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繼長詩《不踐約書》出版之后不到一年，張煒又出版了更長的長詩《鐵與綢》，這部長詩的寫作和出版，是中國詩歌界一個非常重要的事件——把它稱之為事件，我想是不過分的。

首先，這本書在版式設計、插圖和文字等構成的互文關系，以及在文本和最后收入的對話，都是非常考究的。它構成一個整體，尤其是全書最后的對話，它不是簡單的介紹或者評價，而是從長詩的文本出發，引申出關于中國當代詩歌，尤其是長詩寫作的重要問題。它涉及張煒在寫作長詩的時候，對詩歌本身，比如純詩觀念以及長詩怎么觸及和處理，他對于本地性、漢語、歷史材料的思考，他所掌握的史學、種族學、政治史的知識，以及哲學、考古學、語言歷史的種種材料，在張煒這兒，共同構成了和他“詩歌觀念——純詩觀念”的一種對應關系，這種對應關系在這個對話中，又和一些詩歌觀念以及中國當代詩歌史、中國古代詩歌史、世界詩歌史構成了一個很大的互文系統。所以，這首長詩的寫作和出版，其構成的巨大挑戰性、冒險性，是對當下中國詩歌的一個拓展，這是我覺得可以稱之為“事件”的原因之一。

這部長詩有四個部分，一是長詩本身，二是插圖繪畫，三是對話，四是長詩下面的注釋，這些注釋不是簡單的說明或者簡單的資料出處的說明、某些專有名詞的解釋。除了這些功能以外，單獨把它拿出來，作為一個結構性的構成，和整個詩集其他部分加以對照，形成一個結構性的互文。這首詩的注釋，透露的是龐大的、龐雜的古代文獻、古代文本、古代詩歌和史書史料的性質，它構成了和張煒這個純詩寫作者的一致性。

所以這也是張煒這首長詩和其他詩歌非常大的區別，作為一個作家，同時也是一個學問家，張煒在建構長詩觀念的時候有他自己的理解和建造，就他的純詩寫作而言，用的是當代漢語——在最后的對話部分，張杰已經指出了——這種表面簡單流暢的語言和內部復雜性的重疊，和眾多讀者、眾多已成“幽靈”的作者進行對話，而這些作者都隱藏在注釋的后面。它們有《易經》《史記》《詩經》、唐詩、《楚辭》，還有一些史書、經書，比如《道德經》《論語》《孟子》等。除了《史記》以外，還有《竹書紀年》《資治通鑒》等，所有這些構成了中國文明的一個巨大的語義場，一個歷史的場域，在寫作這首長詩的時候，張煒和他們構成了一個多向度、多層疊對話的思想系統。

長詩《鐵與綢》的一個中心意象是“甕”，這個意象在長詩里有直接表現，更重要的是在最后的對話里。“甕”是一個器物，但是如果我們圍繞這個“甕”，把它作為一個圓點、一個出發點來理解，會有非常有意思的聯想。在閱讀中，我調動自己閱讀詩歌史的一些聯想，來回應張煒作為一個詩人的專業素養：“甕”這個概念，它在這首長詩文本里得到了一個非常明顯的支撐，比如說一開始寫的研究東夷史的博士生，他被黑礦主困在一個當代真實發生的新聞事件里面，被困在礦洞里挖掘黑暗、挖掘石塊、挖掘硬物，而且是用鐵在挖。“洞穴”這個意象和“子宮”有一個簡單的對應，和“甕”也有一個更為直接的對應。由“洞穴”，我們首先可以想到柏拉圖的比喻，而在這首長詩里，我們也看到了它跟子宮的對應，其中有一節題目就叫“能嬰兒乎”，這是老子的說法——八個人被困在洞穴里面，讓人想到嬰兒還在子宮里的狀態，而且還說是“荒原狼”“能嬰兒乎”，這就是子宮和洞穴的互文關系，張煒在這里完成了潛在的說明，而且借用了老子的說法。這個意象和“甕”的關系，在張煒和張杰的對話里得到強調，而且在詩里也變換著各種各樣的形式，反復出現、強調，隱約把我們的思緒引向深處。此外，在中國有“請君入甕”的概念，黑礦主把八個活生生的當代人弄到洞里，是騙君入洞，這是非常有意思的民間語言的聯想。在英語世界中，也有“甕”的表達，濟慈寫過希臘古甕，認為它是詩歌的、藝術的、真善美的最高化身。這個器物被濟慈寫了以后，已經成了詩本身的一個化身，是詩歌器物化的見證。在張煒這兒，“甕”也被認為是詩歌形制和機制的顯見物。更有意思的是，張煒進一步發展了詩歌“唯物”的意象，他談到古今詩歌(其實純詩的寫作都是“甕”一樣的存在)，差別就是古代和今天的差別，就是陶和瓷的差別，就是材料之變、制作工藝之變。在某種意義上，古代詩歌和當代詩歌之分、漢語和中文之分，其實就是陶和瓷之分，我們可以把漢語理解為陶，當代中文理解為瓷，只是語言的材料、方式變了，但是詩本身千古不變，是一種“甕”一樣的維護、制造和展示。

與此同時，“甕”也與礦洞里被囚禁的八個當代人的黑暗空間構成一個互文性。子宮也與孕育生命的角度、“能嬰兒乎”的角度，構成一個互文性，而古希臘柏拉圖關于洞穴的意念，與它們都構成了一種互文關系。如果我們把寫作看成“甕”，這里還有一種映射，我聯想到美國詩人史蒂文斯，他有一首名詩《田納西州的甕》，也有人把它翻譯成壇子，讓人想到希臘古甕這樣的存在。在《田納西州的甕》里，史蒂文斯說，他在田納西州的荒野中放了一口甕，或者放了一個壇子，四周的荒野就獲得了一種人造的秩序，荒山像波浪一樣朝他涌起。自然荒野本來雜亂無章，有了一個人為的中心，就形成了秩序，但是，這口甕是人工物，它不像自然和植物一樣能夠生育，是一個人造的東西，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隱喻。“甕”是一種實用物，它是人工的而非自然長出來的，也不能像自然一樣生育嬰兒，是無法“嬰兒乎”的東西，但是，當它作為詩，從詞語的角度對應世界后，就賦予了世界一個中心、一種秩序，整理了雜亂無章的東西，這或許也符合張煒《鐵與綢》的寫作理念。純詩不是世界，純詩不是歷史真實的描寫，但是純詩的寫作在這個過程中，把一種超越詩意的東西放到對萬事萬物的理解和整理之中。詩歌在最根本、最核心的地方，成了對世界的環繞，成了對世界核心的提取和制作。那么，“甕”在這個意義上就有了不同的意義，比如八個人入洞是“入甕”，礦主女兒把他們救出來是“出甕”，這就是出甕入甕之別，詩人張煒最后講到，他是拉回一個早已知道在那兒的“甕”，然后收藏和提取。

從寫作的角度來講，拉回的這個“甕”是古人制作的，是柏拉圖頭腦里的洞穴，是天地的子宮，是礦洞里的黑暗和死亡，還有很多帝王埋葬的墓穴、死者的居住處，還有史蒂文斯講的田納西州荒野的“甕”，濟慈講的真善美化身的古希臘“甕”等。它是已經制作好、擱在那兒的，張煒在寫作的過程中對它進行區別與識別，詩歌寫作本身就是制作“甕”的過程，“甕”拉回來了，你入了“甕”然后出“甕”，但是誰是甕的制作者，這就涉及詩和詩人的關系，人的主體性也就出現了。

在長詩《鐵與綢》中，我們看到張煒作為一個作家、學問家的深度，他花費巨大時間和精力，從整理資料到思考、寫作，前前后后花了20年。最后呈現出的這首詩是一個濃縮和提純的產物——詩的寫作過程就是提純，張煒制作了這么復雜精美的一口“甕”，然后用鐵和綢來混合它們。這首詩里“合金”的成分非常明顯，張煒說“大地和天空早已連體”，也處理了“劍與鞘”的關系——這里涉及放逐與囚禁、生與死的合體、古甕與礦洞的合體。詩歌寫作本身就是發生與講述的合體，是詩歌原理、詩歌觀念和詩歌寫作的合體，張煒的詩歌寫作是有理念、有世界觀的，而且有很多詩歌之外或詩歌深處的，史學的、知識的、民俗的考慮。這種復雜性和寫作態度，尤其是他用盡可能純粹的詩意和純詩的語言來“提純”的過程，是一般詩人很難做到的。因此，張煒用長詩寫作提出了自己的見解，提供了一種長詩寫作非常有意義、有價值的可能性，也對中國當代詩歌寫作是一個重要的提醒和示范。

我本人對復雜性特別感興趣，而所有復雜性到最后都應該有一個提取，《鐵與綢》中，張煒用的是以純詩的方式來提取，這種方式跟我完全不一樣，但是面對的都是復雜性和綜合性，提出詩和詩人的主體性關系——提出人的關系。這首詩里寫到了修復者、黑衣人、講述者、繪畫者等，這些歷史人物里有魯國公子、楚國狂士、趙國刀客、東萊辯才等，他們的匯合，構成了人的合金、人的連體，是這些人在寫作——他們一方面是在寫作，一方面又是在復原和發生，在變成世情、構成歷史的現場，所以他們每個人在死后還活著。張煒也在講述、復活一些老故事，在他的講述中，“我”在另一個“我”的外面旁邊聽著這一切，就是“我”和“我”又構成了一個合體。這些都說明張煒的寫作觀念和主體意識非常強——誰在寫，他非常清楚這一點，然后又把它擴散開來，構成對純詩的見證。

（轉載自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旗下人文品牌“純粹Pura”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