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2019年，在一次關于東北文化、文學的學術研討會上，王德威曾強調“東北學”研究及當代東北文學研究的重要性。后來，他發表《文學東北與中國現代性——“東北學”研究芻議》一文，再次論及“文學東北”研究的特別意義。此后，他還有關于雙雪濤小說文本的闡釋文章發表。在他看來，“文學東北”已經成為“東北學”、東北文化發展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今天我們談論有關雙雪濤、班宇、鄭執寫作的時候，我覺得自然也可以將他們納入到一個更宏闊的東北學的研究視域之中。黃平則嘗試將讀者引領出慣常“地域文學”的簡單界定的誤區，認為，“這一次‘新東北作家群’的主體是遼寧作家群，或者進一步說是沈陽作家群。如果沒有東北老工業基地1990年代的‘下崗’，就不會有今天的‘新東北作家群’。我們經常望文生義地理解地方文學，過于簡單地將文學地方化。在文學的意義上，‘東北’不是‘地方’概念。”他同時還提出近百年“東北往事”的獨特視角，認為雙雪濤和班宇們講述的“是一個遲到的故事”：90年代以“下崗”為標志的“東北往事”，它不是由下崗工人一代而是由下崗工人的后代所講述。因此，這就決定著“新東北作家群”的小說，主要是從“子一代視角”出發，講述父輩的故事，如雙雪濤的《大師》《無賴》《光明堂》《飛行家》、班宇的《逍遙游》《盤錦豹子》《肅殺》《空中道路》以及鄭執的《仙癥》。在這里，我們所看到的是，以這幾位青年作家為代表的“新東北作家群”，率先開始了“新東北文學”的寫作。

提及新東北作家群，我首先想到關于班宇、雙雪濤和鄭執“鐵西三劍客”的命名。實質上，這是一個不很理想的概念界定。在很大程度上，這種命名對于三位作家的寫作寬廣度來說是一種限制、限定。應該說，幾位年輕作家的寫作是不可規約的，是不受任何定義約束的，尤其雙雪濤的寫作更顯示出其自由性，或“第三地寫作”特征。三位年輕作家最初的“寫作發生地”以及寫作環境、創作題材、敘事風貌等固然有相近的特征，即具有一定的“同質性”，但是就三位的個體創作而言，則呈現出獨自的個性和“異質性”。我們認識一位作家，發現一位好作家就是要把握住其鮮明的寫作個性。發掘出他們的異質性美學特征和風格，這毋庸置疑是當代文學批評的責任。我想，參與、沉潛到由以上三位年輕作家引發的有關“新東北文學”的思考和探討，更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文學史價值。

那么，“新東北文學”之“新”在哪里？它的寫作及其文本有無新的元素？又具有怎樣的文學精神？無論怎樣講，在一定程度上，近五六年，至少打破了十幾年來當代東北文學創作的沉寂狀態。尤其進入“新世紀”以來，雙雪濤、班宇的寫作橫空出世，為東北文壇乃至當代中國小說界帶來新的氣息和活力。他們具有較新的文學理念和敘事執著性。的確，它為我們今天的寫作增添了新的元素，從而成為今天“東北敘事”新的生長點。

如果從敘事層面，或從敘事語言內在的調性看，他們骨子里尚且存有當年王朔敘事的影子。也許，他們并沒有借鑒王朔什么，但是能看到，當年王朔直面現實的敘事姿態和文本的美學形態，像影子一樣伴隨著他們，我們也能隱約聽到崔健搖滾樂的特別節奏。只不過王朔的“痞”變成他們對人生困境略顯“倔強”而又隱忍的悲愴。他們尤其表現出自己特別的情感擔當，有著使命感的生成。這不僅源自與前幾代作家敘事倫理上的差異，更在于他們有自己的敘事節律。我們看到，雙雪濤、班宇們的敘述語言，都有鮮明的地域性，但并沒有夸大文學敘事中方言的傾向，而是有限制地吸收東北方言土語，節制地采用“沈陽話”。他們追求的只是語言中所蘊含的東北文化氣息，整體上還是采用靠近普通話的現代漢語書面語。

主要是，班宇、雙雪濤他們這一代擔當起對大東北在共和國這一段歷史上最悲壯、沉重的一幕，他們以當下的生活為自己敘事的坐標系，打通與所謂歷史創傷的聯系，勇于呈現它、反思它，進而尋找自己的來路，同時，也反思著兩代人的命運和人生走向。而且，他們這一代以文本呈現出一種“被喚醒”，被喚醒的他們立足于當下，重新審視和清理那個特定歷史時期的精神、心理的“后遺癥”或者沉疴，他們用文學來承擔這些歷史遺存。當然，對于今天而言，重返時間、重返記憶，保持記憶、反抗遺忘，這是非常可貴的。密切關注現實與當下的他們，心中隱隱作痛的，還是父一輩在自己的神經里、血液里留下的、積淀下來的人生經歷和體驗。班宇、雙雪濤、鄭執等，更多地，是要找到此在的意義和價值。

毫無疑問，歷史、地理和語言，這幾個因素決定了文學、作家和文本的歸屬。同時，如何才能使文學在我們的時代，產生真正的精神、靈魂的沖擊力，的確需要作家情感的擔當。所以，對共和國歷史的反思、打撈，繼往開來，是時代賦予“80后”一代作家的責任與使命。因此，他們作品里的那種略顯憂傷、哀婉、悲愴的情緒和基調，同樣能張揚、激發起一種向上的斗志。

談及“新東北文學”及其敘事路徑，我想，這不是雙雪濤、班宇、鄭執的問題，而是說為什么有這樣的機緣和巧合，仿佛宿命般的安排，讓他們三位都從鐵西區出發。但是，我更相信，他們的回返地可能不再會是“鐵西區”了。他們被刻意命名為所謂“鐵西三劍客”，但這顯然無法實現對他們的恰當界定或定位，對于文學來說也不涉及審美層面的意義。所以，不管他們將來各自走向何方，就像當年蘇童、余華、格非一樣，在“先鋒小說”的背影之下，他們都是對所處的時代做出富于個性的擔當和書寫，共同對一個時代做出自己的具有個性的思考。

有趣的是，當許多50年代、60年代、70年代出生的作家，已經漸漸開始遺忘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東北，甚至放棄了對時代書寫的時候，班宇、雙雪濤這一代作家具有的反抗遺忘、保存記憶的那種激情，令人震撼。雖然他們沉思、反思的能力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遜色于前幾代一些作家，但是他們骨子里還是深入發掘出了他們父輩和他們之間那種延續至今的默契或對峙。所以，他們不只是活在當下，也是指向歷史的。他們的寫作是一種反思的“新東北文學”，一種努力和超越性的、重新建構的“新東北文學”。

在一定程度上，班宇等沿襲了莫言式“我爺爺”“我奶奶”的敘事角度。敘事人總是回到“目擊者”“在場”的空間置入狀態，“子一代”身份被不斷凸顯，“我”的目光始終在場。可以說，他們的敘事及其文本結構基本上還是沿著寫實主義的道路前行。他們的敘事不乏靈動，而且整體上都顯示出處理經驗的老到。他們似乎不太屑于那種喧囂、騷動、嘈雜的日常生活現場，就像當年莫言寫作《紅高粱》，在開始的時候用了“我爺爺”“我奶奶”這個非常個人化的角度，壓住了種種駁雜的聲音，彰顯出敘事的個性特質。這樣，就體現出一個小說家必須具備的能力。而且，這種能力也是一個敘述的倫理，這種倫理直接影響寫作的姿態，也決定著小說的形態和結構。

最重要的是，在我們今天的時代里，如何講述新的東北故事，以自覺接續《呼蘭河傳》《生死場》《額爾古納河右岸》《偽滿洲國》《候鳥的勇敢》《年關六賦》《索倫河谷的槍聲》等東北文學的敘事傳統和風格，這是新一代東北作家的責任和使命。東北經歷過重大的時代變革，但是，在文學作品中，“與時俱進”、隨波逐流的“速寫”、白描式文本居多，真正缺乏的，是從新的視角或新的敘事倫理出發，發掘大東北的當代現實，貼近當代人的命運，呈現人在這段時期的情感、心理沉浮和復雜變化的作品。

現在，我們從雙雪濤、班宇、鄭執等作家身上看到了“東北敘事”的新路徑、新面向，以及新的寫作可能性。在一定意義上，他們的文本，表現出的不僅僅是我們時代的某種精神內里，更是一種超越了“代際”的、對于整體性的時代和社會精神狀況的清醒認知與深刻呈現。這或許也是東北文學敘事與“北方”的某種特別的精神、情感鏈接。可以說，他們在這種獨特的東北語境中，感受、捕捉并表達了最具個性品質的“東北氣息”，并且在這種氣息的氤氳里，耐心診斷出兩代人的心理、精神痼疾。就是說，“東北故事”已在班宇這一代作家的筆下，形成了新的敘事形態，并重構時代生活的記憶，逐步走向對20世紀“荒寒”“悲涼”“沉郁”“強悍”美學特征的貼近、接續和延展。毋庸置疑，他們寫出的是東北，同時更是我們這個時代歷史和現實的滄桑與厚重。而且，他們的寫作顯示出一種新的氣度和活力，充滿了青春的文學氣息并彰顯出逐漸走向成熟的寫作精神。在班宇身上，我仿佛看到了當年王朔、蘇童、余華、格非嚴肅的“青春寫作”的影子和氣息，有著沉思后的成熟，沒有絲毫的“少年暮氣”以及年輕寫手的率性、隨意和任性。而令我特別感到驚異的，則是班宇等敘事所呈現出來的整體性語境、情境、氛圍的特征，包括漸顯深入到文本內里的“荒寒美學”。在他們的多篇小說里，還有令人驚異的意象呈現。這些意象，已成為對其敘事文本破解現實之謎的隱秘偈語。

為此，我們對這個年輕的“新東北作家群”的寫作，懷有更大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