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張谷若（1903—1994），原名恩裕，字谷若，山東煙臺人。翻譯家，英國文學專家。1930年畢業于北京大學西語系。曾任北京大學、輔仁大學教授、國際關系學院特聘教授。譯有哈代小說《德伯家的苔絲》《還鄉》《無名的裘德》，狄更斯小說《大衛·考坡菲》、散文《游美札記》，莎士比亞長詩《維納斯與阿都尼》，亨利·菲爾丁小說《棄兒湯姆·瓊斯史》，蕭伯納戲劇《傷心之家》等。資料圖片

張玲（左）和父親張谷若、母親陳文 資料圖片

張玲著《布衣老爸的風雪花月》 資料圖片

初嶄頭角的父親

先父諱張恩裕，字穀若。20世紀50年代推行簡化字后，“穀”為“谷”所替代，其同年代文人、與魯迅先生有嫌隙之張若谷先生，大名與我父親的名字僅呈字序之差，至今常遭誤讀訛解。

父親1903年生于膠東半島瀕臨渤、黃海之交的芝罘島，是海山日月氤氳哺育的兒子。他未滿七足歲束發入塾，四書之《孟子》尚未讀完，即逢辛亥革命，后轉讀福山縣高等小學，打下擅寫古文的基礎。他13周歲負笈北上，考取北京有名的師大附中。大約主要是由于正當青春期，少年心性不定，情智發育有失平衡，外加當時政事紛紜，學業不得飽足，他萌生前途茫茫、人生無味之感，并于次年毅然棄學還鄉，欲效魏晉士子過陶淵明式耕讀隱逸的生活。顯然，對于父親來說這并非一條切合實際的長久出路。隨后三年，父親在本鄉小學任教，這是他教書職業之始。也正是在此期間，父親和同村鄉紳陳家次女陳文小姐，也就是我的母親成婚。只能說是出于冥冥之緣，他們這種奉父母之命的舊式婚配，一日之間即沉入兩相眷戀，以至廝守終生。這也是當初年尚弱冠的父親再次北上求學繼而建立自己小家庭的主動力。

婚后一年，未滿17周歲的父親考取極負盛名的天津南開中學，在那里打下了扎實的英文基礎，后又考取北京大學西語系繼續深造。

大學四年級時，父親聽英國著名文學批評家理查茲講授文學批評與小說，頗感受益。其時，他開始對英國小說家兼詩人哈代的作品產生濃厚興趣，1929年在學期間即開始翻譯哈代的《還鄉》。

1930年，父親大學畢業，先在師大附中教書。母親被接到北京。他們租下一個小院的兩間屋子，開啟了“北漂”生活。父親先后任教于北京師大女附中、中國大學、師范大學、輔仁大學，逐級擢升為教授，培養了一批優秀的英語翻譯和教學人才。

20世紀30年代初，父親譯完《還鄉》，把書稿賣給了北新書局，兩三年沒有消息。當時，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下設的編譯委員會正在籌劃翻譯出版世界一流文學名著，主持者是胡適先生。父親被朋友告知他們正在尋找合適的人翻譯哈代的小說，即從北新書局贖回《還鄉》譯稿，但其中半部已經失落。他立即將其補譯完成，向編譯委員會投稿，被欣然接受。當年胡適面見父親時開口就問：“你是原來南開學校作文比賽考第一的那位同學吧？”

原來，父親在南開高二年級時候參加全校國文比賽，曾高中頭名。其時主持這場比賽的評委，就是這位胡適先生，他多年后還記得此事。和父親商定《還鄉》譯事后，胡適先生立即又約父親繼續翻譯哈代另一部，也是最重要的小說《德伯家的苔絲》。這兩部書于1935和1936年先后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印行問世，還頗有些一鳴驚人的景象，在社會上贏得了小小聲譽。我因也是1936年出生，所以曾戲說自己是苔絲的同胞姊妹——不是書中那位苦命的女主人公，而是與其同名的這部譯著。在初版《苔絲》的前言中，父親鮮明提出，“要用道地的中文，譯原來道地的英文”。此后直到1949年，十多年的國難和時局變遷，使父親的翻譯實踐無法照舊繼續。

父親盛年時的教學與翻譯

抗日戰爭爆發，北平淪陷，父親有幸得到輔仁大學教席，遂于1939年至1952年，在該校西語系不間斷地任教14年。這是一所天主教會創辦學校，日本侵略者未敢過分干擾。20世紀50年代初院系調整后，父親所在的學科并入北京大學西語系，他的主課是教授高年級翻譯、作文等。50年代中期，經濟發展，社會穩定，父親恰值盛年，身為國家有用之才，得以暢快之心，專注于教學和業余翻譯。

那時，我父母已在北京城里購置了一個小四合院。到北大后，學校本也分配了一所住宅，但為體弱多病的母親城中就醫方便，沒有搬遷。學校照顧父親時有晚間開會，往返不便，又給他另分配一間單人宿舍，在未名湖北岸的健齋。老燕京時期，和此齋連綿錯落的是七棟齋樓，原為男生宿舍。父親的一間房，窗口正對湖面，外景四季常青。這間不過20平方米的宿舍，有時也臨時充作父親和同事、同學開小型會議的場所。

與健齋相隔不遠處的齋樓群中，還特配備有一座教授食堂，中西餐兼供，一段時間還有西餐廳。那時，校園內各處師生食堂辦得有聲有色，伙食有香有味。同時，附近燕園東及西門街巷等處，還有歷年開設的私家飯莊、小館，師生們平時校外到“改善生活”，聚餐或獨酌，均甚方便。

父親曾在北京師大女附中教英文；二十年后，我入讀該校，在毫無知覺中成了老爸校友。而父親從輔仁邁入北大剛剛兩年，我也恰從師大女附中畢業考入北大中文系，再度和父親成為校友，唯不同系。我在校四年間，父親居住的健齋110號，也成為我的“別業”。父親不在時，鑰匙留在門框上，任我來去自由。冬天湖面結冰，我可以趁在這里自習的當兒，換上冰鞋，打開寬大低矮的窗扇跳出去，跑到湖上速滑幾圈。圖書館或我自己宿舍過分擁擠的時候，即使父親在，我也會湊到那里，占據他那張大書桌另一端，和靜坐批改學生作業的父親俯首相對。

此時期，父親被借調到中央調查部干部學校（國際關系學院前身）做特聘教授。父親為幫助這所學校初建，除殷勤授課，也盡己之所能，對學校外語設施、授課制度、安排等提出建議。學校方面，為保證像父親這樣的專家能人盡其用，在工作生活上也給予諸多方便。每逢授課日，“干部學校”的小車停到我家小胡同口，父親立即登車離去。連續數年，父親乘車往返不計其數，但他并不關心該學校在何方何地。學生結業后即被分配到各自崗位，師生分手自各一方，不相往來。最令父親念念不忘的，是他在職期間，為這所學校從無到有建立起的圖書資料部門。回到北大之后很久，父親還對我們慨然稱道：“每次有國外寄來新書目的時候，圈選起來真是過癮，人家給圖書館購書撥款多呀！”那種語氣，真不亞于盛宴歸來稱贊某道口頰留香的佳肴。

父親在順利完成幫助“干部學校”初創任務之后回到北大，正值馮至伯伯擔任西語系主任。他較父親年輕兩歲，在北大習德語期間，因不同語種專業，二人亦無過從，但同為出眾學子，彼此自然有識。他和父親重逢于北大西語系，互相敬慕。馮伯伯代表系、校派給父親另一要務，即赴開羅大學以英語講授中國文學。

這本應是引人艷羨的信息。然而父親面對其時直接領導、昔日同窗馮至先生只回答了一個“不”。

如是言行，一時間曾使周圍師生感到困惑。其實這正是已屆“知天命”之年的父親堅持有所為——努力報效這個煥發新生的國家；但也有所不為——適當之機，也要考慮自我適應及心性。作為系主要領導的馮至伯伯雖也以此事為憾，但由于與父親相知相敬，則仍然尊重父親的意愿。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新中國外國文學研究與翻譯事業蓬勃發展，馮至伯伯與其他相關部門（包括一些國家黨政相關領導機構和重點出版社）的領導人合作協調，聚攏翻譯人才。基于對父親學識根底的深切了解，馮至伯伯給家父委派了更合適他的任務。正是由于這樣一種幸運，父親在此時期完成了一系列自己舊譯作的校改，還推出了蕭伯納的《傷心之家》、狄更斯的《游美札記》、哈代的《無名的裘德》以及莎士比亞的《維納斯與阿都尼》等譯作。我之所以說父親幸運，是因為他在自己教書生涯的中年，遇到了翻譯事業上的知遇者。

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翻譯事業隨著社會文化的復興再次崛起，除了以上譯作的修訂與再版，父親還翻譯出版了狄更斯小說《大衛·考坡菲》，以及幾種英國文學名著選注、部分唐詩英譯等。這大多是他在此前十年放棄功利目的，擺脫形勢左右，在社會和家庭環境內外交困之際，獨自閉門，面對原文，與作者神交，并付諸筆紙的成果。身為譯者，其能動性本來有限，但就在這有限范圍之內，父親作為翻譯家的使命還是得以漸行漸顯。

父親的最后一部大書

《棄兒湯姆·瓊斯史》這部英國18世紀小說的重頭巨著，在我國學術界曾被前輩學者譽為“英國的《紅樓夢》”。早在20世紀60年代，就曾納入人民文學出版社的視野。當時，該社年輕編輯施咸榮、王仲英諸位先生曾先后專程來訪。他們告訴父親，根據有關領導指示，人文社、上海譯文出版社和中國科學院外文所（今中國社會科學院外文所）有關專家學者組成的編委會正在籌劃一套“外國文學名著叢書”，有“英國小說之父”雅譽的亨利·菲爾丁的小說巨作《棄兒湯姆·瓊斯史》即在其中，并即刻開始組稿和物色譯者。此時人文社恰巧收到西南一位大學教授投來的譯稿。經慎重審閱，大家認為，應該珍視譯者對這樣一部文字艱深、內涵厚重經典所付出的勞動，特請本社自身人員做了通篇校訂、加工，但仍有相當篇幅必須重譯、補譯。編委會經過研究，特約父親擔負這一任務。一向內斂、與世無爭的父親立即慨允。這是因為他向來愛好翻譯勝于教書，尤其樂于應對高難度名著挑戰。施先生還對父親特別說了一句：“大家認為，菲爾丁那種18世紀的英語和他的風格，只有您能傳達出來！”

補譯《棄兒湯姆·瓊斯史》是改革開放后才開始的，重點首先是這18卷大部頭各卷的首章，按中譯文計，約6萬言。父親酣暢而迅速地完成了這部分譯文，正值季羨林先生主持的《國外文學》約稿，遂委托我們的通家好友馬士沂先生將這部分譯稿交付該刊編輯部，連載于該刊第二、三期，反應不俗。與此同時，父親的這些譯文手稿也交付人文社。又經若干時日，人文社孫繩武、蔣路、任吉生等多位編輯又來造訪，稱許補譯稿后，又懇切言說，出版社在將三位譯者稿件匯合，具體編輯處理過程中，遇到某種難題，特意征求父親意見。最后，經父親和來客共同商定（其間我也插嘴略抒愚見），索性由父親再獨自譯竣一部全書，納入“外國文學名著叢書”出版。

母親病逝后，父親本是向著死亡苦度歲月，但是他的翻譯生命之火仍燒得很旺。1983至1987年，略相當于80至85歲的5年間，約1800多個上午連續伏案，又對原作詳加腳注，他終于滿面含笑，長出一口氣說道：“湯姆·瓊斯的翻譯已經完工，我從此不再做翻譯了！”

大約兩年后，一次在南方開會，我偶遇人文社新一任外文部主任秦順新先生，他趁會間休息散步，看似隨意而又語氣神情都甚莊重地對我說，他們社在安排處理父親這部譯稿出版事宜時，又遇到某種未及預見的情況，經與叢書合作者上海譯文社商議，上海方面非常樂于接受出版這部書，現通過我征求父親的意見。

父親畢生從事翻譯，首先是出于興趣。他既已享受了那1800余天苦樂交集的過程，交割任務，即算萬事大吉，至于哪個出版社怎樣處理，對他并不那么重要。此時他既已封筆，就在閱讀、賞畫、聞樂中自得其樂，靜靜等待面見他這最后一部大書。

1994年春，病榻上的父親終于收到由上海寄來的一部《棄兒湯姆·瓊斯史》樣書，僅僅一部。按當時常規，出版社一般會給譯者20部新書。而這部書是工廠裝訂制作的樣書，數量極少，主要供相關部門審讀之用。那年除夕，父親突患中風，此時已纏綿病榻數月。親切關懷老譯者的人文、上譯兩社領導、編輯對他的病情時加關注，所以如此急迫寄送此部特別樣書，確實體現了他們的細膩體貼，同時也令人由衷贊嘆先父的幸運！

我至今記得，那時父親半依床頭，用尚能動作的右手和勉強配合的左手，吃力地捧著這部比《現代漢語詞典》還大還厚的書，微笑著吐出這幾個字：“這輩子，我沒白活！”

1994年酷熱之夏，8月18日，父親永遠離開了。他的人生故事就此打住。

重實輕名，不慕虛榮

在永別父親之后，我雖然也寫過一點點懷念性的文章，但是原本沒有為他長篇立傳的念頭。我自己沒當老師以前，天天看著父親夾著皮包去學校，從不知教書的難處；自己沒教英文、做翻譯以前，天天看著父親伏案書寫，從不知父親的學問有多深。20世紀80年代后，我已進壯年，陰錯陽差地輾轉步入了外國文學這一行。到了這個時候我才摸到了父親在知識和文化上含金的脈象，像醫生給病人號脈那樣。

父親自幼飽讀詩書，接受經史子集傳統文化浸潤熏陶，一向更接近老莊一派超逸灑脫、向往自由的理念氣質，對于儒家道統和繁文縟節天生叛逆，這與故鄉海島崇尚道家和泛神風習恰相吻合。父親是個重實輕名，不慕虛榮之人，他平時長袍大褂，拒絕西裝，既不是自命不凡，以特立獨行嘩眾取寵；也不是自詡愛國。究其原因，只不過是“中式服裝舒服隨意”。在必要的場合，他也偶著西裝。衣著如此，飲食亦是同理。他被人稱為美食家，也懂西餐，和母親帶我們外出就餐時，常有意教我們點西菜，用刀叉，這使我日后出訪歐美時，頗感受益。父親從未出過國，但無論早年還是晚來，在和外國人的交往中，對優劣高低的區分，皆以實際素質高低為準。冷靜客觀，明辨是非優劣，才是換來他人敬重的上策——這正是父親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開始涉外交往時的自我約法。

我自己心里始終清楚，父親雖然不算什么高門大儒、泰斗權威，但是他作為讀書人，一輩子渴求知識，恪守道德，扎扎實實治學，在自己的學術領域里作出了貢獻，還解決了一些他人難解之題。細想起來，這也是一種活法，一種利己又利人、不損人而利己的生活方式，因此也頗值得關注。

還有一個重要的客觀原因，就是近些年來，我常常感覺到仿佛生活在一種令人興奮的“歷史熱”當中，自己的閱讀范圍有時候自然也就朝著這些方面延伸。我聯想到父親這一類型的知識分子，不過是一介平民，不太重視虛浮的名氣和個人的聞達，比較單純地出于對專業、學問的癡情和執著，一生一世、一步一步，輕悄悄地完成著自己的使命，采擷著學術的果實，最終達到生命的飽足。他們也是一些可敬可親的國之精英！

這些年我自己有了這樣一些粗淺的領悟，再加上自家垂垂老矣，懷舊思親之心也日益深重。稍有閑暇，父親以及他往昔的同學親友，尤其是其中有精專才智，或者有獨特性格癖好的一些人，他們的言談舉止、音容笑貌常常會鮮活地在我眼前浮動。這時候我內心也會情不自禁地升起一種急迫感，我想把這些生動的畫面印象記錄下來，生怕他們被后世遺忘。最近三五年，就是在這樣一種心情、思緒之中，我常常被擾得心緒不寧。最終，我還是打開電腦，一心要把自己腦海里的東西原原本本地復制出來。

像重活了一輩子

迄今，我總共寫過四本傳記。寫父親的這一本是第四本，是部頭最大的一本，也是我最看重的。因為以前寫的狄更斯也好、哈代也好，傳主都是大作家，都是萬人仰慕、高山仰止，都有很多早就已經定型的英文原文底本，在我寫作的時候可以引用參考。從確定選題到臨紙命筆的時候，我都比寫這本書要灑脫得多。

而父親是我活生生的親人，在我的童年、少年以及父親的晚年，我都和他朝夕相處，耳聞目睹了很多平凡瑣事。自己早年幼稚狂妄的時候，甚至常常對父親說：“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寫這本傳記，我至今覺得仿佛是背著父親的一種偷偷摸摸的行為。假如這是在他活著的時候，我稍微透露一點點風聲給他，他一定會立刻扭過頭來，輕輕地噘著嘴說：“去去去，胡鬧什么！”——他就是這個樣子，真的！

在動手寫這本書的過程當中，我常常冥冥之中和父親對話。我問他生活當中和學問路上的種種問題，對他抒發議論和感慨。我提的問題都極其大膽直白，那是因為我清清楚楚地知道他已經不在了，再不能制止我、申斥我了。

這部書對我的意義和以前幾部都不一樣的另外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讓我在寫作的過程中吃盡了苦頭。老年風濕和皮炎反復發作，這雙腫脹疼癢的手總像是被魔法驅動著在紙筆和電腦上不停動作。這確實有點像魯迅先生在自述他開始寫小說的時候那樣：“仿佛思想里有鬼似的。”

大概是從2019年打開電腦開始敲字，一年多完成初稿。老實說，我在不斷的病痛中寢食難安，已經不能保持往日那種如同行云流水一樣的寫作習慣了，但是我好歹還是堅持下來了，好像是不把“他”寫完死不瞑目。

不久前，這本《布衣老爸的風雪花月》在北京出版集團文津出版社出版了。這個題目，不是“風花雪月”，而是“風雪花月”。因為奮斗的人生當中，風雪比花月還是要多。父親的一生很幸運，甚至很多人都羨慕他，但是我覺得他的風雪還是更多一些。

大學畢業后60余年，我教書、編書、譯書、寫書，到現在已經出版的書，如果不算翻譯、也不算編選的，或者和別人合作的，雜七雜八十來本。這些都是我在正業之余奉獻給社會的尺寸之功吧。這本來不足掛齒，但是我要說的是，寫作始終是我深感愉悅之事，我甘之如飴。

狄更斯把他的每一部作品都當作自己的孩子，他還有自己最偏愛的孩子。我沒有自己的孩子，不能夠深切地體會他這種拿孩子和自己作品做比較的真正分量，但是我也還是把這本傳記當作自己的孩子，并且拿“他”和自己的其他作品相互比較。而現今，我還是要高聲宣告：這本傳記是我最偏愛的。主要原因是“他”在我的頭腦身心里孕育的時候，陪同我和我的父親母親以及其他家人親友重聚了：“他”讓我重新體嘗了一遍往昔的苦辣甜酸——這等于是讓我又重新活了一輩子！諸位試想，人生一輩子有多不容易！你們說，我這算不算是占了大便宜，是不是太合算了？

（作者：張玲，系張谷若之女，生于1936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編審，2022年11月1日因病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