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這里所說的“講古”，不限于用閩南語說書，而是擴展到一切對于古人及往事的生動敘述。具體到嚴紹璗先生（1940年9月—2022年8月），那就是繪聲繪色地講述學界往事以及自家見聞。相對于他在比較文學和海外中國學方面的巨大貢獻，這當然只是“小道”。專業貢獻須由專家來評述，那樣才夠分量，我雖與他長期在北大中文系共事，也偶爾參加其組織的學術活動，但僅屬比較文學研究的“友軍”，故只能“不賢識小”。

最后一次見到嚴老師，是去年6月9日午后。趁著疫情稍為緩和，泰康燕園短暫開放，我們去拜訪王得后、趙園夫婦以及錢理群師兄，從餐廳下樓，偶遇嚴老師，趕緊趨前致候。聊了好幾句，可惜不得要領。此前老錢已告知，嚴老師精神狀態不好，常常出現幻覺，老說有人要謀害他。眼看著平日很喜歡說話，語速極快，提及自家病情也都笑聲朗朗的嚴老師，變得沉默多了，我心里很難受；但絕對想象不到，這竟成為永別。

前天下午接中文系告知，嚴紹盪先生中午十二時許不幸去世，我當即在朋友圈轉了一篇他為北大110年校慶所撰文，懷念那個偉大的學術傳統，也懷念作為這個傳統重要一環的嚴先生！這篇題為《我的老師們》收入《嚴紹璗文集》（北京大學出版社，2021）卷五“讀書序錄”，同書還有《我的生命的驛站》。這兩篇回憶文章都很能顯示嚴老師的敘事能力。相識多年，好些事情聽他講過不只一遍，可每回聆聽，都覺得別有風致；等到他落筆成文，更是顯得婀娜多姿。可惜，我們能讀到的嚴老師此類兼及學識與趣味的自述文字，實在不多。

2007年3月，國家漢辦與中國人民大學合作，主辦第一屆世界漢學大會，其中有“漢學家與漢學史專題”，北大方面，嚴老師自然是不二人選，我則屬于濫竽充數。關于這次會議，媒體報道很多，質量最好的當屬《南方周末》（2007年4月5日）。除了《“讀〈左傳〉不如讀〈紅旗〉”？——專訪羅多弼》《“如果美國人懂一點唐詩……”——專訪宇文所安》《與日本神話發生中國關系——嚴紹璗訪談》，還有我的專題文章《視野·心態·精神——如何與漢學家對話》。大概是嚴老師的講述太精彩了，專業訪談之外，同日報紙又配了一篇嚴紹璗口述、石巖/張麗紅整理的《嚴紹璗治學記》。那是我第二次聽他講述“鯉魚洲上讀日文版毛選”。

第一次乃2007年2月28日《中華讀書報》刊出的《嚴紹璗：象牙塔里純學人》（陳潔記錄整理，此文日后收入張哲俊編《嚴紹璗學術研究——嚴紹璗先生七十華誕紀念集》，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那篇口述史更為生活化，也更能體現嚴老師說話的神情：

當時全國只有一種外文唱片《為人民服務》，用英文和日文朗誦。我買了來聽，沒什么目的，就是為了耳朵熟一點。1969年去江西五七干校，我帶了日文版毛主席語錄和毛澤東選集。我老婆說，別人會罵死你的，什么時候了還學日文。我說，日文毛選也是毛選，紅皮書都一樣的，都是毛主席說的話，沒問題。就帶去了。大家都這樣，沒什么好琢磨的，總要找點事做。一同的裘錫圭帶了本新華字典去，背得滾瓜爛熟，發現問題就標出來，后來他成為文字學家跟這個有關系。

這個段子太有名了，以至我日后多次轉述，添油加醋，每回都能讓聽者如癡如醉。這里的“添油加醋”并無貶義，因時代變化，須有一番注解，否則年輕一輩根本進入不了那個規定情境。另外，我還勾稽嚴老師在不同時期如何講述這同一個故事，其中精微之處，值得認真玩味。

2007年的嚴紹璗先生，正可謂意氣風發。這一年，中華書局推出他編著的《日藏漢籍善本書錄》，全三冊，共著錄日藏漢籍10000余條目，是世界上首部全面著錄保存在日的中國古籍的大型工具書，對中、日文化研究各領域均有很高的參考價值。為了完成此巨著，二十多年間，作者往返日本三十余次，調查日本各藏書機構及私人收藏的中國上古至明末的圖書，并做了仔細記錄。關于這套大書，學界傳聞已久，北大校方也極為重視。《我的老師們》中稱，最后沖刺階段，主管文科工作的副校長吳志攀叫他將研究所的工作移交給副所長，全力以赴做好此事。這我能證實，因在該書出版座談會上，吳副校長再次陳述這一觀點——學校就該為大專家排憂解難，讓他們集中精力做研究，這樣才能出大成果。至于嚴老師本人，對此書出版極為得意，接受采訪時稱：“這本書就是我的墓志銘了。”（見《嚴紹璗：象牙塔里純學人》）

2008年1月30日《光明日報》上，刊發專題報道《著名學者呼喚扎實學術風氣》（本報記者王慶環），稱：“近日，在北京大學舉行的嚴紹璗《日藏漢籍善本書錄》學術座談會上，任繼愈、金開誠、湯一介等著名學者表示，當今學術界應提倡扎實的學術風氣，學者做學問要有十年磨一劍的精品意識。”報道中還有這么一段：

著名學者、北大教授陳平原認為，學者只有從“笨功夫”做起，才能做出真學問。他說：“嚴紹璗教授取得的成績，讓我們反思目前的學術體制。看看一、二十年來的好的學術著作，都和以下幾個因素關聯：個人、長期經營、沒有資助或極少資助。緊趕著出來的東西，沒有太好的。反觀我們的學術獎勵機制，在理工、社會、人文3類學科中，最不適應這一機制的是人文學科。目前我們的學術獎勵機制一般都是采取事先資助，為了得到資助，很多學者們不得不把大量的功夫花在申報項目和做項目計劃上，沒有項目也得想出項目來，是緊趕著做學問。但人文學科中有另外一種學者，他們不會事先有課題，是一步步按照興趣做出來的，對這種比較低調、慢熱型的學者，我們的獎勵機制應該考慮在事后給予物質上的獎勵，這樣大家才有可能二十年磨一劍，否則的話，大家都會‘短平快’。而北大這些年來還能做出一些事來，是因為針對人文學科的特點，北大采取了不是非常嚴格的學術評價機制。”

這當然是有感而發，希望借表彰嚴老師的大著，提倡獨立研究，扭轉中國學界過于急功近利的風氣。事后，我應邀將此發言改寫為《學界中誰還能“二十年磨一劍”》，刊于2008年2月18日《人民日報》。雖說人微言輕，學者們的呼吁基本不起作用，但起碼證明，我們未完全認同這個不合理的學術體制，也未徹底放棄理性的抗爭。

說實話，面對這三大冊《日藏漢籍善本書錄》，我沒有能力評判。我喜歡讀的是嚴老師的《漢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以及《日本藏漢籍珍本追蹤紀實——嚴紹璗海外訪書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尤其是后者，講述他三十余次登上日本列島查訪八十余處收儲漢籍的藏書處的經過，除了介紹許多漢籍珍本，更講述訪書的艱難險阻。對于像我這樣的門外漢，那些關于書籍、書人、書屋的“探秘”，讀起來更為興致盎然。當然，這與嚴老師會“講古”有很大關系。

2009年3月，我一時興起，給北大中文系同人寫信，說有感于居住環境及文化氛圍變化，想為即將消逝的筒子樓編一本書，問各位有無興趣。對于1950—1990年代生活在中國大陸的讀書人來說，“筒子樓”是一種典型的居住環境及生活方式。不僅北大是這樣，那個年代過來的大學教師（以及公務員），絕大多數都有過類似的生活經歷。我之所以格外珍惜這一歷史記憶，不全是“懷舊”，也不是為了“勵志”，而是相信個人的日常生活，受制于大時代的風云變幻；而居住方式本身，又在某種意義上影響了一代人的知識、情感與趣味。那種艱難環境下的苦中作樂、自強不息，還有鄰里間的溫馨與友情，后人很難體會與想象。信發出后，同人反應熱烈，工作推進得分外順利。這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6月初版、2018年5月重印的《筒子樓的故事》，出版后反響甚佳。

當初決意編此書，腦海里浮現的，一是鄭洞天的電影《鄰居》，一是金開誠的隨筆《書齋的變遷》。1955年畢業留校任教、1992年起轉任九三學社中央宣傳部長、副主席等的金開誠（1932—2008）學長，在1988年2月13日《光明日報》上發表了《書齋的變遷》。其中講到上世紀70年代末，他終于在北大分到一間10平方米的房間：“房中還有一張雙人床，晚上睡三個人，白天便成為我的工作之處。無非是搬一張小板凳坐在床前，把被褥卷起半床，放上一塊沒有玻璃的玻璃板，就可以又看書又寫字。藏書就在床下，往往一伸手就可以拿到床上來用；但有時也不免要打著手電鉆到床底深處去找書、查書。我就把這戲稱為‘床上書齋’。在這個書齋上完成的工作倒也不少，備出了兩門課，寫出了兩本書和幾篇文章。”（參見我為該書撰寫的代序《想我筒子樓的兄弟姐妹們》）

沒想到嚴老師的《我的生命的驛站——20年北大筒子樓生活拾碎》，對于大致相同的生活場景，有更為驚心動魄的描述：

1978年起，我參加了建立不久的中國社科院“國外中國學研究室”的活動，受命編撰《日本的中國學家》。這一作業開市的資本是我在1974年訪問日本時得到的二百余張名片，國內所存資料極端困乏，我最先利用的當然是北京圖書館（現在的國圖）。早上6點半左右出發騎車到北海，下午5點關門回來，中午不得吃飯。問題是白天做的全是卡片，晚上需要鋪開整理，三個二屜桌的面積很有限，便與兒子商量，他總是先睡覺，于是，我就讓他把身體躺平了，我在他蓋的毛毯或被子上平鋪卡片。可憐的兒子很聽話，躺在那兒，一動不動，還問：“這樣可以嗎？可以嗎？”太太后來說，“一聽到別人說你是‘什么什么研究家’，我就想流淚，兒子為你付出了多少代價！到現在40歲了，我看他睡覺的姿勢還是筆挺的！”這么說來，這個現在稱為“工程”的作業，還真有點“血淚”的痕跡了。有時候小家伙一動彈，兩三排卡片“呼”地滑到了地下。孩子有點緊張，會輕輕地說：“爸爸，爸爸，我不是有意的！”媽媽立即就說“不要緊，不要緊，你翻個身吧！”我就把卡片撿起來再重新排過。一年半左右，這個101室中，在桌子和兒子身上平鋪成的卡片終于完成了我國學術史上第一部“國際中國學”的工具書。此書收錄在世“日本中國學家”1100余人，64萬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刊1980年版、1982年重印，統一書號 171900-004）。（陳平原主編《筒子樓的故事》第133—134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如此窘迫的生存處境，很多北大教師都曾面臨，只不過嚴老師會寫文章，選擇的細節很精彩，借助于與妻兒對話，讓此情此景栩栩如生，單憑這一點，我相信此文能流傳久遠。

《筒子樓的故事》收文23篇，其中篇幅最長的，正是嚴老師這篇《我的生命的驛站——20年北大筒子樓生活拾碎》，總共23頁，更重要的是加了好多注釋，涉及時間、地點、人物等，一看就是精心準備，作為“著作”來經營的。其中一個長注提及江西鯉魚洲，那是“文革”中北大教師的一段特殊記憶。

因許多老教師提及這段記憶，希望再接再厲，于是我又主編了自認為更有價值的《鯉魚洲紀事》（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4月；【修訂版】，2018年5月）。在導言《回首煙波浩渺處》中，我引述了嚴紹璗先生的一段話，在“附記”中又提及他“對全書風格可能出現重大偏差提出警示”。因而，書剛一出版，敏感的記者馬上追問：嚴老師有何警示，為何他沒提交文章？我的回答很誠實：嚴老師主要提醒“這本書不要寫成田園詩”，要“以歷史學家的眼光看待過去的事，而不只是感恩或抒情”。另外，“我跟嚴老師有很長時間的電話溝通，他說他打算自己寫一本鯉魚洲的專著”（參見許荻曄《“別忘記苦難，別轉為歌頌”——對話北京大學中文系主任陳平原》，2012年4月5日《東方早報》）。最后這句話，記者的轉述不準確，我說的是嚴老師正在寫一本書，其中有關于鯉魚洲的章節，故不便為我主編的書供稿。

事情過后，重讀嚴老師的長信，我理解他的憂憤，敬重他的立場，也深知他為撰寫回憶錄所做的長期準備。那篇《我的生命的驛站》只是由于因緣際會，得以提前問世。與師友聊天、跟學生對話、接受媒體采訪，不斷談論/錘煉/修正他的故事，其實都是在為那本很可能永遠無法完成的回憶錄做準備。某次聊天，我對他談及的某人某事有所質疑，嚴老師很認真地說：我是有日記的。說實話，學海本無涯，我們上下這幾代人耽擱的時間以及面臨的陷阱又實在太多，在漫長的學術史上，大概只能發揮承前啟后的作用。認真記錄下我們在這個風云變幻、跌宕起伏時代的閱歷、觀察與思考，或許更值得期待，也更有價值。

我知道嚴老師有這個寫作計劃，可惜的是，能言善辯、特會講古的嚴老師，留存在五卷本文集里的“自述”實在太少了。不知是因晚年身體狀況不好，還是某些客觀條件的限制，反正嚴老師的回憶錄最終沒能在生前完成并出版，令人扼腕。當然，“千古文章未盡才”，這本來就是歷史的常態。

2022年8月8日于京西圓明園花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