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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學作品中，家是一個耐人尋味的話題，它是人們賴以生存的地理居所，也是人們靈魂的休憩地。在《船上》這部長篇小說中，吳洲星寫到了兩種不同的家的形態。一是岸上之家，它的具體位置在常家莊，處于一種被破壞和待修復的狀態。一場洪水讓常坡兒失去了賴以生存的家園，寄居親戚家的生活讓一家人受盡奚落與嫌棄。從地理屬性上看，岸上之家是穩定的，在常家莊建一座屬于自家的房子也成了全家奮斗的目標。二是船上之家，它的形成源于全家人的主動選擇，在河里養鴨為生的不穩定性，決定了船上之家流動性的特征，具體到小說里，銀村、吉村、劉家村、章口鎮都曾經是船上之家的停靠點，它們構成了常坡兒一家的生活版圖。常坡兒一家人在河上與岸上對家園的尋覓，實際上是一種精神上的漫游，隱喻了個體對精神歸宿的探尋：我們究竟要去向何方，我們的歸宿又在哪里？

在小說中，常坡兒是一個頗具“野性”的兒童形象。常年養鴨為生，常坡兒與動物之間保持著親密無間的情感互動，不論是從不殺自家的鴨子吃，還是無微不至地照顧紅芍寄養的兩只小鵝，抑或是收留麻婆婆去世后無人認養的狗兒白脖兒，對待動物，常坡兒一直盡心盡力，毫無怨言。常坡兒把那些動物視作自己的好朋友，尤其是當它們處于生病或者被他人傷害的時候，他絕不會坐視不理，那些義無反顧之舉中帶有不容商量的果敢和堅決。 “野性”的養成，除了來自動物界的“熏染”，還因為他沒有被所謂的“知識”馴化。在小說中，常坡兒對數字的遲鈍體現得淋漓盡致，他用稻草打結的方法來數鴨子的個數，賣鴨蛋時不會算數導致了10元錢的經濟損失，這些細節都呈現出一個缺乏生活經驗的兒童形象。在人與人之間的交往中，常坡兒往往采取的是一種簡單、直接、自然、真實的交際策略，比如賣給秋水家鴨蛋時他故意在鴨蛋上扎下了針孔，僅僅因為秋水看不起他家的鴨子；再比如在章口鎮，草生偷走了常坡兒養的一只鵝，常坡兒立馬上門要鵝，毫不猶豫；還有在與麻婆婆的交流中，得知小順子的身世，他立即與青蜓一起開始尋找小順子。不可否認，常坡兒性格中的率真、果斷、真誠是一種難得的品格，許多看似粗野的行為也是一種未被“規訓”的孩子的本能反應。

如果說常坡兒性格中最鮮明的特征是“野性”的話，那么他的父親則分明是一個被“酒”與“賭”奴役的人。在常坡兒父親身上，作者植入了一個英雄救人的故事，常坡兒父子救下了河水中漂流的青棗，細節使得父親的形象增添了一絲高大和偉岸。伴隨著酒水的催化，常坡兒家與青蜓家結下了深厚的情誼。酒也漸漸成為常坡兒父親排遣心中苦悶的一種方式，在僅靠養鴨賣鴨蛋為生的日子里，經濟上的捉襟見肘讓他投入到酒精的麻痹之中。除去對酒的迷戀，常坡兒的父親還幻想在賭桌上一夜翻身，贏得回常家莊建房子所需錢財。自然，這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奢望，常坡兒的父親在賭桌上輸得身無分文，他只有靠酒精的麻痹來尋求精神上的短暫解脫。在小說的最后，常坡兒父親的離開頗有點耍小孩脾氣的意思，母子倆的尋找才讓她們意識到家人的重要性，尤其是在船上聽聞有人溺水而亡時，常坡兒和母親的擔憂和驚恐是真實存在的。不過，父親在建造房屋中獲取了重生，在常家莊的那堆木頭中，父親找到了家的終極意義，明白了男人的擔當與責任。至此，常坡兒父親才從“酒”與“賭”的迷醉中清醒過來，告別了曾經的自己。

在小說中，作者寫出了人生的百態。外公外婆去世后，常家莊變成了舅舅家，稱呼的改變意味著地位的降低，即使常坡兒母親買雞送給舅媽家，也依舊難逃被拒絕被奚落的命運，親人間的冷漠給常坡兒的內心留下了陰影，寄居的歲月成為孩子心中的隱痛。與常家莊的寄居生活相對，寄居劉家村麻婆婆家的那個晚上感受到了來自陌生人的溫暖。麻婆婆毫無保留地告訴了常坡兒她收養小順子的故事，常坡兒心理深受震撼。對于麻婆婆來說，即使花光所有積蓄，也要養活這個被遺棄的孩子，即使小順子后來被親生父母要回去，她依舊在劉家村獨自等待著他的歸來。麻婆婆身上匯集了女性的無私、善良、寬容、大度等精神品格，她對新的生命始終懷有敬畏和愛護之心，把自己的余生都交給了小順子，在漫長的等待里，展現出強大的生命力。

從小說的敘事結構上來看，《船上》采用的是一種類似于“畫圓式”的結構，從常家莊起筆，接下來銀村、吉村、劉家村、章口鎮依次登場，最后落腳點是常家莊，形成了一種有效的敘事閉環。不難看出，地理名稱在小說中占有重要的意義，小說都是圍繞一個個地理名稱編織故事情節的，常坡兒一家的見聞，也因不同的地域而呈現出不同的情緒狀態。在流動中尋找穩固的家園，書寫一家人在船上與岸上不同的生活狀態，不失為一種有意義的敘事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