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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北鳶》《朱雀》后，作家葛亮推出新作《燕食記》。

《燕食記》沿著嶺南飲食文化的發展脈絡，以榮貽生、陳五舉師徒二人的傳奇身世及薪火存續為線索，借關于美食的跌宕故事描摹出中國近百年社會變遷、世態人情的畫卷。

葛亮談道，想寫一部關于“吃”的小說，是很久的事情了。在前作《北鳶》里面，文笙的母親昭如在一個饑饉的寒夜，對葉師娘說，“中國人的那點子道理，都在這吃里頭了。”葛亮說：“她想說的是中國人在飲食上善待‘意外’的態度。便從安徽毛豆腐、益陽松花蛋，一直說到肴肉。如此，這是中國文化傳統里‘常與變’的辯證與博弈。我念念不忘這個主題，便在這部新的長篇小說里，將這‘常與變’植根于嶺南，放在了一對師徒身上。”

最近，人民文學出版社舉辦了以“時間的味蕾”為主題的新書發布活動。

新書發布活動現場

葛亮介紹，小說題為“燕食記”，意為古人日常的午餐和晚餐。周朝確立“三餐制”，意味著禮制的開始，由此確認了中國人“民以食為天”的日常俗理。《燕食記》從粵港吃茶點的習俗生發開來，并選取粵港美食作為故事和人物的落腳點，將廣東、廣西、香港、福建、上海聯結起來，以飲食的傳承、流變、革新勾連近代百年嶺南歷史。

《燕食記》

具體的寫作中，葛亮從同欽樓的興衰講起，一路由香港的茶樓電影追溯到廣州的食肆酒家，然后在廣東的飲食書籍、舊年報紙中鉤沉起民國時期寺廟庵堂的素筵、晚清舉人的家宴淵源。前后大小人物數百，幾乎每一個人的生前身后，都有著獨特的歷史痕跡。最終又由同欽樓的現在落地香港，以山伯五舉“叛逃”師門改做上海本幫菜為引，牽出香港百年來同廣東、福建、上海的同氣連聲。

香港是《燕食記》中的重要地標，葛亮說：“六七十年代的香港，經濟起飛，是巨變。巨變如浪，將一行一人生的常與變挾裹。這挾裹不是摧枯拉朽，而提供了許多的機遇，順應時勢，可百川匯海。所以一時間便是龍虎之勢，新的舊的、南的北的、本土的外來的，一邊角力，一邊碰撞，一邊融合。而飲食，在這時代的磨礪中，成為了一枚切片。”

《燕食記》的小說雖以飲食為切口，但作者更關心的是那些不斷遷徙的人群，這正是香港地區興盛歷史中重要的一環。也正是因此，香港也集中展現了嶺南文化中不同于中原文化或北方文化的特質，它是多元文化的融合之地。正如《燕食記》所寫飲食一樣，香港的飲食追問源頭，也許在閩粵等地，但也融合了南洋風味，又因與上海同為海港城市，而沾染了上海的諸多文化因子。

楊慶祥對此評述道：“《燕食記》的敘述是把香港放在整個中國的現代轉型里，它一直是內在于我們歷史里面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的所有歷史變遷、文化轉型，都跟我們傳統的文化，跟我們近現代的政治、歷史、文化轉型密切相關。所以這里建構起非常有效的關于香港地區歷史的敘事，而這個歷史敘事能夠發揮非常重要的文化建構的功能。”

楊慶祥也談及，《燕食記》仍舊延續著世情小說“以飲食來寫世情”的傳統：“從《金瓶梅》、馮夢龍等開始，‘以飲食寫世情’是一個非常悠久的傳統。它在五四以來是隱而不現的，在這些年，它像幽靈一樣被我們召喚回來，所以有了既像世情小說，又是文化小說，又是歷史小說的作品。”

食物在《燕食記》中是非常重要的。故事中，同欽樓最負盛名的“大按”師傅榮貽生因打得一手好蓮蓉而聲名遠揚，每做一鍋蓮蓉，這第一口他一定親嘗。但做了一輩子，他最想念的還是小時候在太史第中第一次吃到的蓮蓉棗泥月餅。“軟糯的蓮蓉與棗泥，并不十分甜，但卻和舌頭交纏在一起，滲入味蕾深處。”時隔多年之后，憑著這個味道，他一下子就認出了“得月樓”的名廚葉鳳池的手藝。當他終于能夠復刻這份味道，成為其他人心中的念念不忘時，廣府的一切都已經成為不可追憶的前塵往事。世事渺茫，但味道永存。誠如向太史跌宕一生，垂垂老矣時，面對中秋之月，心中觸懷的，仍是多年之前，與兄長之間的一壺酒、一頓飯。

白巖松談及：“中國人是把飲食與人生連在一起的，飯菜的滋味就是人生的滋味”。在這片地大物博的土地上，支撐著人們去追求美好生活的那種永遠孜孜向上、永遠生氣蓬勃的精神力量，每一種都自有根源，每一種都脫胎于蕓蕓眾生、鮮活于萬千群眾。一日三餐、碗中百味——我們出生于不同的時代、奔波于不同的生活內容，但擺上餐桌的，卻是同一種味道、同一份溫暖。”

《燕食記》中也出現了各類廚師，他們或得名師真傳，或因家學積累，其中卻也不乏天賦異稟者，出身草莽卻能自悟于閭巷鄉野，因一手好味道而聲名遠播。以廚藝謀生的人，無論“大按”“小按”還是“紅案”“白案”，他們所堅守的技藝和味道，若一言以蔽之，就是人情世故、練達文章。天南地北的食客，聚集一堂，有些吃個新鮮，更多的，卻是在尋找人生記憶中難以忘懷的片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