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1958年，中國青年出版社得知柳青正在創作《創業史》，特意安排編輯前去陜西皇甫村拜訪柳青，希望能夠和他簽訂小說的出版合同，柳青自此和中青社的編輯結下了不解之緣。談到自己和中青社編輯之間的關系，柳青說，自己和編輯之間是一種“工作上的合作關系，是為了我國文學事業的聯合努力，而不是買賣關系，我很滿意這種關系”。對于作者而言，文學期刊是他們展示自我、實現價值的重要平臺；對于讀者而言，文學期刊是他們閱讀優秀作品、提高文化素養的精神家園。文學期刊讓作者和讀者能夠彼此找到對方，讓情感和意義能夠被傳播和接收，讓文學能夠生長和流動，而使文學期刊充分發揮“橋梁”作用的，正是諸多辛勤耕耘的文學編輯。

文學編輯身處文學現場最前沿，掌握作家文學創作第一手資料，他們往往最先捕捉到時代風向的變化，也最先掌握廣大作家書寫時代生活的狀貌。面對如何書寫“新時代山鄉巨變”這一嶄新的時代命題，文學期刊編輯應該如何參與其中，在這一廣闊的創作領域中發現好作品、推出文學新人、引導創作風尚，同樣是完成“新時代山鄉巨變”書寫過程中不容忽視的課題。

鄉土中國的書寫已經進入到新的階段

湖南的《芙蓉》歷來重視農村題材優秀作品的刊發，曾在頭條刊發多部具有典型文本意義、用心記錄農村山鄉巨變的優秀作品；開辟“鄉村題材小說特輯”，刊登周瑄璞、魏思孝、鄧宏順等作家的小說，關注農民的生存狀況、精神狀態和扶貧系列事跡；在各大欄目重點推出農村題材實力作家的新作等。通過這些農村題材作品，該刊主編陳新文深深感到，“相較于過去，當下的農村題材創作體現了豐富的新生活、新經驗、新領域、新想象，不少作品表達比較新穎、寫作比較立體，傳遞了更多新的知識，提供了更多新的可能。”

陳新文表示，中國作協等單位對農村題材的重視、對農村扶貧和鄉村振興題材作品的重點推介，以及系列定點扶持創作項目和“新時代山鄉巨變創作計劃”的推進，為農村題材寫作提供了優良環境，激發了作家的創作熱情。但同時也應該看到，目前農村題材尚缺乏從“高原”到“高峰”的“大作品”，缺乏文學性、藝術性充足的好作品。許多作家缺乏周立波式的農村生活，不了解當下的農村變化和農民的精神需求，沒有寫出可愛可信的農民形象。他希望作家們抓住時代巨變的歷史機遇，少閉門造車、少浮光掠影、少道聽途說，真正深入農村、深入生活、深入人民，更深刻地思考農村問題，正確處理矛盾和發展的關系、小地域和大歷史的關系、農民與農村的關系，寫出更多震撼人心、反映時代面貌的作品。

近年來，身處廣西的《南方文壇》一直在持續關注表現鄉土中國的文藝作品。《南方文壇》主編張燕玲談到，期刊在貫穿2021全年的“當代前沿·百年敘事”系列文章中，收入了多位知名學者關于魯迅、趙樹理、柳青、路遙等作家鄉土創作的研究文章，并計劃組發“新鄉土敘事”研究小輯，約請中青年評論家對莫言、賈平凹、阿來、李約熱、潘紅日等作家的鄉土文學書寫進行主題研討。在張燕玲看來，“今天農村題材的書寫，比任何時候都需要寫作者具有講好中國故事的現實關切和憂患意識，同時作家與歷史、時代、現實尤其是自我建立起深入的聯系。鄉土中國的書寫已經進入到新的階段，我稱之為‘新鄉土敘事’，作品的表達內容和表現方式都呈現出了新的美學樣貌。”

面對“新時代山鄉巨變”，張燕玲認為，作家不僅需要看到時代巨變給鄉村帶來的種種變化，還要看到近年隨著部分外出打工者返鄉，農村家庭空巢化、土地荒漠化的現象有所緩解，還要看到不少保存良好的千年古村落，正留待寫作者的藝術挖掘與表現。“‘新鄉土敘事’要勇于創新，勇于嘗試‘日常經驗美學與宏大史詩美學的融匯再造，以及開放包容的現實主義美學’，這是有難度的文學創作，唯此我們任重道遠。”

培育嶄新的歷史眼光，探索新的書寫方式

“濃墨重彩地書寫農村生活，是陜西文學的悠久傳統，文學陜軍因此也長期擁有著一支將腳力、眼力、腦力、筆力緊緊扎根在廣袤農村大地的寫作隊伍。”《延河》副主編弋舟表示，《延河》始終繼承著這樣的傳統，近年來聚焦脫貧攻堅、鄉村振興等一系列重大時代主題，以專刊、專欄的形式，推出了一大批主題鮮明、生動質樸的現實主義作品。“在作者的選擇上，我們盡量面向基層作者，面向奮斗在農村一線的實踐者，他們中有農民，也有駐村干部，本身就置身于農村變革的現場，對于火熱的社會實踐有著最為直觀和深切的感受。我們也期望以文學特有的感召力，讓寫作者通過書寫來進一步展開思考，更為宏觀、系統、深情地理解時代、理解我們所身處的歷史進程，從而啟迪自己也啟迪讀者。”

弋舟談到，農村題材是當代陜西文學最耀眼、最重要的收獲，《創業史》《平凡的世界》《白鹿原》《秦腔》等作品，都是陜西文學農村題材創作的巨大財富。“在認真接續這份寶貴財富的同時，我們也要看到，面對新的時代，一味‘吃老本’已經難以準確表達我們新的感受與新的生活事實。如何不被巨大的經驗所壓垮，如何培育我們新的歷史眼光，如何探索出新的藝術方式，都是擺在我們眼前、需要我們迫切應對的課題。”弋舟表示，寫作者需要突破簡單的單向度“文學思維”，以一種更為深廣的生命思維、歷史思維、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思維，去驅動新的文學想象和創作實踐，才有可能寫出與時代相匹配的作品。

“《當代作家評論》近5年來刊發了40余篇有關農村題材創作的評論和研究文章，也策劃過相關選題。我們認識到了中國當下的鄉村生活正在發生巨大變化。鄉村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大變局，這正是文學創作面臨的機遇和挑戰，也是文學研究者面臨的問題。”在《當代作家評論》主編韓春燕看來，當下的農村題材創作中存在作家擅長寫歷史而不擅長寫現實的問題，面對復雜的現實，部分作家的思想深度和藝術表達能力還有待提升。“隨著城鄉二元對立結構的打破，將城市與鄉村進行簡單的二元劃分不再合時宜，單一類型的鄉土文學或者城市文學，在城鄉結構急劇變動的背景下都難以為繼。”

韓春燕認為，作家需要在單質的城市文學與鄉土文學之外尋找到第三種文學類型，以對當下新質的城鄉經驗進行書寫和概括，這就是由二者發生化學反應催生出的“城鄉文學”。它兼具城市文學與鄉土文學的氣質，在空間敘事、人物身份和美學景觀等方面又區別于二者。“城鄉文學的提出并不意味著鄉土敘事的終結，而是帶來一種新的審美空間、審美經驗與審美內容，文學關注對象的范圍也因此得以擴大。”韓春燕談到，新時代新階段的城鄉文學應該如實記錄城市與鄉村的轉型與變遷，挖掘其內涵的人文價值，貫通過去、現在與未來，勾勒出一幅完整的城鄉交互圖景。

寫出新時代新鄉村的溫度和力量

為記錄脫貧攻堅、鄉村振興的偉大實踐，《四川文學》近年來策劃推出“現場”專欄，刊發多篇小說、散文和報告文學作品，希望以文學的方式介入和表達時代。同時策劃了“周克芹紀念小輯”，意在激發作家學習先賢，承擔時代責任。雖然農村題材作品取得了不錯的反響，但在《四川文學》主編羅偉章看來，還有不少提升的空間。“不少作家能夠做到眼光向下、關注現實，真正扎根生活，先融入再書寫，但普遍存在主體性缺失的問題。這種主體性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寫作者的主體性，二是書寫對象的主體性。多數創作都是闡釋和證明，而非探究和審思。這樣創作出的作品，不可避免會雷同，也不可能擁有美學功能和感染力。希望未來能看到真正反映時代本質的作品，作品中的人物要有命運感，而不是工具化。”

談及如何書寫“新時代山鄉巨變”，羅偉章認為，寫作者首先需要學會反向思考，先想想什么是不變的，找準了“不變”，寫“變”才有底氣，才會具有真正的力量。其次是寫作者必須具有大歷史觀，沒有大歷史觀的書寫，只能觸及時代的皮毛。三是要嚴格遵循文學的標準，要把作品放到大的文學體系中去衡量，不能因為書寫的是新生活、新題材，就把文學的標準降低。

這兩年，《揚子江文學評論》在農村題材相關選題的策劃和論文發表上一直比較用心，不僅為農村題材作家開辟研究專輯，還著重刊發農村題材作品評論、當代文學作品的“農村版”研究等相關文章。該刊副主編何同彬認為，當代文學的農村題材寫作有著深厚的傳統，也留下了很多經典的作家作品，當前優秀的農村題材寫作往往都能深植于這一傳統，同時兼顧時代和人的新變，但也存在不足，“很多農村題材的寫作還是在故步自封地圖解‘文學史’和現行政策，或功利性地服務于某些‘項目’，缺乏對時代本質的宏觀把握，也缺乏對當下農村生活和農民、農民工等相關群體的真正理解，作品往往無法呼應當前中國鄉土的復雜性和時代性。”何同彬認為，未來的農村題材創作需要做到兩點，一是求新，即真正關注農村和農民的新變化，關注其變化過程和帶來的影響；二是求深，不能只通過媒介資訊和二手信息來了解鄉村，而是要真正融入到寫作對象之中，去接觸、交流、觀察和理解，這樣作家們的農村題材書寫才能有深度、有溫度、有意義。

《山花》主編李寂蕩介紹說，貴州是脫貧攻堅主戰場，人數大、貧困面大，脫貧的難度也大，其中涌現了許多可歌可泣的人物事跡，因此《山花》與貴州扶貧辦聯合推出了脫貧攻堅專號，聚焦這些感人事跡。此外雜志還策劃了“鄉音”欄目，推出一些書寫鄉村變化、反映家鄉農村變革的題材作品。

“作家在對鄉村變化的書寫中，容易落入概念化的窠臼。比如寫鄉村題材，很容易就寫留守老人、兒童，寫他們的孤獨。‘空心村’的確反映出了鄉村的一些問題，但不是全部，對鄉村的反映，還是需要深入生活，真正了解當下鄉村生活。鄉村的狀態已經和這些作家小時候很不同了。”李寂蕩認為，作家要想寫好山鄉巨變，就需要向柳青等老一輩作家認真學習，真正進入農村，了解自然環境的變化、生活方式的變化、人的變化，進而寫出人物內心精神世界的變化和對美好生活的憧憬向往，以及在與貧困作斗爭時的堅韌感。“總之，要寫出一種力量感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