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小編說

“文壇風俗考”是著名評論家王干在本刊撰寫的專欄。在他看來：“文學研究一般分為兩大派，一是社會學派，一是文本學派。其實在兩大派中間，應該有風俗派，一個作家的長相，筆名，愛好，緋聞等等，都是影響他創作的不確定因素，追溯到這些風俗中可以完整地理解文壇的方向、流俗、氛圍，也會加深對作家和作品的理解。風俗考是文學史的一種注腳法。本期寫了三則文壇往事，分別是《林斤瀾的小說密碼》《朝內北小街46號》《歐米茄被盜奇遇》。本期微信，推出其中一篇《朝內北小街46號》，記敘了作者同王蒙先生相識相交的動人往事。

王干，1960年生，江蘇泰州人。著有《王干隨筆選》《王蒙王干對話錄》《世紀末的突圍》《廢墟之花》《南方的文體》《靜夜思》《潛京十年》《在場》等學術專著、評論集、散文集。2010年以《王干隨筆選》獲第五屆魯迅文學獎。曾供職《鐘山》，在本刊發表過多篇作品。現居北京。

朝內北小街46號

文/王干

2022年4月15日，北京112路公交車的最后一班開出站臺，網上一片傷感之聲，這個伴隨了很多人童年、少年、青年、中年、老年的無軌電車就此停開了。自1960年112路開通以來，62年的行駛承載過一代又一代人，成為很多人記憶中的一個閃光點。上個世紀里，保持電車運行的城市越來越少，112路公交車拖著一根長長的“辮子”穿行在北京城中間，連接北京城的東西兩端，成為北京一道獨特的風景。

我在網上看到這個消息時，心底的柔軟也被觸碰了一下，因為112路可能是我在北京坐過最多的公交車線路了。我第一次到北京工作，是1987年12月20日，當時《文藝報》在位于沙灘的文化部大院辦公，112路行車線上有一站就是沙灘，我上下班都要坐112路。2000年底，我第二次到北京工作，是在人民文學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門前，112路也有一站點，這一站叫朝內大街，但大家習慣稱作小街，因為這一站位于朝內南小街和朝內北小街的中間。當時我住在人文社的宿舍，上下班也要常常坐112路。112路坐多了，那些站名也耳熟能詳，針織路、朝陽路、十里堡、呼家樓、關東店、八里莊、朝陽門、朝外大街、慈云寺、東四、美術館、紅廟、小莊等等，幾乎每個站點我都上下過，或從那里轉車去目的地，比如《人民日報》就在紅廟附近，魯迅文學院就在八里莊附近。112路橫貫北京城東西，與很多公交線有連接。如果沒有地圖，或者不熟悉路況，我就問在哪里可以轉車到112路，到了112路，我就很快找到“定位”了。

我對北京另一條公交線路也很有感情，那就是43路。當時《文藝報》從沙灘搬到了農展館南里10號，我住的招待所也換到附近。《文藝報》善待我這樣的借調人員，破例讓我住招待所，只是規定一天住宿費不能超過十元。我那一陣幾乎把附近的旅店全部住過了，原因很簡單，就是要找一個清凈的居所。因為那時是兩個人一個房間，我幾乎每過幾天就換一個“同居者”，有時一天換一個；有時還是半夜來住宿。這些來北京出差的人往往都很興奮，晚上不斷地和你聊天，我經常睡不好，幾乎天天見陌生人，都變成精神折磨了。

最后終于找到43旅館，一是這家旅館便宜，因為是地下室，一個房間只要十元，是地上旅館價格的一半。二是《文藝報》的好幾個同事都住在這個樓上，我平常可以去串串門。當然，要想一個人住一間也是要費點口舌的，因為當時北京旅館規定，不允許一個人單獨住一間，出錢也不行。我和旅館經理交涉，讓他們盡量不要安排人住我的房間，當時那家旅館已經被承包了，經理答應我，盡量，盡量。雖然有幾次客房爆滿深夜闖進了陌生人，基本上我還是一個人一個房間。我有很多文章文末落款都是“于43旅館”。

汪政當時在如皋，看到我文末經常寫“于43旅館”，有一次在南京見到我，問，你是不是住在一家用代號的保密旅館？我說不是，因為這是43路的終點站（當然也是始發站），所以叫43旅館。當時43路起點站是團結湖，終點站是劉家窯，劉家窯的前一站是蒲黃榆。汪曾祺先生的家就在蒲黃榆，我經常到汪曾祺先生家去拜訪，很大原因在于43路提供了極大的便利。當時北京的交通非常擁擠，高峰時刻可謂“針插不進，水潑不入”，平常也是擁擠不堪，出門是必須慎之又慎的選擇。如果不是上下班，不是工作需要，我一般都是害怕出門的。我當然愿意去汪先生家串門，既能吃到美食，也能聆聽教誨，世上好事莫過于此。但是，如果去一趟的路上很折騰，我也是不會去得那么勤快的。43路的起點站在團結湖，我每次上車都能有座位坐，回來的時候也基本有座位，對于一個擠公交的人來說，有座位是一件太幸福的事情，這也是我屢屢跑去汪先生家的一個動因。

43旅館應該是我的福地，在這里我完成了《王蒙王干對話錄》的整理工作。一個星期天的下午，我忽然聽到走道里喊某某房間接電話，喊的正是我的房間號。我以為我聽錯了，因為沒有熟人知道這個旅館的電話，我自己也不知道，不會有人打電話給我，就沒有應。后來服務員直接叫我的名字，我走出房間，高聲問，是找王干的嗎？服務員說，是的快來接。我忐忑不安地走過去，拿起電話，喂了一聲，對方說，我是王蒙，找你的電話不容易，還是讓《文藝報》辦公室找到的，有一件事想和你商量一下。

我當時有點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是真的嗎？這就是大名鼎鼎的王蒙部長嗎？但想起一個星期前我和他的見面，我確定這就是王蒙的聲音。

對王蒙先生的崇拜由來已久。當時我幾乎閱讀過他的所有作品，有些幾乎能復述出來。我較早寫作的《王蒙的小說觀念》一文，就是追蹤他文學創作的結果。記得剛到《文藝報》工作的時候，看到編輯部的電話聯系單上有王蒙家的電話，我忍不住撥過去，當時應該是崔瑞芳老師接的電話，接通了，我不知道說什么好，遲疑了半天把電話給擱了。現在覺得非常地荒唐，也很可笑，但當時我最大的夢想，就是如果能和王蒙先生坐而論道，人生足矣。

恰好王蒙的長子王山和我在一個辦公室，有一次我和他說，有機會想拜訪一下您父親，他是我的偶像。王山說，我肯定會轉告，但他比較忙，有時間我通知你。我也特別能理解，我一個外省青年，想見偶像的心情很正常，但王蒙先生不僅是一個作家，還是一位大領導，工作千頭萬緒，不會輕易和一個粉絲見面的。我也就沒有抱太大的希望。

11月的一天，王山說，這個周末我父親在人民大會堂參加一個外事活動，活動結束之后來崇文門的家看我兒子小雨，順便和你聊聊。他吃完晚飯過來，你不嫌棄就到我家來，我胡亂做點吃的。我趕緊說好。

按照王山提供的地址，我來到了崇文門他家里。這是作協最早分給王蒙的房子，他從新疆回到北京后，有一段時間住在招待所地下室寫作，后來分到這一套，房子一室一廳，有點局促。王山不太會做飯，他說，新疆的抓飯你能吃嗎？我說能吃，其實當時還不知抓飯為何物，后來才知道就是羊肉、胡蘿卜和飯一起煮。雖然我是第一次吃抓飯，但覺得太香了，和王山兩個人把抓飯全部吃完了。王山說，我還擔心你這個南方人吃不了羊肉呢！王蒙一家都愛吃羊肉，幾次請客，都有羊肉。但后來我和王山說起這個抓飯的情景，王山已經忘記了，他說，我會做抓飯嗎？可見當時他也是急中生智，從冰箱里拿的羊肉和飯一起煮的，并沒有刻意準備。而我這個南方人第一次吃到抓飯，當然印象深刻，以后有機會我都要吃一吃。2021年春節前，王蒙先生在新疆飯店請二三文友家庭聚餐，我申請吃了抓飯，其他人很詫異。

吃完飯大約八點半鐘的樣子，王蒙先生來了，說，王山說過幾次，一直沒有時間和你見面，我們隨便聊聊。一開始我還有點緊張，講話還有點結巴，但后來看到王蒙先生那么平易近人，也很幽默，就慢慢放開了。王蒙先生詢問我對一些文學現象的看法，對一些作品的看法，我都如實表達，看上去王蒙先生對我的看法很感興趣。九點半左右，他說司機在下面等著，太晚了不好，有機會我們再聊。說實在的，我有些意猶未盡，看他離去有些戀戀不舍。至于下次再聊，我知道是禮節性的話語，能見上一面，聊了一個小時，作為粉絲，已經無限滿足了。奇怪的是，那天王山的兒子小雨并沒有在家。

沒想到再次聊天的機會這么快就來了。王蒙先生在電話里說，上海文藝出版社準備出一套對話叢書，一直希望我出一本對話錄，我一直在找一個人，我的那些朋友都很好，但太熟悉了，他們的想法和思路我很清楚，和他們對話缺少意外的“碰撞”，前幾天和你聊了天，發現可以碰撞出一些火花來，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我當時簡直懷疑自己是不是在做夢，連連說，向您學習，當然很開心。王蒙先生在電話里又說，不過，整理錄音的任務由你來承擔，可不可以？我說肯定可以。然后我們約定第一次對話的時間。王蒙先生讓我先擬一個對話內容的提綱，我擬了十個題目，他看完以后說可以，并相約每一次一個人主講，做點準備工作，另一個人配合，有點像相聲里的捧哏和逗哏。不過從后來的對話效果看，主次倒不是很清楚，看不出誰是“主講”，主要是王蒙先生的氣場太強大了，我能跟上他的節奏就很不容易了。

記得第一次到他家去，是一個周末的下午，約好下午兩點，我怕路上有什么意外情況出現，很早就出發了。我從團結湖坐車轉到112路，然后在小街下車。小街的南邊是朝內南小街，北邊是朝內北小街。記得王蒙先生在電話里說，乘112路在朝內大街下車，找到朝內北小街，在一個公廁的對面就是46號。那天我到得比較早，才一點半，發現時間還早，便在周圍轉了轉。周圍有很多的大雜院，當時北京很多的家庭都沒有衛生間，都要到這個公廁來方便。我和王蒙先生在1988年的年底到1989年的年初一共對話十次，我每次來都能見到人進人出。現在朝內北小街的那一片拆掉了，但那個公廁還保留著。每次路過，就想起那個小四合院。

朝內北小街46號小院，是文化部的房產，王蒙先生去住之前，是著名的夏公———夏衍先生在此居住。北京文化界被人稱為“公”的有兩位，一位是茅盾，被稱為茅公，一位則是夏衍。郭沫若則被稱為“郭老”，巴金被尊稱為“巴老”，葉圣陶先生被稱為“葉圣老”，不知道有什么講究。我隱約地覺得，被稱為“公”的人除了文學文化方面的成就之外，還有革命的資歷，茅盾當年是中國最早的共產黨員，夏衍則是“左聯”的負責人，都是老革命。后來我才知道，這院子還住過一位文化名人：語言學家黎錦熙。黎錦熙是現代漢語語法的奠基人之一，他在湖南第一師范任教期間，毛澤東是他的學生，新中國成立之后，毛澤東多次請恩師去“餐敘”。后來，毛澤東提議黎錦熙和吳玉章、范文瀾、成仿吾、馬敘倫、郭沫若、沈雁冰等七人成立“中國文字改革協會”，黎錦熙擔任副主席。黎錦熙弟兄八個，全是各行各業的頂尖人才，其弟弟黎錦光是著名的音樂家，1930年代為周璇等歌星創作了很多的歌曲，著名的《夜來香》就是他的作品。后來黎錦熙能住進這個院子，可見身份不一般。

這么一個院子，不用說三位大師住過，就是其中一位住過，也是理應保存的名人紀念館了，可是后來拆了，而且拆得了無痕跡。這是后話。

這是一座標準的北京四合院，坐北朝南，北面是正房，有會客廳，兩邊是主臥和次臥，南房是廚房和餐廳，東西廂房分別是書房和保姆房，我沒有細數，大約十二間房子的樣子。院子里，有兩棵棗樹，當時已經落葉。

第一次到王蒙先生家去，我摁了門鈴，王蒙先生親自來開門。進門之后，我看到門廳有一個書架，書架上放滿了《收獲》《鐘山》《花城》等雜志。他說，很多刊物給我寄，書房放不下，就放在這兒，有時間可以翻閱一下。我看了一下，幾乎像樣的文學期刊全在這兒聚齊了。在上個世紀80年代，被贈閱刊物是一種很高的禮遇，王蒙先生當然享受到最高禮遇了。但這種身份的人，一般是沒有時間閱讀刊物的，甚至都難得打開。但王蒙先生細心地打開，存放在書架上，可見他對文學期刊和當代文學的關注。

我們的對話安排在東廂房的書房里，那兒也是王蒙的小會客廳。房子不是很大，倒是很適合兩人說話。我們在這個房間里完成了十次對話，每次談話的時間兩個小時左右，我帶了一臺錄音機錄下我們的對話，晚上回去就在我住的43旅館整理。整理完了，下次對話的時候帶給他審閱修改，再下次還給我。遺憾的是，當時錄音盒帶不夠用，我經濟拮據，也沒有余錢買夠更多的盒帶，后來就拿整理完了的盒帶來重新錄音，這樣就刪掉了一部分錄音。我現在手上還存有十幾盒的原聲錄音磁帶。

那時王蒙很忙，對話的時間很難提前確定。他一有時間就給我打電話，有一次他說，今天有兩個小時的時間，你過來吧。原來日本首相竹下登來華訪問，他是陪同團團長，當天晚上出發，他忙里抽空和我對話一次，效率真高。還有一次，他拿著一盤紅棗，說，特別甜，你嘗嘗。原來是一個中亞國家的首腦訪華送給中方的禮物，王蒙作為陪同團團長也獲得一份。

記得有一次特別有意思，王蒙去接電話了，王蒙先生的太太崔瑞芳老師好奇地跑到廂房來，說，王干，只聽王蒙說起你，我還沒見過，我來看看這個年輕人什么樣子，能和王蒙一起對話。崔瑞芳老師溫文爾雅，大家風范。2014年4月崔瑞芳老師去世，我和太太去八寶山為崔老師送別，王蒙先生握著我太太的手說，小毛，崔老師生前最喜歡你了。我和太太淚水滂沱。

崔老師去世以后，我多次夢見她。2018年的夏天，我在敦煌，夜里三點夢見了崔老師，我驚醒過來，就發了阿彌陀佛四個字給王山，王山不知就里，第二天回了一句：神經病。我是能夠理解王山情緒的，深更半夜，發這樣的話，確實近乎神經不正常。后來我把夢見他母親的情形告訴他，他很感動。

1988年，我和王蒙先生的這段交往頗為傳奇，我自己也覺得天上掉餡餅了。后來我在王蒙先生《不成樣子的懷念》一文中才找到原委：“胡（喬木）對季羨林、任繼愈都極具好感。任繼愈擔任北京圖書館館長，就是胡喬木提名的。他曾向我稱道金克木、王干發表在《讀書》上的文章。年輕的王干，竟是喬木說了以后我才知道，并相識交往了的。”記得有一次我到《讀書》編輯部去拿樣刊，當時《讀書》的主編沈昌文曾經告訴我說，喬木同志對你的文章特別欣賞，有時間的話，可以去拜訪他。我當時滿不在意，一個大領導與我等小民有什么聯系，就沒有接茬。現在看來，胡喬木不止對一個人推薦了我的文章，據說他一直以為我是一個老先生，而王蒙文中說到的季羨林、任繼愈、金克木確實都是德高望重的老先生，我做他們的學生都不夠格。

朝內北小街46號是我在北京去得最多的私人住處。1989年我離開《文藝報》到《鐘山》工作之后，每次出差北京都來拜望王蒙夫婦，王蒙夫婦也留餐小飲。2000年底我到人民文學出版社工作，得知王蒙先生搬到干楊樹去住了，就再也沒去過。在北小街46號，我也曾遇到過很多朋友，比如當時在漓江出版社的聶震寧先生，他去王蒙先生家組稿，請王蒙先生寫《紅樓夢》評點，并約我寫唐詩宋詞的評點，我才淺學薄，至今也沒有完成。2002年左右，朝內北小街突然要拆遷了，46號就在其中，這是令人傷感的事情。我和王蒙聊起此事，他說，北京的名人舊居太多了，他們不在乎。當時轟轟烈烈的房地產開發，見啥拆啥。大約十年之后，在東總布胡同，梁思成、林徽因的故居也被拆了，人們這才驚呼，情緒嘩然，然推土機已經將其夷為平地，兩年后再建的梁林故居，已面貌全非。前幾天我在青島，發現康有為、老舍、沈從文等人的故居都保留得很好，而北京，拆掉的要比該保留的多得多。

王蒙先生在北京的幾個住處我都去過，崇文門、北小街、干楊樹、翠湖、奧臨花園，這些地點記錄了四十年來王蒙在北京的行蹤。我在南京和北京的住處王蒙先生也來過。2000年的時候，王蒙應南京大學之邀前來講課，講完課，到我碧樹園家里用便餐。我請黃蓓佳、蘇童作陪，吃的都是太太做的家常菜，王蒙和崔瑞芳夫婦贊不絕口。當時樓上還有人裝修，電鋸聲不時傳來，王蒙說：這噪音太吵了吧？黃蓓佳說，我們感到很親切，像音樂一樣。大家哈哈大笑，王蒙說，這是斯德哥爾摩綜合征。因為我和葉兆言、黃蓓佳都是家里剛剛裝修完，幾乎每天都要和電鉆聲作伴，已經習慣了，被折磨慣了，所以“很親切”。

2004年12月，我在北京的房子裝修好，我斗膽邀請王蒙先生前來新家一坐，沒想到他很高興地來了，和聶震寧、劉恒、余華等一起在我新家“賀房子”。他很奇怪，怎么有這么好的地點？問我怎么找到的。我的房子在二環邊上，生活很方便。王蒙先生回家以后還和太太崔瑞芳老師說起，崔老師專門打電話咨詢過我，說也想在此買房，后來我問了下，當時已經全部售空。

2011年我到新疆采風，去了伊犁，專門去王蒙先生工作生活過的巴彥岱公社尋找他當年的住處，遺憾的是巴彥岱的舊房全部沒有了。我在巴彥岱的路口留影一張，回望王蒙先生那些曾經的歲月。王蒙還有一處住處，雖然不是他的房子，但每年也都要住上一兩個月，就是北戴河的創作之家，他夏天都要在這里度假創作，每天游泳。我原以為是公家安排的，后來得知原來是王蒙先生自費的，他交住宿費、伙食費，房間里原來是黑白電視，他自己花錢置辦了一臺彩色電視。

2016年，出版社準備重版《王蒙王干對話錄》，并希望我和王蒙能有一次新的對話，我征求王蒙的意見，他說好，你到北戴河來。我到了北戴河中國作協的創作之家和王蒙先生又進行了三個小時的對話。二十八年過去了，王蒙先生還是那么的敏銳，那么的健談，談著談著，仿佛回到1988年的朝內北小街，但他已經八十二歲了，我也五十有六。之后我聽著對話的錄音，我的語速還是如當年的急切并帶著家鄉的口音，而王蒙先生一如既往的率真、幽默和智慧。時間都到哪兒去了？

如今又過去六年了，當時我們相約二十八年后再對話一次，到那時我也是八十有五的老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