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新時代呼喚和創造著新時代文學。十代會之后，“新時代文學”已成為文學界的共識，中國作協創設了“新時代山鄉巨變創作計劃”“新時代文學攀登計劃”，積極推動新時代文學的實踐與高質量發展，也有不少批評家、理論家發表文章，共同推進了“新時代文學”理論命題的構建。“新時代文學”也是我最近幾年集中關注的話題，曾發表《新時代文學“新”在哪里》等文章。在文章中，我主要是將新時代文學與新時期文學、新中國前三十年文學、五四新文學、傳統中國文學加以比較，在理論和文學史的脈絡上勾勒了新時代文學可能的發展方向。在本文中，我想從另外的角度再談談新時代文學“新”在哪里這一話題。在我看來，“新時代文學”之新在于主題之新、意識之新、經驗之新、格局之新，我們只有深刻理解了中國文學在新時代的巨大變化與革新，才能更好地推動“新時代文學”的發展。

“新時代文學”之新在于主題之新

文學主題是與歷史主題、時代主題緊密聯系在一起的。近代以來，中國的歷史主題和時代主題曾經是近代時期的反帝反封、富國強兵，五四以來的“啟蒙”和“救亡”，革命年代的“革命”和“翻身”，新時期以來的“現代化”，但在新時代的視野來看，這些主題只是特定歷史階段的時代主題和文學主題，我們已經走出了近代以來中國史的一個階段，也超越了這些時代主題和文學主題。比如反帝、救亡和富國強兵，隨著中國國力的強盛、經濟的迅速發展以及在世界上位置的提升，對于今日之中國來說已經并不構成主要的問題了；比如革命、翻身和現代化，隨著中國革命的勝利和改革開放的成功，我們已建立了新的人民政權，實現了經濟和社會的飛速發展。在我看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是新時代的新主題，也是新時代文學的新主題，新時代文學應該從各個角度對這一主題做出探索。當然這并不是說近代以來的歷史主題和時代主題已不重要了，而是我們需要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一新的坐標和視野中對之做出新的思考與調整，重構新時代的文學主題與思想地圖。在這一新的視野下，與救亡緊密相連的中國革命傳統、包括啟蒙在內的西方思想，以及傳統中國文化，都構成了當代中國內在意識的一部分，也是新時代文學發展的重要思想資源，我們必須繼承并在新時代的視野中加以融匯創新。比如“反封”、“啟蒙”和人的“現代化”等曾經的時代與文學主題，現在已進入了新的歷史階段，或者說問題的思考方向與側重點已發生了轉化。如果說五四以來我們的主要憂慮在于如何成為一個“現代人”，有學者因此將中國現代文學的總主題概括為“改造中華民族的靈魂”，但在我們已融入世界體系和現代格局的今天，伴隨著鄉土中國逐漸轉變為城鎮中國、傳統文化及其載體的漸次消失，我們更大的憂慮或許在于我們在什么意義上還是“中國人”，所以我們才要敬仰與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而這也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內在組成部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也開啟了新的思想與話語空間，比如脫貧攻堅、生態文明、人類命運共同體、人類文明新形態等新命題既是時代主題也是文學主題，拓展了我們的思想視野，開辟了新的藝術探索方向。以“脫貧攻堅”為例，新時代的脫貧攻堅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具有歷史性和世界性的意義。2020年我們已完成脫貧攻堅的時代任務，正在朝鄉村全面振興的目標邁進。但我們如何理解脫貧攻堅的意義與特點，如何面對和書寫這一重大社會變革，如何將新時代的中國經驗轉化中華民族新史詩，卻尚處于未完成的探索狀態。從方法論的角度，我們可以看到脫貧攻堅的關注點在“貧”與“脫貧”，明確了我們要擺脫的狀態和我們要達到的目標，但這看似簡單、人人都懂的語言，背后卻隱藏著宏觀的理論思維和對時勢的精準判斷，這一命題的著重點不是窮人或富人等不同的社會階層，也不是合作化或包田到戶等不同的生產方式，而是“貧窮”本身，以簡潔的語言直抵根本，在一個新的坐標中讓我們重新認識現實，打開了全新的視野與空間。與此相似的命題還有很多，共同組成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的新主題，但我們對其新穎性、獨特性和豐富性及其實踐的認識還有待深化。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既是民族復興，也是文藝復興，新時代文學應該在新主題的視野下不斷探索，承擔起更大的責任。

“新時代文學”之新在于意識之新

意識是很微妙的，時代意識也是很微妙的，但對一個人的主體狀態卻有極大的影響，我們能從整體上感知一個時代是在向上還是向下走，也能感知一個國家在他人眼中是被仰視還是被俯視的。在數千年的古代史上，中國曾長期領先于世界，中國人關注華夷之辨但又胸懷天下，形成了普遍主義的天下觀，也形成了一種以中國為中心的朝貢體系。但自近代以來，在一系列民族危機中，傳統中國人的驕傲與自豪卻遭到了沉重打擊，一變而為民族自卑感。即使在抗日戰爭、抗美援朝戰爭勝利之后，這種自卑感也潛藏在不少中國人的內心深處；即使在80年代、新世紀之后，仍有不少人以西方眼光將中國視為愚昧落后、封閉僵化之地。面對西方世界，不少中國人長期以來形成了一種落后者、追趕者的心態，而對中國的文化、價值與生活方式缺少足夠的自信。但進入新時代以來，中國人的文化自信越來越強，整體社會氛圍和人們的自我意識也在發生變化，中國人正在變得更加從容自信，這是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變化。這樣的從容自信是林則徐、魏源一代所沒有的，是康有為、梁啟超一代所沒有的，也是魯迅、陳獨秀一代所沒有的，可以說是近代以來中國的一個巨大轉折。在這樣的歷史時刻，我們需要重新認識中國人的價值觀，需要以藝術的方式講述中國人的生活、情感與心靈世界，但要完成這一時代任務，也對我們的知識結構、思維方式、審美感覺等各方面提出了極高的要求。近代以來，除了極少數歷史時期，我們已經習慣了以落后者、追趕者自居，但現在則到了根本轉變的關頭，我們需要對近代以來構成我們思維、美學無意識的龐大知識體系進行反思，我們需要重建以中國為主體的自我意識和新的感知、思維與情感結構，這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也是一個系統的長期的工程。另一方面，當我們不再是落后者、追趕者的時候，我們將如何面對世界？當我們領先于世界的時候，我們應該如何去想和如何去做？這是以前的歷史時期我們很少或不會去想的問題，也是我們今天必須面對的問題。我們需要克服傳統中國的帝國心態，也要避免西方世界的殖民主義邏輯，永志不忘我們民族曾遭受的危機與創傷，絕不將身受的痛苦加之于他國，而要以先進的探索和平等的身份共同參與人類新秩序新格局新文明的構建，但在這方面，總體而言我們尚缺乏思想與知識上的系統準備。相對于其他知識領域，文學更敏感，更善于從當代生活中汲取經驗，新時代文學要以敏銳的感覺與思想探索，引領社會風氣之先。

“新時代文學”之新在于經驗之新

新時代涌現出了層出不窮的新的生活和社會現象，催生出了不少走在前沿的時代新人。“新人”是在時代中產生的，對于作家來說最重要的就是發現“新人”并將之提煉塑造出來。但不少作家就只是生活在“生活”中，而對“生活”本身的巨大變遷和細微變化習焉不察熟視無睹，而要塑造出新時代的新人形象，我們需要將“生活”對象化、問題化和歷史化，認識到“生活”并不是從來如此的，也并不會永遠這樣下去，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敏感于“生活”的變化及其中出現的新因素，才能將種種新因素加以提煉，塑造出新時代的“新人”典型。新時代文學要講好新的中國故事，關鍵要發掘出具有典型意義的中國經驗，這需要我們具有歷史感與世界眼光，具有歷史感可以讓我們在縱向發展中發現新時代經驗的新穎之處，具有世界眼光可以讓我們在橫向比較中發掘中國經驗的獨特性。比如新時代的農民，當然不同于文學史上魯迅、茅盾、柳青、梁斌筆下的農民，即使與路遙所寫的改革開放初期的農民相比也已有很大的不同，現在的農民是解決了溫飽問題之后的農民，是脫貧攻堅之后的農民，是正在從鄉土中國走向城鎮中國的農民，是處于農耕文明、工業文明與信息文明相互矛盾、疊加和交錯時期的農民，這樣的農民是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也是文學史上的作家沒有書寫過的，他們的生活、經驗、情感和內心世界是怎樣的？我們需要用心觀察，用心體會，用心刻畫，新時代文學需要發掘并呈現出新時代的新經驗，塑造出屬于新時代的時代“新人”和典型人物。不只農民，如今的工人、知識分子、創業者、青年人也都與其他歷史時期不同，有其獨特的經驗與生活，時代的飛速發展更是催生了無數新職業、新科技、新媒體和新的生活方式，需要文學予以發掘并呈現，寫出新經驗，塑造新典型。時代之變、中國之進、人民之呼是文學萃取題材的無盡寶庫，其中蘊藏的新經驗新人物更是文學創新的源頭活水，給新時代文學創作帶來不竭的生機活力。

“新時代文學”之新在于格局之新

當前中國的一個特殊的境遇是，在我們的社會中，既有源遠流長的傳統農耕文明，也有門類齊全、獨立完整的現代工業體系，更有飛速發展甚至在某些領域領先世界的信息技術與產業，在西方不同歷史階段相繼出現的農業文明、工業文明與信息文明，被極大地壓縮在一個特定的時空中彼此共存、共生。我們的生活中既有傳統文明與現代文明的沖突，也有工業文明與后工業文明的矛盾，這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文明形態，包蘊著無限的豐富性、復雜性與可能性。在世界文學的視野中，同樣面臨傳統生活與現代生活、農業文明與工業文明的矛盾，但我們的現實與19世紀的托爾斯泰、巴爾扎克、狄更斯等作家所面臨的不同，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有其獨特之處——中國革命的勝利與改革開放的成功，快速的工業化進程，超大規模人口的現代化，以及現實生活中傳統、現代、后現代因素的交織，農業文明、工業文明、信息文明的混雜，都不同于這些經典作家的敘述。我們有可能也有必要講述新的“中國故事”，這樣才能呈現出我們生活的豐富性和復雜性，也能為世界提供一種不同于西方模式的獨特的現代化經驗與鏡像。不僅如此，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宏觀視野下，中國在發展，世界在變動，新時代文學不僅可以講述中國故事，在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式現代化道路、人類文明新形態等新命題的引領下，我們也可以講述人類故事、生命故事、宇宙故事，我們要將中國的獨特經驗上升為具有普遍意義的人類經驗，將新時代文學的經典作品上升為具有普遍意義的人類經典，這是新時代作家應有的雄心與抱負。高科技的發展也帶來了新的挑戰，新科技改變的首先是人的生活狀態，這是我們從工業革命以來所感受到的人類文明的進步及其帶來的問題，但是新一輪高科技與此前不同，甚至涉及到對“人”、“人性”等基本觀念的挑戰，比如人工智能如果真的能夠實現腦機接口，基因技術如果能夠直接編輯人類的基因，那么這樣的新人類在什么意義上是“人”，在什么程度上是“人”，則成了需要辨析的問題。“文學是人學”，這些問題都是文學需要關注的，文學要觀察記錄這一進程中人性與人類的新變，并提供人文精神的觀照。不僅如此，新科技也會帶來不少人類以前沒有遇到的問題，比如尤瓦爾·赫拉利在《人類簡史》《未來簡史》中寫到的“永生”。“永生”是秦皇漢武時代的夢想，但在我們這個時代，隨著科技的飛速進步有可能成為真正的現實，但人類一旦可以“永生”也會帶來很多結構性問題，哪些人可以“永生”、哪些人不能“永生”就是一個新的社會問題。就像作者分析的，將來的社會分化可能是“永生者”與“無用階級”的分化，這是相對于比19世紀、20世紀“資產者”與“無產者”更嚴重的社會分化。面對這一分化，未來的人類文明體系和社會結構會發生什么深刻的變化，現在我們還無法預料，但無疑會發生前所未有的巨變。在這個意義上，文學關注新科技，其實是帶著我們對歷史與當代的認知，去探索茫茫未知的未來，關注人類的命運，也就是關注我們自身。我們歡迎科技的進步，但也要對科技進步可能帶來的問題保持清醒的頭腦，既不必盲目樂觀，也不必杞人憂天，而要以從容自信的態度應對可能發生的一切，對人類及其文明的未來保持信心。

以上我們簡述了“新時代文學”的主題之新、意識之新、經驗之新、格局之新。在文學史上，新主題、新意識、新經驗、新格局的出現必然會催生新的創作潮流，必將會迎來新的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今天，中國、中國人民、中華民族的未來無限廣大。新時代需要文藝大師，也完全能夠造就文藝大師！新時代需要文藝高峰，也完全能夠鑄就文藝高峰！”我們期待新時代文學能夠將新時代中國人的經驗與情感轉化為新的藝術、新的經典，講述中國故事，凝聚中國精神，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征程上勇攀高峰，不斷創造新的輝煌。

（作者系《小說選刊》副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