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80后”是情感無比糾結的一代。在他們的身上，天然地背負著若干解不開、也無力去解的悖論。他們或許是第一批被“愛”包裹著成長起來的中國人，理應最懂得“愛”為何物；然而，當他們長大成人，卻驚恐地發現自己喪失了表達“愛”的能力。曾經的獲得，并不能正常轉化為今日的輸出和給予；隨之而來的，便是這一代人結婚率的持續走低和離婚率的居高不下。傳統的婚姻與家庭模式，曾被視為人類表達愛意的終極途徑，但是在“80后”逐漸成為社會中堅的今天，這一看似亙古不變的真理，卻在不斷經受質詢和挑戰。

《親愛的蜂蜜》所呈現的，就是這樣一種越來越普遍的社會關系：一個單身媽媽和一個離過兩次婚的同齡男子試圖建立并維系一種準家庭關系，這看似是對傳統“核心家庭”模式的沖擊，最終卻又回到了最傳統的家庭模式；締結這一關系的雙方——兩個“80后”——都是過往婚姻生活的失敗者，而充當二者之間黏合劑的，卻是一個只有三四歲的小女孩。

作為小說的敘述人，注冊會計師熊漠北先后經歷了兩次婚姻：前一次純粹是在尚不明了“愛”為何物的情況下，意氣用事而又被人利用，充當了一回“救火隊員”；后一次則讓他深刻地認識到，自己總是會愛上“來自不同世界的人”，方鑿圓枘，也就是好友老楊所說的“費死勁了兩個系統它也不能兼容”的狀態。對于前者，愛意恰如擊打火石迸發出的火星，只是它點燃了本不該點燃的東西。它點燃的可能是一堆篝火，為旅人在漫漫長夜帶來光明與溫暖，但也可能會引爆整整一座倉庫的汽油，帶來萬劫不復的災難。熊漠北忽略了，在一個高度文明的社會，人類的愛意要受到“法律”的約束，生物原始沖動的后果會以契約的形式加以確認，并從此需要承擔相應的責任；同時，這個社會又不是單純由“法律”來支配的，和它并存的還有“倫理”“道德”這些約定俗成的要素。契約的達成和解除在“法律”上也許只是一個手續的問題，但是對于約定俗成的“倫理”“道德”而言，它的意義遠遠超過各種登記表格上“婚姻狀況”一欄里“已婚”或“離異”的簡單表述，這也正是熊家父母視兒子的“離過兩次婚約等于坐過一次牢，非重刑的那種”的原因。而他的第二次婚姻所面臨的“兩個不能兼容的系統”的狀態，更是日漸成為“80后”婚姻和家庭生活中的一種常態。他們被“愛”包裹著成長起來，但因為上一輩（或上幾輩）亦不能對“愛”有一種清晰的認識，他們所接受的也只能是長輩一廂情愿給予的。現在回顧“80后”一代的成長過程，全社會有關“溺愛”的爭議似乎從未消弭；這一代成為“愛”的試驗品，也許是幸運，也許又是最大的不幸。作為獨生子女的熊漠北，他的童年可以被視為眾多城市“80后”的縮影：獨享著來自父母的關愛，物質生活得到了盡可能的滿足；為了給兒子爭取一個保送上重點初中的名額，母親甚至放棄了再生一個女兒的夢想。這樣的付出與犧牲，不可謂不慘烈，不可能讓人不動容。然而，當“關愛”過度集中于物質，就往往會忽略了其他因素，而那些因素或許會對一個人的成長造成不可逆的影響。小學二年級時的“月見草事件”，給熊漠北幼小的心靈蒙上了陰影——“你終將被辜負。因為辜負你，是這天地之間，一件非常小的事情。”——日后承載著這樣的消極、悲觀心態去面對婚姻和家庭生活，再加上第一次“婚姻”失敗所帶來的刻骨銘心的傷痕，熊漠北和牙醫李綃的婚姻注定會面臨失敗的結局。

作為這一“準家庭關系”的另一締約方，電視劇制片人崔蓮一的身上則奇妙地融合了兩種典型的“80后”成長模式——先是個性張揚、叛逆不羈，將曾經困擾了無數家長的“早戀”難題公開擺在臺面上，后來在面臨足以影響自己一生的抉擇時卻又完全服從于家長的安排，嫁給了父親所看好的青年飛行員。然而，“崔上校”將“成機長”視為擇婿的理想目標，僅僅是因為自己沒有機會駕駛剛剛引進中國的波音787客機，而“小成能替我飛 787，我就沒有那么遺憾”。也許我們身邊有諸多姻緣，就是以這樣一種荒誕的形式、憑借一句貌似真誠的玩笑，在他人的主導下草草締定。叛逆或是順從，無不從一個側面證明了“80后”在對“愛”的認識和表達上都存在著巨大的偏差，并促使他們以一種草率的態度來對待婚姻、家庭乃至人生。當下的諸多社會問題，很難說與這種態度無關。

這就是所謂的“原生家庭陰影”，在當下的社會，“原生家庭”給人的心靈帶來的的負面效應被放大再放大。幾乎每個人都從中走來，卻又永無走出這個陰影的可能。愛意或缺失或偏執，制約著人在社會中的行為，無論你身處怎樣的位置。在小說中，熊漠北清楚地意識到，“愛”至少應該是“不怕”——“如果做不到，‘愛’遲早會在各式各樣的恐懼里被消磨成為各式各樣的算計。”一個人理應生而擁有免于恐懼的權利，但恐懼并不僅僅意味著刀鋒與黑暗，它有時披著“愛”的華袞；更多的時候，人們以“愛”之名，行互相戕害之事。這種戕害，始于人們為“愛”賦予“價格”，并在將其加以量化之后以等價交換的原則加以衡量。對于熊漠北而言，這種可以銘記一輩子的“衡量”，便是媽媽當年歇斯底里的控訴：“為了讓你保送不用去考試妹妹不能來這個家了”，“你覺得什么都理所當然該給你你不用珍惜是吧”……我們甚至可以認為，熊漠北心底那種讓人匪夷所思的對“跟別人一起吃川菜”的恐懼，也是源于這種“衡量”和“等價交換”的原則——他所擔心的，是至親至愛肝膽相照的人能否“接受”一個痛快放松丑態畢露的自己；他似乎一直都有一種根深蒂固的觀念，基于“等價交換”的原則，接受了來自親愛的人的“愛”，就應該回報以得體的行為，而非畢露的“丑態”。作為社交準則，這本無可厚非；可是，它是否放之四海而皆準，同樣適用于婚姻（家庭）關系這一最親密的人際關系之中？老楊那一番“每個人都有一個價格”，核心在于“你能為他/她付出多少”的理論，想必是精辟而高效的；但這永遠都只能是“算計”，而絕非“愛”，正如他永遠無法理解自己的妻子為何一直都對童年時那只“三塊五的發夾”耿耿于懷。在他看來，在1986或者1987年那個年代，“一個發夾賣三塊五的價錢真的是很貴了”，他只認為那個發夾是一個可以被衡量并標價的商品，卻對它所代表的一個父親對女兒的愛意無感。而他對成為兩個小孩的爸爸一事的最大感受，也只不過是“見不得一個成年人一動不動，不幫忙干活兒”，歸根結底仍然是對“成本”的斤斤計較。

所幸，在這個一切感情都可以被衡量和估價的社會，還有天真的小女孩成蜂蜜被上天派來拯救情感與愛意已接近枯竭的熊漠北和崔蓮一。這個現代社會里的“原始人”，一個說著“蜂蜜版中文”、將“為什么呀”發成“為沙瑪亞”的“四頭身”幼童，就像她的名字“蜂蜜”在人類的先知們心目中所代表的那樣，成了人世間最美好事物的化身。崔蓮一曾經的過往，叛逆與屈從，迷惘與無措，都被她對女兒無條件的愛所替代。“蜂蜜出生以后，我就再也沒有問過自己到底為什么要活著，以前常常問的。現在——反正在蜂蜜長大成人之前絕對不能死，就對了，人生再沒意義我也不能死。整個人的精神有了一塊特別特別硬的石頭當底座……總之，我以前的人生里，絕大部分的痛苦都是因為我想要那些我不配得到的東西，是蜂蜜救了我。”而熊漠北對崔蓮一所萌生的愛意，毋寧說在很大程度上是被蜂蜜的單純所感染，并進而對那個發誓要將自己的一切無條件地奉獻給自己女兒的單身媽媽、“那個被蜂蜜深刻塑造過的她”所打動，一種無法標價的“愛”觸發了另一種和它相似的情感。化學課堂上的“相似相溶原理”，在人類的情感領域奇妙地有了共通。

與笛安此前那些充滿了離奇的情節和過于飽滿的情感的作品不同，《親愛的蜂蜜》在情節上顯得過于簡單。或許讀她之前的作品，會有一種在罐里挖一坨蜂蜜而吮指的歡暢愉悅感，而《親愛的蜂蜜》卻像一杯溫吞的蜂蜜水，帶給人的是一種似有若無的甜。她也沒有忘記給平淡的日常生活增添一絲波瀾，我們因此看到了成蜂蜜誤吞求婚鉆戒的那一幕。一切都是有驚無險，到頭來還是一個happy ending。面對從蜂蜜的糞便里撈出的蒂凡尼鉆戒，楊嫂笑言“好得很”“婚姻本來就是這樣”時，是否會再一次回想起童年那只“三塊五的發夾”？時光一過三十多年，“80后”一代曾經獲得的愛，有價的或無價的，都已在記憶中淡淡散去。他們所能做的，惟有將這一人類最基本的情感傳遞給下一代，并以此來為曾經糾結不已的自己尋到救贖的可能。

（本文系中國作家協會“新時代文學攀登計劃作品聯展”特約評論）

作者簡介：宋嵩，山東東營人，1985年生于濟南。文學博士。現為《長篇小說選刊》雜志副主編，中國小說學會理事。著有評論集《瑯嬛流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