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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詩人:廣州故事與張欣小說的市民精神
    來源:《中國當代文學研究》 | 唐詩人  2022年10月26日14:09

    內容提要:1980年代末開始,張欣一直在書寫廣州這座城市的人生故事。張欣對廣州城市的書寫,不僅僅是把廣州當作小說故事背景,更是把廣州這座城市的市民文化精神灌注到了小說敘述當中。理解張欣筆下的廣州故事,需要把握廣州城市文化和市民精神。務實、注重日常生活,這是廣州城市市民精神的重要維度,也是張欣小說敘事和人物形象的基本品質。張欣能夠圓熟地把“講故事”和“日常生活敘述”融合起來,這一文學風格背后蘊含著廣州這座城市獨特的文化特征和市民精神。

    關鍵詞:廣州故事 張欣 市民精神 日常生活

    張欣始終把編織故事、講好故事當成小說創作的頭等要事。她的作品,都是從日常化的生活入手,在娓娓道來的故事訴說中,直面當下的現實,凸顯生活的底蘊,揭示人情與人性的千姿百態。看她的作品,常常會讓人輕輕松松地進入,在各種情感和心理的矛盾糾葛的牽引中,不知不覺被引入異樣的境地。

    張欣不僅善于編織日常化的故事情節,而且具有一種把日常生活化為戲劇人生的獨特能力,或者說她有一種打通生活現象與藝術境界的獨門功夫,使生活真實與藝術真實化合得水乳交融,融匯得難解難分,從而使作品具有一種不經意中打動人、感染人的內在魅力。①

    以上兩段話是批評家白燁最近的一篇文章里對張欣小說的評價,其中的關鍵詞是“講故事”和“日常生活”。“講故事”和“日常生活敘述”,這二者并不是天然地能夠相互補益,它們如何能夠在張欣的作品中融合得水乳交融?白燁說這是張欣的獨特才能,她不僅“善于編織日常化的故事情節”,更有一種“把日常生活化為戲劇人生”的獨特能力,這概括出了張欣小說的敘事秘訣。張欣能夠在龐雜繁復的日常生活瑣細中發現適合小說創作的故事線索,可以在平庸無奇的日常生活中發現潛伏著的人性沖突和生活風暴,這是作家張欣最令人感嘆的敘事能力。

    我們或許還會疑惑:張欣這種融“日常生活”和“講故事”的獨特能力,到底是一種文學天賦,還是一種后天習得的文學創作技能?這種疑惑指向的是作家張欣與她所生活的地域、城市之間的關系。廣州是一座重視日常生活的城市,廣州市民喜歡嘆茶、熱愛美食,普遍都是滿足于實實在在地過自己的日子。廣州市民的這種生活方式,廣州這座城市的文化氛圍,會不會是這些地域化的城市元素塑造了張欣小說的敘事風格?探討張欣小說,首先要回答的或許就是她與廣州這座城市的關系。

    一、張欣筆下的廣州故事

    1989年、1990年對于張欣而言意義重大,她開始把自己的目光視域從曾經的部隊生活調整到了正生活其中的廣州這座城市,迎來了她的都市小說創作轉型。這種轉型,或許就像很多青年作家一樣,在寫了一段時間故鄉、回憶之后,走過了帶有自敘傳性質的小說創作階段之后,都必然需要有一個創作突破。不管是題材,還是風格,都要面臨一個大的調整。張欣把自己來自部隊醫院和文工團的生活經驗掏得差不多之后,也需要一個自我轉型。張欣不像其他作家那樣轉型到歷史中去,而是戒掉“回憶”,把目光收回到自己身上,去注視當下、觀察自己所生活的城市。

    張欣1989年發表的《梧桐,梧桐》還是一個部隊醫院的故事,同年發表的《星星派對》則是一個都市愛情故事。《星星派對》一上來就是都市生活風景:“景蘇初次帶我去見高翔是圣誕節的晚上,說是在燕京飯店吃自助餐,還派了出租車來接。”②過圣誕節、在燕京飯店吃自助餐、坐出租車,這些物質意象對于1980年代的中國城市而言,也是極其新鮮的元素,它們代表著現代都市生活。這些元素如此大搖大擺地進入小說,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都意味著張欣開始真正把自己的文學目光從過去的生活經驗轉移到了當下的生活現實。

    1989年到1991年這三年可以視作張欣小說創作的轉型期。這三年內,從部隊題材的《梧桐,梧桐》到全方位都市化的《絕非偶然》,在題材上是一個巨大的改變,在敘述風格上也有所變化,包括思想觀念上也都發生了一些微妙的遷移。《梧桐,梧桐》里的愛情還是相對淳樸的,敘述者“我”是受好朋友梧桐的囑托幫忙照顧她的男朋友,結果“我”卻和她的男朋友相愛了。這種愛情在那個歷史階段的“我”看來,是不可理喻的背叛,自己都不能原諒自己,最終也不能夠坦白地告訴梧桐,男性一方也只能用隱忍的方式守護著自己真實的愛情。而《絕非偶然》里,進入了商業社會之后的男女,他們會遭遇很多事情、會見到很多人,職業上的或者生活上、社會上的,各種各樣的遭遇都可能是機會,也可能只是些危險的誘惑。這時候,都市男女該如何面對現代都市生活的方方面面?小說寫了多個人的職業生活和情感遭遇,他們對待愛情、婚姻和工作的不同態度,都意味著日常生活中的看似簡單的事情變得愈來愈復雜。男女情感、朋友友情等等,都不再是《梧桐,梧桐》等故事發生時代那般青澀懵懂了,世道規矩、人性情感和是非觀念等等都變得詭雜難辨。

    如果說1989年到1991年這三年還是過渡期,那在1992年之后,張欣就開始大踏步地走向了都市小說創作,之后的所有小說都離不開現代都市背景,而且絕大部分小說的故事都是發生在張欣所生活的廣州這座既古老又新型的都市。《星星派對》是廣州故事,小說中的關鍵人物都是廣州軍區某部文工團話劇隊演員轉業出來的,敘述者“我”和主要人物景蘇、京京都生活在廣州。這些女性的愛情、婚姻觀念,包括她們的工作遭遇等等,都是1990年代廣州作為商業化都市這一背景才可能出現的狀況。1993年發表的《首席》也是廣州故事,講述了兩個廣州外貿行業職業女性的愛情故事,她們同時也分別代表著兩個外貿公司,既是情感戰爭,也是商業競爭。同年發表的《伴你到黎明》③,更明顯的是個廣州故事,小說提及了早茶、夜宵、牛柳飯等等,故事是講現代都市女性的愛情觀念和職業選擇問題。安妮不管世俗意見和公司領導相愛,后來被領導的妻子公然羞辱,為此安妮憤而辭職,辭職后找工作艱難,不得不成為一個追債人。小說用安妮作為追債人的遭遇揭示了很多隱藏在現代都市陰暗面的殘酷和無情,包括展示出商業時代人心被利欲吞噬后的猥瑣和可悲。

    1994年到2000年之間,張欣發表了很多作品,其中大部分都有著清晰的廣州地理跡象,像《親情六處》《如戲》《訪問城市》《致命邂逅》《歲月無敵》《此情不再》《你沒有理由不瘋》等等,這些都是廣州故事。《親情六處》直接點了廣州的“天河”等地理名稱,寫的是20世紀八九十年代市場經濟發展、文化體制改革背景之下,地方話劇團的演員們如何繼續以“表演”來維持生存。《如戲》也直接點了廣州天河體育中心、人民中路等地名,還有句子如“對于不夜的廣州,一切才剛剛開始”等等。小說寫的也是歷史轉型時代的藝術、情感和家庭變故,寫出了那些從事藝術事業的個人和家庭生活在1990年代廣州這座商業都市所能遭遇的一切。《訪問城市》寫及了祈福新村、友誼商店、何記大排檔等一些當年廣州的代表性地名/商品,故事也是都市社會的友情、愛情和婚姻問題,這個小說的末尾有一句話可以視作作家的一種敘事意旨:“活在今天的都市人,越來越漂浮不定,如不系之舟,卻再也沒有人愿意做港灣了。”④《致命邂逅》寫的是發生在廣州的金貴巷、米市街一帶的故事,也點及云頂花園、廣州世貿大廈、西貢海鮮城、環市路、天河名雅苑等等,這是寫一個傳統的、底層的廣州女性不斷付出愛卻不斷被各種勢力所干擾、所辜負的作品,寫出了1990年代廣州商業化發展過程中愛情與創業致富之間的“致命緣分”。《歲月無敵》點到的地名有天河西路、悅康大廈等等,寫的是千姿隨過氣歌手母親從上海來到廣州后的生活和事業發展遭遇。千姿來到廣州學唱歌、求成名,但在1990年代的廣州這種正處于商業化熱潮、人人都想走捷徑快速成名致富的環境下,談何容易。張欣用細密的日常生活展示了千姿是如何在母親的教導下一步一步、克服各種誘惑扎實地走了一條憑借實力的成才成名之路。《舞》寫到的典型意象是廣州的自梳女,講述的是歌舞劇院編舞甘婷的故事。商業都市的一切都“唯利是圖”,再次回到舞臺的甘婷感受到一切都與藝術無關,最終是理想破滅。《你沒有理由不瘋》寫到了廣州的中山醫學院、華南理工大學、白馬批發市場、麗江花園華林居等等,這是一個利欲化時代正義無處申訴的令人悲痛的故事,張欣對其中所涉及到的良知淪喪等問題作了極其嚴肅的反思和批判。

    1980年代的張欣,寫的是部隊醫院、文工團里的故事,1990年代的張欣,寫的是全面市場化轉型時期的廣州故事。新世紀之后的張欣,更是有意識地用更多種方式、從更多的側面繼續講述著廣州各行各業的人生故事。

    二、城市文學與廣州市民文化

    前述羅列的張欣筆下的廣州故事,或許會形成一種疑惑:張欣如此熱衷于寫廣州,幾乎篇篇都是廣州故事,卻又為何找不到一個可以代表“廣州”的文學形象?也找不到一個突出的人物形象可以說這就是“廣州人”?張欣筆下為何沒有廣州的“駱駝祥子”?也沒有屬于廣州這座城市的王琦瑤?這是張欣的小說魅力問題,還是有別的緣由?這些疑惑也許是所有研究廣州城市文學、包括探討張欣小說時都要去直面的。這些疑惑可以指向很多方面,作家創作風格及其文學影響力自然是一個理由,但這個答案是無意義的,因為它只能指向一個結論:期待張欣或其他作家、或未來的作家寫出更能代表廣州的作品,塑造一些更廣州的、典型的人物形象。這個期待式結論只是以想象的未來可能性來自我安慰,再不能解釋別的。

    其實,我們應該轉移問題的焦點,不是簡單地追問為什么廣州會沒有北京、上海那樣的代表性文學意象、人物形象,而是思考這種“沒有”本身。這個“沒有”意味著什么?這“沒有”本身是否就是廣州這座城市的文學特征?張欣寫下大量的廣州人、廣州故事,可我們只能相信這些人和事都屬于廣州這座城市,卻不能單獨挑出哪個人、哪個故事來說這就是最具代表性的那個。這就涉及到廣州這座城市本身的文化特征問題。廣州與首都北京、魔都上海相比而言,是以“商都”為標簽的,也有著“花城”“美食之都”等稱呼,但在文學、文化形象層面,廣州一直以來都相對模糊。這種“模糊性”,既與歷史有關,更與我們當今的文化現狀相關。就文化歷史來看,談論廣州城市歷史時經常被提及的便是古時的南越王、南越國,以及歷朝歷代被貶謫到嶺南來的文人才子所留下的文化遺跡,其他的都相對陌生。如現代學者倪錫英所著《廣州》一書里所言:“歷史在中國幾乎只是歷代帝王的年譜,從來沒有不是記載帝王和朝廷的事跡的;廣州既是沒有歷代帝王建過長久的京都,在正史中自然像是被遺忘的了。只有從民間的傳說和地方的通志里,可以隱約地窺見歷史上的廣州。”⑤民間的和通志里的歷史知識和文化記載,基本上只會是本土化、地域化的東西,難以成為全社會共享的、有普 遍性價值的文化符號。因為,對于廣州、廣東地區之外的人們而言,嶺南的歷史和文化都只能是一種屬于地方的、他人的知識,而不能與自身的歷史和傳統形成關聯。而北京、西安、南京等城市卻不一樣,它們的歷史和文明直接就是屬于全中華民族的文化象征和歷史記憶,這種歷史關聯會自然而然地給人帶來民族親切感和文化認同感,如此這些城市的文化形象也可以非常清晰。而上海的文化形象則源自于20世紀以來中國人對西方文明、現代文化的向往心理,“上海”這兩個字聚集了中國人關于現代化、“摩登化”的全部想象,自然也會有心理認同感。廣州雖然于近代開始也意味著西方化、商業化,有著開眼看世界的第一批人物,但于歷史上的形象依然是作為戰場的、革命的城市。即便是改革開放之后,廣州等珠三角城市也只是作為改革開放前沿陣地的南方商業城市,而文化、藝術方面的光芒全聚焦在港澳城市,廣州只不過是個處于第一陣線的模仿者。

    廣州這座既古老又新鮮的大城市,其歷史文化特征是無法改變的,或者說人們對于廣州、嶺南地區的文化印象不可能一時半刻得到改變。而且,這種“不可能”意義上的認知判斷,在廣州文學、文化人士的心目中已經持續了很久,以至于“不可能”已然衍變成了一種“無所謂”,為此1990年代以來,廣東的作家,典型如張欣、張梅、艾云、筱敏等,并不與國內其他作家那般同步發展,而是有著自己獨到的發展路徑。不管是1990年代的都市文學、小女人散文,還是新世紀初的打工文學、底層文學,包括后來的網絡文學等等,基本都是首先在廣州、深圳等珠三角城市誕生并成長起來。盡管這幾類題材或風格的創作很快就被北京、上海、南京、杭州等城市的文學勢力所“超越”、占盡風頭,卻也恰恰說明了生活在廣州的作家,他們的文學創作步伐與國內其他城市、地域的文學發展軌跡并不一致,往往只是在開創階段有所貢獻,最后“功成名就”卻總是在別處。這種狀況也反過來進一步刺激著廣州的作家去尋求自己的發展路徑,要么堅持自己的寫作風格不動搖,要么放下已有的功名開始嘗試新的可能性,如此帶來的廣州文學格局逐漸呈現兩種態勢:一是像張欣、艾云等成名之后還繼續在廣州寫作的作家一般,以堅持自己獨特的風格而著稱于文壇;二是不斷有像當前的“80后”青年作家王威廉、陳崇正、郭爽、阿菩等人一般,積極開拓新的文學風格,力求在整個華語寫作圈子內擁有自己獨特的文化份額和表達空間。至于處于第二種狀況的青年作家,他們能否突破廣州這座城市的地域局限,則是一個未知數。

    知識分子層面的“無所謂”往往只是出于不得不,是理想破滅或受挫之后的人生選擇,而廣州市民文化意義上的“無所謂”卻已經在漫長的歷史輪回中淬煉成了一種生活哲學。對于后者,江冰有一段解釋很可參考:“廣東人的視野早就面向大海,廣東人的足跡早就遍布世界,所以,他們不會將目光局限于故鄉,不會糾結于一時一地的毀譽得失。明白了這點,也就不難明白廣東人特有的從容與淡定。廣東,離大海很近,離世界不遠。”“廣東文化不受中原重視,不受待見,而且主流文化下意識里有所排斥。文學在新時期最初幾年與全國合拍,但1990年代以后,開始有自己的發展路徑、發展節奏,這恰恰說明廣東的文化有其自由個性和獨到氣場。”⑥江冰這是從廣州城市與海洋文化的關系出發,來理解廣州人生活態度上的從容與淡定。另外還有謝有順則從日常、世俗生活層面來理解廣州市民文化特征:“生活也是一種歷史,一種活體的歷史。紙上的歷史是死的,博物館里的歷史也不過是一些物件而已,惟有源遠流傳的日常生活,才保存著最為豐富、活潑的歷史細節。廣州經年不改的飲茶,點心,家家煲湯的習慣,味道鮮美的粵菜,小巷里的鄉音,空氣里飄蕩的番薯糖水或涼茶的氣息,這些,延續了幾百上千年了吧?到今天,它依然如此新鮮、迷人,這就是生活本身的魅力。”⑦

    廣州市民對日常生活的重視,主要表現為務實的生活態度,具體可體現為廣州人對一日三餐要吃好特別在意。“吃”是人類最基礎、最本能的一類需求,天天強調“吃”會被認為是原始的、荒蕪的生活方式。用傳統的文化目光來看,為“吃”的生活必然是不夠理想、不夠現代的。不管是古典時代還是現代以來,人們普遍都以為只有超越了吃飯問題、溫飽解決了之后才有閑暇去從事文學藝術活動。而廣州人過于看重“吃”,把時間都花在一日三餐上,如此也就不會重視文化生活,過得是太世俗化的日子。對此,謝有順卻指出,廣州這種關心今天、注重當下、為現在而活著的生活方式,也可以是一種文化。我們要認知到,并不是只有民族大事、國家偉業才是歷史,人的日常生活本身也是歷史。日常生活可以是最好的歷史文本,它可以存留下最豐富、最生動同時也最真實、最具魅力的歷史細節。廣州人對日常生活的重視,無意間保留住了一些最傳統、最古老的生活方式。對于今天這個一切都在求新求變、很多地方的傳統事物早已被改造得面目全非的時代而言,廣州市民那種古老的、傳統的生活方式本身就是最好的“文化遺產”,他們所講究的日常生活本身就最具文化內涵。那么,這種強調日常生活的市民文化對于文學而言意味著什么?謝有順對此也有思考:“廣東的務實與寬容,有效地抑制了詩人那種不著邊際的幻覺,廣東的詩人們聚在一起,不是高談闊論,而是很實在地寫作、表達、生活,這是一種更為健康的詩歌氣氛,它使詩歌落到地面上來了。即便是那些外地來到廣東定居的詩人,時間久了,也會慢慢融入到這種現實中來。”⑧這是“詩歌”層面的“落地”品質,小說創作也同樣如此。張欣小說的日常生活敘述特征,這種品質背后的,恰恰就是廣州這座城市的市民文化狀況。張欣持續不斷地寫廣州,其背后的一大緣由也是因為張欣對日常生活本身的興趣。張欣融入廣州,是把自己當作地地道道的廣州市民,去研究這里的一日三餐。在很多廣州市民津津樂道的一日三餐背后,或許就是一些使人感慨唏噓的人生故事。

    張欣筆下的很多廣州人物故事,或許就是她在茶余飯后聽來的,就像她從街頭命理師那里聽來的廣州人“不辯不教”⑨式的文化哲學。“不辯不教”,這不一定是好的市民文化,但卻是普遍存在于很多廣州市民身上的一種生活哲學。即便我們不贊成這種生活理念,我們也改變不了什么。他們不會跟你“辯”,只會讓你覺得你對他們的“教導”是對牛彈琴,最后只能敗興而歸,而他們則繼續過自己的日子、吃自己的早茶。你改變不了這種市民文化,無法教育別人,但你又生活在這里,這時候如果你還是一個職業作家,你的寫作該如何是好?你的小說如果繼續像大多數嚴肅小說那般不顧小說的趣味只注重技術和深度,那只會變得無人問津,起碼你身邊的廣州人不會問津。從這個角度來理解張欣的話,瞬間就明白她為何這樣寫小說了。

    三、張欣小說的市民文化精神

    廣州最為顯著的特點就是市民生活、務實精神,以及對人性的尊重。這是一個柔軟的城市,是一個自由、松弛、能讓你的身體徹底放松的城市,一個適合生活、但未必適合思考的城市。⑩

    “市民生活、務實精神,以及對人性的尊重。”謝有順對廣州城市文化特點的概括,有著一種濃烈的“文學評論色彩”。這三個特征,用來評價張欣小說,似乎也毫無違和感。“市民生活”是張欣小說的內容特征,“務實精神”是張欣的日常生活敘述品質,“對人性的尊重”是張欣小說的精神價值和思想內涵。

    對人性的尊重,這是現代文學的精神根基,或者說是一種基本的文學倫理。西方歷史中,浪漫主義以來的文學最強調的就是人性問題。作家不再在作品中刻意強調某種傳統的宗教教義或道理規范,而是注重個體的內在情感的表現。新時期以來,中國文學重啟了五四以來的啟蒙傳統,重新強調個體的獨立和自由。求自由和獨立是一種最基本的人性要求,當這種需求遇到1990年代全面鋪開的市場經濟時,又面臨著金錢和物質層面的需求。這兩種需求都是人性的內容,這時候,寫都市故事、寫城市生活的作家該如何處理這兩種需求之間的復雜關系?或許,1990年代開始,張欣之所以和其他城市文學創作者逐漸“分道揚鑣”,就是于這個問題上出現了裂隙。

    求一種現代意義上的自由和獨立,這是現代以來的作家們基本都不會否定的人性思想。但對于商業時代的物質和金錢需求,作為現代知識分子的作家該取何種姿態?這并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在1990年代以來一大批寫城市、寫當下生活的作家那里,要么是很明確地拒絕被商業化的、利欲化的東西所滲透,重新確立了資本、欲望作為文學應該抵抗的對象,以維持一種現代文學所需要的精英意識和批判精神。另一方面,也有一大批作家開始轉變身份立場和寫作姿態,以擁抱欲望、接受資本化的方式呈現出現代人的生活渴望。張欣是處于這兩者之間的狀態。張欣筆下的都市故事,很大程度上就是在處理都市人的欲望問題。她筆下的很多人物都是非常物質的形象,都很看重金錢、不跟錢過不去。但同時,她筆下的廣州市民,也不會為了錢、為了滿足一點欲望而變得多么面目可憎,而是為他們保留一種作為平凡人的基本品格。所以在張欣很多小說中,主要人物都是能屈能伸的,發達了、致富了不會財大氣粗得令人生厭,生意失敗了、生活落魄了也不至于卑賤得失去生活尊嚴。

    直面欲望,而不是簡單地排斥或張揚,這是張欣處理商業時代人性問題的基本方式。在張欣的都市小說里,“直面欲望”就是尊重人性。人性并不是一個理想化的觀念性的東西,而是一個包裹著善良與美麗、丑陋與邪惡的復雜體。城市人的人性,自然也有著愛財富、愛美女帥哥、愛一切美好事物的基本內容。城市普通人面對金錢和美女時,他會心動、容易犯錯誤,但也有基本的尊嚴和追求,這都屬于人性的可能性范疇。對于這些內容,張欣的小說處理得特別“市民化”。像《星星派對》里,對于人物京京通過下嫁老頭來移民美國的選擇,小說其實給了同情式的理解。還如小說《僅有愛情是不能結婚的》,小說透過遵義的心理可以看到作家的態度:“傳統美德,無論多么為人稱道,無論怎樣被人們反復詠嘆,終是像進化論一樣,將在現代人身上消失得蕩然無存。”11這個小說,作家并沒有真正譴責誰,我們讀后也并不會對其中的人物有何種憎惡感。無論是智雄的出軌,還是商曉燕務實的愛情觀念,包括遵義最后對智雄的接納和包容,這些人物的情感遭遇和生活選擇都特別真實,也很可理解。或許,我們能夠對這些小說人物產生深切的理解和同情,這種閱讀效果本身就是作家“尊重人性”的一種文學體現。

    另一個典型的故事如張欣出版于2009年的長篇小說《對面是何人》,這是一個發生在廣州老城區多寶路鎮水街一帶的故事,主要人物如一是個最普通的廣州市民。如一是個假發廠職工,她的生活很簡單,除開工作,其余就是完成一日三餐,養著一個沉醉在武俠夢里、一直不醒來的丈夫李希特。本來日子非常簡單,不會有什么故事,但如一中大獎之后,一切變得有故事起來。如一中大獎之后,不小心告訴了丈夫李希特。李希特要拿錢去拍武俠電影,完成夢想,最后以離婚的方式要來了一半。李希特花完錢后,電影還沒拍出來,為完成它,想方設法向如一借,最后是以搶劫的方式把如一的錢“借”走的。面對要錢變得瘋魔了的李希特,如一突然想明白了:“白來的錢都是燙手的山芋,吃不到嘴里去,反正它莫名其妙地來就一定會莫名其妙地走,我想留也是留不住的。”12對于金錢,如一當然是看重的,但她也很清楚自己就是個窮人。如一的形象,或許最可以代表張欣理解的廣州市民心態,他們不會拒絕金錢,可以為了賺錢養家去“走鬼”,可以不懼各種辛苦去搶購幾袋超市促銷的米,但面對意外得來的錢財時,也能夠接受它們的意外散去。包括李希特這個男性形象,某種程度上也可以是廣州市民精神的一種概括。李希特的武俠夢雖然很不務實、很不廣州,但這武俠夢跟很多廣州市民的致富夢也有一致性。為了致富,廣州人往往也是投下巨資去做生意。這巨資包括時間精力和錢財成本,但生意未必就一定會做成功、會有大回報,大部分的生意其實都是失敗的。如李希特的武俠電影夢一樣,做生意也是需要不斷地投入,一次失敗可能還想著再來一次,最后可能是血本無歸。只有徹底失敗之后,李希特們才會回到平凡中來。

    處理生活困難的方式有很多種,張欣的小說選擇了尊重人性這一種。“尊重人性”并不是一個固定的敘事模式或故事結局,而是可以用每一個小說本身的邏輯,尤其是小說中人物性格邏輯去演繹。《對面是何人》中的如一,她對意外之財的處理方式,以及對丈夫李希特的態度變化,都是將其作為一個觀念很傳統、生活很簡單的城市婦女角色來刻畫的,而且首先是遵循個體角色的性格特征來塑造,然后才是將她作為廣州老城區、老街道的普通婦女來寫。她處理生活困難的方式,像當年把回城名額讓給項春成,項春成卻一去不再聯系她,這無疑是巨大打擊,還有李希特突然不工作而是回到家沉迷于武俠夢,包括自己中獎的錢全被李希特耗盡,以及李希特還用著她的錢找了別的女人等等,這些困難、羞辱對于如一而言,肯定會傷心難過,但并不至于哭天嚎地,而是悲嘆過后坦然受之,始終如一地保持著自己作為一個平凡人的心態去過日子。項春成說如一能給他帶來“踏實”的感覺,總是希望見到她。如一給人的這種“踏實”感,在張欣筆下,或許就是廣州市民文化精神中“務實”感的一種文學轉化。

    尊重人性,并非只是尊重欲望或者尊重某種理想的人性觀念,而是作家要尊重筆下文學人物的人性可能性。作家筆下人物的人性,自然會粘連著人物的生存條件和生活環境。張欣城市小說的“尊重人性”,這“人性”不是從理念出發的都市人性,這“尊重”也并非從知識層面來理解的需要尊重,而是把人物放在環境中,把故事放在城市中,從人與城市的緊密關系出發來塑造小說人物的人性內容,從人物和小說的內在關聯中確立何為真正的“尊重人性”。或許,張欣對“人性內容”以及“何謂尊重人性”這兩個問題的獨特理解,正是導致其廣州城市小說與其他作家的城市小說相比而言差異甚大的一種原因。張欣的城市小說,不是與文學史對話,不是與某種知識理論對話,也不是與其他作家對話,而是和她生活其中的這座城市,尤其是與這座城市里活生生的市民的對話。簡而言之,在張欣那里,小說創作中的城市市民文化精神,只與這種城市以及這座城市的人有關,與其他無關。

    [本文為廣州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共建課題“文學期刊與廣州城市文化精神研究”(項目編號:2020GZJ50)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①白燁:《當代作家研究的拓新性成果》,《都市先鋒:張欣創作研究專集》,江冰等著,花城出版社2020年版,序一第3頁。

    ②張欣:《星星派對》,《張欣文集》,群眾出版社1996年版,第3頁。

    ③張欣:《伴你到黎明》,《中國作家》1993年第3期。

    ④張欣:《訪問城市》,《小說界》1994年第6期。

    ⑤倪錫英:《廣州》,南京出版社2011年版,第3頁。

    ⑥江冰等:《都市先鋒:張欣創作研究專輯》,花城出版社2020年版,第3頁。

    ⑦謝有順:《活在當下的廣州》,騰訊網https://new.qq.com/omn/20180619/20180619A0QTJB.html?pc。

    ⑧⑩謝有順:《認識一個文學嶺南》,中國作家網http://www.tc13822.com/n1/2017/1220/c404034-29718434.html。

    ⑨張欣:《不辯不教》,《時代發現》2014年第7期。

    11張欣:《僅有愛情是不能結婚的》,《張欣文集》,群眾出版社1996年版,第432頁。

    12張欣:《對面是何人》,花城出版社2014年版,第184頁。

    [作者單位:暨南大學文學院]

     

    [網絡編輯:陳澤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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