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與談人：

邱婧：廣東技術師范大學文學與傳媒學院教授，廣東省青年珠江學者

包明德：中國社科院原研究生院文學系教授、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顧問

劉大先：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李曉峰：大連民族大學教授、中央民族大學博士生導師

進入新時代，少數民族文學事業取得了長足發展，不斷增強文化自覺與自信，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在促進民族團結、維護國家統一、促進文化強國建設和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事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文藝報》特邀理論評論家包明德、劉大先、李曉峰、邱婧，圍繞新時代少數民族文學創作成就，重點聚焦少數民族文學的理論研究與批評建設，暢談自己對這十年來少數民族文學發展的深刻感受，對新時代少數民族文學理論批評的研究成果與發展態勢進行回顧、梳理與總結，并就其未來發展前景進行深切的展望。

一

記 者：十年來，我國少數民族文學進入了全面繁榮發展的時期，少數民族作家陣容強大，優秀作品大量涌現，理論建構和評論工作持續推進，翻譯出版不斷加強，我國各民族的文學創作形成了各美其美、美美與共的良好生態。這其中尤為顯著的是，少數民族作家的文化自覺、時代責任感和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不斷加強。

包明德：文化是維系民族團結、國家統一的根脈與紐帶。積極推動、共同建構優質進步的中華文化，是我國各個兄弟民族經世歷代的共同追求與堅定信念。從春秋戰國到晚清近現代，從文化形態建設與發展的實踐性到方法論，形成了突出鮮明、一脈相承之中華文化觀念。在這曲折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各少數民族努力學習漢民族的歷史文化和語言，積極翻譯、評介、傳播和吸納漢民族的文化典籍，從而促進了本民族文化的創新與發展，也不斷浚通文化心海的暌隔，促進了各個民族的團結融合。與此同時，漢族文化知識界也發現了邊地兄弟民族文化的新奇、鮮活與優長，遂倡導也要學習少數民族文化美好的方面。主張誰做得好，就應向誰學習。“夷狄得禮義則中華之，中華失禮義則夷狄之。”這里的文化內涵固然狹窄，性質也有歷史的局限性。但是，一以貫之地呈現了我國先賢包容、進步、辯證、統一的中華文化觀及其博大格局。

文學藝術傳播性強，受眾面廣，影響力大，歷來是文化風貌的鮮亮標志和文化建設的重要推動力。新中國成立后、特別是新世紀以來，我國各民族作家以他們的特有氣質、天然悟性與文化自覺，憑靠《民族文學》等報刊以及國內相關岀版社，創作發表了大量優秀文學作品，豐富和拓展了新中國文學的版圖，見證了中國當代文學繁榮發展的腳步。他們文學創作中所充溢的藝術品格與文化精神，為一體多元、多中顯一的中華文化注入了新鮮的活力，顯現了中華文化強盛的生命力與凝聚力。

習近平總書記在2014年9月28日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要向各族人民反復講，各民族都對中華文化的形成和發展作出了貢獻，各民族要相互欣賞、相互學習。”這是對我國從古至今文化建設與發展經驗的提煉與總結，體現了馬克思主義人類學、民族學與文化建設學說的精髄。這對我國各民族文化工作者是巨大的鼓舞和鞭策，勢必使之煥發岀更大的文化創造力。

就我個人視野來說，有幾位少數民族作家的作品突出地表現出了文化自覺和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作為在新中國接受培養和成長起來的藏族作家，丹增的文學創作歷程與成果與社會主義文化的建設與發展同頻共振。他帶有濃厚自傳色彩的散文集《小沙彌》（2013年）選入《江貢》《童年的夢》《生命的意義》等17篇作品。這部散文集語詞婉約、余味悠長，體現著詩歌的意蘊，從塑造人物的維度上看又很像小說，題旨始終如一。作品民族敘事與家國情懷交替演繹，藝術地再現了小沙彌的成長歷程，呈現了西藏神秘的歷史文化在新中國主流文化的激發、引領下，如何一步步融入中華文化現代性進程之中。作者把生命經歷與個人成長審美化，體現著一位藏族作家的愛國情懷、文學感悟與文化關懷。蒙古族作家鮑爾吉·原野2020年創作岀版的長篇小說《烏蘭牧騎的孩子》，把藝術觸角深入到更為廣闊的草原深處，把敘事焦點放在具有紅色基因的蒙古族少年身上，講述了鐵木爾等烏蘭牧騎的孩子們在假期的奇遇與收獲。這里有風景、有知識、有歌聲、有舞影，更有風趣的故事和純凈的心靈。《烏蘭牧騎的孩子》把散文的美妙、詩歌的韻律、音樂的節奏、民間文學的純凈，在作品中完美地融為一體，如同草原上微拂的五色清風，給各民族少年讀者帶來草原文化和大自然真實的氣息。滿族作家趙玫的歷史小說創作，呈現了一幅盛唐政治、文化的全景圖，展現了中華文化的向心力。

二

記 者：如何建構新時代少數民族文學理論批評體系，一直是民族文學研究界的重要議題之一。我們可以感受到，少數民族文學理論批評與其他人文學科一樣，在新時代煥發出了新的生命活力。

劉大先：的確，新時代的少數民族文學理論與批評呈現出諸多可能性和巨大的潛力，一方面是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增強，少數民族文學研究與其他人文學科一樣分享了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所帶來的紅利，得到了較為充足的經費支持和長足的發展。這方面尤為突出地體現于一系列叢書的出版以及新生代學者的出場。略舉代表性的叢書，如“文學理論與民族文學研究叢書”中，李長中主編的《生態批評與民族文學研究》、劉大先主編的《本土的張力：比較視野下的民族文學研究》等；“少數民族文學研究叢書”中，吳重陽的《中國少數民族現當代文學研究》、鐘進文主編的《中國少數民族母語文學研究》等；“多元一體視域下的中國多民族文學研究叢書”中，劉大先《千燈互照：新世紀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生態與批評話語》、孫詩堯《錫伯族當代母語詩歌研究》、邱婧《涼山內外：轉型期彝族漢語詩歌論》、林琳《族性建構與新時期回族文學》等。

另一方面，少數民族文學創作和研究得到了來自從上至下、各民族的不同部門、機構、人員的合力推進。2012年被視為“少數民族文學年”，標志性事件是第五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會議的召開和第十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的頒獎。同時，各個民族地區也紛紛組織了各類文學獎和文學活動。在中宣部、財政部的大力支持下，中國作協從2013年開始實施“少數民族文學發展工程”，就少數民族文學培養人才、鼓勵創作、加強譯介、扶持出版、理論批評建設等方面給予政策支持和經費投入。此后，少數民族作家重點作品扶持、少數民族文學人才培訓、少數民族文學優秀作品翻譯出版、少數民族文學作品對外翻譯工程扶持項目、《新時期少數民族文學作品選集》叢書編輯出版項目等紛紛展開。

邱 婧：在我看來，新時代的少數民族文學理論工作可以分為三個主要面向：聚焦構建少數民族文學研究學術史；直擊創作現場，觀照少數民族文學新人新作；多元文藝理論介入的比較研究。

在聚焦構建學術史方面，實際也是學術界反觀、反思、持續開拓少數民族文學理論研究的過程。文壇的百花園中，各少數民族文學的新時代創作川流不息，如何立足現場做一個即時的記錄與批評者？這些問題已經積累了一定的時間，是時候思考和總結了。這其中，中國社會科學院發起的“中國多民族文學論壇”發揮了至關重要的領路作用。誕生于18年前的“論壇”，每年一度圍繞“中國少數民族當代作家文學的理論建設”展開對話式研討，在近十年形成了豐富的學術成果積淀，代表性成果有李曉峰、劉大先合著的《中華多民族文學史觀及相關問題研究》及其修訂版《多民族文學史觀與中國文學研究范式轉型》、湯曉青主編的《全球語境與本土話語》等著作，彰顯了論壇的原創性“中華多民族文學史觀”的學術概念及立場。

近十年間，活躍在本領域的學者們著述頗豐，有學者發力于文學史編撰，也有學者就少數民族文學創作折射出的理論問題展開研究，共同推進了少數民族文學研究學術史的工作。按照時間線梳理，包括劉大先的《現代中國與少數民族文學》（2013），歐陽可惺、王敏、鄒贊的《民族敘述：文化認同、記憶與建構》（2013），羅慶春的《雙語人生的詩化創造：中國多民族文學理論與實踐》（2015），姚新勇和邱婧主編的《多元一體視域下的中國多民族文學研究叢書》（2017），楊彬的《當代少數民族小說的漢語寫作研究》（2019），朝戈金主編的《新中國文學研究70年》中的少數民族文學理論部分（2020），李曉峰主編的《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學術史》（2021）等。

另外，需要提及的還有《文藝報·少數民族文藝專刊》這一重要的學術話語平臺，這份由中國作協主辦并得到國家民委支持創立的民族文藝專題刊物，是與以刊載作品為主的《民族文學》雜志并行的另一國家級少數民族文藝平臺，發表刊載了大量當代少數民族文學作品評論和動態，參與建構了中國當代少數民族文學理論批評和文學史。近十年間，梁庭望、劉大先、李曉峰等多位學者在《文藝報》發表針對少數民族文學現場的年度綜述及各歷史時期綜述，對少數民族文學發展趨勢、話語樣態、題材內容等具體方面展開討論，從而間接觀照了新時代少數民族文學發展史。我也有幸參與了多期綜述的寫作，受益匪淺。

三

記 者：在這種日益豐富與活躍的少數民族文學理論批評發展中，其關注點和熱點有沒有什么明顯變化？這些變化給新時代少數民族文學研究和理論建構帶來了什么樣的啟發？

李曉峰：新時代以來，少數民族文學理論批評出現了重大轉型，理論批評關注點和熱點都發生了重大變化。

首先，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對保護和傳承少數民族優秀文化、文學遺產作出重要指示，多次提到《格薩（斯）爾》《江格爾》《瑪納斯》在中華文化寶庫和中華文學譜系中的地位、價值。同時，經過幾十年的積累，少數民族民間文學在各個領域，尤其是史詩、神話等研究領域有了重要突破。在二者的同頻共振下，一方面，中國史詩整理開始向“系統集成”升級，如300冊的《〈格薩爾王傳〉大全》、30冊多語種的《格薩爾文庫》等。在理論研究方面，則出現了由史詩文本研究、藝人（歌手）研究，向史詩學和口頭傳統理論的轉型升級。而且，有些成果在世界史詩學界和民俗學界產生了廣泛影響。如朝戈金的《“多長算是長”：論史詩的長度問題》《“全觀詩學”論綱》等，作為標識度極高的中國學術話語，可以說是新時代面向世界建構中國話語體系取得的標志性成果。

其次，新時代以來，少數民族文學理論研究的重大轉型，是以各民族“多元一體”“共同創造、共同發展”為歷史和現實邏輯起點，向文學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升級和聚焦。從中華多民族文學史觀討論的延續，到以“文學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主題的“中國少數民族文學論壇”的舉辦，再到一大批從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角度研究各區域民族文學之間的交往交流交融關系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的立項，文學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成為少數民族文學理論研究的熱點，標志著少數民族文學理論研究的轉型和升級。我認為，這其中，總結新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發展的歷史經驗，聚焦建設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文學主題，從理論上深入研究和闡釋少數民族文學的社會功能和歷史使命的新變化、新擔當、新使命、新創造，將會對少數民族文學創作起到長遠的引導作用。

再次，近十年來，少數民族文學創作趨向發生了許多新變，特別是關注現實的作品大量涌現，如脫貧攻堅題材、抗疫為主的抗災題材等等。少數民族文學批評對這些創作新趨向進行了及時跟蹤評論。這些評論與以往不同，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取向、鮮明的國家立場和民族情懷是共同特點。我個人認為，在少數民族文學創作中，表達各民族人民對美好生活向往的作品應該受到特別關注，文學批評不僅要充分重視和肯定這一創作現象，同時也要用客觀、科學的批評，在創作與閱讀或者說傳播之間架起一座橋梁，這是新時代文學批評家的責任和使命。因為歷史地看，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是人類文學的母題。不同的是，在新時代，中國各民族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具有特定的時代特征和精神、思想內涵，如何去把握這些特征，闡釋這些內涵，發揮文學在建設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優勢和使命，是少數民族文學批評必然要面對和回答的現實性和長遠性問題。從目前的情況看，這一趨向正日漸明朗，少數民族文學批評話語正在發生可喜的變化。

邱 婧：十年的新變需要我們回溯歷史。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真正意義上的少數民族作家文學就開始步入了蓬勃發展的道路。與此相呼應的是，少數民族文學理論研究與批評也在同步生長，這一時期的理論批評，圍繞著少數民族民間文學資源的作家文學改編、為少數民族文學建立“主體性”、集中編纂各民族文學史等核心議題展開。進入1980年代以后，這些基礎性的問題已經塵埃落定，而新一輪的少數民族文學創作大潮開始興起，少數民族作家詩人們突破了以往整齊劃一的“邊疆-中心”抒情模式，開始探索更加多元化和多樣性的創作風格和內容。與此同時，少數民族文學理論研究界也迎來了一批全新的重要研究成果，這一時期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著作之一是關紀新、朝戈金合著的《多重選擇的世界——當代少數民族作家文學的理論描述》。這部1995年出版的學術著作對新時代少數民族文學理論的建設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構建起了真正意義上中國當代少數民族作家文學的理論框架，尤其強調少數民族當代文學創作是極富價值的民族文化創造。在《多重選擇的世界》一書起到了開路和示范作用后，民族文學理論研究呈現了多元化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發展態勢。

十年來，新一代的青年學者在新時代民族文學理論的滋養下成長，也因多樣化的話語平臺而筆耕不輟。在網絡田野作業更為便利的時代，他們致力于根植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現場，觀照少數民族文學新人新作，為少數民族文學研究作出重要的資料性貢獻。比如李曉偉觀照“80后”“90后”青年少數民族作家群體，蘇濤對現代以來的回族文學史進行觀察，汪榮立足少數民族文學理論批評現場進行研究，等等。這些青年學者的研究均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了有效的文學層面的研究支撐。

四

記 者：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多種文藝理論研究范式的開拓對于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研究的影響也在增強。新時代少數民族文學理論建構中對多元方法論的借鑒有什么新特點？

邱 婧：近年來，少數民族文學理論批評領域也分別有學者應用了生態主義、女性主義、世界文學、文學人類學、博物學與民族文學、少數民族文學比較研究等諸多研究方法和概念。這類著作有李長中主編的《生態批評與民族文學研究》，黃曉娟、晁正蓉、張淑云等合著的《中國當代少數民族女性文學研究》，鐘進文主編的《中國人口較少民族書面文學研究》等，觀照了多元化和多樣性的少數民族文學創作。

劉大先：少數民族文學批評與理論的視域近年來不斷拓展，如將地方性與族群性融合的區域少數民族文學研究，將性別理論引入的少數民族女性文學研究，少數民族母語文學研究，臺灣少數民族文學研究，少數民族文學翻譯、傳播與媒介研究，以及新興的少數民族網絡文學研究等從不同路徑切入的研究也紛紛興起。相關的成果，如任一鳴等著《新疆當代少數民族女性文學初探》、羅慶春（阿庫烏霧）的《雙語人生的詩化創造：中國多民族文學理論與實踐》、楊彬的《當代少數民族小說的漢語寫作研究》、王志彬的《山海的繆斯：當代臺灣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樊義紅的《文學的民族認同特征及其文學性生成：以中國當代少數民族小說為中心》、汪榮的《歷史再現與身份認同——以新時期以來的“蒙古歷史敘事”為中心》等。

具有節點意味的事件是，2015年3月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評論》《文學遺產》《民族文學研究》三家編輯部聯合主辦的“中華文學的發展、融合及其相關學科建設”學術研討會。諸多從事古代文學研究的學者與會發言，探討、總結中華文學在不同歷史時期呈現出來的不同特色、演變規律，及其在推動中華民族文化、文學的交流與融合過程中的巨大作用，并對其未來進行展望。其后，《文史知識》于當年第6期開辟“‘多元一體’的中華文學”欄目，陸續發表相關論述。“中華文學”的提出，接續“中國各民族文學關系”和“中華文學通史”等綜合研究的理路，試圖全面繼承中國多民族文學的遺產與經驗，并在前人基礎上萃取理論概念，預示了新一輪的總體性研究范式的到來。

五

記 者：對于今后的少數民族文學理論批評的發展，有什么樣的期待或是建議？

包明德：隨著時代的發展與文學的繁榮，在對各民族文學發展的理論批評中，也體現了話語的更新。民族文學比較的要旨：一是闡發共同性，擴大普遍性，畫好同心圓；二是開掘新質性，互補共促，拓展文學的豐富性與內生力，從而揭示我國文學體系結構性的邏輯關聯。老舍的作品充溢濃郁的京腔京韻。曹雪芹是亦漢亦滿，亦南亦北。文學現象繁雜紛紜，奧秘無窮，妙趣橫生。所以，在閱讀把握與理論闡釋上，應規避淺表、單向或非此即彼的偏執。“比較合理的處理方式是，在漢語文學中研究曹雪芹或老舍，也應該述及其旗人文化心理的方面；而在基于民族文學立場觀照這類作家時，也要論及他們在漢語文學流脈中的地位與作用。”屈原、李白以及白居易，他們的名字與詩作，燦若星月，光曜中華，為各族讀者禮敬、崇仰和學習。在我國當代文學創作中，不乏漢民族作家書寫少數民族題材的狀況。在這方面，王蒙創作并獲得第九屆茅盾文學獎的長篇小說《這邊風景》，堪稱是一個范本。王蒙深入生活、講述記憶，一得不矜、立意高遠的文化姿態與創作經驗，值得認真研究、總結和學習。

劉大先：民族文學理論批評一定要有一種文化自覺，也即它作為一種多民族國家的文學學術規劃，在多元共生格局的描摹、概括與展望的同時，需要走出話語的分歧，加強對中華文化共同體的強調，從而具備總體性的視野和整體性的關懷。我在《現代中國與少數民族文學》一書中提出一種“作為中國研究的少數民族文學研究”就是出于此種考慮。在《文學的共和》一書中也是試圖對傳統文化進行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并結合中國現代革命以來所形成的一系列本土理念，切入到當代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的創作生態與批評現場，即將人類學、區域政治、地方知識、性別意識、身份認同、文化遺產、社會記憶、影像表述、儀式書寫和文學生活等諸多所謂“跨學科”的層面交織起來，進行理想類型的歸納和總結。

一切理論與批評都必須具備現實感，也即鮮活的中國當代多民族文學的現實與變化才是未來理論批評發展的基點。無疑，我們如今面臨的是文化融合的現實，不僅各民族文化之間彼此交流交融的廣度與深度增加，同時人文與科技、現實與虛擬、經濟與政治、生命與精神、資本與藝術等原先認知框架中似乎是判然兩分的范疇也日趨融合在一起。這使得我們無法孤立與抽象地討論某種單一的、絕緣的“民族文學”，而必須將其置入到“中國”“當代”“全球”的語境之中。一方面認識到各民族文學在語言、技巧、地方傳統、審美趣味等方面的差異性與獨特性，另一方面也要確立共生、共享、共通與共進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推進新一輪學科、方法與理論的整合。我期待今后的民族文學理論與批評能突破身份和族別拘囿、跨越學科框架和觀念束縛，呈現出區域聯合、橫向學科互補、多媒體介質與跨文化交流的風貌。

六

記 者：從理論角度而言，新時代少數民族文學在不斷繁榮發展的同時，哪些方面需要加強，才能從“高原”走向“高峰”？

包明德：少數民族留存了豐厚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這些非物質文化遺產經過歲月的洗禮與人文的檢驗，臻萃為民族文化身份的重要標志，積淀成文學創作與文化建設的寶貴資源。我國向來重視“非遺”的保護、開發、創新與升華，近年來又作岀系列部署、岀臺系列舉措。2022年8月，專門召開了全國“非遺”保護工作會議。我國當代一些少數民族作家文學，與史詩、民間口頭傳承有著緊密的關聯。所以，只有熟悉《格薩（斯）爾》等史詩和民間口頭文學，才能更好地讀懂阿來的長篇小說《塵埃落定》《云中記》，方可領悟梅卓作品《神授·魔嶺記》之神韻，等等。《云中記》是作家阿來在汶川大地震十周年紀念日動筆創作的小說。作品以舉國上下抗震救災為背景，塑造了靈魂人物阿巴形象，表達了對河山的崇仰與刻骨的鄉情。文化的建設、社會的進步、文學的創作都不能脫離文明的積累與當今的實踐，阿巴這個形象就是作者從遠古的史詩、民間故事與口頭傳說中捕捉，并在對現實生活的觀照中加以過濾、提煉、加工后塑造而成的。在作品《塵埃落定》中所塑造的傻子少爺形象，與民間傳說中的阿古頓巴，在形與神上都有著或隱或顯的聯系。阿來能在創作中把漢語的博大精深與藏語的靈幻有機融合、熟練運用，從而使得他的作品洋溢著暢達的敘事張力與新奇的藝術魅力。在建設中華文化的視野中進行考察，蒙古族作家阿云嘎的長篇小說《滿巴扎倉》所表現的價值元素，就是要堅定智慧地保護和利用文化遺產，使之有效地服務于各族民眾，這與國家現代性文化建設形成有機的轉化對接。作家烏熱爾圖的腦海中，滿載鄂溫克族古老的神話、傳說與夢想，反映到他的文學創作中體現出的就是對山林的依戀、對動物的珍愛、對生態文明的呼喚與堅守。

此外，經典性的文學作品，是歷史、哲思、價值、詩情與藝術的有機結合體。在民族文學創作經典化求索的路上，必然與民族敘事、家國情懷、文化方向及人類眼光相遇。人們欣喜地看到，崇尚國家統一和文化強盛、講好中國故事、傳揚中國形象，是各民族優秀文學的主旋律。讀者期待我們的民族文學創作會在原有成就的基礎上再拓遼遠，攀登新的高峰，奉獻出更多更好的文學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