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類型化是文學發展的一個明顯趨勢，至少中國當代文學是這樣。在擁有廣泛受眾的網絡文學中，類型小說早已成為主體，以至于往往我們談論網絡文學的時候，實際上是在談網絡小說。類型化不是現在才有的現象，早在中國古代，文學就已出現類型區分，小說有志怪、公案、演義、譴責之別；詩歌則有山水、詠史、紀游、送別等之分。《玉臺新詠》卷一就有雜詩、歌詩、怨詩、童謠詩等的分目；李商隱的《無題詩》亦可用類型做解。由此也可見，類型化并不只是大眾文學和通俗文學的標配，在所謂的高雅文學中同樣存在，只不過其表現方式不同罷了。這一狀況也蔓延到當代的嚴肅文學寫作中，通常所言的鄉村（鄉土）小說即是最大的一類。新時期以來，又演化出科幻小說、工業小說，以及打工文學、城市文學、生態文學、自然文學等。

文學類型的劃分有著多樣化標準，最常見的是根據題材或主題劃分。例如志怪小說多講述奇異的故事，言情小說則以男女情愛為主題。當前與自然有關的寫作也是如此。當我們談論自然文學和生態文學兩類不同的寫作時，是以觀照自然的不同側面和不同的主題取向為依據的。自然文學被認為“本質上是一種精神價值的審美表達……將自然看作最高精神，天地萬物之道蘊含其中，人之道也涵納在天道中”；而生態文學“關注的是社會現實層面生態系統的平衡……其最終旨歸是挖掘生態危機產生的原因，在現實層面維護生態系統的平衡發展”（王昉）。

盡管專業研究者做了嚴謹的學術分類，但對于普通寫作者和讀者而言，往往莫衷一是，甚至不做細究而混為一談。仔細查考文學與自然的關系，需要從人對待自然的不同立場上去理解。如上所列，把自然理解為至高的精神，是一種“人類中心主義”的視角；以維護生態平衡為旨歸的生態文學，所持的是“生態中心主義”的觀念，都是對待自然的不同立場在文學中的表現。無論這些觀點及其表述客觀與否，需要明確的一點是：自然進入文學之中，其根本功能和目的只在于表現人的思想情感和性格形象，人對自然的看法只是主題構成之一。

無論是自然文學還是生態文學，自然進入文學的方式，都是寫作者面對自然“說話”從而把自然引入文學中。它的功能和地位無外乎兩個：一是作為被表達和呈現的主要對象，其中包含了作為生態的自然和作為精神的自然，例如西方文學中的《瓦爾登湖》《沙鄉年鑒》《熊》等，以及中國當代文學如劉先平、胡冬林、徐剛等的創作。這是生發出當下關于自然文學和生態文學話題的主要場域。二是作為文學世界里人物角色生活環境的組成部分，在關于文學的知識中，環境描寫是重要的創作技巧和內容，而構成文學世界的環境即包含社會和自然環境兩部分，其中自然環境是作為人的活動空間之一而存在的。

從文學史到當下的文學現場，把自然作為主要書寫對象的寫作并不普遍，但正是它們構成了類型意義上的自然文學或者生態文學。在文學類型學理論中，發生類型化的原因在于審美的階層化。近年來，自然文學成為熱點話題，雖然是這一原理在當代文學現場的顯現，但同時受到社會背景變化的深刻影響。首先是以自然為對象的生態文明建設提升到戰略高度；其次，超出自然承載能力的生產方式對環境的破壞日趨嚴重，環保問題受到重視；此外，在精神層面，則是進入商業和網絡時代，被工業和信息技術革命改變的生存、生活和精神環境變得更加逼仄，人類不斷反思自身的生存境遇和發展方式，從而生發出向往自然的情感，并對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展開省察。自然作為文學寫作的場域或對象在當前受到重視，與這些原因是分不開的。

與自然有關的寫作被類型化，預示了其中某些作品帶有一定程度的實用性，尤其是聚焦環境問題的作品。以文學的方式呈現并批判人類對自然的過度開發和利用，采取竭澤而漁的方式向大自然無限度索取而導致的環境問題，是隱含在這些作品中潛在的創作動機。蕾切爾·卡森《寂靜的春天》通過對美國農業生產的全方位調查，揭示了濫用農藥給環境帶來的不可逆轉的危害，昆蟲、鳥類被農藥殺死，春天因為沒有它們的鳴叫而寂靜得令人恐懼。這部作品充滿對自然的人文關懷，并對人類現代化的生產生活方式展開了無情的批判，被譽為開啟了現代環境運動的奠基之作。

除了正面表現環境惡化給人類帶來的生存危機，以及延續傳統的自然觀，將自然當作寓托心靈的家園外，關于自然的寫作還有一個向度，即擺脫將自然作為審美客體的單向思維模式，深入內部探查自然世界的隱秘倫理及其運行規律。這個視角賦予了自然界一定的主體地位，對于以人類價值為自然賦義的“人類中心主義”而言是一種突破。胡冬林的《山林筆記》是作者生前在長白山林區長期駐扎生活的日記體作品，是一部兼有散文審美特征的非虛構生態文學佳作。作者以親身觀察的見聞和體驗，生動記錄森林中的黑熊、金角鹿、狐貍、野豬和鳥類、菌類、花草等的狀貌、生長習性等，以及它們在生態系統中的作用，字里行間透射著對自然的敬畏與憐惜之情。馮小軍的《林間筆記》與此類似，用唯美而又抒情的筆調描繪森林、溪流和草地間的自然風物及其構成的和諧關系。這些作品在傳播自然生態知識的同時，也表現出獨特的自然觀。在這些作者眼里，自然不僅是有生命的，也是有情感和意志的。

與自然文學或生態文學崛起的趨勢相反的是，文學作品中作為人的生活環境的自然描寫卻在大量減少，這種現象不只出現在小說中，也出現在散文中。這是城鎮化后日常生活疏離自然而出現的必然結果，由于缺失了自然的撫慰，這種趨勢加劇了人在社會中的焦慮心情和精神困境。

追根溯源，文學對自然的表達與懷戀關涉人類的終極命運。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自然觀，人類走出叢林就是將天然的自然變為人化自然的過程，這也意味著客觀世界的對象化。人類愈進化，社會愈進步，自然的對象化程度愈深。在這個意義上，遠離自然成了人類的宿命。但是，自然作為肉身和精神家園，早已成為人類文化心理結構的基礎性構成，因此向往自然、歌詠自然，并用自然鑒照人自身，是文學創作中的永恒主題。無論是自然文學還是生態文學，抑或是更加具體化的環境文學，書寫自然的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為了表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