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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0月6日，法國作家安妮·埃爾諾（Annie Ernaux）憑借其“勇敢又確切地書寫從個人記憶中挖掘出的根源，疏離以及集體約束”榮獲諾貝爾文學獎。在其近50年的寫作生涯中，安妮·埃爾諾共出版了20余部作品，其寫作特色主要是從個體生活切入，關注社會問題，聚焦個人與時代的聯結，并且創造了一種融合個人史和時代史的“無人稱自傳”。除卻“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這個新頭銜之外，今年安妮·埃爾諾還嘗試了“第一次跨界”，她和兒子大衛·埃爾諾-布里奧（David Ernaux-Briot）共同導演的紀錄片《超八歲月》（Les Années Super 8）于5月在第75屆戛納電影節的“導演雙周”單元上亮相，并計劃于12月在法國院線上映。全片時長約一小時，原始素材來自于1972年至1981年間他們家用一部超8毫米攝影機拍攝的影像，后期經過剪輯，并配有安妮·埃爾諾本人親自撰寫和朗讀的旁白。

安妮·埃爾諾生于1940年，在諾曼底的小鎮伊沃托（Yvetot）長大，她的父母在當地以開雜貨店為生。埃爾諾先后在魯昂大學和波爾多大學主攻文學專業，畢業后成為一名中學法語教師。60年代前后，她嫁給了菲利普·埃爾諾（Philippe Ernaux），并生下兩個兒子：哥哥埃里克和弟弟大衛，后者也就是本片的另一位導演。1974年安妮·埃爾諾出版了第一部作品《空衣櫥》（Les Armoires vides），1983年出版了《位置》（La Place）并于次年榮獲勒諾多文學獎。在出版于2008年的作品《悠悠歲月》（Les Années）中，作家拋棄了第一人稱“我”（je），而是采用無人稱泛指代詞“我們”（on）進行寫作，通過一張張照片引出對過去的回憶，將個人的小事與時代的大事融合在一起，從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法國抵抗運動、阿爾及利亞戰爭、墮胎合法化、性解放、薩科齊當政等等，時間在她的筆下無情地流逝著。《悠悠歲月》一書出版后斬獲多個法國文學獎項，并且成為一代法國人，特別是一代法國女性的集體記憶。安妮·埃爾諾的文學成就不一而足，榮膺諾貝爾文學獎也是實至名歸。兒子大衛·埃爾諾-布里奧生于1968年，先后在安納西和塞爾吉-蓬圖瓦茲長大（正如紀錄片中所呈現的那樣），在大學期間他主攻科學方向，畢業后從事相關新聞節目工作，他參與了電視節目《E=M6》和《原來如此》，還為一些數字教育平臺編導了《機器劇場》《語料庫》《藝術與運動》等迷你劇。

《超八歲月》紀錄片海報

事實上，紀錄片《超八歲月》也可以看作一曲“六手聯彈”，因為其素材幾乎都是彼時安妮·埃爾諾的丈夫菲利普·埃爾諾拍攝的。表面上看，它是埃爾諾家的影像檔案，記錄了一家人在生日、圣誕、假期的日常圖景，但同時，它猶如一扇窗戶，呈現出當時法國中產階級的生活特征。正如導演安妮·埃爾諾所言：“當我回看我們在1972年至1981年期間拍攝的超八膠片時，我意識到它們不僅是一份家庭檔案，也見證了1968年后的十年間一個社會階層的品位、休閑、生活方式、熱愛與期待。我想通過引用我在那些年寫的日記，把這些無聲的影像融入到個人、歷史與社會的交匯敘述中。”超8攝影機拍攝的畫面均沒有聲音，安妮·埃爾諾為它們撰寫了文本，可以說，紀錄片《超八歲月》和作家的其他作品一脈相承，并且因影像的介入彌補了文字的短板，進一步拓展了其文本維度與豐富內涵。

作家筆下的幾個典型元素在紀錄片中清晰可辨。首先是社會階層。彼時安妮·埃爾諾的丈夫擔任安納西市副秘書長，一家人住在市政府分配的房子里。她在紀錄片中介紹，在當時，超8攝影機是一件比洗衣機和彩色電視更令人心動的東西。菲利普·埃爾諾拿到相機后熱衷于拍攝住所的裝飾，包括精美的墻紙、從古董店淘來的小玩意兒等等，它們和超8攝影機一樣，某種程度上成為當時中產階級的象征標志。不僅如此，在上世紀70年代，擁有“閑錢”的中產階級還熱衷于去遠方旅行。超8攝影機也記錄下了他們一家前往智利、摩洛哥、阿爾巴尼亞、英國、西班牙、葡萄牙等其他國家的畫面。1972年，在《新觀察報》的邀請下，埃爾諾夫婦二人來到智利，彼時總統薩爾瓦多·阿連德推行了一系列“智利社會主義之路”的規劃，包括進行大型工業國有化，給兒童提供免費牛奶，深化土地改革等等。在智利的所見所聞觸動了安妮·埃爾諾，她想起了自己在20歲立下的誓言：我要寫作，為我的階層復仇。鏡頭之下，個人的游歷與時代的變遷合二為一，安妮·埃爾諾以一個左翼知識分子的視角窺探著法國乃至世界的變化。

在紀錄片中還可以看到安妮·埃爾諾母親的身影，這一人物形象曾出現在《位置》《一個女人》等其他作品中，而母親所代表的社會階層正是作家拼命想要叛逃的階層。安妮·埃爾諾的父親去世后，母親便離開伊沃托來到安納西和他們一起生活。然而鏡頭下母親的形象略微顯得有些格格不入，她對家中墻上的裝飾有不同的見解，常常身穿一件帶口袋的花罩衫，或許是受到貧窮出身以及戰爭期間飽受饑荒之苦的影響，她總要在口袋里放一條手帕和幾塊方糖。安妮·埃爾諾說，母親和丈夫代表了其社會旅程的兩個端點：起點和終點。安妮·埃爾諾無疑實現了她的“階級叛逃”，但是這還遠遠不夠，她想要說的話還很多，甚至可以認為，她的文學之路恰恰開始于她有意識地對“階級叛逃者”這個社會學概念的探討與回應。

在《超八歲月》的獨白里，安妮·埃爾諾稱，她常常在沒有課的下午進行寫作，寫那些教育和文化如何讓她叛逃自己所出生的社會階級的故事。用她的話來說，在一個溫柔的年輕母親形象背后隱藏著一個秘密迷戀寫作的女人，這個女人想要把生活中的每一個事件全部寫進一本讓人感到震撼的小說之中。只不過，她的寫作都是秘密進行的，她沒有辦法告訴任何人，丈夫也好，母親也罷。當她陪同丈夫出席活動時，她心里想的都是家中藏在抽屜里的創作手稿，它宛若一顆定時炸彈，悄悄埋在這個看似幸福的家庭內部。夫妻二人的情感危機并非無跡可尋。超8攝影機拍攝的家庭畫面越來越少，親密時光似乎不復存在。安妮所接受的理念是自由和男女平等，然而在婚姻生活中，她所扮演的角色是“奶媽”，是“沉默的后勤管家”，甚至在紀錄片開頭，當她提到超8攝影機多是丈夫在使用拍攝，一部分原因也是根據夫妻共同生活里的性別分工而定。1980年夏天的西班牙之旅，安妮清醒又痛苦地意識到：“我在他的生活中已然是多余”。念完這句話，獨白便戛然而止，鏡頭轉向一場斗牛表演，呈現在觀眾面前的是一只逐漸筋疲力盡的公牛，最終躺倒在地，被拖出斗牛場。1981年，弗朗索瓦·密特朗當選法國總統，整個國家處處洋溢著充滿希望的喜悅氣息，然而，隨著《被凍結的女人》（La Femme gelée）的出版，家庭關系愈發緊張。次年，二人分開，丈夫帶走了超8攝影機，把之前拍攝的全部膠片和投影設備，還有兩個兒子，留給了安妮·埃爾諾。

時間流逝，膠片在角落里靜靜地沉睡著，直到很多年后的一天，安妮·埃爾諾和兒子再次觀看這些影像。塵封已久的回憶再度開啟，鏡頭里的很多人卻早已不在，包括安妮·埃爾諾的母親和前夫。在安妮·埃爾諾眼中，這些在時代大背景之下于不經意間拍攝的家庭生活碎片構成了一段無聲的時光，而這段無聲的時光需要用詞語賦予以意義。于是有了這部《超八歲月》。在紀錄片的最后，安妮·埃爾諾用溫柔卻充滿力量的聲音動情地說道：“這是一個家庭自傳的片段。對我而言，這也是一個能讓我回望人生至關重要的那幾年的契機，重新找尋一點點灑在過去之上的光芒，一束金色耀眼的光芒，就像那些年喬·達辛在歌曲《秋老虎》中唱的那樣。”

《悠悠歲月》中譯本出版后，安妮·埃爾諾特別撰寫了一篇“致中國讀者”，她在文章中提到，我們的語言、我們的歷史不一樣，但是我們生活在同一個世界上。無獨有偶。在作品合集《書寫生活》（écrire la vie，2011）的前言中，安妮·埃爾諾寫道：“既不是我的生活，也不是他人的生活，甚至不是某一種生活。生活的內容對每個人來說都是一樣的，但人們以各自的方式經歷著：身體、教育、對他人的歸屬、疾病、哀悼。”紀錄片《超八歲月》遠非簡單的懷舊，它見證了一個女人、一個家庭、一個階級和一個時代。個體的光芒照亮幽暗的歷史，集體記憶構建于個體記憶之上，今日的《超八歲月》與彼時的《悠悠歲月》遙相呼應，成為一本個體與時代的“影像之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