而大動的效果。對此，王安憶在回憶中并無隱瞞。

拾來有他的生活原型，他是一個補鍋匠（當地稱作“巴鍋的”），他家的女人比他要大十五六歲，兩人結婚后，人們都說是很好的一對——只是在稱道時都帶著一種詭秘的神色，這倒引起了我的興趣。于是便去拜訪他。從外表看，他很像是他女人的兒子，女人叫他“巴鍋的”，他也覺得很自然。我說“你也挺不容易的”——當然指他們的經濟生活和感情生活，他卻一本正經地說：“只要感情好……”我奇怪一個一字不識的農民會說出這句話，問起他的生活經歷，他說到，他在很小的時候，父母就“分手”了，他就與母親生活在一起，后來長大了，覺得再住在一起就“不大好……”，于是母親讓他到父親那兒去，父親是“巴鍋的”，就也讓他去“巴鍋”。后來我才知道，那地方的生活很單調，男性的“愛”“性”都是由母親處起源的。16

王安憶對原型人物社會身份及其關系的變動，同樣值得關注。以《小松樹》“韓余娟—傅奶奶”與《小鮑莊》“撈渣—鮑五爺”這兩組核心人物為例，韓余娟與撈渣個人品質與命運走向相似，但二者的出身卻截然不同。韓余娟是何身份？作為老革命戰士韓大爺的女兒，她帶著崇高的革命血統出生，雖家境貧寒，但頭頂紅色光環。至于撈渣，小說中他的稱謂便已暗示了老實巴交的農民鮑秉義“本來沒提防有他”；傅奶奶與鮑五爺雖同為孤寡老人，生活靠集體接濟。但傅奶奶是韓莊的外姓，鮑五爺卻是地地道道的本莊人，這意味著兩人吃百家飯的合法性來源不同。傅奶奶雖非本莊人，卻有五保戶的特殊身份?！拔灞簟币徽f源于1960年4月10日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的《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該政策規定了農村有義務供養村民中成為“五保”對象的老人、殘疾人或未成年人。因此，傅奶奶受莊民供養的合法性源于社會主義中國的制度保障。而鮑五爺與小鮑莊的莊民們同族同姓，共享同一先祖，五百年前為一家，《小鮑莊》中隊長會對他說：“這莊上，和社會子一輩的，仁字輩的，都是你的孫兒?！滨U五爺雖保持了原型中的五保戶身份，但受大家照料的合法性已轉移到中國宗族文化中世代相承的敬老傳統?；谏矸葜町?，“韓余娟-傅奶奶”與“撈渣—鮑五爺”，這兩組人物的關系性質也全然不同。表面上，《小松樹》中韓余娟與傅奶奶感情深厚，兩人不僅同吃同睡，最后還共同經受了生死考驗，這些經歷在《小鮑莊》撈渣與鮑五爺身上幾乎一一復現。然而在動機上，“黨的小紅花”韓余娟照顧“五保戶”傅奶奶的仁義及最后舍命相救的義舉，動因雖是傅奶奶老伴家的臨終托付，其精神支撐卻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賦予的義務和責任，二者的紐帶是強大的階級情感。這種情感的聯結力量在《紅燈記》的李奶奶祖孫三代那里早已被驗證可以超越華夏文明中最為原始與穩固的血緣關系。而在《小鮑莊》中，歷史悠遠的村莊，雖則出現了人民公社，傳統的人際關系不免遭受社會主義新觀念與新制度的沖擊，但大體上依然是費孝通提出的由“差序格局”主導的熟人社區。17小鮑莊儼然一個超級家庭，撈渣家與鮑五爺之間多少沾親帶故，撈渣出生之際，也是鮑五爺唯一的孫子社會子去世之時，前者剛能行走與講話就與鮑五爺特別親近，而鮑五爺也總覺得“是在哪見過這鬼”。這類“投胎轉世”的靈異現象，使一老一少之間與生俱來就存在某種特殊關聯，兩者依靠仁義維系的深厚情感，在王安憶筆下，被涂抹上自然主義與神秘主義的色彩，最終歸因想象性的血緣關系。不難發覺，《小松樹》與《小鮑莊》的敘事分屬兩套符號體系構成的不同價值領域。相較于事實本身，王安憶更關注附加于事實的價值。從《小松樹》到《小鮑莊》，生活原型中“階級的人”被重新編碼為“血緣與文化的人”，這一“紀實”向“虛構”的跨越，正是不同敘述話語之間實現轉換的過程。

《小鮑莊》的敘事共時性地呈現出虛構與紀實的“兩副面孔”。前文從紀實—虛構的歷時轉換這一向度，主要探討小說的“第一副面孔”。而“第二副面孔”，則被王安憶精心隱藏于小說精致的神話面具之后。《小松樹》敘事的終點是韓余娟的犧牲。在《小鮑莊》中，這一終點，恰恰成為起點。韓余娟/撈渣之死，終結了舊的故事，同時開啟新的故事。以此為界，小說的敘事重心由“虛構”轉向“紀實”。撈渣死后，“文瘋子”鮑仁文分外活躍?！鞍玖藥姿蓿瑢懗闪藫圃膱蟾嫖膶W。這回，他發了狠，一連抄了四、五、六、七份，發通知似的發給了好幾處：省里的、地區的、縣文化館的刊物，報紙；青年報，少年報……”18 終于，上級有了反應。

他們收到稿子，先是看了一遍，壓起來了。后來，過了年，臨近三月份了。三月份是禮貌月。領導上要他們好好地抓一個典型，以配合五講四美的宣傳。于是他們又想起了這篇報告文學，重新找出來看了一下，傳閱了一下，都覺得事跡是可以的。就是，怎么說呢？文章還要潤色，并且要更加充實加強撈渣幾年如一日照顧五保戶這一情節。19

起初縣里的《曉星報》來人，之后撈渣的事跡影響愈來愈大，省里的干部、記者、編輯相繼造訪小鮑莊，搜集材料，撰文出書加以宣傳。于是，撈渣被省團委評為少年英雄，墓前擺滿了花圈……

作為韓余娟事跡的重要采訪人，王安憶親身參與了1980年代的那場“推廣”，構成了歷史進程的一環。對照她的寫作回憶與韓余娟的成名之路，《小鮑莊》這部分情節描述（包括五講四美這樣的細節）可謂高度還原歷史現場。盡管在形式層，當時的王安憶追求“零度寫作”，她說：“我想講一個不是我講的故事。就是說，這個故事不是我的眼睛里看到的，它不是任何人眼睛里看到的，它僅僅是發生了?！?0小說敘述結構與視點的設計在有意疏離創作主體，“用現代意識現代手法寫一個古老家族的藝術技巧，對一個古老的村莊展開了不慌不忙的敘述”（李劼語）21。但一俟涉及故事內容，王安憶還是不由自主地在創作中注入自身的經歷與體驗。在《小鮑莊》中話語生產者鮑仁文、老胡、省城來的編輯和記者身上，或多或少地暗含王安憶的自我指涉。這種紀實性的最終面向是現代性反思，它因此給小說增添了由“紀實與虛構”互融為一帶來的別樣效果?！缎□U莊》的“紀實”最終保存的歷史檔案是，一個仁義的孩子如何在意識形態詢喚下被符號化為少年英雄而成為中國宏大敘事的形象注釋。

三、由《小鮑莊》引發對文學之真的思考

當時間的列車駛入20世紀的最后一個十年，在《烏托邦詩篇》中，王安憶寫道：“懷念是件很好的事情，它可篩選我們繁雜的經驗，留出那些最寶貴的，聚集在一起……具有一種很好的功能，它可使我們的經驗，按照比時間空間更真實的原則，重新組織，讓這些經驗得到轉變，成為最有益的記憶?！?2在這篇回望性的散文體小說中，關于《小鮑莊》的人與事構成了王安憶1980年代寫作記憶的重要部分。我們不禁要追問：為何《小鮑莊》令王安憶如此難以忘懷？它對一個作家的未來究竟意味著什么？

過去，王安憶屢屢苦惱于“怎樣處理好個人經驗的獨特性和大眾經驗的普遍性的關系”和“怎樣處理好大眾認識的無限機會與個人認識的有限機會之間的關系”23，而一度在經驗領域陷于他者與自我互相傾軋的境地?！缎□U莊》是王安憶經驗混沌期的產物，它的寫作終又澄清了這樣的混沌，為作家打開了新的寫作窗口。《小鮑莊》的出現既牽引出“尋根”這一顯在話題，又暗含了“紀實與虛構”這一隱性話題，二者作為母題皆在王安憶1990年代初的一系列重要作品中得以延續和拓展。前者，在王安憶筆下由在群體經驗中找尋“民族文化之根”演進為從個人經驗出發追溯“自己家族之根”，在《紀實與虛構》的“尋母”與《傷心太平洋》的“尋父”中得以集中顯現。而后者，則似乎更具理論思辨性，它在王安憶這一時段小說創作中經歷了一個“解蔽”的過程?！缎□U莊》中，“紀實與虛構”僅僅作為一種故事內容的呈現，對二者關系的思考還潛隱于文本之后的主體創作層?！妒迨宓墓适隆反砹送醢矐泴μ摌嫷奶剿鳎瑪⑹碌淖苑磳π≌f的虛構過程展開自曝，突破了作家—作品的固有界限，通過叔叔與“我”兩代人的無法快樂，虛構的意義在虛構中完成了解構。再轉而用高度紀實的筆法，以自己與陳映真的交游經歷為中心，創作了不離現實又超越現實的《烏托邦詩篇》，不可思議地在一系列真人真事之上，虛擬了精神的烏托邦。而當“紀實與虛構”兩端都走向盡頭，最后則推出《紀實與虛構》。在這部內容龐雜又帶有終結性意味的小說中，王安憶既講碎片化的故事，又談系統性的創作理念，并將其“像大壩似的合攏”24，融為一體。吳義勤認為它“代表了至目前為止王安憶個人寫作史上的最高成就”，并且是“中國小說在這個世紀的最后一次輝煌”。25這番評價或有過譽之嫌，卻也彰顯其重要性。盡管《紀實與虛構》在組織形式上，被明確劃分為“紀實”與“虛構”一橫一縱兩部分，展開交叉敘述，“紀實”部分大體是王安憶個人成長的回憶兼及創作觀的談論，“虛構”部分則是她對母系家族歷史的想象。但小說中“紀實與虛構”的關系遠非像章節編排那樣清晰明了。在敘事中二者互為因果，互相包含。虛構家族譜系的歷史傳說是出于對“紀實”中上海孤獨生活的厭倦，而記錄回憶中的現實生活又是源于對“虛構”之虛無的不滿；記憶的不可靠與不穩定使紀實受制于建構自我的虛構，對家族史的虛構則不得不借助大量史料，行進于紀實的大道上進行想象，同時又不得不遭受歷史歧路的反諷。小說中“紀實與虛構”的辯證關系，恰如二魚首尾相連的太極圖，在“紀實與虛構”的兩極之間，王安憶的敘事終于在“排斥兩極、吞噬兩極，并最終從兩極中升華而出從而包納了兩極”26之后，走向了“紀實與虛構”的一體化。

在談及理想狀態小說時，王安憶曾說：“我還只能從否定的一方去表述，就是說，我知道不要什么，卻還不知道要什么?！?7筆者以為王安憶對“紀實與虛構”的求索，某種程度上肇始于《小鮑莊》，經歷了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到《紀實與虛構》大致告一段落。但這一話題本身，并不會結束，它既可以在某篇作品的內容與形式中被微觀辨析，也可以延展為對紀實文學與虛構文學兩大文類關系的宏觀探討。后者在當下的意義，小到作家個體，大到中國文學乃至世界文學，都不可忽視。且不論，兩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索爾仁尼琴和阿列克謝耶維奇的《古拉格群島》《切爾諾貝利的祈禱》以及為王安憶所激賞的美國作家杜魯門·卡波特的《冷血》等紀實文學是怎樣在世界文壇引起經久不息的喧嘩與騷動。在中國，馮驥才的《一百個人的十年》、劉震云的《溫故一九四二》、錢鋼的《唐山大地震》、梁鴻的《中國在梁莊》《出梁莊記》以及黃燈的近作《我的二本學生》等各種名目不一的紀實性文學，又有哪次不引起文壇與社會熱議。這些年來，非虛構文學（Non-fiction）的概念尤為走俏，這種基于社會調查的寫作，起源于1960年代的美國?！度嗣裎膶W》在2010年開設“非虛構”專欄后，兼具平民性、社會性、新聞性的非虛構文體在中國逐漸流行。筆者認為，非虛構文學也是紀實文學的某種變體，其命名確立了它挑戰現代意義上的虛構小說（fiction）的立場與姿態。盡管包括王安憶在內的許多鐘情于虛構的小說家們表露過對某些紀實文學的不屑。王安憶曾宣稱，成為作家就必須獲得虛構的權力。然而不爭的事實是，一方面，以虛構小說為主體的當代精英文學自1990年代進入新世紀以來似乎風光不再，呈現逐漸邊緣化之勢；另一方面，近些年以非虛構文學為代表的紀實性文學不斷“逆襲”，不僅在讀者和市場上備受歡迎，而且也迅速成長為虛構文學的競爭對手，有力地沖擊著新世紀文壇的既有格局。以至于前些年像閻連科、余華這樣的小說名家，也開始借鑒非虛構文學的創作路數。

本文無意也無力去比較紀實文學與虛構文學的文學性之高下，只是想在此指出，它們其實是有共性的，那便是對真的追求。關于真的競奪，在大眾的常識判斷中，紀實文學將毫無異議勝出。因為“客觀”記錄現實生活的人與事，使得紀實文學具有天然的優越性，讀者可以輕松而又直觀地從中獲得對生活之真的滿足感。而對于以虛構為要的小說，王安憶過去曾斷言：“小說的別稱應當就是虛構，它從一出發時就走上了虛擬的道路，反正你看小說就別指望這是真的?！?8王安憶對小說真或不真的判定，主要是強調小說虛構不應停留于對現實生活簡單而機械的復制。實際上，自律的虛構往往都追求有別于紀實的藝術真實。早在數千年前，亞里士多德在《詩學》中就為藝術真實辯護，他認為存在于可能世界中的真實經得起生活邏輯的檢驗，相比一般的歷史事實更顯其真。虛構小說中的真是豐富復雜的，它包含著多層次認知與實踐意涵。職是之故，所以對同時期農村生活的描繪，我們肯定張一弓的《犯人李銅鐘的故事》具有歷史現實意義的真，也不能否認柳青的《創業史》為社會主義理想意義的真，自然楊顯惠的《夾邊溝記事》有關嚴酷史事的記敘亦是一種真。既然紀實文學有不容辯駁的真，虛構文學也有屬于自身的真，那到底應該怎樣看呢？

在《論文化》中，伊格爾頓說：“每個詞都分別有描述的（descriptive）和判斷的（normative）兩種不同的用法?！?9其實，紀實文學與虛構文學所求之真歸根結底是基于各自立場的價值判斷。關于真的判斷，李松睿說：“‘真’是個唯我獨尊的判斷，不允許其他的‘真’與自己并存，這就使得視角與視角之間要論證/爭奪自身的合法性，最終的失敗者將放棄自己過去的觀看方式，承認勝利者所信奉的‘真’，直到有新的挑戰者出現，成功讓其他視角相信一種全新的‘真’?！?0這樣的詮釋或許可以討論，但卻揭示了真的意識形態屬性。伊格爾頓在《文學事件》中則更加直截了當地說：“什么能夠充當真實世界的度量衡，其實并不是一個文學問題，而是政治問題?！?1這也解釋了為什么有影響力的紀實文學往往總是以各種形式介入重大歷史事件與社會焦點問題，而虛構文學則有意無意地將筆墨指向非文學的政治或市場，與之形成一種富有意味的結構關系。

然而，在有關真的眾聲喧嘩中，能有一種聲音能觸碰到原初的真相嗎？敘述是否又會陷入“灰闌”之中呢？這涉及歷史本體與歷史認識關系，或如有學者所說的歷史1、歷史2、歷史3關系，十分復雜，需要將其置于具體的社會歷史背景下審慎對待，予以辯證把握。在這里，筆者不想就此展開探討，而是選擇西方藝術史上一起有名的“懸案”為例，從側面略述一二。海德格爾在《藝術作品的本源》中，有一段對梵高的《農鞋》極具詩意與思辨的論述。

從鞋具磨損的內部那黑洞洞的敞口中，凝聚著勞動者步履的艱辛。這硬邦邦、沉甸甸的破舊農鞋里，聚集著那寒風料峭中邁動在一望無際的永遠單調的田壟上的步履的堅韌和滯緩。皮革的鞋面上帶著泥土的濕潤與肥沃。暮色降臨，這雙鞋在田野小徑上踽踽而行。在這鞋具里，回響著大地無聲的召喚，顯示著大地對成熟谷物的寧靜饋贈，表征著大地在冬閑的荒蕪田野里朦朧的冬眠……32

海德格爾認定梵高所畫的是一雙農民的鞋子。然而哥倫比亞大學藝術系的教授夏皮羅卻不以為然，在作出一番考證之后，他批評海德格爾完全錯解了自己的分析對象，這雙農鞋的真正主人其實是梵高自己。海德格爾對此難以回應。而后，德里達登場，他既質疑了夏皮羅漏洞百出的主觀化考證，也不贊同海德格爾借《農鞋》宣揚自己的藝術理念。從解構主義的立場出發，海氏判斷梵高畫的《農鞋》極有可能是兩只無法成雙的左鞋或右鞋。而夏皮羅和海德格爾把鞋子當作一雙，在他看來只不過是兩人為求安心的自我安慰。三種不同的分析，顯然都有各自的主觀投射。而《農鞋》的真相究竟為何，隨著梵高的離去，恐怕將永遠陷入迷霧。

帶著上述由“紀實與虛構”引出的關于韓余娟/撈渣的故事，以及關于真的爭論，當筆者由《烏托邦詩篇》重返《小鮑莊》時，就再次發現《烏托邦詩篇》不同于《小松樹》中的真。在該作中，王安憶披露了撈渣原型之死一些不為人知的細節?！斑@孩子以他的生命換來了鄉間的繁榮景象。為孩子樹碑立傳成為熱愛文學的青年們爭先恐后的事情，當有人去采寫孩子與死亡作斗爭的一頁時，才發現孩子的創口在當時沒有受到負責的治療。這幾個人很想以此掀起一場軒然大波，好立驚世駭俗之說?？蛇@個念頭被悄然制止，這將使一個光輝的學習英雄運動變成了一樁陰暗的社會事件。就這樣，這小草般的生命的冥滅，演繹出輝煌的故事，并且越演越烈?！?3吊詭的是，這段文字里，韓余娟的“她”竟成了“他”。如果不是王安憶記憶有錯，那便是有意為之。這不免讓人重新審視《烏托邦詩篇》的紀實性。王安憶講述韓余娟死亡的顛覆性細節，究竟是還原歷史，還是出于文學想象？當然，在更具可信度的王安憶口述中，韓余娟負傷后，沒有得到及時有效的治療而離世這一關鍵細節得到證實。

然而在王安憶的敘事中，無論是紀實中有虛構的《小松樹》中，還是虛構中有紀實的《小鮑莊》，她都隱去這一不無重要的細節，而選擇在遠離歷史現場后以回顧的方式將其“召回”?；蛟S正如王安憶所說，倘若有另一套敘事話語，對韓余娟死亡的真相窮追不舍，最后故事呈現的真將不再輝煌，而是黯淡無光。真的多元性、多層性和復雜性在此又一次得到顯現?！缎∷蓸洹芬约o實為名有其真，《小鮑莊》的虛構亦有其真，一定程度上它們共同分享著韓余娟事件原初的真，各自提供部分的真，又各不完整。后續的《烏托邦詩篇》以及王安憶的口述史料看似是對真的修補，但作為經驗個體的王安憶，面對他者的世界，其親身經歷與回憶中的真，相較于事件原初的、整體的真，又何嘗不受限于個人視角，而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呢？

在當代文學史視域下，《小鮑莊》以文學經典的形式存在。但對王安憶而言，它不僅僅是作品本身，同時也作為文學事件嵌入了她個體的生命體驗。在一次對談中王安憶說：“《小鮑莊》這本書里面的東西很亂的，完全不曉得我準備做什么，找不到一個很清楚的思路?！?4當年，吳亮也敏銳地“感到《小鮑莊》裝不進任何抽象的盒子”35。筆者以為，《小鮑莊》之于王安憶是可遇不可求的，它的“很亂”源于王安憶求真的困惑。韓余娟事跡的采訪驟然敞開了如此紛亂蕪雜的現實，但作為敘事的“紀實與虛構”，那又如何選擇和提煉生活之真呢？在《小松樹》中，王安憶的紀實選擇了趨向主流意識形態的真?！缎□U莊》的虛構，則在試圖超越現實的過程中，記錄了現實如何被敘事整理，從一種真轉換為另一種真的過程。?？略恢睆娬{對歷史之真的尋找，應當高度警惕關于歷史的敘事，而去關注瘋人院與監獄這些直接展露的歷史內容。然而作為小說家的王安憶，敘事卻是其責任乃至使命。或許從《小鮑莊》開始，王安憶開始逐步意識到付諸敘事的“紀實與虛構”，本質上并無多大差異，二者都難免受制于立場的建構，敘事自身的局限性使得二者的求真之路，永難抵達歷史本源或本體的真。因為文學這面鏡子雖然可以映射出歷史的鏡像。“但鏡像本身顯然并非歷史的本原，而是歷史的形式化，歷史的縱深化，乃至歷史的審美化。”36

有批評家質疑，王安憶在《小鮑莊》之后寫了一批不像小說甚至不是小說的小說。筆者以為，這反倒印證了王安憶的某種“覺醒”。既然小說的“紀實與虛構”具有相似的“虛構”本質，那么它為何不能成為一種心靈真實的記錄呢？畢竟也有人認為，“歷史都是假的，除了名字，小說都是真的，除了名字”37。這也昭示我們，在謹防歷史虛無主義同時，有必要對文學之真的理解持一種開放、包容和豁達的態度。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理論-實踐’視域下的當代文學史料學研究”（項目編號：22BZW022）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①王安憶、斯特凡亞、秦立德：《從現實人生的體驗到敘述策略的轉型——一份關于王安憶十年小說創作的訪談錄》，《當代作家評論》1991年第6期。

②程光煒：《批評的力量——從兩篇評論、一場對話看批評家與王安憶〈小鮑莊〉的關系》，《南方文壇》2010年第4期。

③王安憶：《小松樹，輕輕地響……——懷念小英雄韓余娟》，《兒童時代》1984年第8期。

④24王安憶：《紀實與虛構·跋》，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460頁。

⑤王安憶：《紀實與虛構·序》，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5頁。

⑥朱發平編《中國國情知識小百科》，重慶出版社1995年版，第395頁。

⑦13王安憶：《寫作就是在釋放自己的經驗》，《短篇小說》（原創版）2016年第9期。

⑧中央編譯局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2頁。

⑨黃子平：《“灰闌”中的敘述·前言》，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第2頁。

⑩14王安憶：《小松樹，輕輕地響……——懷念小英雄韓余娟》，《亂世少年》，兒童文學園丁獎委員會編，少年兒童出版社1986年版，第243、244頁。

11[美]海登·懷特：《敘事的虛構性：有關歷史、文學和理論的論文（1957—2007）》，[美]羅伯特·多蘭編，馬麗莉、馬云、孫晶姝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引言第1頁。

12陳思和：《營造精神之塔——論王安憶90年代初的小說創作》，《文學評論》1998年第6期。

15據載，樣板戲《沙家浜》中的反面人物——“忠義救國軍”司令胡傳魁，其原型是曾在陽澄湖地區打出抗日旗號的草頭王胡肇漢。此人不是四肢發達、頭腦簡單的“草包”，而是集兇暴與陰險于一身的頑固反動分子。為了藝術典型化的需要，《沙家浜》對這個原型作了“一分為二”的處理，將兇暴一面給了胡傳魁（再添加其“草包”的元素，來作為阿慶嫂與刁德一“智斗”的“擋風墻”），而把陰險一面給了刁德一（虛構）。使之彼此映襯，收到了很好的戲劇效果。

16王安憶：《〈小鮑莊〉·文學虛構·都市風格——青年作家王安憶與復旦大學中文系學生對話》，《語文導報》1987年第4期。

17費孝通：《鄉土中國》，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37頁。

18 19王安憶：《小鮑莊》，上海文藝出版社1986年版，第322—323頁。

20王安憶：《我寫〈小鮑莊〉——復何志云》，《光明日報》1985年8月15日。

21李：《是臨摹，也是開拓——〈你別無選擇〉和 〈小鮑莊〉之我見》，《當代作家評論》1986年第1期。

22 23 33王安憶：《烏托邦詩篇》，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18、15—16、39—40頁。

25吳義勤：《反抗孤獨：由敞開到重建——王安憶〈紀實與虛構〉解讀》，《揚州師范學院學報》1994年第2期。

26翟業軍：《做夢、發癡與愛的可能——從作為“處女作”的〈雨，沙沙沙〉說開去》，《海南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6期。

27王安憶：《故事和講故事·自序》，浙江文藝出版社1991年版，第2頁。

28王安憶：《紀實與虛構》，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364頁。

29[英]特里·伊格爾頓：《論文化》，張舒語譯，中信出版集團2018年版，第13頁。

30李松睿：《三體人的惶恐與“真”的辯證法——關于現實主義的思考之五》，《小說評論》2020年第5期。

31[英]特里·伊格爾頓：《文學事件》，陰志科譯，河南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 10頁。

32[德]馬丁·海德格爾：《藝術作品的本源》，《林中路》，孫周興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17頁。

34王安憶、張新穎：《談話錄》，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263—264頁。

35吳亮：《〈小鮑莊〉的形式與涵義——答友人問》，《文藝研究》1985年第6期。

36吳曉東：《釋放“文學性”的活力——再論“社會史視野下的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文學評論》2020年第5期。

37轉引自艾以、曹度主編《廢名小說》（上），安徽文藝出版社1997年版，第138頁。

[作者單位： 浙江大學文學院]

[本期責編：王　昉]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