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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扶貧志》:以人為志,勾勒脫貧攻堅人物群像
    來源:中國作家網 | 王躍文  2022年06月05日10:25

    《扶貧志》是一部閱讀起來扣人心弦、令人感奮的好作品。這部作品的最成功之處在于作者寫好了人物。

    人物塑造一般而言是對小說創作的要求,但小說創作同報告文學創作是可以相互學習借鑒的。小說創作要學習報告文學對現實生活的深度挖掘、真實再現和深入思考,報告文學創作可以學習小說創作筆法細膩以求藝術真實,進而增強藝術感染力。《扶貧志》里的人物塑造之所以能夠做到生動鮮活,感人至深,在于其情感真實、故事真實、敘事真實。

    一、情感真實是優秀作品的底色

    任何體裁、任何題材的文學作品,情感真實都是第一位的。離開了情感真實,所謂思想性、藝術性都在云泥之外。《扶貧志》里最大的情感真實,就是黨同人民的血肉之情、魚水之情,就是黨對人民的關懷,人民對黨的感恩。中國共產黨人對人民的崇高政治情感絕不是蹈高臨虛的,它是貼著廣大人民的、貼著堅實大地的。小康路上不能讓一個人掉隊,這是中國共產黨人的莊嚴承諾。習近平總書記對脫貧攻堅作過很多十分深刻、十分精辟的論述,都飽含著黨的總書記對人民群眾的真摯情感,體現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使命。“小康不小康,關鍵看老鄉,關鍵看貧困老鄉能不能脫貧。”習總書記這些樸實的話語中飽含的情感力量,為我們進行扶貧題材文學創作提供了最強大、最真實、最有力的情感背景。正因為有這種崇高、巨大、真實的情感背景作了底色,《扶貧志》里所有人物的情感表達都是真實動人的。

    龍秀林,十八洞村第一任扶貧工作隊隊長,他扎扎實實做好每件事,排除一個個困難,幫助貧困群眾解決最需解決的問題,在徹底拔除窮根上想辦法、闖出路。這中間所表現出的黨員干部對貧困群眾的情感,自然生動,真實感人。

    王新法,這位來自外鄉的義務扶貧者,一位共產黨員,一位退役軍人,一位退休干部,他身上的情感力量可謂驚天動地。本來,他是一位蒙冤多年的警察,得以昭雪之后,他依然不忘自己作為共產黨員的責任,做出了常人難以想象的選擇,志愿到常德薛家村扶貧,花盡自己所有積蓄,最后在扶貧崗位上倒下。他身上散發出的巨大情感力量,讓這個人物閃閃發光。

    吳添春,一個因病致殘、身殘志堅的苗家女孩。這個人物就像她的名字,給人間添春意。她把天下所有同她有過交際的好人都稱作朋友,不管是北京同仁堂的專家,還是北京、天津、拉薩的見過面或沒見過面的好人,都稱作朋友。她自己開網店替鄉親們銷售農副產品,只賺取小小的差價。現實中樸素的生活邏輯是,好人總會遇見好人。這在吳添春身上也得到了應證,她走遍天下都有愛心人士幫助。吳添春居然以其行動不便的身體,在朋友們的幫助下,去了拉薩,上了布達拉宮。這位不幸的姑娘,卻偏說自己是天下最幸運的人,是相信天下無賊的人,還開玩笑說自己如此幸運,一定是上輩子拯救過銀河系!讀罷吳添春,始信人間有童話。

    二、故事真實增強了作品的感染力

    脫貧攻堅的偉大事業中,感人的故事說不盡道不完。《扶貧志》正是講好了這些故事,刻畫好了人物,使得作品具有強大的感染力。

    縣委書記羅明感化教育老光棍施六金的故事,真實有趣,令人過目不忘,特別是寫施六金每次同酒友吹牛說自己是縣委書記的朋友,經常當場給縣委書記打電話的情節,讀之令人莞爾,悠然心會。

    龍秀林為解決修路占用土地碰到阻力的問題,如何做釘子戶施長壽老人的工作,如何化解很可能發生的流血事件,最終把十八洞村公益建設有關問題一次性解決,故事講述得驚險曲折,真實可信。故事講述過程中,把苗族群眾的講血性、認公理性格刻畫得十分逼真,卻又不掩飾個別群眾身上的缺點毛病,讓人物立體豐滿,故事更添真實性。

    田金珍拍電影的故事,講述得既傳奇,又真實,更感人。一個不忍看到留守兒童悲苦生活、只會講苗話的貧困農村婦女,為了喚起全社會特別是鄉村年輕父母對留守兒童的關愛,執意要拍一部電影。她花兩千多塊錢,用兩天半時間,硬是把一部電影拍出來了。這是最動人的人間傳奇,這是可為流傳的人間神話。田金珍在幫扶別人的過程中自己也成長了,成了脫貧攻堅的帶頭人。“成長”二字是蘊含在這部作品里的關鍵詞,作品寫出了每一個的成長,每一座村莊的成長。

    龍獻文,一個自己先富起來的人,一位新鄉賢,不忘鄉親們的貧困,自己出錢出力幫助群眾擺脫貧困,走共同富裕的道路。2009年7月的一天凌晨,村里突發火災,正在替伯父辦喪事的龍獻文火速趕回村里,帶領村民救火。規劃災后重建時,州委領導問他有什么要求,讓人意想不到是,龍獻文只提了兩條:一是吸收救火中表現突出的青年民兵入黨,二是村里要發展產業,請有關部門辦手續時予以支持。這真是一位有眼光、有境界的好支部書記,他懂得算大賬,知道培養幾個好黨員,比要錢要物更利于村里的長遠發展。他的故事感人之處還在于,他的父親也是為村里貢獻了畢生精力的村黨支部書記,紅色基因在父子兩代之間傳承著。

    譚紹鮮,一個在縣城開賓館,每年能掙二三十萬塊錢的能人,也可以說是新鄉賢。他為了帶領貧困群眾脫貧,回到村里當村委會主任。回村一時沒有別的收入,自己家坐吃山空,老婆還要到外面去打零工補貼家用。不料母親患重病花去近30萬醫療費,譚紹鮮自己家成了貧困戶。但是,精準扶貧政策下來時,他沒有把自己搞個貧困戶指標,也沒有給母親評個低保戶。村里評給他母親的救濟款,他也堅決不要。他說得很樸實,自己要在群眾中說得起話,就不能要扶貧的一壺油、一袋米。這里體現的既是共產黨人崇高的黨性,也是在鄉村做人的規矩。這種既有高標,又接地氣的故事,叫人信服。

    楠木橋村為了創建大學生村干部產業園,組織村民上山義務開荒,不發工資。時間久了,村支“兩委”過意不去,決定給大家發點辛苦費。誰也沒想到的是群眾居然有意見了,說:我又不缺你那二三十塊錢,你既然要發錢,請別人去干,我就不來干了。村里決定不發錢,村民才同意上山開荒。村民的樸實可愛躍然紙上。這個故事情節簡單,意蘊深遠。黨為群眾著想,群眾記黨的恩情。黨要發動群眾,先要做群眾的貼心人。

    三、敘事真實升華了作品的藝術表現力

    文學作品的真實性,同敘事風格密切相關。《扶貧志》的敘事風格樸拙,不論是作者的敘述語言、人物的敘述語言,都力求做到生活化、感性化,力求貼近生活原生態。樸實而動人的語言藝術,是最可貴的語言藝術。

    書里寫到拍電影的田金珍因為找不到留守兒童麻興文了,說:“要是我是有錢人就好了,我可以蓋很大的房子,那些孩子都住在干凈的房間里,穿漂亮的衣服。”這種樸實的話語,跟“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的詩句相比,感染力絲毫不差。

    《扶貧志》寫人物,并不刻意把令人尊敬的扶貧干部往“高大全”上寫,而是尊重真實,客觀描述。這正是報告文學的可貴之處。書中寫龍秀林被任命為駐十八洞村工作隊隊長時,他妻子不同意,這是人之常情。夫妻倆為這件事的對話,句句都是日常實錄,可以讀出夫妻間的恩愛深情,甚至打情罵俏。妻子有抱怨,但并不強力阻攔,因為她自己也是國家干部,她說的那些話都符合其身份;龍秀林表示只能服從組織安排,卻并不唱高調,甚至還流露出自己運氣不佳的情緒,被派到十八洞村這個全世界矚目的地方去,擔心壓力太大,這也符合一個干部的正常心態。龍秀林感覺壓力很大,干不下去的時候,他妻子把最愛這個外孫的103歲的外婆帶到十八洞村來看望他。這是極深情的一筆,當初并不支持龍秀林到十八洞村工作的妻子,關鍵時候給他送來了最大的精神安慰。老外婆挨家挨戶唱苗歌的場景,令人想起陸游《游山西村》的詩句:簫鼓追隨春社近,衣冠簡樸古風存。讀之令人心馳神往,倍覺溫暖。

    周桂香,因為兒子夭折而發瘋的貧困婦女,在村黨支部書記田昌英的悉心幫扶下不但脫了貧,而且精神病也不治而愈。結果,周桂香一定要捉一只雞送給田書記,說:“田書記,我有個事想跟你說。”還說,“這個忙你肯定要幫的。”田昌英說:“有事你說就是,但要把雞提回去。”田昌英以為周桂香要說什么大事,沒想到她說的是:“我的低保可不可以不要了?把它給其他需要的人。”最樸實的語言,講最真實的故事。人心都是肉長的,黨員干部只要同群眾心連心,群眾就會同黨員干部心換心。

    胡志平,84歲的貧困老人。因為扶貧干部邱孝幫他賣掉了35只羊,他發誓要跟著扶貧干部一起種羅漢果。邱孝擔心他年紀大了,怕萬一他累著了怎么辦?這位可愛的老人說:“我已經習慣干活了,一天不下地,渾身就沒勁。我身體好著呢,不信我跟你比賽跑步,你不一定跑得贏我。”老人家真的同邱孝比賽跑步。邱孝只好答應老人家的請求,84歲的胡志平老人居然成了村里試種羅漢果的三位帶頭人之一。脫貧群眾對黨的恩情的感念,就體現在這些講述得極平實的故事里。

    《扶貧志》是一部關于大湘西脫貧攻堅的人物志。作者為基層村干部、扶貧隊員、扶貧新鄉賢、扶貧志愿者、脫貧群眾等各種人物塑型立傳,作品由眾多人物構成脫貧攻堅群像,用群像展示脫貧攻堅偉大歷史實踐的宏闊場景。或者可以說,《扶貧志》是從人物刻畫入手,講好了新時代故事、定格了新時代場景、鐫刻了新時代形象、弘揚了新時代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