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學人小傳

樊發稼（1937—2020），上海崇明人。文學評論家，詩人。1957年畢業于上海外國語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曾任中國作家協會兒童文學委員會委員、中國兒童文學研究會副理事長、中國寓言文學研究會會長。詩集《小娃娃的歌》獲中國作家協會首屆全國優秀兒童文學獎，批評著作有《兒童文學的春天》《樊發稼兒童文學評論集》《追求兒童文學的永恒》等。

2016年，我入職文學所的時候，樊發稼先生早已經退休了，只在一次會議上遠遠地見過他一面，笑容溫暖而謙和。

從20世紀50年代發表第一篇兒童文學作品開始，到2020年12月辭世，樊發稼先生的文學生涯持續了60多個春秋。這60年里，他全身心投入兒童文學的創作和研究工作中，為我國當代兒童文學事業的發展和繁榮，作出了令人矚目的貢獻。

今年夏天，我拜訪了樊發稼先生的家人，讀了他留下的上百封書信，看了他的藏書和筆記，對他有了更多了解。

文學夢

樊發稼，原名樊發家，1937年生于上海崇明島一個多子女家庭，父親曾做過當地小學校長，母親不識字，但通情達理，對孩子溫柔慈愛。兒時的樊發稼乖巧懂事，小小年紀就能體諒家人的不易。有一次，他看到母親織布辛勞，就很稚氣地說：“那我就少吃點飯，不長大，好節省點布料，姆媽紡紗織布太辛苦了。”這番話讓母親感動不已。

樊發稼的小學是在村里讀的，學校只有兩間破舊的教室，老師也只有兩個人，其中一位兼任校長。這時期樊發稼學習成績平平，對作文尤其犯怵。有一次，祖父讓他給在外地的父親寫信，他憋了半天才寫出來，結果被祖父責罵“狗屁不通、白字連篇”。受此打擊，好強的樊發稼發誓一定要學好寫作。11歲時，樊發稼考入縣立初中，在語文老師的指導下，他開始喜歡上了文學和寫作。15歲那年，樊發稼考上高中，讀書期間，他主動聯系，擔任當地幾家報紙雜志的通訊員，發表一些小文章，換取稿費以補貼家用。

更多的時候，他會收到退稿信，“退稿信一律用毛筆豎行書寫，詳說未能采用的理由，還有‘請不要灰心，繼續努力’的懇切囑咐”，隨著退稿信一起寄來的，除了修改意見，有時編輯還會贈送稿紙或名家文章，這讓樊發稼備受鼓舞。這位渴求知識的鄉村少年將這些退稿函視作“寫作函授教材”，反復研讀，從中學習、揣摩寫作的門道。有一次，樊發稼給《中國青年報》投稿，編輯在退稿信中附了一篇艾青的詩論《不是詩》。他不僅細讀了這篇文章，還借來了圖書館所有艾青的作品，“有些詩如《曠野》《黎明的通知》等不僅一一恭錄本上，而且都能背誦。”（樊發稼《吾師艾青》）多年后，回憶起自己的文學之路，樊發稼對那些未曾謀面的編輯的鼓勵和“紙上恩師”的引導，仍然心存感激。

1954年9月，樊發稼考入上海俄文專科學校（今上海外國語大學），在俄羅斯語言文學系翻譯專業就讀。大學期間，樊發稼學習認真，學業成績皆名列前茅。業余時間，他不斷寫作、投稿。1955年，讀大二的樊發稼在《少年文藝》發表了人生第一首詩歌作品《我們是一群年輕的初中畢業生》。后來，憑借這首詩，樊發稼申請加入了“上海市青年文學創作組”，這是上海市委和上海青年作家工作委員會聯合建立的創作小組。

樊發稼被分在詩歌組。詩歌組有專門的輔導老師，經常舉辦文學活動，請艾青、方敬、沙鷗、公木等詩人來座談。對于樊發稼而言，每場座談會都是一次生動的文學課。會后，他就從圖書館借閱詩人們推薦的書籍。此外，他還經常參加作家創作報告會、下鄉采風等活動。這一時期的文學生活，為樊發稼日后從事文學創作和研究打下了基礎。

1957年，樊發稼大學畢業，先后在建材部建材工業出版社、建工部玻璃陶瓷研究院、建工部報刊編輯部、建材部科學技術局、國家建委辦公廳、建材部調研室等單位工作。換過多次工作，從事的多是科技翻譯、編印簡報、起草報告等與文學完全無關的工作，但他對文學卻一直保持著旺盛的熱情。在保質保量完成本職工作之余，樊發稼從未間斷過文學寫作。這個時期，他先后發表了兒童敘事長詩《伐夏爺爺的故事》、詩體童話《花花旅行記》等作品，也發表了不少評論文章。

1980年春，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為了充實科研隊伍，在全國范圍公開招考研究人員。此時的樊發稼已經是副處長，正是仕途上升期，但得知這個消息后，他果斷報了名。競爭十分激烈，報考者多達400多人。經過嚴格的考試和審核，最后，樊發稼、楊鐮等7人被正式錄取。

排頭兵

1980年12月，43歲的樊發稼以實習研究員的身份正式進入文學所工作。最初，他報考的是新詩研究方向，科研處處長蘇醒和當代室主任張炯看到樊發稼報送的材料里有不少兒童文學作品和相關評論文章，就動員他專門從事兒童文學研究。文學所并不缺乏兒童文學創作和研究的傳統，第一任所長鄭振鐸曾創辦了中國第一個以發表兒童文學作品為主的周刊《兒童世界》（1922—1937），以研究《紅樓夢》知名的俞平伯早年創作的兒童詩集《憶》（1925年），是新文學史上難得的藝術珍品。20世紀五六十年代，夏蕾、肖玫等學者也都從事過兒童文學研究。但總體而言，在兒童文學這一領域，文學所的科研力量還是比較薄弱的，了解到這些情況后，樊發稼欣然接受了這個提議，開始正式從事專業的兒童文學研究工作。

20世紀80年代初，是新時期文學發軔期，整個文學界都被革新的氛圍所籠罩。“這一時期中，文學所較多地參與著文化界的活動，由此推動所內結合新時期特色展開科研工作。”（許覺民《新時期開端時的文學研究所》）在所外，文學所組織科研骨干，積極參與眾多重要文學活動和學術討論，通過發現新人、扶持新作、組織作品研討會、編輯文選等形式，推動了文學評論界的活躍。在所內，學術交流活動也十分頻繁，當時當代室承擔了撰寫《中國當代文學史》的寫作任務，學者們定期召開學術交流會。據翁睦瑞回憶，那時，他和當代室同事幾乎每個月都會在交流會上分享各自的學術研究情況，交流會上，大家熱烈討論社會上的文學熱點話題，會后偶爾也會吐槽一下微薄的薪水，自我調侃一番。

雖然薪水不高，但在這種濃厚又有人情味兒的學術氛圍里，樊發稼如魚得水，很快進入了角色。他知道自己是半路出家，在專業上和有文學研究背景的同事有距離，于是一邊查漏補缺，抓緊一切時間“惡補”中外文學理論著作，一邊關注豐富的兒童文學創作現場，大量閱讀新人新作，用笨方法，下苦功夫，邊干邊學。有一段時間，他幾乎每天都工作十幾個小時。

入職文學所幾個月后，他就寫出了《欣欣向榮的小百花園——1980年兒童文學創作概談》，第二年，他和當代室同事一起組織編寫了《中國文學作品年編·兒童文學選（1981）》《中國新時期兒童詩選1977年—1980年》兩本作品選，后又參與撰寫《新時期文學六年》等集體項目。

1986年4月，樊發稼的第一本評論集《兒童文學的春天》出版。這本評論集主要收錄了樊發稼1980年到1984年間的評論文章，內容主要是對新時期作家作品、文學現象及兒童文學創作現場的梳理和評論。他不說空言，言必有據，在充分閱讀大量作品的基礎上進行文本分析和宏觀論述，細致、全面、扎實地勾勒了新時期之初歷年兒童文學的發展圖景。如在《欣欣向榮的小百花園——1980年兒童文學創作概談》《〈中國文學作品年編·兒童文學選（1981）〉前言》兩文中，他分析、點評了上百篇兒童文學作品，分短篇小說、長篇小說、童話、兒童詩、散文、報告文學等體裁，對年度兒童文學作家作品的新面貌、進步和不足做了全面、精煉的梳理和點評。

在前一篇里，他既關注了任溶溶《給巨人的書》、圣野《神奇的窗子》、金波《會飛的花朵》等成熟作家的作品，又對這一年涌現的新人新作做了精當的點評，如王安憶的《小蓓和小其》、程瑋的《兩個話匣子》、羅辰生的《“大將”和美妞》、黃蓓佳的《小船，小船》、郭風的《草叢間的童話》。他的評論文字清新流麗，別具一格，如稱郭風《草叢間的童話》“想象奇特而瑰麗，引人入勝，有小夜曲般的優美旋律，有抒情詩般的深邃意境，讀后會給人一種愜意的美的享受”。

在后一篇中，他在對莊之明《新星女隊一號》、賀曉彤《新伙伴》、邱勛《雀兒媽媽和它的孩子》、劉厚明《黑箭》等眾多作品進行分析后指出，在反映新時期兒童生活、塑造新一代少年兒童形象方面，兒童短篇小說取得了突出成績。在短篇小說領域，1981年的兒童文學作者，過去受“左”的思潮影響造成的種種條條框框正在得到進一步摒除。反映在創作上，少年兒童的生活得到了全面深刻的展示，作品在思想性與藝術性的結合上取得了很大進步，主題、題材更加多樣，公式化、概念化和圖解概念的現象雖然并未完全絕跡，但越來越少。與此同時，他也指出，本年度兒童詩、散文及報告文學尚有待改進。隨著他點面結合的評述，看似混沌無序的文學現場顯示出了明晰的發展線索，也對此后的文學創作起到了引導作用。

這本書里的《蓬勃發展的新時期兒童文學》一文建立在以上兩篇文章的基礎上，可謂樊發稼這個時期的評論代表作。此文從時代背景、出版政策、老中青三代作家的創作特點等角度深入論述了新時期兒童文學整體創作態勢、美學觀念的變化、文學隊伍的組成及未來發展前景，視野宏闊，分析細致，所涉文本眾多，可以稱得上一幅詳盡的新時期兒童文學圖譜。

《兒童文學的春天》后來獲“首屆兒童文學理論評獎優秀專著獎”。

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兒童文學界出現了藝術探索和理論爭鳴的熱潮，樊發稼也積極參與進去，陸續寫作了《關于兒童文學的探索和創新》《兒童詩十年概說》《題材·人物·手法——新時期兒童小說創作述評》等文章，對兒童文學與教育的關系、愛情題材、“寫陰暗面”、“意識流”表現手法等話題進行討論，及時追蹤、描繪兒童文學新的發展動向。他與時俱進的念頭如此強烈，幾乎成為一種下意識的職業習慣，每有新作，必覽之為快，是“兒童文學界閱讀作品最多、聯系作家最廣、跟蹤發展趨勢最緊、恪守本職崗位最好的評論家之一”（束沛德語）。此后，他又相繼出版了《樊發稼兒童文學評論選》《追求兒童文學的永恒》等多本評論集，為推動新中國兒童文學“第二個黃金時期”的形成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90年代后，隨著海峽兩岸兒童文學作家交流日漸增多，樊發稼的研究視野開始拓展到臺灣兒童文學領域，在和臺灣兒童文學作家保持密切來往的基礎上，他陸續寫作了《林煥彰兒童詩散論》《兩岸兒童詩觀及其他》《臺港澳地區的兒童小說與童話》《臺灣兒童戲劇與張系國、衛斯理等的科幻小說》等評論文章，對臺灣兒童文學做了比較深入的研究，其參與組織的一系列文學活動，在促進海峽兩岸兒童文學交流上也作出了很大的貢獻。

正如老友束沛德所言，樊發稼是“新時期兒童文學理論隊伍的排頭兵”。

燃燈者

束沛德將樊發稼的批評特色概括為“激情、膽識、慧眼、率真”四個特點，可謂恰當至極。樊發稼天性浪漫、率真，知世故而不世故。他對兒童文學的意義十分看重，將推出好作家好作品視為己任。發現一部好作品，他不愿隱藏自己的欣喜，常直抒胸臆，歌之詠之。這份“熱情”是樊發稼批評文章的典型特點，一如他明亮的笑容一樣，他的文章不是板著面孔的，而是像一個朋友，懷著一腔熱情和真誠，坦誠地指出作品的優點與缺點。有時候，他對一個好作品的夸贊是如此熱烈，以至于顯得過分直白了。

他的評論《追求兒童文學的永恒——讀長篇兒童小說〈草房子〉》，開頭就是直接的感嘆：“曹文軒的新作《草房子》寫得太好了！讀《草房子》真正是一種享受，是一種文學的享受，藝術的享受，是一種真、善、美的享受。讀《草房子》真過癮！”他斷言：“（《草房子》）是絕不會為時代的風塵所湮沒的，因為它是作家一種莊嚴神圣的、文學的、藝術的，也是至善至美的追求的結晶，作家賦予了它以永恒的震懾讀者心靈的魅力。”不僅在文章里夸贊，在會議上，他也到處給人推薦《草房子》。兒童文學作家蕭袤回憶：“1998年夏天的北戴河，中國作協和《兒童文學》雜志社在那里舉辦‘兒童文學青年作家班’，樊老師來了。當時曹文軒先生剛剛寫出《草房子》，記得樊老師在會上會下一有機會就跟我們這些‘青年作家’們大聲說：‘要把《草房子》當教材來讀，反復讀……’”

許多八九十年代成長起來的中青年作家，如曹文軒、秦文君、王安憶、黃蓓佳、程瑋等人的新作，都得到過他熱情的關注和評點。

為培養初出茅廬的兒童文學新人，樊發稼付出了更多心血。在他家里，我看到了上百封書信，其中相當一部分是兒童文學作家的來信。無論是熟悉的還是不熟悉的文學新人，只要是他認可的作品，對于他們來信的請求，樊發稼基本都不會拒絕。他或為之撰寫序言，或撰寫書評，或為他們寫評獎、入會的推薦信。有時候，他甚至帶病撰文，為這些素不相識者的優秀作品鼓與呼。一位兒童文學“老新人”，寫出過優秀作品，但因歷史原因作品不多，因為樊發稼的極力舉薦而成功加入了中國作協，從而煥發出新的創作活力，他在信里感慨，稱樊發稼給了他第二次生命。遇到外地作家，有時候樊發稼還為他們“取寄表格，墊付手續費”。

因為平易近人和真心待人，樊發稼尤其受到年輕作家們的愛戴，他們常視他為“忘年交”，在信里談詩論文，一些生活中的小事也常會找他幫忙。作家蕭袤回憶，“有一天，樊老師遞給我一個信封，我打開看時，發現里面裝著15塊錢。原來，我以前曾托他幫我買一些書（看吧，年輕時，我有多傻，多不懂事，竟然寄錢給樊老師托他幫我在北京買書！）有的書買到了，他早寄給我了，有的書一時沒買到。這15塊錢就是多出來的書錢”。

一方面，樊發稼懷著一腔熱忱，傾情傾力推薦佳作、扶持新秀，另一方面，他對一些文學作品、文學現象、文學類型的思考又極具“清明之理性”，有的論斷思考之深遠，就是放在當下，也不過時。這要歸功于他“兼而為之”的寫作狀態，他既是作家，又是文學批評家，會在創作中融入自己的批評理念，而當其進行文學批評之際，對文學作品的良好的直覺和感覺，又讓他對一部作品或現象往往能做出更準確的判斷。

樊發稼一直呼吁兒童文學理論批評工作者要有些創作實踐，“有一定的形象思維、寫作實踐的經驗，懂得和切身體察到創作的甘苦，會使自己以邏輯思維為主的研究更具思辨張力和深度，也更富感情色彩”。如此，“理之‘剛’和情之‘柔’交相融合，撰寫的理論批評研究也就有一種親和性，更有感染力和說服力”。這既是樊發稼的批評觀，也可以說正是他本人的批評特色：情理融合、剛柔相濟。

因為對批評工作持有的責任感，加之對自身素養的自信，一貫熱情、和善的他在文章中有時也會呈現犀利的一面。

在《發展原創是繁榮兒童文學之根本》一文里，他批評一些評論者過度“崇洋媚外”“言必稱希臘”，一提起本國兒童文學，便一副鄙夷不屑的模樣。他用樸素的大白話講道理：“農業收成還有‘大年’‘小年’之分呢，你能只憑偶遇的‘小年’就斷定農業總是一團糟嗎？”他呼吁要擺正“引進”和“原創”的關系，指出“只有原創才是繁榮兒童文學之根本”，而“原創兒童文學的主流，永遠是對孩子具有啟智、染情和建德功能的佳作甚或藝術精品”，建構、建立一個和諧的兒童文學原創生態環境勢在必行。這些論斷的前瞻性和深刻之處，放在40年后的今天依然振聾發聵。

除了力挺原創兒童文學，樊發稼對“幼兒文學”的相關論斷，也十分有創見。新時期以來，兒童文學與教育的關系曾引起許多討論，不少人對兒童文學的“教育價值”頗為反感，但樊發稼卻一直認同這份教育意義，重視通過文學作品對兒童進行潛移默化的文學教育和啟蒙。其中，他尤為重視低幼文學的教育價值。低幼文學是指為學前兒童和小學低年級學生創作的兒童文學作品。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低幼文學不為人重視，不論創作者的數量還是作品的獲獎率，都遠不及其他門類的兒童文學作品。早在20世紀80年代初，樊發稼就呼吁大力發展低幼文學。在他看來，低幼文學絕非無足輕重，而是有著莫大意義和價值，創作優秀低幼文學作品，對國家、民族、未來，都是一件極大的善事，事關塑造未來的民族性格。他在《關于低幼文學的幾個問題》一文中寫道：“如果說，低幼兒童是剛剛破土而出的小苗，那么低幼文學恰如沐浴小苗的溫暖陽光、滋潤小苗的甘甜雨露。可以毫不夸張地說，作為教育低幼兒童的低幼文學，直接影響著我們未來的整整一代人。”他還對如何創作低幼文學給出了許多建議，比如“語言要淺顯”“動作性要強”“要講究音響和音樂性”“進一步拓寬題材和形式”等。

此后，他在《幼兒文學現狀及其他》《文學——幼兒讀物的靈魂》等文章中持續呼吁發展低幼文學。值得一提的是，因和港臺兒童文學界接觸比較多，樊發稼早在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就開始倡議其時在港臺社會很流行的“親子共讀”，推廣低幼文學閱讀。30多年過去，在兒童文學界，以繪本為代表的低幼文學創作、出版已呈繁榮之勢，借助繪本、童謠等低幼文學對兒童進行文學教育和啟蒙也受到了學校和家長的普遍重視，這中間樊發稼的倡議功不可沒。如今回頭再看，他關于幼兒文學的幾篇文章依然是經得起時間考驗的、可供創作界出版界參考的重要文本。

當然，囿于個人的興趣和偏愛，樊發稼的判斷也并非總是準確的，他也有自己的局限。比如他強調兒童學寫詩一定要押韻：“小作者、小學生學習和練習寫詩，必須講究押韻，從寫押韻的詩起步，這是不可以商量的。因為這是一種基本訓練。”這個觀點引起了不少爭論。詩人樹才就認為沒必要把押韻當作兒童寫詩的一個必要條件，兒童天生就有“詩意”或者說“寫詩”的能力，只需要引導、激發他們的興趣，就可以“說出/寫出”很好的兒童詩來。我很認同樹才的觀點，最近幾年非常火的“孩子寫詩”現象或可一證。

對于當代中國兒童文學而言，樊發稼的意義是什么？我想曹文軒先生的評語可能最為切當，“60年來，樊發稼先生以其善意而真摯的批評，推動了中國兒童文學的發展。他始終站在國家和民族的立場，為原創作品鼓與呼”。

除了留下的眾多文章，我想，樊發稼先生身上那份赤誠的責任感，可能是最值得我們珍惜的：“我覺得搞兒童文學的人應該有一種宗教情懷，對于我們所從事的圣潔事業，要像教徒那樣執著、那樣虔誠，那樣全身心投入地崇善、行善、和善。”

在這樣一個理念的引領下，樊發稼先生為這份“圣潔的事業”辛勞了一生，讓自己成為一支為兒童文學盡情燃燒的火把，點亮了后來者的路。

中國兒童文學界應該感謝樊發稼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