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我的批評觀

批評是多重意義的再發現

李振

二十幾年前，一沓一沓的文學刊物被搬到床頭，漫無目的地翻看，純屬消遣。但令我意外的是，那時讀過的幾篇小說在不久前又十分詭異地輪番出現在腦子里。《屠婦老塘》《馬鐙革》《大爺》——我不敢保證小說名字的準確，但它們的某些情節總是不經意地飛快閃過。也許這些作品不會再被人提起，更不會被寫入文學史，可它們對那時的我來說卻是一個遙遠又令人親近的世界。在《屠婦老塘》里，我發現了礦區一個手上總是閃著油光的女屠戶和滿身煤渣的礦工們之間屬于成人世界的秘密；《馬鐙革》里，那匹退役軍馬的鬃毛在陽光下“一跳一跑”構成了我對悲壯最基本的理解；直到現在我還想養一條狼狗，它要像“大爺”一樣。很多年以后，我以為自己會更熱愛歷史，更熱愛哲學，甚至政治經濟學，但兜兜轉轉之后發現，小說才是腦袋里那根最堅硬最牢固的釘子。或者換句話說，那個把小說當樂子的人絕對不會想到日后他對小說的熱愛并以此為業。

當然，以上對小說的描述也許并不可靠，畢竟它已然成為一種基于當下的有關閱讀與記憶的重述。就像人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我們也無法以相同的方式與狀態進入或收獲同一部作品，常讀常新抑或常讀不新都意味著閱讀與認知的變化，這是閱讀的魔法，亦是閱讀的魅力。因此，文學批評首先是對閱讀的再發現。批評與閱讀的關系緊密又疏遠，它們可能同時進行，卻在很大程度上好似動脈和靜脈，有著各自不同的通道和流向。正如我們面對一部作品，無論是最基本的觀感、評述，還是變成文字的批評，都是對閱讀本身的一種篩選、省察、詮釋與重構。如果說閱讀的過程并不一定包含明確的目的性，那么文學批評卻不可避免地帶有某種醒目或隱秘的指向，它不由自主地蘊生于一個批評者的視野、經驗、處境、偏好以及局限。當閱讀被講述出來，它就實現了與閱讀的剝離而構成了最基本的批評過程。

小說離不開虛構，而虛構又是一種頗具悲劇色彩的努力，它正是在人們所必須面對的絕對的虛無之上，建立起某種豐饒、復雜、繁花似錦的相對的充盈。而文學批評則是抵達這種充盈的重要方式。在這個過程中，批評的確是闡釋和表達，但對于一個批評者來說，它更重要的是實現了那些基于小說或閱讀的外部經驗的逐漸內化。所以，批評是向外的認知，是投射和辨認，更是有關自我的不斷建構與重新發現。文學批評經由文學作品與它們所在的時空發生關聯而成為某種心有旁騖的寫作，它應該是敞開的，不斷發現自身的局限和理所應當，對獨斷的表達始終保持警惕，進而在對文學和時代的雙重理解上建立起內在的尺度。

最后，文學批評是對歷史的再發現。因為學科設置等原因，文學批評與文學研究被人為割裂，文學批評也常常被狹隘地看待。事實上，批評與文學史研究的當下性與歷史性并沒有什么根本區別，當下是一切歷史敘述與研究的前提，而當下又正在通往并確認歷史，即時性的批評正在與過去的以及未來的文學創作與批評建構著文學的大歷史。因此，文學批評并非是局限于當下的，它包含著對同時代以及過往文學創作的整體認識和判斷，它不是要明確某個僅僅意味著時間的界限，反而要在當下與遙遠的時間與空間中發現某種溝通、彌合與親近的可能。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壇》2019年第4期

批評家印象記

發現邊緣和批評的歷史感

——李振和他的文學批評

孟繁華

我認識李振是2010年6月他在南開大學博士畢業的答辯會上，他的導師喬以鋼教授請我去主持他的答辯。答辯之后喬教授請吃飯。喬教授誠懇熱情，為人為文在學界堪稱楷模。吃飯很熱鬧，和所有的答辯一樣，像是過節。但李振好像很節制。后來李振說那天吃的包子十八元一個，是天津最貴的包子。我想了半天幾乎沒有任何印象——酒喝多了，天津名吃卻沒有給味蕾留下任何記憶，不僅遺憾，也辜負了以鋼兄的美意，真是抱歉得很。還好是答辯后，如果是答辯前那李振的畢業可能就要推遲幾天了。第二天李振又開車送我到車站。他畢業后到吉林大學文學院任教，我在吉大兼任博士生導師十年，也算是同事了。每次到吉大，李振都要找一些年輕同事或教研室的同事喝一場，大家都很快活。

李振平時話不多，聊天時也大多是在傾聽。喝酒時話也不多，大多時間是微笑著注視那個說話的人。但無論多少人，無論有多晚，在場的一定有李振。如果有朋友去長春，李振是一定要請喝酒的，他是一個有情有義的年輕人。后來看到他的同齡人周明全在一篇文章中這樣說：“兩年前在《南方文壇》看到李振寫阿乙的評論，甚是喜歡，而且，也為我寫阿乙的評論提供了全新的視角。一直想認識一下這位才俊，直到今年4月，才在北京結識。喝了幾場酒，聊了什么卻早已忘記。大概5月，李振從長春飛到北京，請王晴飛喝酒，我作陪，酒桌上得知，他此次到北京，沒別的事，就是想念在魯院上學的兄弟王晴飛，來京就為約晴飛和晴飛的朋友一起喝頓酒，醉了一場，次日又飛回了長春。同時參加那個局的一位廣州朋友感慨萬千地說，從這件小事上，可看出李振的厚道。我贊同這個說法，我一直覺得，有情有義方為大丈夫，大丈夫才能寫出大文章。”①后來他參加了現代文學館第三屆客座研究員，與他的同齡人一起參加各種學術活動，文學江湖稱他們是“十二銅人”。這屆客座非常團結，很有活力很能折騰。我覺得這個經歷對李振非常重要，在北京和各個文學中心城市，不僅拓展了他的文學視野，更重要的是他了解了同時代批評家們在關心什么問題，如何面對和思考文學問題。任何一代學者，事實上都是和同代人一起成長的。

如今，李振博士畢業將近十年了。十年的時間不算很長，但李振已經在文學批評領域取得了驕人的成績。他先后出版了《時代的尷尬》《地域的張力》和《思想演練》等三部專著和評論文集，發表了百余篇文章，成長為青年學者和批評家中的佼佼者。這當然和當代文學學科的性質有關，但和李振的勤奮和才華更有關。由于學科的規定性，李振寫了大量的文學評論文章，對這些即時性的評論，學界歷來有不同看法。不僅其他學科有不同看法，即使在本學科內，看法也不盡一致。我的看法可能略有不同，我認為當代文學現場評論非常重要：作家作品發表之后，批評家在第一時間做出反應和評價，無論對作者還是讀者都是需要的。作家需要看到批評界的反應，讀者需要專業批評家的引導；即便對于文學史來說，現場批評同樣是文學史寫作最重要的參照。不僅當代文學史如此，古代文學史也一樣。比如我們評價蘇軾，總要看看宋仁宗、黃庭堅、蘇轍等的評價吧。因此，對當代文學評論沒有分析地輕蔑、不屑，不僅無知，而且十分輕佻。如果我們極端一點說，當代文學批評要做好，甚至要比文學其他二級學科還要困難。一方面，因為做當代文學批評，不僅對本土上游的諸多學科都要有一些了解，有的甚至要非常熟悉；對西方文學和理論，也要有不是一般的了解。另一方面，當代文學批評還要受到時代環境的諸多困擾，這是其他學科不曾經歷也難以想象的。特別是現在，每年出版海量文學作品，閱讀和寫作幾近一種體力勞動。這些困難只有從事當代文學批評的人才會感受到。

李振選擇了這一專業，他當然也難以避免這些困擾和困難。但是，近十年來，李振幾乎是異軍突起。他和他的同代人共同塑造了一個新的批評時代。讀李振的文章，能夠感覺到他的敏銳、機智和充沛的批評激情。這一點很重要。批評沒有激情就不好看，文章如果看不到作者傾心的投入，讀者也就失了興趣。但是，通過閱讀李振，我發現他有自己非常突出的特點，這就是他閱讀的廣泛。通過廣泛的閱讀，他發現了別人沒有發現的東西。這個特點就是我稱之為的“發現邊緣和批評的歷史感”。2018年的某天，批評家興安問我是否知道和了解李振，他說李振寫過一篇評陶正的文章發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上，他編輯的《北京作家》要轉載。這一考慮可能與陶正是北京作家有關。《北京作家》也發表了這篇文章，這就是李振的《陶正是誰？》②。《北京作家》是內部刊物，屬于轉載，這也是需要說明的。現在的年輕人大概真的不知道“陶正是誰”了，就像李振文章中說的那樣：

那么，陶正是誰？就當下文壇而言，這幾乎成了一個陌生的名字。但是，習近平在《我是黃土地的兒子》中還記得一同插隊延川并寫過《魂兮歸來》、《逍遙之樂》的北京知青陶正；延川《山花》的創始人曹谷溪還記得與白軍民、路遙等共同編寫了詩集《工農兵定弦我唱歌》的文學同路人陶正；從80年代走過的作家和批評家們，也許還記得曾獲1983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1985年“《十月》文學獎”的青年作家陶正……在時間的持續沖刷和歷史的不斷重述中，“陶正是誰”在今天可能已經變成了一個是否需要知道或是否必要記住的問題。

李振幾乎用的是傳記筆法，在洋洋萬余言的文字中，詳盡評述了陶正的文學貢獻。這種方法與即時性的評論就完全不同了。這是一種鉤沉，也是一種對“邊緣”的重新發現。用曾經流行的一句話就是“尋找文學史上的失蹤者”。當代文學要處理大量新作和新人，有時難免顧此失彼。如果時間久了，那些有價值的作家作品可能就真的“失蹤”了。在不斷提及、不斷論述的過程中，那些真正的當代文學經典才有可能被提煉出來。李振的《陶正是誰？》就是這樣的文章。

這一方法在李振的評論集《時代的尷尬》中已經有所顯示。比如他研究和討論的從蘇區文藝、延安文藝到1949年后文學新規范的確立與推廣，逐漸建立的當代文學生產過程，就是很好的視角。這個工作學界已開展多年，但是，李振的不同在于，他的資料以及在資料中引出的問題是李振獨特的發現：比如《割裂之痛：1940年代延安的保育困境》《騷動與規訓：“半公家人”的家庭內外——以〈夜〉和〈鄉長夫婦〉為例》《“當局者”的現場反思——1940年代初延安文學中的“革命婚戀”》《從苦難書寫到被動翻身——1942年后延安文學的性別話語》《母性的讓渡與異化——1942年后延安文學現象之一》等。這些選題，都顯示了李振與流行研究的不同視野以及對現代文學邊緣現象的再發現。

他的《“1985”：文學史的傲慢——從被遺忘的三篇小說談起》和《1977—1983：文學空間再認識》，這兩篇文章也屬于當代文學史的范疇。文學的80年代，經過文學史家和批評家的再建構，已經不是“歷史的”80年代，它在敘事、懷念、想象和“還原”中成為另外一種“歷史”。因此，講述的80年代與講述者對歷史和當下的不同參照、不同訴求是有關的。李振當然也在這樣的語境中。不同的還是，李振畢竟不是80年代過來人。這一身份有兩個含義：一是李振可能因沒有經歷80年代而對這個時代缺乏“感同身受”；二是李振沒有這種“感同身受”，面對這個時代可能會更加理性而不帶情感色彩，這也是處理不同時代文學史不同身份的人都有的兩重性。因此，李振開篇就說：

論及80年代文學，人們總要大談“文學解放”，講文學與政治意識形態的一致性和同步性。不錯，80年代的確是一個文學解放的年代，也確是一個文學空間隨時代變革不斷拓展的年代，但需要正視的，是80年代文學進程并不像一些文學史描述的那樣順暢，文學的空間也不及描述的那般寬松。所以，談論80年代文學，首先要面對的就是歷史所提供的文學空間。1977年到1983年，是文學釋放的第一波，也是舊規范松動和新規范初建的階段，直接關系到80年代文學的運行機制和面貌呈現。在“撥亂反正”、“思想解放”、“改革開放”等有著積極色彩的政策性描述下，文學面對的是屬于這一時期新的文學規約和文學訴求的不斷撞擊、較量與妥協，是在社會轉型、經濟變革等多重力量角逐的夾縫中生發出的新命題。那么，在這些相互制約的關系中，1977年到1983年文學的推進，是像對80年代文學的整體性描述那樣一路高歌順風順水，還是路途坎坷阻力重重？所謂“開放”與“突破”，空間有多大，邊界在哪里？只有對它進行具體考察，才能有效進入80年代文學。③

然后，李振通過“李劍事件”“開明派”與“保守派”的對抗、對《將軍，你不能這樣做》的批判、對《苦戀》的批判以及對“《在社會檔案里》、《離離原上草》、《妙青》、《人啊，人！》、《晚霞消失的時候》、《早晨三十分鐘》等一系列作品”的批判等，李振看到了很多研究者、特別是對80年代懷有特別樂觀的研究者沒有看到的另外一些時代元素。他提出的問題是：

我們看到了這一時期文學創作的內在要求與外部制約力量的沖突。如果抱有“歷史的同情”，倒可以考慮這樣問題：十年“文革”過去，無論是從中成長起來的年輕作家，還是在“十七年”就被打成右派的“歸來者”，在文藝上的約束有所松動之時，他們最需要表達、記錄、抒發以及反思的會是什么？與此同時，那些同樣作為經歷了動亂與苦難的讀者，他們想看到的會是什么？在這種情況下，文學去記錄歷史的傷痛，反思傷痛的根源，為了避免悲劇的重演戰戰兢兢地對社會問題做出警示，這大概是一個自然而合理的要求與實踐過程。正如在對《苦戀》進行批判的時候，一位導演不禁責問：“我國出了這場大災難，難道連劃一個問號都不可以嗎？”但是，緊隨“十七年”、“文革”文學規約松動之后，是屬于“新時期”的文學規則的建立。雖然政治上撥亂反正，雖然第四次文代會允許創作自由反對橫加干涉，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無情展現出來的卻是歷史慣性的沖擊和文學生長的新的阻力——其中既有“歌頌與暴露”、“干預生活”、“文藝為什么人”的老命題，又有“資產階級自由化”、“精神污染”的新說法，文學生長的最大難題在某種程度上成了文學的自身要求與文學之外的政治規約之間難以調和的矛盾。④

通過這些分析，李振看到了對80年代的“重述”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1985”：文學史的傲慢——從被遺忘的三篇小說談起》⑤一文，是一種“翻案”式的文章。他看到“在當下流行的中國當代文學史著作中，1985年被看成是新潮滾滾的一年。這一年前后，在“尋根文學”蓬勃興起的同時，劉索拉、徐星、殘雪、馬原、洪峰、扎西達娃等一批青年作家集中亮相，他們的創作一方面承接著八十年代初一些作家現代派技法的嘗試，一方面又從精神世界努力地走向現代主義”。這些新潮作家成了時代的寵兒。“在文學史的敘述之下，人們對‘文學新潮’給予了足夠的關注，卻忽略非常重要的東西，甚至是中斷了對一些重大問題的探討，使變革時期主要的時代矛盾淡出了人們的視野”：

1985年，吳雪惱的《主人》和王洲貴的《水與火的交融》分別發表于《鴨綠江》和《朔方》；1986年，馬本昌的《不平靜的柳河渡》發表于《青年作家》。三部小說不約而同地選擇了一個社會切實存在的題材：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隨著農村經濟政策的調整，原本被剝奪了種種權利的地主分子及其后代獲得了經濟、政治上的“翻身”，這種社會生活秩序的變動甚至是社會角色的互換，帶來了怎樣的結果，在人們內心引起了怎樣的波動。⑥

李振提出的問題從邏輯上說是沒有問題的，他的分析也非常有道理。或者說，在1985年的時代環境中，新潮文學帶來的新氣象、新景觀，搶了時代的風頭，為文學帶來了新的前景和可能性，文學界的興奮甚至癲狂是可以理解的——我們的文學有太長的時間沒有變化了。但是，后來的文學史敘述如果還是當年的態度和情緒，還是當年的角度和狀況，那就缺乏歷史感了。李振看到這個問題并敢于提出，就是有膽有識。還有，李振有一部批評文集《地域的張力》，是專門評述吉林作家的評論文集。這當然和李振供職的地域有關，他工作、生活在吉林，對吉林的文學情況有更多的了解和感同身受。他發現的是，新世紀以來，吉林文學創作在獨特的地域文化中不斷生長，漁獵薩滿、黑土地、闖關東、老工業基地與當下時代碰撞出屬于這片區域的文學經驗與文學現實。當我們將內地作家與吉林作家并置一起，便能發現某種屬于文學、屬于地域、屬于這個時代的奇妙張力。這種張力一方面來自吉林文學內部，它個性鮮明的“本土化”色彩與文學普遍的時代性進行著某種隱秘的較量。這些看法是沒有生活在吉林的批評家難以發現的。

通過上述描述，我們大體可以了解李振從事當代文學批評的基本思路。這就是：他注意發現文學史和當代文學的“邊緣處”，在邊緣中看到那些閃爍著的文學的奇異之光。文學沒有中心和邊緣的等級關系，所處的地域并不與文學成就構成關系，這與政治權力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當代文學的歷史與現實都無可爭議地證實了這一點。李振身處“邊緣”地域，但并沒有影響他成為一個優秀的青年學者和批評家，他心中的文學舞臺闊大而遼遠，他就生活在自己心中那個文學舞臺上。

【注釋】

①周明全：《“80后”批評家有能力對當代文壇發聲了》，《都市》2015年第8期。

②李振：《陶正是誰？》，《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8年第2期，《北京作家》2018年第2期轉載。

③④李振：《1977—1983：文學空間再認識》，《揚子江評論》2015年第4期。

⑤⑥李振：《“1985”：文學史的傲慢——從被遺忘的三篇小說談起》，《南方文壇》2017年第2期。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壇》2019年第4期

（孟繁華，沈陽師范大學中國文化與文學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