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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她一直在列車上 ——讀王安憶《五湖四海》
    來源:中國作家網 | 樊迎春  2023年01月04日14:55

    作為當代文壇的扛鼎作家之一,王安憶于2022年8月推出新作《五湖四海》,卻意外得低調簡樸,既未見大型的學術研討會或新書宣傳,人民文學出版社8月推出的單行本也不見序言、后記,甚至沒有任何腰封、推薦語,唯有封面的橘紅、青綠撞色展現出恢弘大氣的天高海闊。不管這近乎反常的低調是王安憶本人的態度還是各方有其他考量,這部小說都向我們呈現了幾個重要問題。

    小說取名“五湖四海”,書寫了一對從水上走出來的夫妻自70年代末到新世紀初幾十年間的生活故事,這樣的時間跨度顯然是有向改革開放致敬的意思。無獨有偶,一部在2018年上映、口碑收視雙豐收的電視劇名叫“大江大河”,而這也正是一部向改革開放四十周年獻禮的劇集。單單“顧名思義”,便難免要發出疑問,是不是在文藝創作者眼中,只有氣量宏大的江、河、湖、海才配得上改革開放這樣的時代大事?對中國人來說,“大江大河”通常專指長江、黃河,這是刻在中國人基因里的有關母親河的認知,而海洋,常常是危險的信號,不僅象征了遙遠、未知,也攜帶了近代以來外來者給予中國人的悲痛記憶。然而,改革開放以降,“海洋”逐漸轉換了在國人心中的角色,成為進步、機遇、開放的代名詞,這是民眾與整個國家共同走向現代、匯入世界的必然轉變。正如小說中所說,“發達地區一定從江河而起,再向沿海延伸。”在這樣的意義上,《五湖四海》是一個水上家族的創業致富史,也是中國社會從傳統的富貴溫柔鄉邁入世界洪流的歷史記錄。

    王安憶一向以建構復雜故事的能力以及細膩自然的文筆著稱,不僅能駕馭各種久遠深邃的歷史書寫,也能在眾多細節處打動人心。從《小鮑莊》、“三戀”到《長恨歌》,再到《天香》《考工記》《一把刀,千個字》,王安憶馳騁文壇多年,雖然從不曾主動追求任何潮流,卻又始終處于潮流之中,而每一次的出手,她總能顯現出自己對時代脈搏的準確把握。《五湖四海》是再一次的與時代對話。然而,這部小說是個長中篇,要在這樣的體量中呈現改革開放四十年的風云變幻并非易事,即便功力深厚如王安憶,在小說前半部分也難免陷入敘事流水化的窠臼,不得不在極短的篇幅中快速推進情節。開篇僅僅三十幾頁之后,男主人公張建設便已經完成了成家、立業、生子等人生大事,還順利從水上到陸地重新安家,甚至已經是小有名氣的個體戶。雖然在之后的篇幅中,王安憶繼續描寫了張建設把握時代風向、不斷擴大產業終成一代優秀企業家的過程,但相比于書寫改革開放浪潮之下第一代創業者的篳路藍縷,王安憶的筆墨重心顯然落于別處。至少在《五湖四海》的行文中,張建設一路披荊斬棘,不僅得到書記大伯的一對一幫扶,還遭遇了和善熱心的銀行貴人,妻子是溫柔體貼的賢內助,岳父母是通情達理的支持者,這一路遇到的最大的困難就是小姨子叛逆不省心。可見對于王安憶來說,改革開放這一時代浪潮固然重要,也構成了小說的敘事動力,但在具體的故事行進中,卻無法成為支撐內核。于是,相比于前期人物、情節的單薄,《五湖四海》愈往后讀愈引人深入,愈有藝術上的意趣與風韻。尤其是到了以修國妹為敘事中心的部分,愈發顯出作家的個性風格。王安憶終究是擅長寫女性的,當企業家張建設逐漸隱入時代背景,成為一種符號性的存在,修國妹才顯現出其特色與魅力,顯現出其內心的豐富與情感的格局。讀者盡可以在修國妹身上看到王安憶筆下其他女性人物如王琦瑤、小綢等人的影子,但又比她們都多了與歷史和社會的勾連互動。或者說,王安憶終究是王安憶,她在她的女性人物譜系中成功添加了修國妹這一新時期的女性形象。

    除了記錄張建設的發家史,小說對改革開放的另一重重要回應,在于呈現了變革年代中“人”的多重選擇。張建設當然是走了“正途”,但所謂的“正途”也是我們以后設視角追溯而來,那是在今天被定義為“敢為時代之先”的起源正義。然而,在歷史真實發生的時刻,擺在每個具體的人面前的,都是充滿不確定性的交叉路口。修國妹的小弟、小妹、張建設的弟弟等人也都代表了那個年代的多種典型生活。修國妹由此承擔了另一種角色,即見證了所有選擇的過程,承受了所有選擇的結果。對她來說,不管是丈夫的“正途”,還是小妹的“歧途”,又或者是小弟、弟媳等人帶來的大大小小的風波麻煩,最后都如百川到海,在她這里被煉為繞指柔。“五湖四海”極好地概括了大時代的雷霆萬鈞,但修國妹坐鎮的淮水邊的家才是風云年代里唯一的確定與不變。或許,這也是王安憶對改革開放下的世界的另一種觀察。

    小說不只一次出現“她不知道日子怎么會過成這樣”,事實上,這句感嘆針對的只是她和張建設之間的感情,并非全部的“日子”,因為雖然生活的頭緒千絲萬縷,但有雄厚的經濟基礎作保,左右構不成多大的麻煩。修國妹的確定與不變本該以夫妻感情為基礎,最后卻反過來證明,是這確定與不變維系著已然出現裂痕的夫妻之愛。所謂“至高至明日月,至親至疏夫妻”,張建設和修國妹歷經飄搖走入安逸卻生出罅隙,生了罅隙卻依然同舟共濟不可撼動,“直到死亡將我們分開”,這是否也是另一種的時代隱喻?改革開放四十年,歲月不居,風雨如晦,歷史的列車從未停下分秒,而我們每一個人,都是這趟列車上的乘客,誰也沒有下車的自由,唯有共渡風霜雨雪,共迎“光明的未來”。這或許也是歲月的殘忍與溫柔。

    《五湖四海》當然是王安憶對時代的回應,但除此之外,王安憶更重要的貢獻或許在于提出了一個難題,即如果回應時代成為一份需要完成的作業,作家能否在框架與包袱之下依然保持自我的內核?又或者,作家是否有借框架與包袱實現自我突破的可能?《五湖四海》可能并非一份完美的答卷,但王安憶至少收獲了女性人物譜系中的新人物,也再次向文壇說明,她無意追趕任何一輛列車,她一直在列車上,和她的人物、她的讀者,榮辱與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