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吃水上飯的，多少都有五湖四海的氣勢，水流到處，就是他們的家。水是他們的前緣，也給了他們開放的視野。當地人把水上人家叫做“貓子”，“貓“從古雅的“泖”的字音來，卻帶著農耕族的貶義。那個夏天淮河漲大水，萬舸爭流，修國妹一個小女子，水紅的短褲褂，赤著足，手里揮動小旗，引導船只過橋底。年輕的船老大張建設站在對面甲板上，對她一見鐘情。兩人婚后，一方面為大家庭盡心盡責，另一方面，他們又以見識和膽識，先人一步，抓住每一個機遇。張建設率先利用貸款，擁有了自己的船隊，在水上運輸黃金期被公路物流漸漸取代之際，又及時“上岸”，進駐內河的工業園區，業務拓展到長江邊的崇明，甚至海外……只是月滿則虧，水滿則溢，他們的日子也籠罩著傷痛與陰影，前生今世、孽緣、怨偶、恨愛，而結局也猝然襲來。這是一部水上人家在改革開放中的經濟發展史，也是一部水上人家的物質與心靈史。

王安憶以前說過，她不太寫當下現實題材，因為缺少文學所需要的審視距離。也許是年齡和閱歷俱增的緣故，還因中國社會當下發生的巨變又是那么驚心動魄，王安憶的取景從長焦逐漸轉為微距。以往她的作品里缺少了改革開放一代創業者的身影，這次終于將焦點對置于他們身上，將他們曾經意氣風發的身影定格在取景框中。

建設、躍進、愛社，這些帶著強烈時代氣息的名字，初次出現在了王安憶的小說中。航海的發展牽制人類歷史走向，水運的興衰是社會發展的縮影。式微的水運正迎合了作家的審美距離，江河湖泊的變遷總是具足文學意義。男主人公張建設的創業史，正是從不入經籍的無名小河開始，借助四通八達的水系，奔向大江大河，最后抵達東海——所謂五湖四海！張建設本人的習性也頗有江湖氣，“義”字當頭，這也是他壯大事業的根本。

張建設可看做生于五十年代末、發展于八十年代的那一代鄉鎮企業家的縮影。父母早逝，窮人孩子早當家是內因，改革開放，市場經濟活躍是外部環境。內外因相互碰撞，時勢造英雄，人民創造歷史，兩相作用成就了個人，人中龍鳳乘勢而上，走在了時代的前列。王安憶用寫實主義的筆法，細細描繪了激情四射的創業過程，拆舊船，跑貸款，換新船，拿地皮，建新屋，開工廠……借助四面八方的助力，一步步滾雪球，完成了自身的原始積累。個人生活是“娶了娘子，生了兒子，攢了票子”。娶的娘子是關鍵，也是吃苦耐勞，可手提肩扛的修家長女修國妹。兩人非常般配。

小說前半部分，視點人物是張建設，寫了他轟轟烈烈的創業過程。實際看來只是鋪墊，主線潛在下面。從小說整體看，修國妹是真正的主人公。寫張建設創業，寫至到縣城開廠就停頓了，水上人家出身的修國妹，也只能陪張建設到達三河交匯的縣城了。再往前的大江大河，她已經跟不上了。后半部分，轉換了視角，從修國妹的視點出發，寫大時代給個人和家庭帶來的沖擊。

《五湖四海》這部小說讓人總是聯想起2016年王安憶寫的那篇《向西，向西，向南》。那些創業成功、事業有成的中年人，后來怎么樣了？其中的很多人，宿命一樣，都要經歷情變。王安憶近幾年反復寫到這個主題，說明它已經是一個社會問題。那么怎么解決這樣的困局？王安憶有點像老中醫，提供了一個想要治本卻見效緩慢的藥方。

在《向西，向西，向南》里，事情夠嚴峻，但遠不到殘酷的地步。面對楔入家庭的第三者，女主人公遠走異鄉，在友情中覓得落腳處，以此對抗人生的風浪。在《五湖四海》里，表面上沒有驚濤駭浪，底下卻暗流涌動，逼近了毫不溫情近乎殘忍的真相。家族企業做大，外面漂流的人紛紛歸來。姻親結緣的弟媳，恃寵而驕的小妹，在重情重義的張建設這里，雙雙逾越倫常界限，將整個家族拖入道德困境。婚姻的背叛也還不算，親情的背叛讓人失去了最后的棲身之地。對這逼將上來的命運，修國妹能怎么辦呢？

也不過就是一個字：守。守著這個家，守著父母，守著弟妹，守著孩子，連帶妹妹的私生小女，也是視若己出。有一種地母精神，承載整個家族——地勢坤，厚德載物。這出自一個長女的使命，也是個人的責任感。你們都來來去去，大江大河、五湖四海、跨國越洋，只有修國妹守家在地，給每個人一個回首之地，歸來之處。又能怎么辦呢？《向西，向西，向南》里的女主人還是職業女性，有自己獨立的經濟能力，這里的修國妹只是家庭主婦，不是不能干，只是讓位于更能干的丈夫。本就處于乾勢的丈夫，又具眼光與才干，成功是運勢也是必然。這樣的人，再得金錢的助力與加持，能量加了杠桿，放大了數倍。那么，靠什么來約束呢？從外在看，修國妹根本不能夠勢均力敵，但從心性看，修國妹實際更勝一籌。聰明是一方面，還能隱忍，更主要的，知曉大義，有胸襟，忍受著常人不能忍的傷害，將一切交與天道，讓天道的自恰運行將每個人各歸其位。

這“天道”落在具體處，難得一見的是小說里提到一個很古的詞：周禮——“老人言必稱周禮，這禮數實是不能錯，就像莊稼必須在季上，否則便沒有收成。”所以，小說里詳詳細細地寫了修國妹和張建設嫁娶的過程，媒約聘禮，各種禮數一個不少，所謂“明媒正娶”。就是這樣的儀式感，奠定了深厚的心理基礎。相反的是，小弟的婚事止步于訂婚，再沒向前邁進；小妹更是野路子，離家出走數年，還帶回了一個私生女，今生踏入婚姻殿堂的機會渺茫。這就少了無形的道德約束，給弟媳和小妹留下空隙，讓她們一腳踏入感情泥潭。

修國妹還能倚侍的另一個詞，就是“義”。當初堅定嫁給張建設，就是看到了這孤兒身上的“義”，把自己的命交給他。中途張建設同女眷們有了款曲，對略知隱情的修國妹保證：“今生我只跟你做夫妻。”到最后，還是相信張建設能把控局面，不會讓她害怕的事情發生。有了這份“義”在心底，踏實多了，修國妹對眼前事不聞不問，“這家里每個人都比她知道的多”，守著自家地盤，任他們興風作浪。就這樣維護著整個家族的體面，也維護著自己的尊嚴。

還好，修國妹還不算孤單，還有個小弟陪伴。留學歸來的小弟把家里人分成兩類：喜歡美國的人和不喜歡美國的人，前者是改革派、激進派，張建設為首，弟媳、小妹跟隨；后者是保守派，修國妹為首，帶著小弟和兩個女孩子。家庭、社會均是如此，逐漸分出左右。激進派沖破倫常，保守派極力守成。

小說里特別寫了買房子，如他們這樣的及早致富的人，成為有產者的標志就是房子。本是水上人家，一路置房買地，從村里買到了縣里，又到了蕪湖市，直買到了大上海。有房就有家，這買房逐漸有了其他意味。這有點像隱晦版的妻妾成群。畢竟是長江流域的內河人家，實際上是華夏文明的正脈，所以就會有糾結，有困境。初次越界的張建設困獸一樣在家里打轉。再往南方，粵港南洋，這種現象司空見慣。小說里寫了小妹追男人到新加坡，四房太太正好湊一桌麻將。誰能想到，發達如香港，上世紀七十年代才廢除了一夫多妻制，此前納妾都是合法的。如此這般，才有了那些富豪們各房爭產的故事，連續劇一樣綿延不絕。

這困境如何解決？王安憶一向是溫和的，很少借用死亡情節。這一次有些出人意料，以男主人張建設遭遇意外收場。總歸是，周圍的女人們前后都是苦。他走后撂下的攤子，以修國妹的肩膀是擔得起來的，這些小說沒寫，只能由讀者自行想象。一代創業者這樣的結局不禁令人唏噓。細想一下，這些當年的鄉鎮企業家，文化底蘊稀薄，憑一股實干勁頭闖出一片天地。他們樸素的道德修養主要來自民間教化，在急劇變化的現代經濟社會，這能支撐他們走到多遠？稍有差池，即陷入困境，以致遭遇災變。

王安憶的小說越來越呈現出一種思想家的風貌。寫婚姻家庭，必同大的社會環境，甚至世界格局聯在一起，將個人命運放置在時代的走向中。近幾年的中篇小說，《紅豆生南國》背景是1960年代的世界左翼思潮，《向西，向西，向南》寫了世界經濟全球化，《五湖四海》寫的是改革開放。這體現出一種對世界的認知，讓原本沉浸于人間煙火的小說有了一種更宏闊的全息視角。寫家庭裂變，并不直面寫，沒有寫那些粗鄙和不堪，而是選擇了風暴眼，在一個幾乎靜止的點上寫外部的風云變幻。在《五湖四海》中，各種驚心時刻修國妹默默留在了心底，唯一的刺刀見紅的場面是小妹的近乎逼宮。自小缺乏忠厚的小妹，覬覦、僭越自是必然，修國妹只一句“出水才看兩腳泥”，守住了自己的城池。那種驚心動魄傳遞過來，沒有絲毫衰減。

近幾年王安憶小說中寫到中年人的婚戀，總是不落巢窠。在《紅豆生南國》和《考工記》中，是離婚或未婚的中年男子，散發著禁欲氣息，相對于這物欲橫流的世界，是一股清流。在《向西，向西，向南》和《五湖四海》中，是遭遇婚變的中年女子，她們都用退守維護了自己的尊嚴。在如火如荼的兩性戰場上，這也是一劑清涼帖。王安憶像是開出了自己的老中醫藥方，對于這個狂飆突進的世界，它管用嗎？也許救不了急癥，但在調適整體的平衡上，它總能發揮自己潛隱的作用。文化上，我們古有周禮；中醫綿延千年，被峻急凌厲的西醫逼到墻角，總有人喊著要取締，但那些古老的方劑不是至今還在流傳！

在當代作家中，細節的刻畫，筆致的綿密，王安憶獨樹一幟。這種寫實主義風格需要多少材料，需要多少能量啊！不能不敬佩王安憶依舊飽滿的創作元氣。什么樣的題材，什么樣的地域，王安憶都能信手拿來，游刃有余。寫左近題材，因為有現實做參照，虛構也要接受檢驗。《五湖四海》里還是能看到幾處疏漏。比如弟媳袁燕1980年作為下鄉知青子女回上海，當時政策是年齡滿十六歲，為此將父母下鄉年代推到五十年代末的邢燕子那一代。若按后文千禧年袁燕三十歲，就同1980年十六歲有了出入；再一個是修國妹他們八十年代中期就在縣城買了商品房，感覺出現商品房概念是九十年代。住到別墅買家具遇同鄉，提到了社會主義新農村，那時是2000年前，還沒提這個概念。總之是，王安憶一向嚴謹，在寫過去四十年發生的事件時，因為虛構是建立在現實的基礎上，難免會有時序的混淆。這也是現實主義題材的一個挑戰。

小說如何處理同現實的關系？特地看了一下《五湖四海》的完稿時間，“4月24日 上海”。彼時的上海，全城靜止狀態，像王安憶小說里常用到的一個細節，“一二三，木頭人”。這個自開埠就以繁華著稱的魔都，第一次失去了活力。寫作者，自是靠閱讀、寫作勉力度過這失序的時日。筆下構筑的虛擬世界，在堅硬的現實面前，如何對峙？如何“躲進小樓成一統”？我在想，外面的世界如何影響了一個作家的創作心境？主人公張建設的結局是預先就想好了，還是被外面的疾風驟雨影響，讓一向溫和的王安憶狠了狠心，給了他一個死亡的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