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王中忱

中華讀書報：您的枕邊書有哪些？您認為什么樣的書適合作為枕邊書？

王中忱：枕邊讀書其實是一種奢侈，而在我能讀書的時候，絕無享受這樣奢侈的條件。我出生于東北松遼平原腹地的一個村莊，在我祖父那一代，整個村子識字的人屈指可數。我算是比較幸運的，我四叔讀過師范學校，在鄉村小學教學，他有一木箱藏書，平時總是很珍貴地鎖著，但對我一直很慷慨，尤其是過春節的時候，還會同時多借幾本給我。那就是我的節日盛宴。我哥哥比我高三個年級，他或借或買，總能搞到一些小說，讀完了就轉給我。

讀中學在“文革”期間，學校里本來不大的圖書室也關閉了，難有公開借到的書，但四叔的藏書箱仍在，哥哥也仍然有辦法找到一些書，《水滸傳》《西游記》《三國演義》《儒林外史》《紅樓夢》等幾部小說名著，確實都是在這一時期讀的，并且每一部都反復讀了多遍。還曾走過十多里路，到一位同學家借到線裝的《論語》《孟子》拿回家里抄錄。不過這些書都是坐著讀的，那時我的家鄉還沒有電，晚上點油燈睡土炕，沒有臥讀的條件，并且因為家里永遠有干不完的農活和雜活，家長并不鼓勵甚至很反感我們讀閑書，我們怎敢把書堂堂皇皇地放在枕邊？

讀枕邊書，是上了大學以后的事。中文系的學生，好像無論是哪所大學，貪戀在宿舍臥讀都勝過去課堂正經聽講，我也不例外。后來留在學校教書，有了工資，生活必需開支之外大都用來買書，買回來書，大都要躺在枕邊翻看一遍，然后再選必要的精讀，所以，在我看來，除了大開本的圖冊，其他普通開本的書都適合做枕邊書。而隨著關心的領域和興趣不斷變化，我的枕邊書也不斷變化，沒有哪本書一直放在枕邊反復讀。

中華讀書報：給予您精神上最重要的支撐的書有哪些？

王中忱：這個問題比較難回答。我讀書比較雜，從很多書里汲取到精神營養，從一般所說的經典著作，到民間故事和歌謠，都讓我感到忘我的愉悅，也都曾給我不同方面的啟迪，這些書綜合起來形成我的“精神支撐”。但在不同的年齡段讀書重點確有不同，年輕時候熱衷讀文學作品，后來興趣逐漸轉到理論著作，然后是歷史類和社會科學類的書，在經過了多學科閱讀之后，最近重新回到了文學。

中華讀書報：在現代文學研究上，您也有很多成就，比如對丁玲的研究，《重讀晚年丁玲》一文曾影響很大。您經常重讀作品？選擇重讀的作品有哪些？

王中忱：我確實是從中國現代文學開始走進學術研究領域的，成就完全談不上。我經常重讀作品，有時是因為感到有些作品所牽連的文學史問題需要重新討論，以前重讀“晚年丁玲”是如此，最近重讀茅盾的小說也是如此。但有時卻不是為了直接的學術課題，而是為了一些更廣泛的思考和困惑，最近重讀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就是想從歷史縱深和人心機微處去了解俄羅斯和歐洲。

中華讀書報：我對您早年的求學經歷很感興趣，在日本求學的幾年，您閱讀最多的書籍是哪些？您在《現代文學路上的迷途羔羊》一書中提到，自己對日本文學的興趣緣自尾上先生。他在讀書方面對您有怎樣的指導？

王中忱：我在日本求學的時候其實已經人到中年，此前在大學教過書，在文化出版機構工作多年，專業范圍主要在中國現當代文學領域，理想的職場規劃應該是沿著一條熟悉的路走下去，但我這個人比較隨性，尤其是在能夠從日文原文閱讀文學作品的時候，直接感受到詞語和音節的微妙律動，敘述語調的曲折變化，從此就欲罷不能。在日本文學課堂上尾上先生的鼓勵給了我信心，但在讀書方面并沒有給多少具體建議。當時日本的大學對學生基本是放養，這也適合我的個性，完全憑著興趣自由漫讀，后來集中到了左翼文學和新感覺派文學，特別是中野重治和橫光利一的小說，還有前衛性詩歌。同時也一直關注二戰以后活躍于文壇的作家，特別是“戰后派”一脈，如大岡升平、堀田善衛、大江健三郎等。概言之，我關注的范圍是日本的現當代文學。

尋求讀書指導，其實并不限于所讀大學的課堂之內。當時我們幾位同學組織過讀書會，一起研讀評論家吉本隆明的《對于語言而言美是什么》，這本書迄今沒有中譯本，在漢語讀書界鮮為人知，但在1960年代的日本讀書界風靡一時，可說是一本當代的經典。

中華讀書報：您曾獲《世界文學》翻譯獎（2001年），是翻譯什么作品？能否談談您的翻譯理念？比如選擇什么樣的作品翻譯，有何標準？

王中忱：翻譯的是大江健三郎的短篇小說《環火鳥》（日文原題《火をめぐらす鳥》），是時任《世界文學》編委的許金龍先生約稿，文字上也經過他的反復敲打。說來慚愧，盡管我很熱愛文學翻譯，但由于學校里各種雜務纏繞，實際很少有時間用于翻譯，自然完全不敢奢談“翻譯理念”。但如果繼續翻譯小說，我愿意選擇有思想深度且在敘述方式和語言表現上有新探索的作品。怎樣把原作的“探索”在漢語中體現出來，讓讀者通過譯本也能感受得到，這是文學翻譯的難題，也是讓譯者保持翻譯熱情的動力。

中華讀書報：上世紀90年代初，您從日本回國，托運了幾十箱書，都與日本文學相關。能說說都是什么書嗎？在您的收藏中，最珍貴或最有紀念意義的是什么書？

王中忱：我1989年4月赴日留學，1992年3月回國，那時候辦理護照簽證等出入國手續非常煩難，充滿不確定性，我不知道以后是否有機會再到日本，而我又想把已經開始了的日本文學的學習繼續下去。對比日本的中國研究，當時中國的日本研究基礎薄弱，圖書資料也非常匱乏，我搜購的書主要是日本近現代文學作品和相關的研究著作、辭書等。

我買書不是為了藏書，從收藏的角度說沒有什么珍本善本可言，但在書店里，當遇到期待很久的舊書，比如梁啟超、魯迅那一代人曾經讀過的版本，或者完全沒有預期卻讓人見了就移不動腳步的新著，那種興奮和激動，過后也難以忘卻。對我個人來說，這樣買來的每本書都很珍貴，有紀念意義。

中國和日本文化交流的進展超出想象，后來我多次去日本學習、教書和從事學術研究，無論長期還是短期，每次回國肩背手提的行李里占分量最多的仍然是書。而隨著研究領域的擴大，買書的范圍也從文學擴展到了思想史和文化史。2020年4月我從京都倉促回國，國際郵遞因新冠疫情停止營運，買的書都放在了客座研究的機構里，最近才由研究所的朋友寄到北京。拆開郵寄紙箱，看到兩年前一本一本買來的書完好歸來，真是又驚又喜，感慨萬千。

中華讀書報：這些書至今還在您的書架上嗎？很想知道您如何整理書架？那么多書，怎么收藏？怎么清理？

王中忱：這些書分別放在家里和學校研究室的書架上，大致按主題分類擺放。因為書架已經擠得滿滿，也有一些書裝進了紙箱里，需要的時候再拿出來，所以過一段時間確實需要整理一下，把某一專題的書歸攏上架或下架。研究生們可以到研究室借閱，他們自行管理。總之，這些書都在用，還說不上藏。

我也陸續把一些書送給學生和青年老師，但有時擔心會給他們添麻煩，因為現在大家都缺少放書的空間。書有聚有散，能夠散到想讀的人那里就好。這也可以說是一種清理吧。

中華讀書報：您對大江健三郎、加藤周一等研究頗多，能否談談您和日本作家的交往？您發現他們對于中國文學的了解是怎樣的情況？

王中忱：作為翻譯者和研究者，我和大江先生、加藤先生見過面談過話，但不能說是交往。他們都是我尊敬的前輩，能有機會親接謦欬，從感性層面接近他們的思想和文學，和只讀文字文本大為不同。

加藤曾長期旅居法國。大江畢業于東京大學法國文學專業。他們的知識背景帶有濃重的歐洲色彩，但他們都尊重漢文圈的傳統，如加藤在《日本文學史序說》里把近代以來被日本的文學史家放逐了的漢文寫作放置到重要位置。同時，出自對近代日本“脫亞入歐”論和對亞洲鄰國侵略歷史的反省，他們都積極參與了二戰之后第三世界作家發起的文學運動，如亞非作家會議。

加藤和大江都對魯迅有深刻理解，大江還特別關心中國“新時期”以來的文學。我曾親眼看到大江對照英文、法文、日文譯本閱讀莫言的小說，那樣誠摯用心，非常讓人感動。

中華讀書報：2021年9月，您在清華大學日新書院2021級開學典禮的致辭上，曾引用《無用知識的有用性》《我的幾何人生》等闡述自己“人文學是具有大用途的知識”的觀點。您經常會為學生推薦書嗎？

王中忱：我一般不給書院學生推薦閱讀書目，因為每門課程的老師都會開列書單。有時聽到學生抱怨說書讀不過來，我會說要注意讀書方法，但也不過是廣泛瀏覽和專精研讀相結合之類的老生常談。

基于自己的教訓，我會提醒學生注意培養扎實的讀書能力。書院設有《說文解字》研讀、古文字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等課程，還設有拉丁文基礎、基礎梵語等教授歐亞古代語言的課程。先賢說：“讀書須先識字”，開設這些課程，就是希望同學們在年輕的時候練好童子功，將來能夠從原文直接研讀中外經典。

研讀經典是人文學術的基礎，但讀書不能也不必總是正襟危坐，我也愿意鼓勵學生們憑著興趣去廣泛閱讀，不預設所謂研究目的，涵養性情，全面提高素養，這同樣是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