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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俞勝的長篇小說《藍鳥》在小說主題與意涵上，與1980年代路遙的小說《人生》具有高度的互文性。《藍鳥》可以說是一部新時代的《人生》文本，主人公畢壯志的人生經歷是對早先的高加林的人物形象的再生長，也是對我們業已形成的對于高加林以及《人生》的深刻的人物記憶與時代記憶的“再生長”。從路遙《人生》到俞勝《藍鳥》，表現出了城鄉二元對立結構模式下呼喚現代化到城鄉融合、融入現代化的嬗變，《藍鳥》較《人生》在愛情主題書寫方面表現出諸多嬗變，《藍鳥》與《人生》相較也表現出當代生活方式的流轉變遷和敘事上的探索與新變。它所表現的農村知識青年的成長史、奮斗史與鄉下人進城等問題，都是對前一代路遙《人生》所表現出的種種時代的記憶與個人的記憶的再度嫁接與生長，但又在表現記憶的生長與小說敘事再探索方面，取得了不俗的成就?！端{鳥》的意義，不僅僅是針對于當下的，它會在更多的層面與更深的意義維度，更多地指向未來與面向未來。

關鍵詞：俞勝 《藍鳥》 路遙 《人生》 互文性

俞勝的長篇小說《藍鳥》于2021年8月由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25萬字體量的長篇小說，光修改就歷時至少12年之久。據作家本人介紹，《藍鳥》第一稿完成于2009年元旦，而且據稱是五易其稿。作家所用的功夫，都絲絲縷縷地隱現在了小說文本里。

讀這部小說，最令人感懷和與之兩相聯系的，就是路遙的《人生》，甚至會在閱讀中每每自覺不自覺地比較《藍鳥》里面主人公畢壯志與《人生》中高加林人生境遇的關聯同異、包括在其他人身上所隱現的時代與社會變化，等等。正如俞勝在文學對談中所說：“畢壯志就像路遙《人生》里的高加林一樣，小說詳盡地描繪了這樣一個農村具有一定文化知識的年輕人的奮斗、掙扎、坎坷、屈辱和歡欣的生命歷程，以及伴隨著他而展開的其他鄉民的淳樸、善良和愚昧、自私相伴而生的人性側面和社會發展的復雜趨勢?！?中國當代文學史尤其是1980年代迄今的當代文學史敘述里，路遙的《人生》是不容忽視的小說文本。不僅是通過清理與發現《人生》中所映現的1980年代文學歷史敘述的特質與機制，可見小說反映了20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社會變革的“交叉地帶”的諸種變化，文本中既有傳統與現代之思想和生活方式的交織，又在社會政治與個人價值互滲中表現出變革時代的種種復雜境況2。而且，《人生》當年在讀者閱讀與評論界引起的轟動程度，是比路遙《平凡的世界》這部作品更甚的：《人生》在《收獲》1982年第3期發表后，當年的單行本首印即有13萬冊，隔年二印加至26.5萬冊，而且還迅速衍生出多種多樣的藝術形式，小說的熱度很高、其表現幾乎是現象級的。小說主人公高加林在長達數年里成為熱議的對象與當代文學人物畫廊的一個重要代表人物。等等。以至于有研究者說：“可以說，《人生》在當年的效應是轟動性、跨界性，且全民性的?！?

俞勝的長篇小說《藍鳥》在小說主題與意涵上，與之有著高度的互文性，或可以說是新時代的《人生》文本。小說扉頁上印有：“小說，是記憶的嫁接與再生長?！弊骷冶救伺c很多讀者覺得這是解釋人物原型以及主人公與作家關聯性問題，其實，更深一步而言，《藍鳥》可以說是一部新時代的《人生》文本。畢壯志的人生經歷及人物形象本身，是對早先的高加林這一人物形象的“再生長”，也是對我們業已形成的對于高加林以及對于《人生》的深刻的人物記憶與時代記憶的“再生長”。

一、從呼喚現代化到融入現代化的嬗變

路遙的《人生》原刊于《收獲》1982年第3期，不同的研究者分別從“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的視角，來解讀《人生》。筆者看重的倒不是有的研究者對于《人生》系“改革文學”的歸類，而是其敏銳的發現：“以城鄉交叉地帶為瞭望社會人生的窗口，從一個年輕人的視角切入社會，既敏銳地嬗遞著時代的脈搏，真切地感受生活中樸素深沉的美，又把對社會變遷的觀察融入個人人生選擇中的矛盾和思考當中?！?如果說，路遙的《人生》反映的是20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的高加林的人生境遇和社會生活、時代嬗遞與社會變遷；那么，俞勝的新長篇小說《藍鳥》寫出的故事和所反映的社會生活，可以被視為觀察與瞭望1990年代之后一段歷史時期的社會人生的窗口。《藍鳥》主人公畢壯志與高加林一樣，也是鄉村有文化的知識青年，在時代與社會生活發生著巨大變化的歷史際遇當中，他們都由鄉村進入了城市，具備自己所處時代之“鄉下人進城”的典型特征。

路遙寫作《人生》的靈感來源與經歷，據稱與路遙幫助弟弟王天樂跳出農門的經歷密切相關：該中篇小說從1979年構思，三易其稿，1981年才得以完成。路遙本人是通過不懈的努力，才從鄉下人“進城”成為城里人，弟妹都還在農村，他最希望幫助高中畢業的三弟王天樂也能夠脫離農村、跳出農門。于是幫助弟弟改變命運的經歷和思考，就催生和催熟了路遙寫作《人生》，而且他因此對于當時城鄉二元對立的思考也格外深切5。路遙將王天樂的遭際投射到了對《人生》中高加林這個人物的塑造上，“考察了城鄉二元結構模式制約下中國農村青年的苦悶與奮斗”6。城鄉二元對立結構模式、農村青年的“苦悶”“奮斗”是小說所要表達主題意涵的關鍵詞。高加林本來可以做民辦教師，卻因村支書的私心而愿望落空，后又費盡周折做縣委通訊組干事，最終也不得不回鄉——高加林多次奮斗抗爭想離開農村、改變自己農村人命運的希望都遭到現實的重創。這其實是城鄉二元對立結構模式存在的一個表現，也表達了作家想借主人公遭際呼喚現代化、向往城市文明并希望現代文明能夠改變農村現狀的一種熱切的期望。7

俞勝《藍鳥》中，城鄉差別依然存在，但已經不似路遙《人生》中存在著這樣決然的城鄉二元對立結構模式。畢壯志并沒有如高加林一樣，在心中存有一份“我要成為城里人”的熱望和對于自己農村人身份的深切苦悶。小說中主人公畢壯志出場時，是個十七歲的高中生，成績是不錯的。但彼時非此時（近年的中國高校錄取率頗高），所以畢壯志才會發出對于自己人生未來可能性的思忖：“我們一個年級有兩個班，一個班四十五個人。我的成績排在第五，在全年級第七名。你說我能考上大學嗎？”8他認為自己考不上。作家聯系近年實況——是某個人只要讀了高中，差不多就可以上大學的現狀，道出了1990年代一段時期高考錄取率之低的實情與歷史情形。尤其是畢壯志又身處農村，當年更是不得不面對高考對農村孩子錄取率很低這樣殘酷的遴選與淘汰機制。

畢壯志輟學與進城的起因，也不似高加林那樣充滿了苦悶與內心的痛苦。畢壯志是因為在與班主任宋應昌發生了口角與沖突（罵了班主任）之后，比較輕率地就退學了，而班主任還是畢壯志暗戀著的女同學宋燕秋的父親。畢壯志并沒有過于糾結于該如何跳出農門，他在與班主任發生口角進而輟學的事情上，似乎也沒有多少遺憾和痛悔，反而只是覺得這一切似乎只是可能導致他會失去與自己暗戀的對象宋燕秋未來持續交往的機會。宋燕秋勢必能夠考上大學或者大專，這也是小說當中暗埋的隔開畢壯志與宋燕秋的一道階層界限，但小說中兩人最終的命運走向，并不是如《人生》中高加林與身在農村的劉巧珍之間那樣的天塹一般的隔閡?；蚩梢哉f，《人生》中決然的城鄉二元對立，在俞勝《藍鳥》中已經悄無聲息地獲得了消弭與融合，這背后的經濟發展與社會因素同樣可考。

畢壯志也并沒有如高加林一樣，在心理層面急切地要離開農村、變身為“城里人”。畢壯志先是受同學米云凱的蠱惑，想像米云凱那樣通過養兔子來發家致富，卻不料遭到了米云凱的欺騙并欠下了親戚們好多的錢。小說后來才揭秘當時年輕的米云凱已經通過養兔致富，其實全都是米云凱裝出來的騙局。畢壯志受騙、養的兔子全部都死了，又承受親戚們索要欠款的壓力，母親也哭號不已。這一切催生和催熟了畢壯志的“進城”之舉。畢壯志在去木泥河鎮看了一眼自己的中學后，向木泥河中學投下了自己深情的一瞥，擦干眼淚，就匆匆地踏上了進城之路，他是搭了一臺手扶拖拉機進城的。這已經與高加林的進城在緣由與方式上有了很大的區別。

畢壯志并沒有經歷如高加林那樣類型心理的想成為城里人的熱望與苦悶和奮斗過程，確切地說是高加林一直滿懷想成為體制內、吃公糧的人的心路歷程并具備在現實中鍥而不舍不斷地為此努力地想成為體制內單位人的奮斗過程。雖然畢壯志進城的因由也頗具偶然性，有點吉普賽式四處隨意流浪的性質——他搭乘了一輛進城的手扶拖拉機就步入了進城之路。畢壯志初進城時探訪和投奔堂哥畢文章并不順利，遭到了未來堂嫂的嫌棄和不予接納。畢壯志有著知識青年的心氣兒，就毅然決然離開堂哥家，雖是走投無路去縣勞動服務公司應招，卻并不見他有太多情緒或者沮喪的心理。路遙《人生》里，高加林面對他不得不離開的城市的生活與社會，心里是非常不甘、委屈與苦悶的，所以才會發出這樣的呼喊：“我非要到這里來不可！我有文化，有知識，我比這里生活的年輕人哪一點差？”在畢壯志身上，高加林那一代農村青年的苦悶心理，和面對城市所懷有的那種備感不公乃至屈辱的情緒與心理，已然消失不見。

畢壯志在縣勞動服務公司應招失敗后，他又去了縣二建公司，從最底層的建筑工人做起，由于還是具備一定的文化知識的，他先是幫經理錢彤的小姨子姜小美理順了賬本，然后又看施工圖紙進而畫施工圖紙，缺乏相應的知識，就跟人請教和購買相關的資料刻苦學習……畢壯志后來又去了哈爾濱茂朝公司打工，茂朝公司是李茂朝下海開的公司，經營不善（這段小說敘事隱現與反映了當年無數體制內人員下海經商的社會現實），畢壯志為謀生計，只好又去做搬家公司的工人，然后因頭腦活泛，盤下小區里的水果店做了水果店老板，本想開連鎖水果店的愿望雖然遭遇種種變故終未能實現，期間與歷盡周折終于娶了的宋燕秋之間也發生過婚姻危機，但還是在父親的勸導和幫忙疏通之下，有驚無險地平安度過……

與高加林最終還是落得夢想自己成為城里人這一愿望落空、又被迫回鄉的境況不同，畢壯志雖歷經周折，卻還是在城里留了下來，他也并沒有如高加林所一直苦苦夢想的那樣——要進入體制內單位和成為一個體制內的單位的一員。畢壯志最終做起了水果批發的生意，與宋燕秋也算有情人終成眷屬，在城里也有了自己的家室、個體的工作和與高加林所向往的那種體制內城里人并不一樣的“城里人”的身份。與路遙的《人生》所反映的社會生活與時代特征等相比較，這其中的經濟變革與社會生活的變化非常明顯。如果說《藍鳥》也帶有“改革文學”的明顯印記和典型特征，那么，《藍鳥》中的“改革文學”特征將路遙《人生》所呈現的“改革文學”特征作了發展與變化，是新的社會生活與時代投影的記錄，其意義與價值不容忽視。

俞勝《藍鳥》中所表現出的如上所述的種種變化，是社會生活與時代變遷的真實記錄與反映，與路遙《人生》中通過高加林等人物及其遭際所表現出的作家與人物都強烈呼吁、呼喚和渴望現代化、現代文明相比較，《藍鳥》中所表現出的是作家與人物皆能夠以自身的吃苦、勤奮漸漸融入現代化和現代文明的城市生活，轉變過程是相對輕松的，消減了高加林所承載的那樣的面對二元對立的城鄉結構而備感苦悶、痛苦的精神心理與心理負荷。

二、愛情主題書寫所表現出的嬗變

路遙《人生》與俞勝《藍鳥》兩篇小說，書寫的是兩代鄉村知識青年在變革的時代里的成長史、奮斗史與鄉下人進城的現實抉擇與心路路程。小說文本都有著對于愛情主題的著意表現和發掘，愛情、感情線索是小說重要的敘事線索。但是兩部小說在愛情主題和感情線索方面，也表現出很大的不同，有著明顯的區別與迥異之處。

路遙《人生》中的高加林，面對與經歷來自劉巧珍與黃亞萍兩個女人的感情經歷。與《人生》所凸顯的城鄉二元對立結構模式一致，劉巧珍與黃亞萍也分別對應著“鄉下人”與“城里人”的不同符碼。高加林高考落榜做了民辦教師，始終希望獲得正式教師的身份，仍然滿懷鄉下人轉換身份的心理渴望。但是做民辦教師都被辭退之后，痛苦不堪的他，難免不被劉巧珍投來的感情所感染。劉巧珍是鄉村姑娘，沒有文化，但卻愛高加林愛得無私而真誠，她先是不顧父親的反對，全心全意地對高加林好，比如讓高加林在家呆著、她到山上勞動。高加林選擇與她分手時，她表現出的也是無怨無悔，甚至自認為自己沒有文化、幫不上高加林什么，自視自己已經成為高加林的拖累，滿心都是希望高加林能夠照顧好自己、遇到適合高加林的女子。上學時城里的女子高亞萍對高加林抱有好感，高加林回鄉務農后二人失去聯系，高亞萍接受了另一個人張克南的追求。但是當知道高加林做了縣委通訊組的干事后，她又經歷了激烈的內心斗爭，決定與張克南分手、去追求高加林。除了高亞萍具有比較自覺的女性意識與比較重視女性自主愛情及個人價值實現的因素外，高亞萍這番心理斗爭與心理變化，其實也是城鄉二元對立結構模式的一個外在顯現。

《人生》中這樣的愛情敘述模式與愛情主題所包含的內容，到了俞勝《藍鳥》當中，發生了重大變化，在可以被視為是“二代”高加林或者“新時代”高加林的畢壯志身上，表現出完全不同的新質與嬗變。雖然在畢壯志鄉下人進城前與進城后的多年里，陸續遇到過幾位性格迥異的女性，比如姜小美、申楠楠、還有那個申楠楠介紹的相親對象、與畢壯志短暫交往過的姜虹，但是他深愛和矢志不渝地惦念著的只有宋燕秋一個女性對象。即便姜虹的父母嫌棄畢壯志非城里人戶口和體制內工作而否定了他們繼續交往下去，也并沒有在畢壯志心里造成什么精神負擔和嚴重創傷。不妨設想一下，這境況如果發生在高加林身上，一定是給高加林帶來極度壓抑、自卑又自尊、苦悶不已和內心的憤憤不平；畢壯志卻泰然處之并沒有什么太多心理的波瀾，當然也恰好說明他心里駐扎著的還是宋燕秋而不可能是別的女子。宋燕秋上完大學之后變成城里人、經歷與紈绔子弟韓亞杰有過一段失敗的戀情之后，選擇了畢壯志。這樣的曲折際遇，反倒令畢壯志與宋燕秋的最終走到一起，顯得彌足珍貴。畢壯志對于感情的選擇和抉擇，是遵從自己讀書時就喜歡與暗戀上了宋燕秋的初戀情懷，并沒有像《人生》中的高加林那樣，把感情取向與選擇，當成了是選擇鄉下女性還是城里女性——這與城鄉二元對立結構模式相暗合的二元對立式的選擇與抉擇。

如果說，高加林對于愛情對象的選擇和對于愛情蘊涵本身的體悟，更多地是服膺于其是否與變鄉下人為城里人這一個人價值實現的目的性選擇路徑相匹配的話；那么，畢壯志對于愛情對象的選擇以及對于愛情內涵的理解，就更多彰顯出愛情本身的純粹質地。畢壯志讀書時，與宋燕秋在木泥河畔懵懵懂懂地約會，畢壯志就已經幾乎是給出了自己一生的愛情選擇方向。但是其后的情節發展，似乎愈來愈昭示了這個選擇的不可能實現。比如，初進城時，畢壯志遭遇堂哥畢文章與未來堂嫂的逐客令，自己硬是硬氣地花了僅有的錢住進了招待所，夢中都是宋燕秋與自己坐在背道而馳的火車上了，短暫的相遇然后迅即背道而馳、越來越遠?！叭欢?，我的心卻是一顆抽了絲的繭，絲的一頭搭在宋燕秋的火車上，繭越抽越小，越抽越小……噌的一聲，抽到了盡頭，疼得我一下子坐了起來……”9他對于因能上大學而變身城里人的宋燕秋的感情，始終如一。盡管隔著現實與社會階層的隔閡，貌似根本不可能走到一起甚至不可能再相遇，他也從未改變初衷。這是《人生》中的高加林身上所不可能具備的素質，高加林對于感情，更多是基于自己個人身份屬性與社會學價值能否實現作為指標與衡量的標準，目的性選擇意圖過于強烈和深受個人脫離農村身份的個人性價值實現指向的制約。

畢壯志做搬家公司力工時，恰巧遇到給宋燕秋與男友韓亞杰同居的住所搬家具，畢壯志本想在韓亞杰面前裝出自己混得很好的樣子，謊稱這個搬家公司是自己開的，卻被組長張寶奎無意或者有意、故意給戳穿了，當眾落了個難堪。這樣的事如果擱在高加林身上，肯定是難以隱忍的屈辱。而韓亞杰后來被發現不是個東西，畢壯志愿意接納宋燕秋，宋燕秋由于怕畢壯志嫌棄自己與韓亞杰同居的過往而擔慮的時候，畢壯志也表現出了他相當的包容性與大度心理。這些，如果發生在1980年代初的高加林身上，恐怕是沒有這么容易就能夠坦然接受并在心理上不存在拒斥因素的。時代發展對人的社會心理包括婚戀觀、兩性關系等方面的心理接受度與價值觀等，也都已經造成了影響。

如果說，“高加林和黃亞萍，是《人生》塑造出來的兩個具有現代個人價值觀的文學形象，也承載著《人生》對現代個人價值、主體價值的思考”10，那么，畢壯志與宋燕秋，則是《藍鳥》這一表現了《人生》小說文本所表現的社會生活與時代、愛情主題等方面的“記憶”生長的——又一對具有現代或者更確切地說是當代個人價值觀的文學形象，他們承載著《藍鳥》所表現出的對于當代鄉村知識青年或因高考落榜、或因未能經高考改變身份而進城謀生和進城務工的青年人的個人成長史、奮斗史，也如實與真切反映了時代的變遷史。就如作家俞勝本人所說：“鄉村青年畢壯志的個人成長奮斗史，同時也是一個城市乃至一個時代的變遷史。”11

三、當代生活方式的流轉變遷與敘事的嬗變

路遙《人生》表現了20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變革正在劇烈發生著的“交叉地帶”的鄉村知識青年的成長史、奮斗史，小說文本所表現與具備的個人價值實現的特征異常明顯，而傳統與現代綿密交織與劇烈沖撞著的生活方式也是深深浸透在里面的。路遙《人生》引用柳青的一段話作為題記：“人生的道路雖然漫長，但緊要處常常只有幾步，特別是當人年輕的時候……”意旨很明確，就是意在探討年輕人在個人道路選擇上，比如面臨政治上的、事業上的、個人生活道路上的“岔道口”的問題。這些問題如果處理不好，輕則影響一個人人生的一個時期，重則影響一個人的一生——柳青這段話亦準確概括出了《人生》這篇小說的主旨。

俞勝《藍鳥》中的畢壯志又何嘗不是處處要作抉擇，《人生》中所謂的政治上的“岔道口”已經隨著時代的發展，變得不那么突出了，但是事業上的、個人生活道路上的“岔道口”一點也沒有變得比《人生》中少。畢壯志放棄繼續上高中和參加高考，先是經歷養兔失敗，然后選擇進城進而又去了大城市哈爾濱發展，數度更易他所在的工作單位，從為別人打工到最終為自己打工，整個人生經歷、個人成長史與奮斗史當中所隱現的城市與鄉村的現代化程度，都明顯表現出比高加林時代的現代文明更加發展，現代化其實已經浸潤著每個人的現實生活。畢壯志所生活的時代，已經不是高加林所處的那樣政治、經濟等都發生著劇烈變革的“交叉地帶”所具有的時代特征與社會面影了。如果說《藍鳥》當中的畢壯志等人物仍然是身處劇烈變革的時代的話，那主要是指身處商品經濟大潮、個體經濟飛速發展的經濟變革的時代，兩代人對于城里人身份、體制內身份的視角與態度等，皆已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人生》中傳統與現代交織，而且兩者有很多的齟齬與沖突，其中也有作家深深贊美傳統倫理道德堅守的層面?！度松分袑τ陉儽钡牡赜蝻L貌以及風俗等，比如劉巧珍的出嫁，都有著較為詳盡的描寫和敘述。《人生》雖表現了農村知識青年和農村生活的人們對于現代化的熱切呼喚，但正如有研究者所說的，“思考傳統道德與現代文明之間的關系也是小說應有之義”12，德順爺爺與劉巧珍被視為鄉村傳統與傳統道德的化身，高加林與黃亞萍尤其是高加林被視為是具有典型現代意識的代表人物。高加林拋棄巧珍之后，遭到德順爺爺從傳統道德層面對他的訓斥：德順爺爺把高加林視為農村鄉下土壤里生出的一棵苗，苗的根本該扎在土里，但是他對巧珍的拋棄就好比拔了根，根上一點土都沒有了。路遙本人都把德順爺爺與劉巧珍這兩個人物視為我們國家和民族的“一種傳統的美德”13。可以說，《人生》中作家與人物皆表現出對于傳統同現代沖突該如何抉擇，以及對于傳統道德、鄉土傳統等理應加以固守的堅持與思考，這些都還是小說比較重要的表現內容。

俞勝《藍鳥》當中也可見城鄉之間、現代文明與鄉土生活之間的不同與差異，但是格外劇烈的沖突與沖撞，并不是很突出。而且，本可以代表傳統美德的畢壯志的父親畢長貴，雖然依然還是具有很多中國鄉村人們身上的傳統美德，這也是他能通過趕到兒子家里、將婚姻與情感發生了矛盾和危機的兒子與媳婦再度勸和的原因。而父親的形象，已經不是《人生》中的父輩形象、被視為是傳統道德和美德的化身的德順爺爺那樣的形象。父親畢長貴有著一種執著與堅持不懈的品質，他能長年堅持不懈地在種下大豆之后就與兄弟一起前往夾皮溝淘金子，盡管一無所獲，他仍然堅持去、堅持空手而歸，以至于導致畢壯志的嬸嬸誤以為丈夫是被親兄弟拐帶著去了夾皮溝，那里有女人勾著他們的魂兒，于是還曾與畢壯志的母親大打出手。直到妯娌倆發現夾皮溝里淘金的兄弟倆竟然過著那么艱苦可憐甚至可以說是悲慘的生活，只為了發家致富的夢想而年年去夾皮溝年年無功而返，畢長貴是直到自己患了很嚴重的風濕病實在去不了了方才作罷。畢長貴放棄去夾皮溝淘金的第三年，獨自去淘金的老叔果真淘出了金子。連俞勝本人也說這令畢長貴這個人物形象增添了幾分悲劇意味。但是細讀小說就會發現，畢長貴對自己半輩子的堅持并在接近成功的時候與成功失之交臂，并沒有怨天尤人，他對于美好生活、美好物質生活的憧憬，以及不會輕易被生活壓垮，反而總是能夠以一種從容心態對待生活，包括樂觀看待兒子在城里的打工生活、兒子后來去哈爾濱的發展，他都是引以為豪并且加以大力鼓勵與支持的。父輩的從祖祖輩輩的基因密碼那里繼承和傳承來的堅忍、樂觀、坦然與從容等，都在畢壯志身上有著或明或隱的表現，支撐起畢壯志在城里的闖蕩生活?！度松分兴憩F出的較為濃厚的“戀土情結”，在《藍鳥》中已經隱而不顯了。

同樣是老輩的人物形象，在高加林父輩、德順爺爺與畢壯志父親畢長貴等人身上，已經發生了明顯的嬗變，其中隱現的是當代生活方式的流轉變遷。與《人生》相較，《藍鳥》還表現出寫作風格與敘事策略、敘事方式上的嬗變。《藍鳥》以主人公畢壯志第一人稱敘述的方式來敘述，采用線性時間順序敘述的方式搭建小說的敘事結構。俞勝自言：“第一人稱其實和我個人關系不大，就是覺得第一人稱真實可親一些”；“我是南方人，有意識地寫北方、北方的鄉村，可能會帶來北方人寫北方不一樣的地方”14。第一人稱敘述，并沒有令小說呈現如郁達夫“自敘傳”小說那樣的敘事效果。這正是《藍鳥》這部小說極為可貴與難得之處，也可以說是小說在敘事方面所取得的造詣與成就。第一人稱敘述，作家主體很容易主觀介入性侵入小說敘事，令小說敘述當中承載太多作家主體心理的流露，甚至演繹為中國現代時期作家急于宣泄心理情緒的內心獨白式小說或者個人自敘傳小說，或者是呈現1980年代中期開始的那一段先鋒派文學敘事的慣有特征——作家主體和作家主觀性介入小說較多，令小說敘述更多地發出的是作家自己的聲音而不是人物自己的聲音。

《藍鳥》采用第一人稱敘述，既有一種撲面而來的親切感；又因為作家俞勝非常注重人物視角的選取，在小說的很多場景和情境的描寫當中，著意用人物的有限視角進行敘述，就令小說天然與個人自敘傳式的小說劃清了界限。比如，上學時畢壯志約宋燕秋木泥河邊相會，就采用的是畢壯志的人物視角，他對宋燕秋的觀察是基于他自己人生觀價值觀和當時的認知能力的——彼時的畢壯志還是一個懵懵懂懂的少年，單純、有愛而又缺乏男女相處的經驗。畢壯志進城后，對于姜小美、申楠楠這樣的女性人物的觀察、描寫，也都是遵從與服膺于畢壯志這個人物的視角?？梢哉f，在縣城二建公司打工的時候，盡管幾乎是朝夕相處，但畢壯志并沒有深刻、全面和完整地了解姜小美到底是一個什么樣的女性？在小說家的敘事里，姜小美與姐夫的關系也似明實暗，表現得恰到好處。

《藍鳥》當中對于申楠楠的描寫和敘述也是一樣，申楠楠在丈夫不在家時，對畢壯志發出的隱諱的邀請，畢壯志并未赴約。整個事件的敘述，也都是從畢壯志的有限視角出發。其實，有一個可以標識《藍鳥》第一人稱敘述非常成功的標志，就是在讀小說過程中與讀完小說之后，除了第一人稱敘述自帶的親切感，讀者會暗自思量小說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作家俞勝本人的一部“自敘傳”？而事實上它是一部地地道道的虛構小說。這恰恰證明了小說敘述上的成功，以及作家本人對于人物有限視角掌握與運用得可謂是嫻熟自如，并且敘述的尺度與分寸拿捏得也較為允當。而且作家雖然祖籍安徽，系南方人，畢竟在遼寧生活過十幾年，生活經驗的積累，令作家在將小說最后背景呈現為哈爾濱時，顯得十分接地氣和具有客觀真實性，并沒有因為寫到第四稿了，才去過哈爾濱15而影響小說的敘事效果，這也是作家重視地域生活經驗積累的一種表現。通過考察俞勝《藍鳥》，或可以在第一人稱敘述的虛構小說所能實現與達到的敘事效果等方面，給當代文學寫作以有益的啟示。

俞勝《藍鳥》當中還有一個值得重視的方面，就是小說題名“藍鳥”，而且“藍鳥”作為意象在小說敘述當中，反復出現了三次：念書時的畢壯志與宋燕秋在木泥河畔的初約會（其實也是他們在少男少女階段惟一的一次約見、是他們距離互相之間萌生感情情愫最近距離的一次，在畢壯志自己看來，那是他情定宋燕秋的一次見面）。俞勝自己說，“‘藍鳥’具有象征意義”，既是畢壯志與宋燕秋“愛情開始的象征”，又在畢壯志的夢中、兩人關系轉折時出現，“像一條線索一樣暗示了故事的走向，串聯起了畢壯志的整個心理和命運的發展過程”16?？梢哉f，“藍鳥”不僅是小說題名，還是小說中一個重要的審美意象。又猶如中國傳統小說的“金針”，串起了小說的情節線、預示故事走向，也隱喻著畢壯志的心理和命運發展。畢壯志在搬家公司做力工時，還絲毫看不出他人生中還有再與宋燕秋相遇的可能。但是，藍鳥的出現，似乎已經預示出了故事的走向。

一覺醒來，天已微明……我再轉到窗前朝外看，突然發現，窗外也有一雙眼睛正盯著我看。它就停在云杉伸向我們窗口的那根樹枝上，麻雀大小，腹部是白色的，腹部以上的羽毛閃著藍幽幽的光澤，我離它那么近，它卻沒有驚慌地飛走，仍然歪著小腦袋，用那一雙黑豆似的亮閃閃的眼睛專注地盯著我。那一雙黑豆似的亮閃閃的眼睛，像有千言萬語要對我訴說。我激動起來，我朝它伸出一只手掌，我期待它能飛到我的手上。我記得，它就是木泥河邊的那只鳥，我和宋燕秋相約木泥河邊時，我就見過它。它也見過我們，沒想到過去了這么多年，它居然也來到了哈爾濱，它居然也找到了我，它是不是也找到宋燕秋了？17（省略號為筆者所加）

畢壯志因藍鳥的喻示，而不再氣餒、不再自輕自賤，重樹信心與重新整理了自己的人生與生活的思路。并在一種年輕人所擁有的蓬勃向上的力與對于未來生活的希望當中，不斷努力，腳踏實地，并與宋燕秋終成眷屬。小說中藍鳥出現了三次，俞勝本人也希望“藍鳥”：“象征著一種希望，一種蓬勃向上的力。一個人，只要有理想，肯努力，并且腳踏實地，最終一定有所收獲”18。有評論者已經對“藍鳥”意象作了較為精到的分析19。其實，還有一點沒有被研究者與作家本人所意識到的是，“藍鳥”意象還在很大程度上豐富與豐盈了第一人稱敘述的小說敘述方式在文學想象力方面的表現力?？梢粤钚≌f在第一人稱敘述所自帶的親切感與敘述方式固有的“實”之外，增添了能飛騰起文學想象的翅膀的表現力與意義維度，令小說格外增添文學性與藝術性的元素。

也正是當代生活方式流轉變遷的結果，俞勝長篇小說《藍鳥》，失去了路遙《人生》誕生時作家與人物皆身處歷史與時代“交叉地帶”的那種特殊性，或許注定了令小說很難如當年的路遙《人生》小說文本和小說人物高加林那樣，引起廣泛的社會關注度與討論熱度……但是，這些并不能影響與抹殺俞勝《藍鳥》所自具的意義與價值。或可以說，俞勝《藍鳥》是與路遙《人生》互為映現的、更大程度上是作為社會發展變化了的新時代的“《人生》式”小說文本。它所表現的農村知識青年的成長史、奮斗史與鄉下人進城問題等，都是對前一代路遙《人生》所表現出的種種時代的記憶與個人的記憶的再度嫁接與生長。《藍鳥》在小說主題與意涵上，與路遙的《人生》具有高度的互文性，但是又是在記憶的生長與小說敘事再探索方面，取得了不俗的成就?！端{鳥》的意義，不僅僅是針對于當下的，它會在更多的層面與更深的意義維度，更多地指向未來與面向未來。

注釋：

① 111618俞勝語，參見俞勝、馬宗武《呼喚一種蓬勃向上的力——關于長篇小說〈藍鳥〉的對談》，《青年報》2022年2月13日。

② ⑤ ⑦ ⑥ ⑩12 周新民：《〈人生〉與“80年代”文學的歷史敘述》，《文學評論》2015年第3期。

③邱曉丹：《路遙接受史之冷熱現象研究——兼論當代文學現實主義脈絡的裂變與轉型》，《文學評論》2021年第4期。

4參見陳思和主編《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240頁。

⑧ ⑨ 17俞勝：《藍鳥》，春風文藝出版社2021年版，第5、49、198頁。

13路遙語，參見王愚、路遙《關于〈人生〉的對話》，《星火》1983年第6期。

1415俞勝語，參見2022年5月3日俞勝與筆者的微信。

19參見張欣宇《“藍鳥”的意象分析》，“生活周刊”微信公眾號https://mp.weixin.qq.com/s/s6jysZcUhOtFTbb8ToM7yw。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