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舉辦“史筆詩心”這個學術藝術展，首先要感謝國務院參事室和中央文史研究館，感謝我的母校中央美術學院，感謝中國美術館。

這個展覽叫“史筆詩心”。說“史筆”，因為我國是一個重視歷史的國度，講求以古為鑒，舊邦維新，史筆如椽。我又是新中國栽培的第一代美術史學者，主要研究中國美術的傳統及其現代發展，在教學崗位上，在美術評論、書畫鑒賞方面，以美育為目標，探討“借古開今”的歷史經驗，做了一些接續前人面向未來的工作。說“詩心”,是因為我國又是一個詩的國度，講求以詩言志，以詩抒懷，重視詩教。我更一直陶醉于詩情畫意，喜歡寫格律詩，也一直思考詩與畫的關系，從中理解中國的藝術精神。而我向往的“史筆”，我鐘情的“詩心”，都來自文化的傳承，離不開國家的培養、時代的召喚、歷史的使命、家國的情懷。

“史筆詩心——薛永年學術藝術展”現場

我上中學的時候，考進了鼓樓附近的北京中國畫院的周末學習班，接近了詩書畫印，熏染了民族傳統，也參加了景山公園里面的北京市少年宮歷史組，走進了悠遠的歷史時空。很小便被人戲稱“老夫子”?？即髮W的時候，對美術的愛好加上對歷史的興趣，使我選擇了美術史學科，成為新中國第一個美術史系的首屆本科畢業生和“文革”后的首屆研究班畢業生。后來我留校工作，從18歲進美院到81歲的今天，不知不覺已經過去了62年。

60多年來，我曾一度工作于博物館，后來一直在學校，始終做著中國美術史、古典書畫論和古今書畫品評鑒賞的教學研究工作。由于做的是自己最感興趣的事情，又遇上了一批道德文章都居于頂流的校內外名師，在他們的培養下，我在專業上不斷有些收獲，總覺得非常受益，非常滿足開心，有時開懷大笑，大家都說我的笑聲很有感染力。

在學術上我自認為屬于中上資質，沒有開宗立派的野心，只是在師輩的言傳身教下，在傳統的基礎上，去求得扎實而不空泛的寸進，起到承前啟后的點滴作用。最難忘的是老師的教育，他們給我的教誨，首先是德，是重義輕利，是淡泊名利，是責任擔當。他們的立德樹人，崇德尚藝，培根鑄魂，先器識而后文藝，使我受益終生。

啟功是我中學老師的老師，也是在中央美院美術史系上課的老師。新時期之初，書畫市場才恢復，我到他位于小乘巷的家里去，他給我講了一件他處世的事例，讓我深受教育。他說他的一位朋友在琉璃廠買了他一幅字，拿來給他看，說你這幅字寫得好啊。啟功就問，花了多少錢哪？那人說不貴，是多少錢買的。啟功于是出南屋去了北屋，如數準備出錢，回來對客人說，我們是朋友，你需要字，開口就是了，怎么能花錢去買呢？說著就把錢遞給那朋友，說這字算我送給你的，以后需要字隨時張口，不要去買，否則就是不拿我當朋友了。他接著問我：你說是不是這樣做比較好。我說，您這是告訴我怎樣叫重義輕利。

我的研究生導師張安治先生，對我的教育不光是專業，更具有一種師道傳薪的擔當意識。我擔任系主任后，總覺得應該設立獎學金鼓勵年輕同學和年輕學者。王森然獎學金設立后，我還想再設立一個，苦于沒有辦法籌措資金，就和張先生講。他說，你別著急，我幫你想辦法，你看過一些我的收藏，我會挑一件最好的畫賣掉，來解決這個問題。我說那怎么使得，不能這樣。不久張先生去世了，師母師弟落實了老師的遺愿，捐獻了張安治美術史獎學金，這不僅是對我個人工作的支持，更是一種身后的擔當，是留給美術史系后生學子永遠的遺愛。

在專業方面，我在師輩的引導下，研究和教學比較重視鑒定學與個案研究的基本功，重視傳統書畫論體現的文化藝術精神，重視文人藝術、宮廷藝術、民間藝術的聯系區別與跨越，20世紀美術學術史的反思。在方法上重視歷史與邏輯的統一，理論與實踐的結合，題材意蘊與形式風格的兼顧，藝術本體規律與外部條件的辯證。

本著這樣的追求，多年來，我做了一點工作。但我的專業研究往往隨著教學多方面的需要，鋪得較開，成果分散，不夠集中，也不很系統，有的只是開了風氣，自己并沒有做下去。隨著年齡的增長，我越來越覺得自己的不足，可以自慰的是，在我這一代人中，我是新時期最早被邀請出國的中年學者之一，但我能“平視西方”，時時以前人的“豎起脊梁立定腳，敞開眼界放平心”自勵，能比較早地以民族文化自信的意識鞭策自己。

我從中學時代就學畫、學書、學詩、學印，大學時代，每周都有三個半天的繪畫課，國畫由劉凌滄主持教學，西畫由韋啟美先生任教。在老師的影響下，我也一直重視藝術實踐對理解藝術規律的重要性，但所畫不多，只留下少量年輕時代的臨摹和寫生以及后來極少的創作，新世紀以來幾乎沒有怎么畫了，也很少刻印了。但是一直寫書法，融碑入帖，以宋意入唐法，寫自己的題畫詩和言志詠懷的舊體詩。我這個展覽，一部分是以史筆寫作的文獻，另一部分是書法寫作的詩歌，展覽大體分四部分：一史論學術，二美育教學，三詩書藝術，四師友互動。

在不同年代的文獻中，我留有筆記、卡片、講稿，論學書信、論文批改，還有日積月累收集整理的畫家個案的系統資料，更有邊看邊記錄邊精心手繪的卷軸畫和石窟造像?，F在這個時代，想收集文本、圖像，網絡一搜，手機一拍，就都解決了，我們那時沒有這些條件，只能用笨方法，一個字一個字地記，一筆一筆地畫，倒也鍛煉了直覺的觀察感受能力，嘗試了“經諸目，運諸掌，得之心，應之手”的表現力。回首這些發黃的文獻，好像又回到了早已逝去的踏踏實實治學的從前。

在展出的書畫中，有自己的作品，也有師友的饋贈，更有彼此互動的詩配畫，細細觀看，可以了解其中的故事。比如中國美院的老教授王伯敏先生，是我師輩的忘年交。某年，他畫了一張山水寄給我，畫的是《黃山白岳圖》，上面題字說，我邀你春節一起來游黃山，不管你能不能來，都要寫首詩回復我。我于是寫了首五言古風寄給他，后來自己寫成書法，裱在《黃山白岳圖》上。這件作品，記載了前輩學人以傳統方式對晚輩的傳幫帶，詩情畫意、生動鮮活，看到它就如又見到了老輩學者文雅風趣的音容笑貌。

可以說，這個展覽是匯報，也是總結。它從一個方面反映了我這一代美術史論學者的努力，反映了我們治學的環境和面臨的時代課題，也反映了我們的長處與我們的缺憾。

（作者系中央美術學院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