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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工人題材小說是班宇創作的一大特色，本文從情感與記憶的角度討論這一創作。蘇聯記憶在這些小說中頻繁出現，顯示出地域、個體、集體與主體等多重因素的復雜糾葛，釋放出多重歷史與意識形態的信息。在打撈歷史的同時，班宇也將觸角延伸到當下，關注工人在遭遇時代變遷之后的生存境況以及隨之產生的精神危機，在時間與空間的雙重觀照中體現深度關懷。在展示下崗工人的困境時，班宇仍為他們涂抹了一股暖色，為他們在重壓下的生活拼貼了溫柔、詩意和浪漫的一面。個人、集體、地域、國家、社會轉型等復雜問題被班宇編織纏繞為一體，并通過情感與記憶的維度獲得了新的打開方式。

關鍵詞：班宇 工人題材小說 情感 記憶

班宇以涉及工人題材的小說獲得了關注，但是他也并非被這一題材拘囿，《隱翅》《氣象》等小說就截然不同于工人題材作品。不過，工人題材小說在班宇目前的創作中反復出現，自然也成為一種值得探討的文學現象。

隨著西方人文社科領域“情感轉向”的持續高漲，文學領域也越來越關注作品中的情感問題。當然，情感問題本身就是文學理論的核心關切之一，情與文的關系在中國文論傳統中也始終被探討。陸機“詩緣情而綺靡”的文藝主張第一次明確地揭示了文學的情感本質，情感論的文學觀念在魏晉時期得以確立。在近代中國，梁啟超企圖用小說來開啟民智。他認為小說能帶給人哀、樂、怨、怒、戀、駭、憂、慚等情感體驗，而小說具有的“熏、浸、刺、提”①四種作用本質上也根植于人的情感。在西方文學理論的早期中國旅行中，情感觀同樣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話題。由景昌極和錢堃新翻譯的溫徹斯特的《文學評論之原理》中指出：“書之所以萬古常新者，亦以有訴諸感情之能力故耳。”“一書有表達某種感情之永久力者，則為文學矣。”②可見，情感在古今中外的文學理論中得到高度關注。與情感有關的是記憶，記憶并非僅僅指向具體事件，同時也與情感體驗緊密聯結，甚至是情感體驗本身塑造出記憶。由此，情感與記憶可謂一體兩面。同時，情感與記憶并不局限于個人，對集體事件的反映同樣也形成集體的情感與記憶。本文擬在情感理論歷史發展脈絡之上從情感與記憶的角度考察班宇的工人題材小說，希冀從情感與記憶的角度連接起個體與集體，在微觀和宏觀層面上考察作品中關于社會與個人的諸多問題，揭示社會、現實與歷史的多重信息。

一、頻繁出現的蘇聯記憶

班宇的小說中常常出現與蘇聯有關的表述，例如《夜鶯湖》中民間樂團演唱的蘇聯歌曲、女演員唱的格魯吉亞民歌以及斯大林的四句話。不過，這些與蘇聯相關的表達更多地出現在他涉及工人題材的小說中，這些表述有直觀顯露也有幽微隱藏，其中體現得最為明顯的是對建筑外觀的描繪。例如《滅點》中四層的教學樓是“復刻蘇式建筑”③，《工人村?古董》中對于工人村內的建筑這樣描繪：“村落一般的建筑群，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興建，只幾年間，馬車道變成人行橫道，菜窖變成蘇式三層小樓，倒騎驢變成了有軌電車，一派欣欣向榮之景……”④《我年輕時的朋友》雖非完全由工人題材構成，但涉及工人的情節在小說的前半部分占據重要比重，并且與小說的敘事走向密切相關，因此同樣也可以放在工人題材小說的標簽下討論。作品中對教學樓這樣描繪：“主教學樓是蘇聯人設計的，沿街而落，坐北朝南，總共三層，左右以中軸對稱，近似涅瓦河畔的冬宮，一把靈匕鍘入大地的腹中，孕育著圣母、圣徒與圣子。始建于1951年，蓋了兩年半，中途停工一段時間，許與國際形勢有關。外墻斑駁，經年涂改，標語被拆成了筆劃，如同折線，向上延至無盡。頂部鑲著一顆泛暗的鋼制五角星，原本底下還有一柄斧頭和一把鐮刀，于1958年某日連夜拆除，去向不明，僅存這顆五角星，重新釘嵌，移至正中央，風雨不蝕，透著幽沉的赤色。”⑤這兩處描寫分享著相同的時間，同時也指向相同的空間——不光是建筑所坐落的東北，還包括1950年代深深影響東北的蘇聯。由此，這些關于建筑的描寫也構成了地理風物志，釋放出豐富的歷史訊號。

在師法蘇聯的1950年代，中國的城市規劃也深受蘇聯影響。建工部（城建部）先后邀請了穆欣、巴拉金、薩利舍夫作為蘇聯城市規劃專家來中國指導工作，沈陽連同武漢、南寧、鄭州等城市規劃都在蘇聯專家的言傳身教下完成。列斐伏爾所謂“今日之中國，類似昨日之蘇聯”⑥即是在都市空間與意識形態上表達兩者的關系。而在蘇聯對社會主義城市是工業城市的認識下，大批符合“集體居住”理念的住宅群開始出現。⑦這也正是小說《工人村》出現的宏觀歷史背景。具體到《工人村》與沈陽的關聯上看，沈陽市政府于1952年9月按照蘇聯設計的“三層起脊悶頂式住宅”圖紙開始進行工人村住宅建設。⑧文中“蘇式三層小樓”即是基于歷史真實。如果說《工人村》展示了蘇式工人住宅所營造的“欣欣向榮之景”，那么《我年輕時的朋友》中的蘇式教學樓則充滿破敗的氣息，作者將這座教學樓比作冬宮，并且在對其描述時用了圣母、圣徒與圣子等宗教術語，從而也以宗教的神秘化和神性色彩消解了社會主義風格建筑擁有的政治莊嚴。兩篇小說中的蘇聯風格建筑書寫看似走向不同的歷史時間節點：工人村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社會轉型中成為落伍的象征，致富能手也不再蝸居于工人村，而是另辟新居；蘇式教學樓早在1950年代就顯示出頹敗的一面，而1950年代末期建筑物上象征標志的拆除也暗示了某種聯結的斷裂，教學樓本身也在1990年代岌岌可危。但無論是工人村初期的整潔美好，還是教學樓如冬宮般的莊嚴壯麗，最終都在直線向前的歷史之流中成為廢墟，與蘇聯的種種緊密關聯在經過了歷史的間離后成為了遙遠的記憶。這些記憶帶著悲傷、壓抑的基調，同時也透露出哀悼與懷念的情感。

這種基于記憶的懷念之情并非單純指向蘇聯，而是指向社會主義集體時期師法蘇聯所形成的政治經濟體制。社會主義制度下享受榮光的工人階級與城市形成天然的親緣關系，工人、工業與城市三者凝聚匯合，成為工人想象自身身份的多重意義位點，而當主流意識形態斗轉星移之后，曾經被視為主流意識形態詢喚出的個體也在位點的層層移除過程中陡然跌落。班宇曾在訪談中指出自己對工人這一群體非常熟悉，這些形象出自他的父輩，或者父輩的朋友。“他們的部分青春與改革開放進程關系密切，所以其命運或許可以成為時代的一種注腳。”⑨由于自身家庭和父母是國企改革的親歷者，所以他的作品也有“替父輩代言”的隱喻。⑩在這些作品的創作中，他也分享了父輩一代的情感，借助蘇聯記憶在對時間和空間的雙重回溯中展示了與社會歷史變遷有關的內容及心態。

或許對蘇聯記憶表達得最為明顯的是《空中道路》。小說以多線敘事展開，穿梭于不同時空。其中的一條主線即是沈陽鐵西區的工廠工人班立新和李承杰偶然相遇并結伴出行，他們在坐纜車時遭遇了一次“空中危機”：纜車在半空中停止不前，并且天公不作美，電閃雷鳴還下起了冰雹。在車廂里的李承杰身體不適，隨時可能栽倒下去。班立新讓李承杰給自己講一講《日瓦戈醫生》的內容來分散注意力。這是小說第三次提到這本書。而對《日瓦戈醫生》的前兩次提及無不彰顯兩位工人在文化趣味上與知識分子的差異。在第一次提及該書時，李承杰承認了自己的一次誤認，之所以借這本書是因為他以為這本書是講白求恩的。在對白求恩的接受過程中，發揮最重要作用的文本或許是毛澤東的《紀念白求恩》，而《日瓦戈醫生》所流露的在長時段戰爭與動亂中對人性的豐富思考和《紀念白求恩》中反復出現的“國際主義的精神”“共產主義的精神”也形成悖謬關系。邁斯納認為《紀念白求恩》等文本在1949年后被經典化后所形成的意識形態一直影響人民，這似乎也解釋了為何李承杰會以為一個有著外國名字的醫生是白求恩。邁斯納指出：“中國人民尤其是中國青年不斷地受到教育，被告知自私是罪過，自我克制是美德，努力工作、儉樸、自我約束、勤奮和忠誠是合乎道德的箴言”。“艱苦奮斗和努力工作的苦行主義價值觀武裝起來的群眾，在現實中，將以積極的生活態度著手建設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11由此，李承杰對《日瓦戈醫生》的初次指認即是在上述層面完成，從而與蘇聯文學中其他更多具有人性內涵和精神內蘊的遺產擦肩而過。小說中第二次提及《日瓦戈醫生》是李承杰向班立新講述書中的部分情節，李承杰自然不太理解書中情節，只能以非常簡單的方式講述，而班立新同樣也無法接收，只能將其以非常通俗化，甚至是“工農化”的方式理解：“可能就是歌里面唱的，妹妹你大膽地往前走，莫回呀頭，通天的大路，九千九百九十九。”12第二次誤認則彰顯了工人文化水平的低下，其無法進入書籍的世界。有趣的是，在這里存在一個悖謬：這本書正是從廠里圖書館借的。作為國有體制工廠下的員工，圖書館是李承杰開展文化生活的空間，是他工廠工會賦予他的福利，同時這也是工廠為了提高工人文化水平所設立的場所，本身帶有一定的教化意味。這種在文化層面上的教化始于1950年代，“速成識字運動”中重要的一項內容即是對工人掃盲，借由掃盲來提高工人的文化素養，繼而提高政治參與與專業技術水平，塑造社會主義新人。李承杰的借書背景實際上有著久遠的歷史脈絡。然而，這兩次誤認并沒有實現理想中的文化熏陶，反而是重回了傳統工人階級想象和理解自身的方式。在第三次提及《日瓦戈醫生》時，處于危急狀態中的李承杰也只能幾近胡言亂語地講述書中內容，而班立新似乎也沒有在聽。于是，兩人在第三次談論這本書時，仍未能進入作品情景。通過這三次對《日瓦戈醫生》的談論，李承杰和班立新恰恰規避了對蘇聯歷史文化遺產中知識分子面向的接受，而仍舊將自己圈束于傳統工人階級，這不僅并非是對蘇聯記憶的背叛，而且還是一條堅固的蘇聯道路。兩人看似是在拒絕蘇聯符號，但實際跨越了歷史的縱深，喚醒的是深層的蘇聯記憶。

這種記憶帶來的主人翁心態在李承杰從高空中對城市進行規劃的行為上有鮮明體現。被困在纜車里的李承杰突然向班立新說起了一個關于城市規劃的想法。

我始終覺得，現在的城市規劃有問題，有大問題，我們的生活不夠立體， 只活在一個平面上，太狹隘了，其實我們可以開發空中資源，打造三維世界，像這種纜車一樣，改造成空中的公共汽車，不用這種纜繩，不安全，受氣候影響太大，直接用吊車，抗風、不掛霜、結實，比方說，我會開吊車，那么我可以作為一個中轉站的司機，你要去太原街，好，上車吧，給你吊起來，半空劃個弧形，相當平穩，先掄到鐵西廣場，然后我接過來，抓起來這一車的人，打個圈，掄到太原街，十分鐘，空中道路，你看著空無一物，沒有黃白線和信號燈，實際上非常精密、高效、暢通無阻，也不燒油，頂多費點兒電，符合國際發展方向。13

李承杰在高空中以俯視的視角審視城市，并且在“指點江山”的過程中產生主人翁的心態。從高空中俯視城市的視角類似柯布西耶在1930年代所主張的以飛機作為工具從空中規劃城市的想法，空中鳥瞰視角以眼睛的直接經驗獲取了依靠理性智慧進行分析、比較和演繹才能得到的知識，“直接觀看顯然是比用大腦思考更有力度的認識方式”14。也是在鳥瞰城市時，李承杰才對城市有了更為深入的認識。如前所述，沈陽在共和國初期由蘇聯專家參與規劃。而李承杰這一番“打造三維世界”的樣本即是基于沈陽。質言之，李承杰是在蘇聯專家規劃的基礎上發揮了自身工人階級的主體性，依托“以我為主”的心態顯示了對自身城市的護衛。在空中的城市規劃成為蘇聯記憶與共和國工人階級的連接點，對蘇聯道路的模仿也內生出自身的工人階級主體性，這種主體性憑借李承杰吊車司機的身份得到了很好的發揮，這番看似空想的城市規劃反而根植于專業技術背景，在充分形塑起自身擁有專業知識和技術的工人階級身份的同時再一次復現了工人、工業與城市三者的緊密聯結。

班立新聽完李承杰的規劃后認為李承杰開吊車實屬屈才，但是李承杰卻不認同班立新的評價，認為這是大勢所趨。李承杰所秉持的觀點實際上也和“勞動分工無差別”的觀念有共通之處，個體融入集體之中并為集體的事業孜孜不倦地奉獻，這是對1950—1970年代勞動人民的記憶，小說在此處也重返了這一點。當李承杰設想自己開吊車時，消遣的方式已經不再是讀《日瓦戈醫生》，變成了聽帶有強烈民族色彩的廣播《薛剛反唐》。這一點恰恰暗示了“未來社會主義城市”的性質歸屬。這樣一座社會主義城市在李承杰的設計中能極大節約時間成本，由此，《日瓦戈醫生》再一次被提及。班立新認為，如果有這樣一系列的“空中道路”，《日瓦戈醫生》中的人物就能及時到醫院，從而避免死亡。這種極其樸素的情感在符合傳統工人階級的感受系統時，也將蘇聯時代的城市道路與“未來社會主義城市”進行對比，從而確立了本土性生長的“未來社會主義城市”的優越性，敘事也最終完成從植根蘇聯經驗，到重返蘇聯記憶，最后再到確立自身主體性的過程，在記憶與情感的維度指向蘇聯之后終于重回自身。

二、社會的劇變與情感的發生

“工人下崗”是班宇諸多小說關注的問題，甚至可以說是班宇小說最為突出的特色。下崗現象是重要的社會事件，是中國社會經濟轉軌過程中發生的一次重大震蕩。它的產生與1992年中共十四大后推出的市場經濟改革有關。在市場經濟改革背景下，政府遵循“全面改革路線”，采取多項措施，其中就包括退出國企，直接推行“下崗分流減員增效”的國有資產市場化改革。中國人在付出數千萬國企職工下崗待業的巨大代價后，終于在1996年實現對于經濟危機的“軟著陸”。15這樣的重大事件影響著各行各業的勞動者，尤其是東北，作為共和國重要的工業布局區域，在這次事件中首當其沖。班宇對這一事件的聚焦既是從自身的成長環境出發對遭遇沖擊的“老東北工業基地”進行地域表達，也是站在社會和個人的維度關注重要事件造成的社會斷裂及其產生的復雜后果以及其中的情感癥候。

工人階級作為現代民族國家政治認同的主體享有特殊的地位，而城市與工人的親密關系也使得許多鄉下人想要通過成為工人進而獲得城市戶籍，這在1950年代的經典文本《創業史》和《山鄉巨變》中均有所體現。徐改霞最初渴望考取工廠離開鄉村，盛淑君也曾希望獲得工廠的工作機會進而在縣城扎根。城鄉二元體制與工農身份對位搭配的局面使得工人既享受著城市的滋養，內心又有極大的優越感，這種優越感的一個重要來源即是工人在社會主義集體時期享受著多種福利，多項政策與配套措施同時保障著工人的工作和生活。例如《空中道路》中班立新和李承杰獲得了外出度假療養的機會，而班立新的媳婦也憑借家屬的身份得到了這一次機會。然而當國有企業改革之時，這些曾經看來習以為常的福利不僅不再存在，甚至工作本身是否可以繼續都是問題。工人的光環在國企改制的浪潮中漸漸黯淡，工廠被出售又被轉讓，班立新比從前更加辛勤地工作，待遇卻只有原來的一半。李承杰甚至比班立新更早下崗，在下崗之時還曾感嘆：“以前不甘心一輩子開吊車，現在覺得，要真能開一輩子，倒也沒啥不好。”16這一點與李承杰在高空所規劃的“未來社會主義城市”形成對比。曾經不甘心重復一份工作的情緒在對未來的理想設想中被稀釋成“勞動分工無差別”的社會主義集體情感，但在高空中產生的社會主義建設者的自豪之情此時卻成為了對獲得一份工作茍且謀生的希冀，集體時代的消隱讓個體得以浮出水面的同時卻也帶來了主體危機，高空中暢談的激情終究抵擋不過墜落時的幻滅。在吉登斯看來，“只有依據基本安全體系——本體安全感之源泉——這一唯一途徑，個體方能體驗到與包含著他人和他物的那個世界相關的自我，而這一世界經由基本信任在認知上被組織起來”17。如果將國企改制視作一次社會經濟生活上的現代性事件，那么這次現代性事件所帶來的正是本體安全感的喪失，李承杰、班立新不僅失去特定身份，而且也因脫離基本安全體系影響生活，在自我認知的漸漸破碎中變得比原先頹唐。

韋勒克和沃倫在其經典的《文學理論》中曾經說過，“某個‘一代’的統一聯合體似乎是由以下這樣的社會和歷史事實形成的，即只有在某一特定年齡上的一批人才能在同一個敏感的年齡時期內經驗到如法國革命或兩次世界大戰這樣重要的事件”18。共同承受了重大歷史、社會事件的同一代人會形成代際特有的社會文化心理。這種共同經歷重大事件的代際特有的心理與雷蒙德?威廉斯所謂的“感受結構”相契合。“對于感受結構這一概念來說，根本涉及的與其說是一個階級或一個社會，倒不如說是一代人。”“存在這樣一種共同的經驗，在分析中會認識到，當一個人對照社會整體可以分離的局部衡量這部作品的時候，仍然還有一些因素在外部找不到對應。我相信，這種因素就是一個時期的感受結構，它只有作為一個整體，通過藝術作品本身的經驗才是可以認識的。”19經歷了社會陣痛的父輩一代有著共同的感受結構，子一輩希望理解這種感受結構并將之訴諸藝術作品，用藝術作品本身的經驗觀照外部的空缺，從而有了小說的呈現。《空中道路》中一條線索即是作為子一輩的“我”在回憶過往。小說的開篇即講述了還在讀小學的“我”在讀雨果的《九三年》，這一革命涌動的年代也恰恰暗中對應出了韋勒克和沃倫所描述的“‘一代’的統一聯合體”，不過“我”并非屬于對法國革命有感知的一代。敘事緊接著轉向“我”在1998年從鋪天蓋地的新聞中聽聞洪水，這同樣是一次重要的歷史事件，構成“我”的社會記憶，這才是屬于“我”的一代記憶。父親此時也回憶起李承杰“未來社會主義城市”的設想，認為這種設計能降低受災程度。于是，這一事件成為集體記憶與私人記憶的接榫處，子一輩的記憶與父輩的記憶在對接中逐漸融合，子一輩也開始慢慢進入父輩的世界。

父輩所經歷的“國企下崗潮”在其他小說中也有體現。《雙河》中敘事者“我”在講述故事的過程中又創造了一個故事，嵌套了一個關于“父親”的故事，在這樣一個故事中，同樣表現了子一輩嘗試進入父輩記憶，并與父輩分享情感體驗的沖動。故事中的父親在1997年的變壓器廠增效減員計劃中主動下崗，把就業的機會留給徒弟崔大勇，下崗后的父親開起了摩托車修理店，之后的故事也走向懸疑。父親讓崔大勇打造了一把鋼珠槍，拿到槍沒多久后父親死亡。于是崔大勇鎖定工廠技術員劉寧，對其進行盤問，懸疑故事的結局混沌未明，但是劉寧所描述的一番話卻揭示了父親一輩人的生存處境：“當時他病了，挺重，但家里誰也沒有講。”20下崗后的職工缺失了必要的保障體系，重病之時或因經濟狀況尋求解脫。這也正是1990年代中后期的社會現實，在政府“下崗分流，減員增效”的計劃下，數千萬國企職工被強制性下崗，許多人被買斷工齡，成為無工作、無住房、無保障的“三無”群體。21單位制的形成改變了傳統中國宗法血緣的基本聯系方式，在組織上反映出中國推進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努力，而這些進入城鎮國營經濟中就業的社會主義財富的直接主人曾享受到“工資、福利和保險等一整套囊括生老病死全部內容的保障”22。但是，在國企改制的浪潮中，這一切都如同過眼云煙。“城里人痛苦地告別了‘生老病死有依靠’的、與北歐福利社會主義國家相似的傳統體制、失去了相對于鄉下人的最大的‘身份優勢’。”23這也正如西方學者William Hurst所言，“曾經的社會主義勝利者在如今的后社會主義階段卻變成了失敗者”24。

國有企業改革同樣也影響了技校的發展，以往給國有工廠輸送技工的技校如今不包分配，畢業生需要自尋出路，這也正是《洪水之年》中“我”的處境。在這種情況下，父親仍然想辦法把“我”安排進工廠，不過只能調入銷售科。而父親所在的浸漆組也面臨即將到來的集體下崗問題。子一輩與父輩在此時終于分享了共同的社會事件，下崗的危機構成父子兩代人的跨代際經驗，也正是在這種跨代際的危機時刻，敘事的重心轉向“我”，“我”構成之后故事的中心。在經濟蕭條的變壓器廠里，“我”剛上班時無所事事，沒有真正的銷售任務，倒是要學習有關變壓器的各種知識，尤其是歷史知識。在與周科長的聊天中“我”經常需要回顧歷史，例如“沈變是與新中國一起發展壯大的，從 1949年起由一個小型干式變壓器廠發展成中國最大、技術最先進的國家重大技術裝備企業”。對歷史的回溯看似是在繼承傳統，實際上頗有借光輝歲月聊以自慰的哀傷之情，老皇歷終究不能為新問題提供解決方案。在對誕生史的回顧過程中強調工廠與新中國的共生關系，實際上也是在被“拋棄”的過程中嘗試維系的一種情感聯結與自我確證式的身份想象。當然，這種一廂情愿式的緬懷并不能解決實際問題，變壓器廠依舊發不出工資，需要“我”代表廠里去電廠討薪。“我”的討薪之路困難重重，因為發不出工資并非個別工廠的現象，而是國企體系的整體創傷。電廠財務科的李薇是部門留下的唯一人手，但是卻在忙著準備廠里關于香港回歸的知識競賽。由此，一層悖反關系得以出現：在國企改制的大背景下，工廠卻仍然緊跟時事，積極配合主流意識形態的文化實踐，自身千瘡百孔卻仍將自身視為集體事業的一個原子。忙著準備競賽的李薇對“我”說：“……其中最高的山峰叫共產主義峰。在共產主義峰上，一切都將得以解釋，也包括愛恨和生死。”這番話也激活關于社會主義集體時期的記憶，尤其是狂熱的、不顧一切的紅色信念。然而，這種仍將自身視為與祖國同呼吸共命運的想法并未獲得理想的結局，電廠自身問題難以解決，只能按照應付款的百分之四十交付給變壓器廠。“我”被小柳欺騙，將拿回的資金打入私人賬戶，周科長卻帶著小柳跑了，變壓器廠員工未能拿到工資。兩個工廠在與民族國家分享共同情感之時卻都陷入困境，無人施以援手。子一輩沒有父輩所肩負的歷史重負，因而也能在社會的結構性變遷過程中生發出自身獨特的情感體驗，正如“我”對李薇所說的那樣：“跟你這個鎮電廠的出納員，到底有啥關系啊。”25個體情感的流溢是對過往記憶的終止，也是新的情感與記憶的生長點。

三、危機及出路的可能性

國企改制所造成的下崗潮作為一次重要的社會事件給下崗的工人帶來一場前所未有的危機，班宇也描寫了下崗之后這些工人的出路。除了上述《空中道路》《雙河》之外，也有其他作品表現了工人在下崗之后的生活。這些生活似乎孕育著一場又一場危機。

《槍墓》中“我”講述了一個故事提綱，這個故事與下崗工人有關。在這篇故事提綱中，沈陽在1996和1997年發生了“七八”“十一五”和“三九”三次持槍殺人搶劫事件，事件的主犯是肖知仁和肖知禮，他們是下崗工人。事件還牽扯出了提綱主線中的主人公下崗職工孫少軍。這些下崗工人為了生計，采取了非常極端的手段，其中孫少軍之所以加入這一團伙的一個重要原因即是兒子孫程繳納九千元即可進入重點中學就讀，“但這筆錢對孫少軍來說，的確很難負擔”26。在巨大的生計壓力面前，孫少軍不得不想方設法突圍，這種突圍并非是為了當下，也是在播種下一代的希望：如果孫程沒能讀好學校，接受良好的教育，是不是又會重蹈覆轍，走上他的老路？孫程最終偶遇曾經的收容遣送站副站長楊樹，他曾抓走繼母吳紅和羞辱孫少軍，是導致孫家最終落魄潦倒的重要人物，舊敵的突然出現也讓孫程醞釀一次新的殺戮。由此，下崗工人所造成的不光是社會穩定問題，同樣也有情感創傷，這種情感與記憶不斷延續，并產生危機。故事提綱中危機的產生有一個原因即是楊樹的私人特權，這種特權配合著收容教育等特定歷史時期遺留物在讓孫少軍一家困難重重的同時也與孫少軍的身份形成對比：曾經同樣是社會主義光榮的建設者，同樣享受著國家地位上的傾斜，甚至在廣義上都可以視作是“吃公糧”的人，如今卻天差地別，“這些中國社會主義時代的‘主人翁’現在通過所謂市場改制落入了‘弱勢群體’的范疇”27。這一系列的行為以及帶來的后果正像是吉登斯所謂的“過去的時間融入了現在的實踐，同樣，伸向未來的地平線也與描述過去的曲線彼此交錯”28。向歷史質押的種種危機終于在現在悉數償還。危機時刻的情感不僅指涉當下，也在叩問現實與歷史的連結，“拋包袱”的時候為何偏偏只拋棄了某些群體？這些群體在生活面前作奸犯科又是誰的責任？這無疑是作品啟發讀者進行深入思考之處。

除了由下崗造成的社會治安問題之外，班宇在小說中也表現了工人下崗之后的出路。《工人村?鴛鴦》中的劉建國和呂秀芬夫婦在下崗后開了一家足療店，但并不是正兒八經的足療店，而是在姐夫的庇護下做起了情色生意。姐夫不光收取回扣，而且還在語言、精神上對夫婦二人形成壓迫，夫婦二人為了生計笑臉相迎，忍氣吞聲，仿佛淪為姐夫的傀儡。《工人村?超度》中的董四鳳和李德龍開始“跳大神”，依靠裝神弄鬼為前來詢問的人提供來自陰間的回答，在日復一日的欺騙他人與自我欺騙之中度日。這兩個文本正好顯示了工人所遭遇的時代危機以及其中的內涵消解。姐夫對工人的變相壓迫即是破壞了“生產-保護”的社會主義式社會運行模式，然而，這種狀況卻無法擺脫，地位的喪失使得夫婦二人陷于此境卻無法自拔，這正是小說所展現的危機之后——看似可能的出路仍然是新的陷阱。裝神弄鬼的董四鳳和李德龍則在另一向度上破壞了工人本身的純粹，封建迷信活動在社會主義集體時期被嚴格取締，而且也并不常見于工人身上。29敘事上荒唐的拼接形成極深的諷刺，通過充滿東北風味的語言和情節諷刺了市場經濟下的亂象頻發，繼而又通過亂象的產生反詰工人主體精神內核的消亡殆盡。在主體地位已經跌落的情況下，如果連曾經擁有的文化價值都變得岌岌可危，這才是現實危機之后的又一場精神危機。

兩個文本提供了下崗所造就的生存壓力下關于歷史與精神脈絡的諸多思考。據資料顯示，1952年興建的沈陽鐵西工人村規劃整飭，內部設施完善，除了住宅區以外，還擁有行政區、公園、圖書館、運動場、游樂場、電影院等功能齊全的場所。30“工人的階級意識不是在生產過程中，也不是在工廠中形成的，相反是在遠離工廠的生活社區中形成的。”31這樣一個社會主義社區曾經居住的是單位制下形成的“光榮共同體”，但是這樣的共同體及其居住、生活空間在歷史的風化下已經面目全非、烏煙瘴氣，《工人村》同時展示了物理實體以及傳統精神向度的消亡，其中不乏悲悼的情緒。

觀看足球比賽是班宇小說中經常出現的情節。例如《逍遙游》中許玲玲的前男友在環保局上班，他的興趣愛好就是看球踢球，許玲玲也陪同看過幾次球，兩人可能存在的身份差異在對足球比賽的沉浸中消弭。在班宇的工人題材小說中，觀看足球比賽也成為工人在下崗的危機來臨后的心理調適方法，也正是在這一活動中工人重拾尊嚴，重新想象自身與他人的關系，在內心中重新獲得平衡感。《渠潮》中李迢和滿晴晴在屋頂上觀看鐵西體育場舉辦的中外足球友誼賽，在比賽過程中發生了一次巨響，甚至讓場上球員都愣住了，原來是“西側那一排房由于爬上去太多人，房頂不堪重負，直接造成坍塌，煙囪、瓦片和看球的人一并栽下來，卷在煙塵里，聲音四起，紛亂復雜”32。值得關注的也正是這一群“樓頂上的觀眾”，他們冒著生命危險踐行自己的愛好，在對這項愛好近似瘋狂的實踐中個體身份已經不再明顯，人與人之間的關聯只剩下共同的狂熱。這也與《去五里河》中出現的沈陽海獅隊隊歌形成互文關系：“我們的海獅劈波斬浪，我們的海獅奔向前方，所有的沈陽人都是兄弟姐妹，肩并肩手拉手站在你的身旁。”33由愛好所形成的地域集合泯滅了其他差異，只剩下兄弟姐妹作為唯一的指認方式。這篇小說還展示了在危機中的情緒消化以及矛盾的和解。“我”的父親下崗后靠二手摩托車拉客，在此過程中認識了同為下崗工人的肖樹斌，便與肖樹斌一同看過幾次球。肖樹斌有一天突然借走父親的車，從此消失無蹤。突然，在一次看完球坐公交車回家的路上，“我”和父親在橋洞里看到了衣著單薄的肖樹斌。“他看見載滿球迷的無軌電車駛過來時，忽然瘋狂地揮舞起手中的旗幟，像是要發起一次沖鋒。”34父親在此刻原諒了肖樹斌。本就下崗的父親連謀生的工具都被騙走，但是父親卻在目睹肖樹斌全情投入的舉動的瞬間將這一切都拋之腦后。下崗后的生存危機、被騙后的壓抑以及無聊時的困頓迷茫都在看球的情緒體驗中冷卻乃至消失，投入熱愛的事物并以激情與詩意將其包裹，或許才是在遭遇一系列危機之時真正的出路，這也是為何父親最初想不通“一個人怎么能如此輕松地放棄自己所熱愛的事物”35的原因。班宇在訪談中曾說：“東北是經歷過大變遷的，人們的生活也確實經歷了變故，卻并沒有窮途末路，每個人都活得特別頑強。”“東北人又先天有頑強的、樂觀的精神。”36小說中對人物觀看足球的描繪正生動地體現了這一點。危機的真正擺脫并非真實困境的永久解除，而是心理上的美學升騰，唯有詩意與執著的熱愛才是危機降臨之時的涉渡之舟，這既是對現實生活的描寫，也是對危機之后人們如何調適的深切期待。

結 語

蘇聯記憶在班宇涉及工人題材的小說中反復出現，這些記憶在時間與空間、歷史與現實的深度關聯中被重新打撈，展示出錯綜復雜的聯系。這些記憶同時也觸及關于工人身份的生成與演化的諸多問題，蘇聯記憶與工人身份也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成為社會文化的關鍵詞。班宇在描寫工人的境況時也將觸角延伸到當下，關注工人在遭遇時代變遷的危機之后的生存境況，但蘇聯與工人兩種標記也常常疊合，例如《滅點》中關于工人下崗的描寫：“橋梁廠宣布解體，萬人失業，沒有哀號，反而是無盡的沉默，像浪花一樣，一波一波向外擴散。‘解體’這個詞兒是從新聞里學來的，最早用在蘇聯身上，后來每逢工廠倒閉，工人也都愛這么講，仿佛能陡增幾分優雅。”37對于遭遇下崗危機的工人們，班宇為他們涂抹了一股暖色，從而在表現他們在重壓下的生活時依然拼貼了溫柔、詩意和浪漫的一面，也正是這些充滿人性的美好因素使得關于工人的敘事不再沉重與苦澀，在活潑、輕盈的氛圍中又透著堅韌。

詹明信認為，“第三世界文本，甚至那些看起來好像是關于個人和利比多趨力的文本，總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來投射一種政治：關于個人命運的故事包含著第三世界的大眾文化和社會受到沖擊的寓言”38。雖然詹明信這一經典理論的出發點是以第三世界作為外部來觀察西方中心，但并非不能為第三世界國家的文化提供新的認識。事實上，這一論斷同樣也適用于對班宇作品的解讀。空間所包含的內外關系，時間所容納的歷史演變以及個人與集體的交融與分離都全部纏繞在一起，成為彼此難以分割的復合體，情感與記憶正是進入這一復合體的一個突破口，或許也是認識班宇小說的新維度。

注釋：

① 梁啟超：《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新小說》1902年第1卷第1期。

②[英]溫徹斯特：《文學評論之原理》，景昌極、錢堃新譯，商務印書館1927年版，第22、36頁。

③ 37班宇：《滅點》，《作家》2020年第1期。

④班宇：《工人村?古董》，《冬泳》，上海三聯書店2019年版，第174頁。

⑤班宇：《我年輕時的朋友》，《鐘山》2021年第4期。

⑥[法]亨利?列斐伏爾：《都市革命》，劉懷玉、張笑夷、

鄭勁超譯，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129頁。

⑦參見趙晨、申明銳、張京祥《“蘇聯規劃”在中國：歷史回溯與啟示》，《城市規劃學刊》2013年第2期。

⑧ 參見劉放、王健《沈陽：工人村的變遷》，《中國檔案》2008年第1期。

⑨ 朱蓉婷：《班宇：我更愿意對小說本質進行一些探尋》，《南方都市報》 2019 年5月26日。

⑩ 參見林、班宇《構建新先鋒的東北敘事模式——與青年作家班宇的對話》，《渤海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3期。

11 [美]莫里斯?邁斯納：《馬克思主義、毛澤東主義與烏托邦主義》，張寧、張明康等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11、112、115頁。

12 13 16班宇：《空中道路》，《上海文學》2018年第5期。

14[美]安東尼?維德勒：《攝影城市規劃：從空中到地面規劃城市》，《城市文化讀本》，張玫玫譯，汪民安、陳永國、馬海良主編，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391頁。

15 21 23參見溫鐵軍等《八次危機：中國的真實經驗1949—2009》，東方出版社2013年版，第79—81、8、104頁。

17[英]安東尼?吉登斯：《現代性與自我認同：晚期現代中的自我與社會》，夏璐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42頁。

18[美]雷?韋勒克、奧?沃倫：《文學理論》，劉象愚、邢培明、陳圣生、李哲明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4年版，第309頁。

19[英]雷蒙德?威廉斯：《政治與文學》，樊柯、王衛芬譯，河南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146—148頁。

20班宇：《雙河》，《青年作家》2019年第1期。

22路風：《單位：一種特殊的社會組織形式》，《中國社會科學》1989年第1期。

24William Hurst,The Chinese Worker after Sociali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1.

25班宇：《洪水之年》，《鴨綠江（上半月版）》2017年第2期。

26班宇：《槍墓》，《山花》2018年第10期。

27汪暉：《改制與中國工人階級的歷史命運——江蘇通裕集團公司改制的調查報告》，《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紀的終結與90年代》，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版，第312頁。

28[英]安東尼?吉登斯：《現代性的后果》，田禾譯，譯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92頁。

29中共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即在廣大農村地區開展破除封建迷信活動，內容包括批評教育、控制迷信品的生產流通等。對于工人群體，中共同樣也把工人的啟蒙教育作為自己一項極為重要的任務，例如北平和平解放后中共北平市委就開始組織工會對工人進行教育，力圖使工人克服愚昧的傳統觀念。參見李曉晨《新中國建立前后華北農村破除迷信探析》，《中共黨史研究》2005年第4期；《解放初期北京工人的政治啟蒙教育》，《北京工人》1998年第6期。

30參見周大鳴、劉家佶《城市記憶與文化遺產——工業遺產保護下的中國工人村》，《青海民族研究》2012年第2期。

31陳周旺、汪仕凱：《工人政治》，復旦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105頁。

32班宇：《渠潮》，《十月》2019年第2期。

33 34 35班宇：《去五里河》，《芒種》2018年第9期。

36丁楊：《班宇：父輩的落差感折射到我身上，反映到我筆下》，《中華讀書報》2020年6月3日。

38[美] 詹明信：《處于跨國資本主義時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學》，《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詹明信批評理論文選》，陳清僑等譯，張旭東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年版，第523頁。

[作者單位：南京大學中國新文學研究中心]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