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與茅盾文學獎的機緣

近年來，因為各種機緣，我有幸參加了一些文學獎項的評審工作。從上海的“新概念”作文大賽，到武漢的《長江文藝》雙年獎，再到中國作協的茅盾文學獎，每一次評審經歷都令人難忘。以我有限的經驗觀察，雖然各類文學獎項總會引起或大或小的爭議，但評委良好的專業素養和道德水準，卻能保證結果的公平與公正。當然，“黑幕”或“內幕”往往是坊間最為熱衷的談資，只不過在新媒體時代的輿論監督下，即便是哪位評委懷有私心，恐怕也不敢越雷池半步。至于一些文學獎項的爭議性問題，我想主要是與讀者的趣味分歧有關。爭議的存在，反倒證明了獲獎作品的優秀——因為爭議意味著每個人都能以自我經驗進入作品，而一部優秀的作品，總是會以敞開自身的方式，在成為時代鏡像的同時與我們相遇。

值得慶幸的是，由于擔任第十屆茅盾文學獎評委的緣故，我讀到了很多優秀的作品，并與它們的創作者在紙上相逢、心中相見。

這份機緣要從湖北省作家協會說起。2018年，湖北省作協換屆，我作為高校代表成為了主席團的一員。新任省作協主席是著名作家李修文，他年輕有為，行事果敢堅毅，很快就讓工作局面煥然一新。次年應中國作協的要求，省作協黨組推選我擔任茅盾文學獎評委，而告知我這一消息的正是修文主席。老實說，在接到電話的那一刻起，我的內心就五味雜陳，惶恐自不待言，但更多的是激動與期待。因為對一個專治當代小說的學者而言，這樣的機會可謂是千載難逢。參與“茅獎”評審，從某種程度上便意味著進入了最新的文學現場。盡管現場是未經提煉的事件聚合地，免不了無序與偶然，但它才是當代文學歷史化和經典化的真正起點。而全面參與“茅獎”評審的這段經歷，也的確讓我對當代文學產生了一些新的看法。

按照中國作協茅盾文學獎評審委員會的工作安排，每位評委須在進京會評之前，對2015年至2018年間的長篇小說有一個全面的了解。雖說因專業之故我已閱讀了不少作品，但那點閱讀量在200余部參評作品面前真是不值一提。唯一的辦法就是以勤補拙：從2019年5月收到評審通知算起，到7月下旬進京會評，在兩個多月的時間里，我除了正常的教學任務外，幾乎投入了所有的精力去閱讀作品。個中況味自是一言難盡：既有遇見好作品時物我兩忘的欣喜，也有碰到壞作品時難以卒讀的痛苦。好在每部作品都有內容簡介，通常我會先從故事性入手判斷其可讀性，繼而選擇若干段落試讀一番，如此便排除了不少敘述纏夾、辭令油滑的平庸之作。不過為了避免遺珠之憾，我會盡可能地多讀一些段落，這么做也是為了給好作品設立參照系。畢竟文學獎就是在參評作品內部進行比較，只有將幾部同類題材的小說放在一塊，其思想性和藝術性的價值才能見出高下。舉個例子，雖然李洱的《應物兄》一直備受爭議，但就人物塑造、知識敘寫和思想旨趣而言，確實在知識分子題材小說里獨占翹楚。而葛亮的《北鳶》，在幾部書寫民國往事的作品里也顯得出類拔萃。詩人葉舟，以煌煌百萬余言寫就的《敦煌本紀》，讀來讓人心魂激蕩，常有夢回邊塞之感……簡言之，在這段痛并快樂著的時光里，我基本上了解了參評作品的整體質量，但哪些作品能成為我心目中的獲獎之作卻尚無定論。聊以自慰的是，7月在北京的會評大概要持續20多天，我估摸著應該很快能做出取舍，但事實證明這樣的想法太過天真，因為在北京等待我的，將是一場讓人殫精竭慮的馬拉松式的審讀會。

伴隨著眼藥水與風油精的盛會

2019年7月下旬，第十屆茅盾文學獎的會評工作正式開始。報到當天的具體情形已經淡忘，只記得北京的夏天很是炎熱，似乎比火爐武漢也好不到哪里去。會評的地點坐落在八大處附近，草木蔥蘢，風景宜人。登記入住時，我順帶看了眼評委會名單，馬上便想到了“冠蓋滿京華”的辭句。評委會成員共62人（包括評委會主任鐵凝），基本上由學者、作家和編輯組成，名字個個如雷貫耳，這般陣容，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茅獎”在國內文壇的權威地位。辦完入住手續后，待我推開房門時不禁莞爾，桌上居然擺放著眼藥水和風油精。這兩樣東西在武漢時就已經成了我的日用品，沒想到它們會如影隨形，將會繼續伴隨我百感交集的評審之旅。

會議第一天的日程至關重要，議題涉及評獎規則、分組安排和進度規劃，等等。進入會場后遇到幾位老友，更有不少神交已久的新朋，大家寒暄問候，甚是融洽，全然預料不到未來的分歧與辯論會何等激烈。會議由評委會副主任、中國作協副主席李敬澤主持，他思路清晰，言簡意賅，交代完必要事項后即宣布評審會開始。61位評委分成三個大組，每組負責審讀一批作品。我所在的第一組有不少老評委，也有和我一樣的新人。前輩們經驗豐富，年輕人犀利敏銳，第一次組會便各抒己見。也許是初選之故，氣氛比較輕松，共識明顯大于分歧。按規則首先要從200余部參評作品中選出80部，接著是80選40，40選30，30選20，20選10，直至選出最后的五部獲獎作品。

由于大家都是有備而來，因此前幾輪并未遇到很多困難。為提高工作效率，評委們會進行充分交流，既傾聽彼此看法，尋找共識，也嘗試著說服與自己意見不合者。組會每隔兩三天便召開一次，間隔的這幾日大家各自閉門讀書，或查缺補漏，或溫故知新，總之讀書讀得昏天黑地，不知耗費了多少眼藥水和風油精。傍晚時分，評委們常常是分成兩撥人馬，一撥去對面的八大處爬山，另一撥則在院里散步。大家戲稱爬山者為玩命派，散步者為養生派。院里也有一些體育設施，只可惜場地狹小，對我這個酷愛踢球的人來說就是個擺設。幾位中國作協的工作人員經常打籃球，其中一位器宇軒昂的年輕人叫劉詩宇，如今已是學界鼎鼎有名的青年批評家了。也經常見到陳曉明老師一身短打去跑步，偶爾還會聽到同鄉馬步升老師的爽朗笑聲……

不過休閑的時間總是短暫，為保證進度，評委們日以繼夜地工作，不是關在房間里讀作品，就是一邊放風一邊討論，甚至連吃飯時間都利用了起來。隨著程序的推進，落選的作品也越來越多，遺珠之憾便在所難免。不記得是在哪個環節，韓少功的長篇小說《修改過程》落選。因為有《馬橋詞典》這樣的杰作在前，所以相比之下《修改過程》便略顯平常。像我這樣的晚學后輩，因受韓少功這一代作家的文學啟蒙，自然會在情感上有所偏愛。奈何時過境遷，面對歷史風云的萬千變幻，20世紀80年代成名的一些作家對于當代中國的書寫已漸有隔膜之感。

“如何書寫中國”的新評審標準

從20進10開始，評審工作遇到了真正的困難。因為這20部作品，無論從思想性還是藝術性來講都屬精品，題材廣泛，名家云集，淘汰任何一部都備感可惜。說到這里，就有必要談談我對“茅獎”評審標準的理解了。

由于本屆“茅獎”的評審標準，既“堅持思想性與藝術性統一的原則”，強調“堅定文化自信，展現中國精神”，同時也對“書寫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作品”，“具有中國風格、中國氣派，滿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的作品”特別關注，因此討論參評作品如何書寫中國，就成了評委們共同關心的話題。事實上，在審讀作品時，不管是文學地理學意義上的中國形象，還是全球化語境下特殊的中國經驗，抑或是復興傳統文化的中國故事等，均是“茅獎”評審的考量因素。然而很多參評作品的思想旨趣和美學風貌，卻與新時代語境下“中國”概念的自我升級存在差距。比如有些作品寫鄉村，沿襲的仍是80年代文學的老套路。我將其概括為東方主義思維和魔幻現實主義筆法，它們偏愛蠻荒破敗、自由散漫的原始生命，鐘情魑魅魍魎、陰風邪氣的巫術魅影，其中雖說寄托了作家的啟蒙意圖，但獵奇式的東方主義和天馬行空的魔幻筆法，卻很難見出當下中國的鄉村現實。同樣的問題也存在于一些其他題材的作品中。簡言之，我以為“茅獎”有自己的評判標準和價值取向，有些作品可能在想象力上令人驚詫，但其現實書寫卻不合“茅獎”要求。面對這樣的作品，我也只好忍痛割愛了。

這里還有必要提及一些未進前十的優秀作品，它們分別是范小青的《滅籍記》、石一楓的《借命而生》、范穩的《重慶之眼》、李宏偉的《國王與抒情詩》、次仁羅布的《祭語風中》等。在我的印象中，范小青一直擅寫江南水鄉的民俗風情，尤其是當我讀慣了蘇童陰濕縟麗的楓楊樹故事后，更覺范小青筆下的江南風光旖旎、人情溫暖。可是《滅籍記》卻一反常態，作品里荒誕夸張的黑色幽默，著實令我拍案驚奇。還有擅講故事的石一楓，《借命而生》這部作品懸念迭起，敘述周密，完全改變了我對當代作家長于想象而乏于邏輯的偏見。至于范穩的《重慶之眼》，氣勢恢宏，結構精當，也是一部近年來少見的戰爭題材佳作。青年作家李宏偉的《國王與抒情詩》，在科幻小說內植入復雜的現實憂思，無限延展類型小說的敘述邊界，以黑馬姿態備受評委矚目。相比之下，我對《祭語風中》的落選更感遺憾。從組會上評委們的發言來看，這部作品頗受好評。與馬原、扎西達娃這些早年書寫西藏的作家相比，次仁羅布顯然更注重藏族的本土經驗，他對神性價值和日常生活的敘寫，無疑反映了西藏當代漢語小說的日漸成熟。

經過多次討論，甚至是反復激辯之后，“茅獎”的十部提名作品終于出爐，它們分別是葛亮的《北鳶》、劉亮程的《捎話》、孫惠芬的《尋找張展》、梁曉聲的《人世間》、李洱的《應物兄》、徐則臣的《北上》、陳彥的《主角》、葉兆言的《刻骨銘心》、徐懷中的《牽風記》、葉舟的《敦煌本紀》。作家陣容涵蓋老中青三代，題材多樣，風格迥異，基本上代表了過去四年間長篇小說創作的最高水準。此時已是8月中旬，距離會評結束也為期不遠了。不知其他評委狀態如何，反正我已是強弩之末。每每頭暈眼花之際，便會羨慕作家們的精力過人，不知他們是如何孜孜矻矻、夙興夜寐地寫出那么長的作品的。雖然長篇小說越寫越長未必就是好事，但尊重作家們的付出，卻關乎評委們的職業倫理問題。每念及此，我便會重振精神，誓要在這不分伯仲的十部里選出五部獲獎作品。

我對幾部獲獎作品的看法

在我看來，評審到了最后階段，比較作品本身的質量已無太大必要。俗話說“文無第一、武無第二”，一千個讀者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你說《應物兄》好，我偏認為《敦煌本紀》更勝一籌。你說《牽風記》就一定勝過了《北鳶》，我看倒也未必。總之評獎的特殊性就在于，當候選作品難分軒輊之際，便要考慮作品質量以外的其他方面。而茅盾文學獎作為國內最具權威性的文學獎項，歷來就有劃定文學場域、引領創作潮流的特殊功能，同時還要兼顧代際、地域、性別、民族等各個因素。換言之，獲獎作品并不一定是候選作品里最好的，而是最能體現“茅獎”評審標準，具有弘揚其文學理念和價值訴求的作品，比如現實主義、中國經驗、中國故事等元素，均是考量作品的標尺。基于這一原則，評委們雖然存有分歧，但共識也開始逐步形成。

一個值得注意的狀況是，評委們因代際之別，在文學觀念上其實已經出現了較為明顯的分化。像“50后”的一些評委老師，堅持文學為人生的現實主義觀念，強調小說品相的典雅莊重和深邃高遠。“60后”的一些評委老師則秉承文學的現代性觀念，尤為看重作品的先鋒意識和實驗色彩。至于“80后”的青年才俊，更是對純文學如何破圈，以及類型小說的文學合法性問題關注甚多。而我認為中國當代文學自80年代的革新以后，基于人文主義的啟蒙文學已持續多年，在社會現實業已發生巨變的今天，若是作家群體始終抱持文學現代性的固有觀念，執著于改造國民性問題的話，那么便有可能遮蔽當下中國更為復雜的世相人心。基于此，我就更為偏愛《人世間》這類以日常敘事表現平凡人生的作品。

作為一部“極摹人情世態之歧，備寫悲歡離合之致”的現實主義小說，《人世間》以煙火繚繞的日常敘事，寫盡了市井人生里的世相百態。那些生活的激流、歷史的巨變與人物的成長，不僅反映了底層人民對傳統倫理的踐行，而且也喚醒了我們無法忘卻的民族記憶與道德理想。對評委們來說，梁曉聲這位當年知青文學的代表人物，能夠放下慷慨激昂的理想主義，專注書寫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本身就反映了那一代啟蒙作家的反思與蛻變。時至今日，我仍然記得讀這部作品時和人物榮辱與共的感受——梁曉聲幾乎寫盡了我們每一個中國人的人生際遇。前不久據此改編的同名電視連續劇熱播，足以印證《人世間》是一部真正體現了“人民性”的杰作。除了這部作品幾無爭議以外，《牽風記》《北上》《主角》也稱得上是眾望所歸。

在這當中，《牽風記》的獲獎說明評委不僅要考慮參評作品本身的質量，同時也會兼顧作家的創作生涯。比如徐懷中先生，作為軍旅題材領域內的一位大家，他自然是老驥伏櫪、壯心不已。從《西線軼事》到《牽風記》，明顯可見老先生對同類題材中“革命+戀愛”模式的超越。在他筆下，雖然山河破碎、國難當頭，但身處歷史大變局下的中國人民，卻始終秉持著我們民族的精神操守。也只有將《牽風記》放在革命歷史題材的小說譜系里，它的“中國”精神、風格與氣派才會盡顯無疑。正因為如此，我甚至覺得這部作品最能體現“茅獎”的評審標準。

還有《北上》。當“70后”作家已成為當代文壇的中流砥柱時，徐則臣的獲獎便具有了代際更迭的標志性意味。記得有一次我和某位相熟的評委開玩笑說，“茅獎”老面孔實在是太多了。確實如此，也許是因為80年代成名的那批作家始終保持著藝術生命力，所以便讓人產生一種“70后”還是青年作家的錯覺。但以他們的社會閱歷與人生經驗，其實已足夠寫出優秀的作品，因此我對徐則臣的獲獎更感高興。與“50后”和“60后”作家相比，徐則臣的文化自覺意識十分突出。在他筆下，盡管仍會書寫百余年前的中國，但其形象已不再是東方主義式的蠻荒神秘，而是反映了新時代語境下當代作家對于“中國”概念的全新理解。其中的民族復興、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以及與大國崛起相匹配的全球化視野等，均讓《北上》成為了最能反映“當代中國”的獲獎作品。

至于《主角》，其實我在評審之前并未特別留意，甚至也沒讀過陳彥此前的作品。一方面是因為我的閱讀量十分有限，另一方面也可能因為陳彥寫小說多少有些跨界和“玩票”的意味吧。然而當我讀到這部作品時，卻著實被深深地吸引了。因為這是一部非常好看的作品。不知從什么時候起，一些作家和評論家似乎瞧不起“好看”這個評價標準了。諸如好看等于膚淺，小說不是故事等奇談怪論，我以為正是造成文學邊緣化的一個重要原因。所幸還有陳彥這樣專注于講好看故事的作家。在這部作品里，陳彥寫秦腔名伶憶秦娥的人生故事，其中雖然也寄托了作家借人物命運去再現歷史變遷的寫作意圖，但他對傳奇和戲劇的借鑒，卻讓故事本身變得曲折動人、高潮迭起。而這種追求故事性的小說，無疑祛除了文學的觀念化寫作。也就是說，讀《主角》，根本不必去捕捉什么思想要義，只需融入故事，與人物同呼吸共命運，便足以領略小說藝術的魅力了。除此之外，《主角》還有一點令我印象深刻，那就是作為一位戲劇界的專業人士，陳彥寫秦腔，從舞臺化妝與表演程式，再到文化精神和人生哲學，處處用筆、步步傾心，完全體現了對秦腔的專業敘寫，僅此一點，便足以見出陳彥寫小說的工匠精神。

最后的投票

前面大體上談了我對幾部獲獎作品的看法。接下來要說的，主要是《應物兄》與《刻骨銘心》這兩部作品的競爭故事。

作為2018年現象級的長篇小說，李洱的《應物兄》在評審之前已是呼聲很高。平時大家交流，也經常會提到這部作品。因其復雜，所以言人人殊。有人從中看到了《儒林外史》或《圍城》式的知識分子批判，有人則讀出了知識敘寫與權力話語的博弈問題。肯定者言其先鋒，否定者稱其油滑，無論如何，這部作品都是評委們眼中的焦點之作。另一部同樣備受矚目的作品是葉兆言的《刻骨銘心》。有心讀者只需稍加留意，便會注意到這樣一個現象，即80年代中期那批參與文學革新運動的先鋒作家，雖在一段時間內備受爭議，但隨著近年來文學語境的變化，他們正以受到“茅獎”肯定的方式，逐步完成自身的經典化進程——莫言、賈平凹和格非莫不如是。如果從創作成就和知名度來看，葉兆言顯然也屬于此類作家。在《人世間》《牽風記》《北上》《主角》已無爭議的背景下，李洱還是葉兆言，便成了橫亙在大多數評委心頭的一道難題。

某日傍晚散步，偶遇一位江蘇評委，他直截了當地詢問我的看法。此時我仍未做出決定，其實單就作品而言，《刻骨銘心》因題材之故，在現實廣度和思想深度上較之《應物兄》恐怕要略遜一籌，但我又十分喜歡葉兆言的語言風格。考慮到當代小說家越來越偏愛口語寫作，優雅精確的書面語日益稀缺，因此像《刻骨銘心》，還有《北鳶》和《敦煌本紀》這樣的作品才格外值得我們珍視。幾位作家以其天縱之才，或溫潤如玉，或慷慨激昂，均在各自曲折動人的故事里將漢語之美呈現得淋漓盡致。讀《刻骨銘心》，很容易感受到知識分子寫作獨具的綿延醇厚的書香氣。因此李洱還是葉兆言，實在是讓人舉棋不定。

大概是組委會了解到了評委們的意見分歧，為保證投票順利，遂將最后一次組會推遲了一天。評委們也抓緊這難得的機會重讀作品。待到組會開始時，大家熱烈發表意見，努力說服彼此、尋求共識。很快評委們便基本上達成了一致。接下來的環節就是投票了。投票的地點是召開第一次全體大會的會議廳。時隔二十多天，當我再次走進這里時，也許是因為體力透支之故，瞬間竟有恍如隔世之感。想想這段時間的辛苦即將收尾，不禁思緒紛飛、百般感慨。簡單的流程說明后，投票正式開始。不得不說，每位評委投下的都是神圣而莊嚴的一票。因為每張選票的背后，都凝聚了評委們的艱辛和努力，以及風油精與眼藥水。

宣布票數的時候，結果并不意外。《人世間》高居第一，《牽風記》《北上》《主角》《應物兄》皆是高票當選。評委們熱烈鼓掌，慶賀新一屆“茅獎”作品的出爐。會后聚餐，中國作協的領導們逐一敬酒，鐵凝、李敬澤、吳義勤、邱華棟等人言笑晏晏，不停地向評委們道著辛苦。楊慶祥則拿著手機，計算“茅獎”新聞在微博熱搜上的停留時間，于是大家便調侃“茅獎”熱度的今不如昔。雖說在這個文學早已被邊緣化的時代，“茅獎”所受的關注也越來越少，但只有這個時候，文學才會短暫地重回大眾視野。不過曇花雖短，也是剎那芳華，有此盛會，文學便精魂不死、生命永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