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夕陽未盡

生于上世紀三十年代的老人精神不錯，坐在屋子中央。陽光從背后斜射進來，86歲的何啟治白發斑駁，穿著樸素，透過眼鏡笑呵呵望著我。1959年從武漢大學畢業，厚厚的鏡片一直跟隨這位老編輯，見證著他的職業道路，也見證著中國文學的風云激蕩。“不知道讀了多少作品，讀得越多，它就越沉。” 何啟治邊笑邊指著眼鏡說。

現在，他戴眼鏡也看不太清楚了。手機上的字要調到最大，看東西幾乎貼在眼鏡上。之前有位作家請他寫序，一百多萬字的作品，何啟治從頭到尾讀了一遍，寫序時眼睛舊疾復發，經過治療，視力只恢復到0.1。他說，人家請我做事，自然要老老實實讀完作品，否則怎么下筆？

1992年任《當代》雜志副總編以來，何啟治負責當代文學出版工作，對重要作品和文學新人的挖掘作出極大貢獻，終審的長篇小說上百部，他幾乎都要從頭到尾讀一遍。著名評論家何西來曾為何啟治寫過一篇文章，也是他第一次為文學編輯寫專論。在他眼中，何啟治沉穩、樸厚，為人謙和。“他勤于思考，勤于動筆，編輯什么就研究什么。”大凡何啟治參與編輯或審讀過的作品，都會寫評論，好處說好，不好處說不好，表達真切感受。

退休二十年，何啟治依舊關心中國文學，或者說，從未離開過。前幾日《當代》編務還接到何啟治電話，問雜志怎么還沒到。他不常用手機，卻特意點開給我看，僅有的幾個公眾號和三個微信群，全與文學相關。現在無法長時間閱讀，就讓同為編輯的夫人先看，再推薦給他，兩人常有探討甚至爭論。房間里兩個頂天立地的書柜，還是80年代老物件，古今中外各式文集、文選、名著，新中國成立后不同時期不同版本的重要作家作品，填補了每個空間和縫隙。身后的窗臺上堆滿一摞摞雜志期刊和文稿。夫人在一旁說，都是很早之前的了，他還是舍不得處理。

何啟治每天8點起床，22點入睡，遇到好文章讀到深夜也常有。舊式書桌用油漆翻新過，不大的臺面多半被各種厚辭典占據，另一半放著很多藥瓶。年事漸高，何啟治摔過三次跤，自此開始注意保養，他將安眠藥、鈣片、消炎藥一個個指給我看，夫人并不贊成他吃這么多藥，何啟治笑笑，“也對，吃很多藥也是問題。”

第一次用電腦打字時，何啟治60歲，一首《長恨歌》打了兩個小時。“以前什么新鮮事物都愿意知道，也學得快，現在落伍了。”唯獨不落伍的是，何啟治保持著思考的習慣。他認為，紙媒無論怎樣都不會消失，只要有人愛好書籍，紙媒永遠有存在的空間與意義。他還認為，年輕人應具備基本文學素養。今天的中國人，不應該丟失一個民族精神上最寶貴的財富。哪怕當做生活調劑，有一些閱讀習慣，也是好的。

洪清波是何啟治一手帶出來的編輯，年逾六旬的他已從《當代》退休。剛到雜志社時，何啟治已經是副總編，從修改符號到約稿發稿等流程，何啟治一一傳授。“就像師傅帶徒弟，雖然沒有明文規定，他就是熱心，有責任感，愿意幫助你。”何啟治把《當代》當成了家，只要不開會不出差，他總在，永遠到得早走得晚。洪清波覺得何啟治是工作狂，“離開文學他好像沒別的樂兒。” 洪清波說，“大家有很多高興事，他就文學這一件事高興。”

80歲時，何啟治出了本書《朝內166：我親歷的當代文學》。北京朝內166號，是人民文學出版社所在地，作為中國新時期現實主義文學重鎮，《當代》雜志就位于紅磚樓的其中一層。何啟治在那棟樓做了40年編輯， 從出版社到《當代》，再到《中華文學選刊》，親歷諸多名作的誕生與成長，目睹中國文學一路行進的歲月風云。書中記錄了他與近30位作家、評論家、出版家及同窗友人的文壇往事。大家開玩笑說，何啟治一定每天寫日記，否則怎么會時過境遷還如此記憶猶新，翔實生動。

1973年，何啟治從五七干校調回人文社，分配在組織長篇小說的現代文學編輯室小說北組，陜西是他的工作重點。何啟治總在一個本上寫寫劃劃，那是他的“星探寶庫”，不乏已聲震文壇的陜西知名老作家，更多是初露頭角的年輕人，剛發過一篇文章的作者，何啟治認為有潛力有特點，也會認真記下來，從文學風格到個人情況不一而足。在這本薄薄的筆記上，何啟治為陜北黃土地將要誕生的一支巨筆埋下了注腳，也成就了中國當代文學和萬千讀者心中的經典——長篇小說《白鹿原》。

何啟治（右）與作家陳忠實

黃土地上的歌

1973年隆冬，西安奇冷。陜北小伙陳忠實到郊區開會，散場后一位陌生人攔住了他，介紹自己叫何啟治，從北京人文社來。陳忠實依習慣叫他老何，一叫就二十多年。31歲的陳忠實，后來憑借長篇小說《白鹿原》獲得第四屆茅盾文學獎，彼時剛在《陜西文藝》發表第一篇作品，得知何啟治邀約長篇小說，陳忠實直呼“幾乎是老虎吃天的事”。不僅深知能力有限，也是對編輯親自約稿的意外與壓力。人文社這座京城并不高的門樓，對作家如同文學圣殿，用陳忠實的話說，“在那里出書的夢都不敢做。”

寒冬下，何啟治耐心鼓勵陳忠實，拿出自己輔導延安插隊知青創作長篇小說的先例。老何的真實與坦誠，讓陳忠實有了基本信任。回京不久，何啟治又寫去一封長信，仍鼓勵長篇創作，從立意、構架、素材等方面給出建議。此時，上級通知陳忠實去南泥灣勞動鍛煉，他以此為由推卸了這個“不可勝負的壓力”，同時何啟治援藏兩年，期間二人通信往來，老何一直鼓勵他寫作。多年后在《何為益友》的回憶文章中，陳忠實寫到，“二十多年過去，我們已經相聚見過很多回合，世事已經翻天覆地，文學也已翻天覆地，每一次見面，或北京或西安或此外的城市，都繼續著街頭的那種坦誠和真摯，延續著也加深著那份信賴。”

80年代初的夏天，何啟治再一次去西安。時隔多年第二次見面，陳忠實特意在西安飯莊——“雙十二事變”中招待過周恩來的百年老店，用自己剛收到的稿費請老何，點了看家菜葫蘆雞。往后每每相聚，何啟治總會突然歪過頭問：“那年你在西安請我吃的那個雞真不錯，叫什么來著？”

這次何啟治為創刊不久的《當代》組稿。直到完成從短篇到中篇過渡的《初夏》，陳忠實才斗膽寄給老何。《初夏》是他寫作生涯最艱難的一部，鍛煉了陳忠實駕馭復雜結構的能力。歷經三年多，修改重寫四次，才得以在1984年的《當代》刊出。作品問世得益于何啟治與《當代》編輯的巨大耐心和熱誠，陳忠實曾回憶：“他和他們的工作意義不單是為《當代》組織一部稿子，而是促使作者完成習作過程中的一次跨越，得到了至為重要的藝術體驗，拯救了一個苦苦探索的業余作者的藝術生命。”

《初夏》之后，陳忠實熱衷于中篇小說各種結構的探索。許是認為時機成熟，何啟治舊話重提，“有沒有長篇寫作的考慮？”陳忠實直率地回答，沒有。老何的突然發問，使他立即想起街頭初次見面，已十年有余。天哪！他還沒有忘記長篇小說的事。老何卻輕松地說，何時打算寫長篇，記住給我就是了。

十多年里，陳忠實完成9部中篇，80多篇短篇和50多篇報告文學，然而他始終認為只是寫好了感人的生活故事，只是生活體驗的產物。直到1985年的《藍袍先生》，陳忠實開始深入思考中國民族命運，生命本身強大的欲望張力，使他意識到“如果50歲還不能完成一本放在棺材里當枕頭用的大書，以后的日子將難以想象怎么過”。1986年，44歲的陳忠實開始直面這一重大人生課題。

老何再問起長篇時，陳忠實終于說，有想法，但離實際操作尚遠，“對他若要保密，是一種有違良知的事”。那時陳忠實正做《白鹿原》先期準備，初步計劃寫作時間三年，他希望“沉心靜氣地做這件大活”，避免過多議論與關心。自己尚在極大的無把握之中，他沒有向老何提及《白鹿原》具體內容，只叮囑不要告訴別人，不要催問。

后來幾年，何啟治守約如禁，每有一位人文社編輯到西安組稿，都要帶來他的問候，進門握手先申明，老何讓我來看看你，只是問個好，沒有催稿的意思，他再三叮囑不要催促。陳忠實常常握著他們的手說不出一句話。

直到1991年初春，編輯們到西安慶祝建社四十周年。此時《白鹿原》書稿已完成三分之二，見面時老何仍恪守約定，淡淡地說，按你的計劃寫，寫完打個招呼，我讓人來取。陳忠實也緊閉口舌，沒有道及年底可以完稿，只應諾著寫完報告。

這年夏天，先后有兩家曾給予他幫助的出版社向陳忠實邀約長篇小說，他信守與老何的承諾，逐一辭謝。

冬天一只火爐，夏天一盆涼水，高聳陡峭的塬坡遮擋了人世嘈雜，陳忠實的筆在老家西蔣村的小圓桌上爬行了三年。決定動筆前的1988年早春，他在家門口栽下的梧桐現已撒下一片綠蔭，《白鹿原》三代人生死悲歡的命運也終于走向最后的歸宿。

1992年3月，洪清波與同事高賢均受何啟治委派到西安取《白鹿原》手稿。《當代》的年輕編輯取稿時曾當場退掉了路遙《平凡的世界》以致作品旁落，因而何啟治叮囑，千萬別退，無論如何先拿回來。由于還在復閱最后幾章，見面后陳忠實讓他們先看中篇。二人讀完并無驚艷，且心生疑惑，長篇能行嗎？

正式交稿那天，兩位編輯從欲言又止的陳忠實手中接過《白鹿原》，奔赴成都。西安到成都的火車8個小時，洪清波邊讀稿邊對高賢均說，你看看吧，太出乎意料了。成都組稿期間，他們除了工作就是讀《白鹿原》，出差期間全部看完。至今洪清波仍難以平復：“當時就沒見過這樣的小說，每一個人物關系，每一件事都新鮮。農村革命題材類型不少，他寫出了全新的體驗。”

本以為要兩個月，二十多天后，陳忠實就分別接到編輯和老何來信，可想見的興奮與喜悅。“對他來說是太長了點，對我來說，起碼沒有使這位益友失望。”老何等待近二十載，從1973年西安街頭，到1992年在北京親手寫下《白鹿原》審閱意見，曾經的青澀小伙真真成了滄桑的陜北漢子，自己一直鼓勵與相信的作家終沒有負了約。作為編輯，何啟治見證了一個文學青年的艱難成長，也見證并推動了中國文學史上一部偉大作品的誕生。

在《當代》連載并由人文社出版后，《白鹿原》至今已發行逾400萬冊。如今，何啟治書柜里最多的就是各種版本的《白鹿原》，猖獗的盜版也留存許多。今年初他特意購入一本盜版書，并附上給人文社領導的手寫信，闡明情況，維護權益。

何啟治為何始終不放棄長篇？漫長時光里，這份堅持讓陳忠實不得其解。何啟治曾說，以文學編輯為終身職業的人，若不想和有潛力的作家交朋友，除非是個傻瓜。上世紀70年代文藝有著鮮明時代特征，集中體現為工農兵、為無產階級服務的大方向，弘揚社會主義文化成為主流。他的“星探寶庫”有如此記載：陳忠實，已發表2萬字作品，長期在農村工作，熟悉農民與鄉土生活，可考慮長篇。

何啟治的書柜

不要沉默

六十多年前，十幾位分配到北京工作的武漢大學中文系畢業生，下了火車就到天安門廣場拍照留念，不知誰說，何啟治很幸運，分到國家級權威文學出版社工作。文質彬彬的何啟治笑道：“我會努力的，會努力的。”

1936年，何啟治出生于香港，父親是中學校長，母親先后有過九個孩子，活下來六個，何啟治排老五。抗戰期間港島淪陷后，他隨父母回到家鄉廣東省龍川縣。1949年廣州解放時，何啟治13歲，和許多人一樣，也有迎接新生活的熱情和狂喜，很快考入名校中山大學附中，當時校址就在魯迅生活過的大鐘樓。何啟治文科好，“我就頭疼數學，考試及格都困難。”1954年，中國建立高考制度后第三年，何啟治考入武漢大學漢語言文學專業，他記得學號是544003，“前面代表54級，中間4是中文系排序，003我不知道什么意思，也不敢說自己就是第三名。” 1956年何啟治加入中國共產黨，懷有崇高理想、內心充滿陽光的熱血青年，怎會想到時代的車輪滾滾而過時，塵土飛揚。

美麗的珞珈山在1958年成了煙熏火燎的煉鐵廠，超英趕美的“大煉鋼鐵運動”如火如荼，大操場一夜之間冒出一大片土高爐。宿舍鐵門也拆了化為鐵渣，所有師生輪班到一線煉鐵，中文系半年沒上過課。學生們的態度與心聲匯集到何啟治這里，他以中文系團總支書記的身份代表大家向上反映，結果被判定為走資本主義白專道路的“白旗”，平生第一次招來滿墻批判。他的疑問“難道大學生是廉價勞動力嗎？”被畫成漫畫，從一只形象柔媚的狐貍口中吐出。

何啟治不是張牙舞爪、劍拔弩張的人，但總以為有話就要說，“沒想那么多后果，認為對的我會提，有意見也會講。”簡單的人活在了復雜的年代。1970年寒冷的冬天，何啟治被誤判為“危險分子”，遭到幾個月的隔離審查，迎來了“車輪戰”式反復審問，連續幾天幾夜除了吃飯排泄和交代情況，幾乎沒有睡眠，甚至出現了幻視和幻聽——把火柴棍看成面目猙獰的大棒，把質問聽成了夢幻似的天方夜譚…… 第二年硝煙散盡，何啟治親手寫了大字報貼到公告欄，為自己平反，澄清真相。

1959年分配到人文社，他從校對做起，沒兩年趕上中央抽調萬名干部下放農村基層，支援農業生產，河北豐潤縣田野上，何啟治與全國人民一道共度時艱。生活條件困苦，只發了幾斤手指粗細的胡蘿卜，冬天掛在屋檐下，每天吃幾根補充營養。大兒子出生時，他請假回北京，順便在農村買了西紅柿、黃瓜帶家，被發現后遭到批評，說“搞特殊化”，不過也沒追究。回憶往昔，何啟治笑容溫和，似乎講再平凡不過的日常瑣事。“他很少發牢騷，也很少抱怨和不滿，雖然吃挺多苦，受不小沖擊。他的態度總體是平和的。”洪清波說。

那十幾年，中國文學在野火叢生又風云四起的歷史歲月中，擔起時代傳聲筒的使命。何啟治心中的編輯事業，以另一種理想主義的形式燃燒。1964年正式當編輯，接到抓階級斗爭教育的指示，從全國各地報刊中收集了諸多階級斗爭的文章，編成《仇恨的火花》印發了十幾萬冊，北京晚報發表他的評論稱“一部苦難與斗爭的畫卷”。第二年，何啟治受命先到北京郊區南口農場組織青年書寫報告文學《我們的青春》，后被派到上海紗廠車間體驗生活，與兩名工人合作寫出揭露資本家剝削勞動力的中篇小說《天亮之前》。他曾用筆名“紅耘”在《收獲》上發表其中一章《亨司表的秘密》，這是何啟治首次在文學大刊發表作品并獲得35元稿費，“不少呢，那時我月工資才56元”。小說印行38萬冊，只署名不拿版費，他也心甘情愿。

對上級政策或工作指示，何啟治認真執行，從無怨言。“組織讓去哪就去哪。不敢說有信心，肯定努力做好工作。”大學畢業不久的青年編輯，從無方向到有組織，編寫出兩本發行十幾萬冊的作品，不是沒有自豪感的。這些書至今保留完好，他腿腳不便，從椅子上站起來執意找給我看，不厚的小冊子滿載遠去時代的激情，翻開內頁，一張張泛黃的照片上，何啟治笑意盈盈地參加工作，投入勞動。

“知道我為什么叫紅耘嗎？” 取意“一片紅心，勵志耕耘。” 何啟治對我說，你要記著。

柳志是何啟治的第二個筆名。1974年北京派遣45人援藏，他是唯一一個出版系統的人，最初在格爾木中學任教，暑假時與同事為籌備階級教育展覽，直通拉薩調研，又創辦文學校刊《紅柳》。“紅柳作為木料可以燒火，也可以鋪路，邊疆路坑坑洼洼，墊上以后車就能走了”，何啟治認真解釋，“也體現了工人階級對國家建設奉獻的精神。”當時正處于文革末期，讀書無用論頻頻，這些援藏教師鼓勵孩子們好好讀書，傾盡所學。現在他們還與當時的學生保持著聯系，有位學生年過六旬，每年還會來京探望何啟治。

年輕時的何啟治，工作起來廢寢忘食。80年代參與《魯迅全集》首次編輯工作，像“再上了次大學”。龐大如百科般的內容需要細致考證研究，從不懈怠的他一頭扎進書桌，常伏案幾小時。一個周日的晚上，已過8點，又哄孩子又做飯的愛人看到何啟治還在工作，一激動，系著圍裙拿著菜刀沖到書桌旁，拍案而起：“何啟治，你還要吃飯不要？”

人生長途中，何啟治曾有兩次面臨重要抉擇。第一次是“五七”干校后期，有機會去大學教書。第二次是九十年代到美國探親，面對去留，何啟治在一年假滿時選擇回國繼續文學事業。“若留下，我將永久面對心靈痛苦和靈魂拷問”，不到60平的老式樓房里，何啟治語調輕快，“現在物質生活平平，精神卻愉悅而富足。”

決定向北京進發，終身為文學奉獻，何啟治同一大批優秀作家與作品不期而遇，然而時代夾縫中命運沉浮，交談中他多次提到，“我還是希望，文學能純粹一點。”

多年前，何啟治（左三）與作家們采風

固執與激情

20世紀80年代初傷痕文學過后，尋根文學、改革文學、先鋒小說等各種現代派思潮涌現，作家們試圖展現更為獨立的思考和實踐，回歸對民族文化精神的敬畏、挖掘和重構。那樣一個創新年代，文學風起云涌。摸著石頭過河，是作者和編輯的常態。

“政策靈活，大家都在探索，稍稍突破邊界，作品才有沖擊力。”洪清波回憶工作氛圍，打擦邊球是常事，一篇稿子常要商量探討，不會一言堂。時任《當代》主編、編輯大家秦兆陽曾說，四平八穩讀者不愛看，太出格又不合規，最好在大環境承受范圍內，又比預期的超前一點點。挑戰工作彈性，爭取更大空間，為好作品據理力爭成了編輯最大的職業成就感。

1986年，編輯通過熱情細致的工作組來了張煒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古船》。與張煒詳談并認真閱讀作品后，何啟治認為，《古船》是一部深沉厚重具有開拓意義和史詩品格的作品，其時他剛擔任《當代》副主編，首次負責終審長篇小說，作品涉及的部分情節與藝術表現何啟治尚把握不準，為慎重起見，他一再建議由其他副主編共同終審，最終經張煒修改并達成發表基本共識。

當時《當代》發行量近三十萬。1986年第5期，《古船》全文刊發，引起讀者和文壇強烈反響。下半年，山東與北京分別召開研討會，規模空前，討論激烈。有人編作品評論集時，很快從全國各地文藝報刊上收集到六十多篇文章。

沒有一部作品是完美的，當文學觸碰歷史，除了正常學術探討，不同觀點傾向而產生的解讀容易流于簡單化的指摘與責難，圍繞《古船》的輿論也不在少數，對此社里考慮不公開報道作品討論會。何啟治認為這種違反慣例的做法有損《當代》聲譽，竭力爭取下，同意報道，但需突出批評性意見，并將兩地四天的討論壓縮到一千多字。多年后何啟治仍意難平，在書中袒露 “報道是我整理的，但確是干預下的違心之作。”

不久，《古船》單行本出版被叫停。何啟治意識到問題的嚴重，他認為應維護黨的文藝政策的嚴肅性和穩定性，同時對作品和作者負責，冒著風險向上級提交了書面報告：“我主張明確回答作者：《古船》按原計劃和正常程序出書，哪怕先印一萬冊也好。不在查禁之列，就不必因拖延或別的原因而刺激作者或有負于讀者。” 為表明鄭重負責的態度，何啟治在報告中說：“如有必要，我愿意對上述建議負責。” 在雜志社與出版社共同努力下，1987年8月，《古船》正式由人文社出版。

洪清波眼中，何啟治不算保守派。“他政策意識強，更全面更有大局觀”，面對新文學思潮，何啟治又很前衛。洪清波印象里，自己審讀的稿子幾乎沒被他攔過，倒是何啟治認可的作品有時看不懂。“我們認為無法接受，他反而允許探索。”

何啟治認為，一部作品有不同意見，特別是有來自內部的批評意見時，對自己經手的稿件能排除私心雜念，實事求是敢于負責，是編輯職業道德最重要的表現。在那個充滿不確定性的年代，與作品共榮辱同進退，勇于面對可能出現的挑戰，需要文學從業者的眼光，更需要膽識。

接到《白鹿原》手稿時，時任《當代》主編朱勝昌一邊讀一邊在書頁夾上紙條，和大家一起探討。《白鹿原》是為數不多編輯都叫好的作品，也是何啟治在幾十年工作生涯中少有的“閱讀時感到職業興奮感與幸福感”的作品。作為《白鹿原》組稿人、終審和責編之一，何啟治深知它永久的藝術魅力，簽署作為重點書出版的審讀意見時，他這樣寫道：“這是一部顯示作者走向成熟的現實主義巨著……在當代小說之林中成為大氣磅礴的作品。”同時也有預感，當時社會背景下，涉及國共兩黨革命歷史、農民與地主階級關系、男女兩性描寫等內容，考驗著大眾乃至主流文學界的接受度。

作品出版后半年，人文社奉命以《當代》雜志編輯部和當代文學一編室的名義，就《白鹿原》的組稿、審稿、編輯、發行等情況寫了一份報告。期間，上級單位還曾約人文社前總編輯屠岸，聽取他對《白鹿原》的評價和意見。這些報告和談話雖如實反映了某些批評，但總體上都持肯定的態度。屠岸還明確指出《白鹿原》是新時期人文社出版的最優秀的四部長篇小說之一。

何啟治聽聞，有一種聲音認為“《白鹿原》這么好，那你說說它能鼓舞人嗎？” 一次關于長篇小說的研討會上，大家對《白鹿原》鮮少提及，何啟治性情率直，直言 “擁護以優秀作品鼓舞人的提法，但不贊成以是否鼓舞人作為判斷作品是否優秀的標準。”

情況到1997年還沒有好轉。在評選一項優秀長篇小說獎時，何啟治聯合另兩位評委建議把《白鹿原》列入候選名單，卻被主持人干預。相當長一段時間，《白鹿原》在比較具有官方色彩的評獎活動中均告落選。不管讀者如何喜歡，文藝界如何贊賞，《白鹿原》如同陷入無物之陣，讓何啟治深感壓抑和無奈。

他在報刊發表文章“永遠的《白鹿原》”，理直氣壯地肯定“《白鹿原》是堪與優秀的世界文學作品媲美的、厚重而有魅力的大書。”評論家蔡葵、何鎮邦看到文章后打電話表示贊賞。老蔡說，現在這樣滿懷激情、充滿自信地為好作品吶喊的文章太少了。

編輯生涯，何啟治也有遺憾。看重的小說未能發表、與好作品失之交臂，心思單純直率的他有時無法參透個中緣由，只認為文藝理念不合。“他就是那種性格，尤其對文學，”洪清波評價，“認準了的事情敢說也敢做，不怕風險”。

轉機出現在第四屆茅盾文學獎。面對內部評審分歧，延安抗大、魯藝出身的老評論家陳涌直言“《白鹿原》不存在歷史傾向性問題”，此說法在文學圈流傳開，幾經周折，《白鹿原》終于榜上有名。何啟治發表短文《欣喜 理解 期盼》，長途電話里念給陳忠實聽，他確實站在作者角度說了些不太好說出口的話，“我覺得一個優秀編輯和優秀作家在面對某種困難時，就應該而且必然會相互理解和相互支持，否則，怎么能稱之為‘知音’呢。”

何啟治參加文學活動

路很長，還沒到

在魯迅文學院學習時，柳建偉第一次見到何啟治，“戴著度數很高的近視鏡，面部皮膚有明顯高原紅，握手時很認真，很用力。”那時他應書商之邀為大火的《廢都》寫續，經同學提醒才將刊有自己一篇小說的《昆侖》送給何啟治。

一個月后，聚餐時何啟治對柳建偉說，“你的作品我看了，雜志應該選載。你找人寫個短評，配上一起發。不過行文有些啰嗦，可刪掉一些，若你同意，十天后我來取稿。”柳建偉目瞪口呆，自己的作品第一次走出軍隊，走進國家一流文學刊物。十多年后，何啟治和他聊起來：“現在看人物依然鮮活，當年我沒看走眼，這部作品算是站住了。”

此后二人慢慢熟悉起來。秋天的一個晚上，何啟治提出讓柳建偉陪他走走。頭頂月亮，他陪著何啟治從魯院走回宿舍，幾百米的路走走停停，用了一小時之久。何啟治對柳建偉談作家發展，談作品幕后，最后說，我是看了《虛城》后看的《廢都》，你完全有能力寫出不錯的長篇小說。一晚上柳建偉幾乎沉默，何啟治很失望，輕嘆一聲，推著自行車走進了夜色。因為母親生病，柳建偉已經中斷嚴肅文學寫作，瘋狂寫紀實類暢銷書貼補家用，后來他已經很怕見到何啟治了。

1995年春節，柳建偉把母親接到北京治療，何啟治聽聞探望，與母親單獨談了半小時。后來母親對柳建偉說，何老師是好人，我想看到你的長篇小說出版，他說你可以，你一定行。當晚何啟治與柳建偉再次走上那條路，正式約他寫長篇。柳建偉記得何老師對他說，不要浪費才能，要寫出能夠流傳下去的作品，別辜負了自己和時代。

那幾次談話，柳建偉當做人生中的“遵義會議”。此后幾年，他先后出版長篇小說《北方城郭》《突出重圍》，當他交付第三部《英雄時代》時，由于心浮氣躁，大家評價并不高。柳建偉心生愧疚決定重寫。何啟治安慰他，重大現實題材難寫，作家安身立命靠質不靠量，你要相信自己。

2000年10月中旬，第五屆茅盾文學獎揭曉，《北方城郭》名落孫山。何啟治得知柳建偉與他同在杭州，約到住處談心：“無需太在意獎項。實力到了，一切水到渠成，好好寫《英雄時代》吧。”

半年后拿出第二稿，柳建偉接到何啟治電話：脫胎換骨，說不定拿茅獎呢！何啟治的判斷沒有錯，2005年，《英雄時代》獲得第六屆茅盾文學獎。柳建偉將何啟治稱為“大先生”，調京工作后，每次拜訪都受益良多，“能遇到何老師，是我文學人生的大幸”。

何啟治對文學有著敏銳嗅覺，也視作家為待打磨的璞玉，足夠愛護。他對我說，“一個尚未進入文壇的新作者，是需要編輯發現的。關鍵時刻給予支持，他就可能日臻成熟，否則，也許文壇上就再也沒有這個人了。”

有同行向他推薦年輕作家孫惠芬的長篇小說《歇馬山莊》，此前何啟治一無所知，聽說是書寫當代農民對城市生活的向往，又是青年作家處女作，毫不猶豫接受了。“處女作可能失敗，但一旦成功，往往傾注作者多年心血，決不可輕慢。”何啟治預感準確，這部作品成為世紀之交我國長篇小說的一道亮色。寫給孫惠芬的長信中，除了感謝與鼓勵，何啟治也不客氣地指出來稿中有不少錯別字。

十余年里，作家趙凱和何啟治一直保持著書信聯系，他曾以普通讀者的身份寫去第一封信，談自己對文學的熱愛和癱瘓在床的情況，本以為石沉大海，沒想到何啟治每信必復。通過信函和寄贈書刊，何啟治的指導與鼓勵成了趙凱來自外界的唯一精神支持。何啟治心中，搞文學的人都強調文學的人性化，“應特別關注弱者，能幫的盡量幫”。

通過何啟治，趙凱結識了時任遼寧省作家協會主席劉兆林，在大家幫助下，不僅出版第一部作品集《想騎大魚的孩子》，還免費進行了救助治療，臥床十多年后重新恢復了行走能力。在北京，趙凱參加“百位農民作家百部農民作品”文學工程，和來自全國的八位農民作家代表坐上主席臺，在新中國文學出版史上是第一次。自1994年收到趙凱來信到2012年，18年后，何啟治與趙凱才得以在北京家中見面。告別時，慢慢下樓的趙凱突然轉過身，左手扶著拐，右手一把摟過何啟治，頭靠在肩上失聲痛哭。

趙凱存有一張照片，是二人在何啟治家中的合影。十多年的前陳設與現在相差無幾，書柜依舊滿滿當當，桌子上放著各式報刊雜志。唯一不同的是，現在書桌前的墻上掛著一個長方形的相框，里面放了何啟治與很多同事、作家朋友的合影，中間是張生日照，何啟治坐在椅子上，背后一個大大的“壽”字。

這是個一生都與文學捆綁的人，他的喜怒哀樂，一切都從文學中獲得。63歲退休，又返聘了三年，66歲何啟治把東西從辦公室搬回家。我問他，還記得那天是什么心情嗎，何啟治回答，那個階段結束了。停了一會兒又說，“就是一個階段結束了，但是在文學路上我還得走，還得往前。”臨走時何啟治囑咐，有新鮮事或好作品，你通過微信告訴我，雖然眼睛不好了，我可以慢慢看。

（注：部分資料參考《朝內166：我親歷的當代文學》與過往訪談內容，特此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