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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讀到“五湖四海”這個標題時，我們可能會聯想到滔滔河水向四面八方奔騰涌動的畫面，但是在王安憶的新作《五湖四海》里，這種龐大開闊的氣象僅僅是一道前菜。小說講述了出生于上世紀50年代末的水上人家修國妹與張建設創業起家的數十年歷史，但在王安憶筆下，改革開放時代的傳奇往事被家長里短以及情感糾葛等日常生活的細節所覆蓋。

小說《五湖四海》內部有兩條線索，一條線索指向改革開放時期水上人家“貓子”張建設的創業歷程，這一傳奇的創業經歷頗有五湖四海的氣勢；另一條線索指向修國妹個人心靈中隱微的煩惱，她在家族日益壯大的進程中感到丈夫、兒子與小妹同她在情感上日漸疏遠，兩條線索如麻花一般糾纏前行，共同編織了小說的景象。

實際上，修國妹個人的心靈煩惱是小說更具統領性的內容，也是王安憶對于第一條線索的傳奇性的解構。小說《五湖四海》的開頭第一句便是“她不知道日子怎么會過成這樣！”小說前半部分追溯了修國妹與張建設的戀愛、結婚、生兒育女等大事，并著重敘述了張建設貸款創業的經歷，對于這一系列傳奇往事的追憶都是為了回答開頭的這一個發問——修國妹的日子怎么會過成現在這樣？然而，發問注定是無用的，因為“她不知道”，當她試圖思索時，生活卻滾滾向前，沒有給她答案。

作者一邊用修國妹的限知視角回溯往事，一邊用全知視角預言未來。小說中寫修國妹去廟里抽簽，抽得中平簽，“修國妹自以為好命，同時又是勞碌的命，所以就很認”。而僧人告訴她“中平簽其實最好”，“中平簽”這一細節正是王安憶“反傳奇”寫法最好的注腳，作者提前告知我們這些傳奇最終都將歸于平淡與日常，修國妹不可能大富大貴，她只是一個認真生活的普通人而已，身上帶有熱騰騰的煙火氣。

帶著預言重讀小說，會發現人物的結局早有暗示。在張建設去探望當年為他辦理貸款的姚老師時，他才得知姚老師已因受賄入獄，接待他的姚師母提醒了他一句，“你是能人，做庸人一世平安，能人就不定了”。后來張建設不斷向“能人”的方向發展，從草根一路做到家族企業總裁，然而他在作業時突發意外，未能善終，這一戛然而止的結局恰證實了當年的預言。

《五湖四海》是一部宿命感意味很強的小說，這也恰應了小說開頭所說的，“水上人都有點信命”。而王安憶則在寫作中把“信命”和“反傳奇”的特點編織進了敘事，人物的命運在一開始就已注定，他們都不自覺地朝著注定的終點奔去。

當修國妹在回溯傳奇往事何以使得她的日子過得不如意時，小說的一個轉折點是小弟的歸國。在小弟歸國以前，修國妹尚覺得日子過得幸福，小弟歸國以后，她日常生活中的煩惱便開始逐日累積。小弟的歸國勾連起來的是小說后半部分寫到的90年代 “留學熱潮”，修國妹的小弟、弟媳袁燕、兒子舟生都曾赴美留學，后來張建設也因生意原因前去美國出差。修小妹則在新加坡失蹤，多年后帶回了一個不知生父的混血兒核桃。修小妹追求時髦，向往西方文化，叛逆且利己，是整個時代大潮的產物，她是小說中典型的“新人類”。小妹突然的失蹤出走、突然的生子歸家，親姐妹之間長久的生疏與隔膜是令修國妹感慨日子煩惱的一大緣由。

留美歸來的小弟曾向修國妹盤點起家中各成員，并將眾人分為兩類，“一類喜歡美國，我就叫他們‘新人類’，一類不喜歡美國，叫‘舊人類’”。在小弟的歸類中，他自己和修國妹都屬于“舊人類”，而小妹雖然從未去過美國，在他那里卻屬于“新人類”。張建設雖未被納入小弟的分類體系，但我們可以判斷他居于二者之間，是由舊轉新的人。他父母早亡，幾乎可算作孤兒，他雖也出生于水上人家，但卻約等于一個“無根”的人。因為“無根”，他十分重視親緣關系，力圖打造一個大家庭，也恰恰因為“無根”，他可以毫無障礙地接受一切新觀念，快速適應市場經濟的浪潮，一手創辦了家族企業。然而張建設并不滿足于現狀，他不斷擴張企業，而后自美國出差歸來，他便性情大變，鮮少顧及家庭，夫妻二人的間隙是修國妹日子過得苦惱的另一大緣由。

“舊人類”修國妹自認落后倒并不是最壞的，她相信水上人家自有其價值，令她感到苦惱的是自己與丈夫、兒子、小妹等家族中的“新人類”逐漸失去共同話題，愈發疏遠，隔膜叢生。小弟的歸國之所以成為轉折點，正是因為他給家鄉帶回了一個翻天覆地的新世界，而他本人的頹唐又顯示出新世界并不能給每個人帶來幸福，反而會給“舊人類”帶來更多苦惱。到底是“新人類”好還是“舊人類”好？小說并沒有給出答案，但它提供了我們思考的空間。

《五湖四海》中，河道與高速公路成為了既對立又相關聯的兩種象征。河道象征具體、現象、感官、形而下，高速公路則象征抽象、本質、理性、形而上。這樣的分類源自小說中修國妹在臨近結尾處的開悟，她獨自一人開車上路，途中作者插入了一段頗具哲學意味的思考——“河道是未經過提煉的原形，高速公路是形而上。前者是感官世界，后者是理性思維。即便如修國妹的具體的人生，在速度里也體會到一種抽象的快意。”

然而陸路與水路又并非二元對立的簡單關系，因為“高速公路是另一種水系，通往四面八方，沒有到不了的地方”。在水上人修國妹眼中，公路無非是一條速度更快的、更抽象的河道，河道無非是一段更緩慢、更具體的公路。而修國妹也會學著小弟的話，以水系與船只作為參照系，將美國指認作“那個公路和汽車的國家”。與其說河道是修國妹的全部世界，不如說修國妹將河道視為理解這個新世界的方式。

修國妹用未經提煉的具體、可感、及物的思維理解世界。她的生活具體而充實，在灶臺與臥室間忙進忙出，掛慮每日的衣食，她是被日常生活煩惱所裹挾的普通人。修國妹是用感官生活的人，她以味覺品嘗鮮魚肉與炒腰花的味道，以嗅覺聞家鄉酒糟發酵的香味。當時代滾滾向前進，世界發生翻天覆地的大變化后，修國妹不禁感慨道：“這是一個新世界，只有氣味還是老樣子。”修國妹不用理性思維生活，相比于金錢收益，她更關心一家人的情感關系，她因為缺席了兒子舟生的成長而與之生有隔膜，所以刻意將女兒園生牢牢拴在自己身邊，她與小弟格外親近，幾乎將小弟看作自己的兒子，但與小妹卻生疏得很，宛如兩代人。后來修國妹與丈夫竟也成為了熟悉的陌生人，他們二人在床上的一次對話被比作在河的對岸喊話，你一言，我一語，來回穿梭過遼遠的、空曠的空間，心理上的距離感被實體化，陌生感油然而生。

在《五湖四海》中，王安憶解構了張建設創業的傳奇性，而給予了普通人修國妹更多的同情與理解，她更看重改革開放大時代之下個人心靈的波瀾。小說后半段也頗有《長恨歌》的韻味，延續了王安憶“反傳奇”的寫法，深入具體的日常生活本身，小說寫得不疾不徐，娓娓道來。為什么寫的是水上日常，卻要用“五湖四海”為題？也許正是這樣的反差，才構成了我們理解這部小說的張力。五湖四海當然有氣魄，但更寶貴的可能便在于這里的水上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