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內容提要：完整意義上中國當代詩歌史寫作可從1990年代算起。經歷三十余載的實踐，中國當代詩歌史寫作在整體上呈現出形態多元、種類繁多、遠超同時期各體文學，當代史書寫態勢的過程中，其以卓有成就的探索為自身實踐拓展出清晰的發展線索。通過對中國當代詩歌史寫作史的梳理與考察，不僅可以總結其寫作相對繁榮的原因、了解其豐富治史觀念，而且還可以在評價其成就的同時，總結其問題和不足，進而為其未來發展獲取新的增長點。

關鍵詞：“中國當代詩歌史” 1990年代 格局

一般地說，考察一部作品的生成無外乎兩種時間標準，其一是從完成之日算起，其二是依據發表或出版的日期。綜合以上兩點，我們可以將現象式的、寬泛意義上的“中國當代詩歌史”寫作定位于1990年代之后，并將之前的準備和書寫作為“前史”。這樣的考察方式可能會讓人感到繁瑣甚至帶有幾分曖昧，然而，對于“中國當代詩歌史”這樣極具個性化同時又充滿挑戰性的歷史敘述，它又是不可或缺的。作為文體意義上一類特殊的文學史書寫，迄今為止，30年間兩岸四地業已出版的各類“中國當代詩歌史”已達30部之多（包括修訂版與再版）。“中國當代詩歌史”形態多元、數量多、覆蓋面廣，遠超同時期小說、散文、戲劇和影視的當代史書寫及其表現形式，充分顯示其創作的活力及相應的必要性。通過閱讀這些詩歌史，人們可以從不同角度了解中國當代詩歌的歷史進程。但隨之而來的問題或許就是為何頻繁地進行當代詩歌史的書寫？它們彼此之間有何不同？各自有著怎樣的意義、價值，又存在哪些問題？應當說，“中國當代詩歌史”寫作以其具體的實踐，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課題，而如何以客觀、合理的方式梳理其過程，呈現寫史的“實績”與“可能”，只是其中一個方面而已。

一

如果說為當代文學寫史本身就是一項有難度的工作，那么，為當代詩歌寫史顯然又將難度增加了幾分。當代詩歌的治史者不僅要像撰寫一般意義上的文學史那樣面對浩繁的文字，搜集、整理大量的文獻資料，具備把握歷史、描述歷史、總結其內在規律的能力，更為重要的，還要在回避“當代人寫當代人”的“尷尬”之余，能夠秉持歷史和美學相結合的原則，對詩說話、揭示詩美。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不難得出當代詩歌史的寫作者是一類專業化程度高、熱愛詩歌、有詩歌情懷甚至本身就是寫詩之人的結論。而事實上，只要我們閱讀成書于1990年代幾本當代詩歌史的“后記”，就不難發現這一點：或是有感于1980年代詩歌的橫空出世、波瀾壯闊，或是經歷從詩歌寫作者到研究者的蛻變，或是回望青春歲月、渴望了卻“憾夢”，為數眾多的寫作者于1980年代中期甚至更早便紛紛提筆、開始記錄當代詩歌的歷史，進而開啟了“中國當代詩歌史”書寫的不凡之旅。

為了能夠完整呈現中國當代詩歌史的寫作風貌，筆者將已有的當代詩歌史按出版時間分為三個主要階段加以描述。第一階段：1990年代，是“中國當代詩歌史”寫作的發生期。自1991年2月，吳開晉主編的《新時期詩潮論》于濟南出版社出版后，中國當代詩歌史寫作便拉開了自己的帷幕。之后，李新宇的《中國當代詩歌潮流》（山東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洪子誠、劉登翰合著的《中國當代新詩史》（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年版），黃子建、佘德銀、周曉風合著的《中國當代新詩發展史》（成都科技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張德厚的《新時期詩歌美學考察》（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梁云的《中國當代新詩潮論》（春風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以及張德厚、張福貴、章亞昕合著的《中國當代詩歌史論（1949—1989）》（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相繼出版，構成了1990年代中國當代詩歌史寫作的基本格局。在短短的數年間，就有多部不同形式、不同角度的中國當代詩歌史誕生，充分顯示了這項工作擁有的堅實的“物質基礎”。作為一個需要長期積累才能完成的工作，中國當代詩歌史寫作顯然是經歷了多年的準備，才逐漸進入人們的視野。從李新宇《中國當代詩歌潮流》和洪子誠、劉登翰的《中國當代新詩史》的“后記”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兩部詩歌史在1980年代中后期就已經基本完工，而從寫作到出版，一些外在的因素如語境的變化、市場利潤、文字審查等，對中國當代詩歌史的生成與面貌會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而這同樣是我們在考察其進程時需要注意的。

第二階段：21世紀第一個十年，是“中國當代詩歌史”寫作的發展期。這一階段誕生的詩歌史主要包括李新宇的《中國當代詩歌藝術演變史》（浙江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於可訓的《當代詩學》（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程光煒的《中國當代詩歌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劉福春撰《新詩紀事》（1949至2000年部分學苑出版社2004年版），吳尚華的《中國當代詩歌藝術轉型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洪子誠、劉登翰的《中國當代新詩史（修訂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劉福春的《中國當代新詩編年史：1966—1976》（河南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楊四平的《中國新詩理論批評史論》（當代部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經歷1990年代的初步探索，新世紀第一個十年的中國當代詩歌史寫作隨著時間的延伸，治史觀念發生了很大變化，研究對象更為明確、集中，研究范圍持續拓展。至于像洪子誠與劉登翰在多年后“重修”詩歌史，自是積累了很多新的體驗和感受。“確定修訂的范圍是：一、補寫1980年代后期以來，中國大陸和臺灣詩歌的狀況，包括詩歌現象，藝術發展趨向，重要詩人的寫作等。二、增寫香港詩歌和澳門詩歌的有關章節，這是原來計劃中卻沒能完成的部分。三、根據我們目前的認識，調整、壓縮、修訂原來不當、冗贅的部分，改正資料上的錯訛。”①洪子誠、劉登翰在《中國當代新詩史》“修訂版序”中所言的內容，可作為發展期“中國當代詩歌史”寫作進步的寫照。

第三階段：21世紀第二個十年，為“中國當代詩歌史”寫作的深化期。這一階段出版的“中國當代詩歌史”主要包括林賢治的《中國新詩五十年》（漓江出版社2011年版）、張立群的《闡釋的筆記：30年來中國新詩的發展（1978—2010）》（遼寧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吳思敬主編的《中國詩歌通史?當代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12年版）、劉福春主編的《中國新詩編年史》（上下兩卷中的1949至2000年部分人民文學出版社2013年版）、吳思敬主編的《20世紀中國新詩理論史?下卷》（即當代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15年版）、張桃洲的《中國當代詩歌簡史：1968—2003》（中國青年出版社2018年版）、謝冕的《中國新詩史略》（當代部分，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以及程光煒的《中國當代詩歌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李潤霞與薛媛元編著的《中國當代詩歌史編年紀事（2005—2015）》（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版）等。這一階段的“中國當代詩歌史”寫作主要表現是誕生了更為豐富、具體和個性化的當代詩歌史；考慮到20世紀詩歌已以獲得穩定的沉積，眾多詩歌史家越來越傾向從更為廣闊的文學視野去探索“中國當代詩歌史”寫作的可能與進路；當代詩歌史的寫作下限已抵達新世紀第一個十年，詩歌創作與詩歌史之間書寫與被書寫的關系較為緊密，詩歌史寫作的經驗積累也更為豐厚。

除上述中國當代詩歌史之外，從1990年代至今，還有王光明的《現代漢詩的百年演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羅振亞的《20世紀中國先鋒詩潮》（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張新的《20世紀中國新詩史》（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等值得關注。這些詩歌史中的“當代部分”在整體上可以作為中國當代詩歌史進行考察，但由于著述本身側重點不同，其涉及當代詩歌時史的脈絡并不完整，因此可視為特殊類型的詩歌史文本。值得補充的是，30年間，還有諸如苗雨時的《河北當代詩歌史》（中國戲劇出版社2003年版）、古遠清的《臺灣當代新詩史》（臺灣文津出版社2008年版）和《香港當代新詩史》（香港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章亞昕的《二十世紀臺灣詩歌史》（當代部分，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年版）式的“區域性當代詩歌史”，這類著述同樣是中國當代詩歌史的重要組成部分，只是從整體范圍考察時，其典型性程度顯然不及上述三個階段提到的詩歌史。

二

在絕大多數讀者印象中，當代詩歌在進入1990年代之后正逐漸滑向邊緣，淪為小眾化、圈子化的文學活動，其影響力也由于閱讀和接受等原因正日益減弱。但在另一方面，我們必須看到的是：當代詩歌史的寫作數量卻遠遠超過同時期其他文體的文學史，并在文本質量上取得令人矚目的成就，這種呈現于詩歌創作與文學史書寫之間的“矛盾傾向”，自有其耐人尋味之處。至少，它提醒我們必須要思考當代詩歌史寫作相對繁榮的原因。

在筆者看來，“中國當代詩歌史”書寫之所以取得了相對突出的成績，主要與以下四方面有關——這四方面雖有主次和先后之分，但當詩歌史寫作進入到相對成熟階段，其歷時性特點正逐漸為共時性所取代。其一，就中國當代詩歌自身而言，其時間跨度和文獻增長已使其獲得了充分的積淀、可以進行歷史書寫。即使將下限定于1990年代，當代詩歌也已經走過半個世紀的歷程。如此長的時間跨度既包含值得銘記的詩歌運動、思潮、流派、爭鳴、詩人與詩作，也包含文體形式的藝術演變和理論探討。對于任何一個研究者來說，當代詩歌都已在自身歷史化過程中成為一個客觀存在、一個繞不開的話題。何況，出于認知的考量，當代詩歌也需要以文字的方式劃分階段、梳理線索、總結經驗。值得指出的是，當代詩歌史與當代詩歌研究結伴而行，還有不斷發掘史料、修正已有結論的一面。正如洪子誠在《當代詩歌史的書寫問題》一文中，曾結合劉禾編的《持燈的使者》（該書曾于2001年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后于2009年在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廖亦武編的《沉淪的圣殿——中國20世紀70年代地下詩歌遺照》（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年版）概括指出，“一些看起來像是文學史料的出版物其實展開的卻是‘另一類的歷史敘事’，因為它們確立了對文學的另一種歷史敘事的規則”②。應當說，時間的推移、研究的深入不僅會為當代詩歌史提供新的敘述角度，還會在內容上提供增加與刪改的可能。1990年代以來“中國當代詩歌史”書寫不斷以變動的方式完成自身的歷史敘述、呈現多樣化的形態，恰恰反映了歷史賦予其“寫/被寫”“被寫/重寫”的機遇與權利。

其二，就研究主體來說，是擁有一批有理想、有激情、有傳統的研究隊伍。“在我們這個以詩神為尊的國度里，歷史上曾出現過許多詩的繁榮時期，為我們留下了豐厚的詩的遺產。這是我們古老而偉大的中華民族所創造的燦爛文化的一部分，它引起了全世界的矚目。它使我們傾倒和陶醉，為我們提供了若干詩美的享受和詩藝上的借鑒。新時期詩歌，從總體上看，正是繼承了我國古老詩歌特別是‘五四’新詩的優良傳統而發展起來的，同時，它又是對我國古典詩歌和‘五四’新詩的一種超越。那震驚中外的天安門詩歌運動，挽救了中國新詩，曾使我們激動萬分……”③吳開晉在其主編的《新時期詩潮論》“后記”中的這段話，很能說明詩歌史書寫與其寫作主體之間的情感與認知關系。應當說，詩歌在中國各體文學創作中享有的地位和引發的情感共鳴，是許多研究者對其持續保持熱情的重要原因之一。當然，對于不同研究者，其個體經驗表現也有所不同。以洪子誠、劉登翰的《中國當代新詩史》的寫作為例，早在1958年大學二年級時候，因接受“編寫一部中國新詩史的任務”，使其后來大半人生里，“幾乎都和詩、和中國新詩史的研究結下不解之緣”，“但這也是我們一塊耿耿于懷的心病。年輕時候感染著時代風潮的沖沖撞撞，所知不多卻偏要褒貶臧否的作為，在使我們慚愧之余，常常渴望能有所彌補、糾正。于是，重寫一部新詩史便成為我們久埋心中的愿望”。 ④彌補過往的遺憾、重寫歷史、面向當下，也是中國當代詩歌史具體寫作的內因之一。只不過，在緩釋情結之余，多年前的實踐和多年來的夙愿，也同樣構成了一種“傳統”。

其三，就思維方式而言，研究者的整體性思維和內在超越機制在一定程度上對詩歌史寫作起到了促進作用。盡管運用諸如細讀的方法進行作品分析也是詩歌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但詩歌篇幅相對短小、精悍決定了詩歌研究者習慣使用整體性思維展開進路。此時，詩人論、作品論往往是通過融入大量“史”的內容，才更易成為一篇厚重之作，至于現象論、潮流論則更是如此。整體化思維就本質來說，可理解為追求一種全方位的、穩定的評判，并與文學的歷史化延展、經典化追求，和研究內在的“唯新意識”“當代情結”保持一致性。“也就是說，剛剛翻過去的新時期詩歌史，對于我們來說，只能是我們這些在1990年代的‘當代’人眼中的歷史，是為了我們‘當代’和未來才具有了活的價值的歷史，才值得我們開動腦筋去思索。因此，本身雖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歷史寫作，卻首先應是對近十幾年新詩史的嚴肅考察。目的不是為了單純復述歷史，而是為了展示，預測新詩在1990年代乃至21世紀的動向。” ⑤張德厚在《新時期詩歌美學考察》“導言”中的這段話向我們揭示了中國當代詩歌史寫作的“另一種可能”：這里不僅有1980年代詩歌轉型的影響及其深刻的歷史印記，還有當代詩歌史寫作者的責任、使命與擔當。這種“深入當代”“把握當代”的思考方式，很容易和文學史寫作方式相契合，進而在實踐中誕生了各種類型的“中國當代詩歌史”。

其四，學術研究的日趨精細化、系統化以及實績的彰顯等也對“中國當代詩歌史”寫作有促進作用。隨著1990年代之后當代學術研究的發展，研究專業化、分工具體日漸成為重要的趨勢并和教學聯系在一起。許多高校和研究機構都力圖通過學術成果的展示“圈定”自己的研究領域、凸顯研究特色。就當代詩歌而言，各地高校紛紛成立“詩歌研究中心”，以項目和標志性成果帶動研究、整合資源、推出一批批成果，正是這種趨勢的結果。從張德厚、張福貴、章亞昕合著的《中國當代詩歌史論（1949—1989）》是張松如（公木）先生主編“中國詩歌史論叢書”的最后一部分，到於可訓的《當代詩學》是陸耀東先生主編的“中國詩學叢書”的最后一部，再到吳思敬主編的《中國詩歌通史?當代卷》是首都師范大學中國詩歌研究中心《中國詩歌通史》的一個子項目，都遵循“多元一體，打通古今”⑥的編寫原則。還有李新宇的《中國當代詩歌藝術演變史》作為金漢主編的“中國當代分體文學史叢書”，希望彌補“相對粗放、相對宏觀的整體性文學史”⑦無法呈現的內容。或是集束登場，或是分體講述，“中國當代詩歌史”書寫與當代學術發展保持內在的一致性并最大限度展現研究團體的力量與個人的個性，而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中國當代詩歌史”有著多元形態和表現方式的重要原因。

三

任何一部文學史都有自己的觀念和時代性，任何一部歷史都是相對于寫作者本人的“當代史”。縱觀30年來“中國當代詩歌史”的發展，其治史觀念一直隨著詩歌創作和自然時間的延展而變化，其寫作經驗也在不斷總結中提升。“中國當代詩歌史”寫作正是在這樣的汲取、融合、揚棄的過程中向前發展，誕生一部又一部屬于自己年代的“當代史”，進而顯現其創作實績。

概而言之，30年來“中國當代詩歌史”寫作明顯呈現了告別簡單的線性敘述方式、現象論和一維決定論，日漸重視中國當代詩歌史的生成與構造方式，以研究的姿態呈現中國當代詩歌發展的復雜性、辯證性與立體感。這一總體概括在具體展開時可從以下三個方面加以論說。第一，從單一的作家作品分析到詩歌潮流、現象整體把握的轉變。對比1990年代當代詩歌史寫作注重作家作品分析甚至將詩人在不同年代的創作，分到不同年代中去書寫的“散點模式”，新世紀之后的當代詩歌史寫作越來越強調詩歌潮流的把握和詩歌史敘述的整體性。這種情況的出現固然與隨著時間的推移，詩歌史出于自身容量和敘述的考量，而越寫越“精”、對具體現象和創作越寫越“薄”有關。但在另一方面，必須看到的是：詩人創作及其地位的評價、年代歸屬的再確認，新一代詩人的發現與入史，詩歌史結構框架的重新安排等等，都是影響史家不斷調整文學史敘述策略的因素。為了彌補、“掩飾”治史者資料掌握和理解力的有限性，同時也是適應當代詩歌越來越長的歷史，寫作者必然要提煉一些觀點，將風格相近的詩人創作進行歸類，以論代史。這種策略雖省略了大量具體的細節甚至對真實的歷史實行了適度的減縮，但它卻能最大限度合理有序地“安排”歷史，在整體、有機地呈現當代詩歌歷史主流、主要現象和主要詩人的過程中展示史家的主體性，從而為讀者留下一個又一個有價值的“文本檔案”。

第二，關注詩歌與時代之間的復雜關系，開掘歷史的講述多重性與可能性。“在評述這半個多世紀的中國新詩時，本書作者承認有各種不同的詩，各種不同的藝術追求，承認不同的美學風格各有其價值。雖然不贊成詩成為社會政治、倫理道德、文化觀念的簡單、粗糙的圖解‘工具’，卻肯定社會政治和現實生活對詩，對詩人有無法回避的影響、制約，詩同樣可以表現現實人生中所包容的社會政治內容。也重視詩人把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以及人自身生命的各種因素綜合把握、體驗的追求。”⑧洪子誠、劉登翰在2005年修訂版的《中國當代新詩史》“引言”中這段話，是以精簡的方式對1993年版《中國當代新詩史》“引言”進行了“修訂”，這說明在10余年的時間里，著者一直試圖以這樣的方式考察中國當代詩歌的歷史，并調整、改變已有的歷史敘述。同樣地，在程光煒的《中國當代詩歌史》中，作者更是開宗明義地申明：“20世紀四五十年代，中國新詩進入了一個特殊時期：它不僅成為文化調整政策的對象，更承擔了在這一調整中歌唱與禮贊的使命。政治與文學的關系從沒有如此的密切過，文學也從沒有如此得心應手地配合著政治的發展。如果離開了對當代中國這一政治、經濟和文化現狀的深入考察，就不能說真正‘進入’了當代文學；如果忽略了對各種文藝運動思想準則和價值觀念的認識，很難說能夠透徹了解這一時期詩歌的主題、題材、藝術形式和審美情趣，以及它的歷史發展面貌。”⑨以上兩種迥別于傳統意識形態批評方式的介入方式，自是有助于還原歷史場景和詩人的生存狀態，進而豐富對詩歌作品、詩人及至一段歷史誕生的多樣性解讀與可能性講述。

第三，弱化使用簡單概念概括的方式、弱化機械的歷史分期模式，讓詩歌史在回歸藝術本位的過程中呈現開放的、發展的姿態。考察30年間“中國當代詩歌史寫作”，以諸如“現實主義”“浪漫主義”等術語概括寫作并將其置于標題位置；和受到線性時間思維的影響，將1949年以來中國當代詩歌劃分為若干階段分開講述，在“中國當代詩歌史”初期寫作中是時有出現的現象。這一現象的出現，既與治史者觀念未及時更新有關，同時也與當代詩歌史還未充分展開有關。隨著“中國當代詩歌史”寫作不斷深入，這樣簡單的做法正被逐漸弱化。當代詩歌史作為距離今天最近、不斷處于變化狀態的一類文學史書寫，在依靠時間建構自己基本架構的同時也承受著來自時間和持續更新之經驗的巨大壓力。是以，每一次書寫都不可避免地要重新面對歷史分期、觀點重釋等問題。從“中國當代詩歌史”寫作的現有演變軌跡看，一些詩歌史從一開始就有意“回避”這一問題。至于像洪子誠、劉登翰的《中國當代新詩史》很早就以“五十年代—七十年代中期”“七十年代后期——八十年代”的分期有意弱化具體的分期時段；程光煒的《中國當代詩歌史》，洪子誠、劉登翰的《中國當代新詩史》（修訂版），更是以“當代詩歌的萌生”和“新詩道路的轉折”的闡述，揭示了當代詩歌史的“源流”“前史”與起承轉合（其分期也是如此）。通過格局和視野的放大、將當代詩歌置于整部新詩史中去考察，相對弱化具體的文學史分期和業已僵化的概念，可以以開放的姿態容納當下的歷史并向未來敞開，而詩歌史的寫作也由此獲得了可以相對增長的空間。

第四，以實踐的方式呈現了當代詩歌史寫作的“有限性”與“無限性”。當代詩歌史的寫作一直和當代詩歌史的理論積累相伴相生，并對持續進行的書寫提供著可資借鑒的經驗。“生活是瞪著明天走去，而寫史卻是朝著后面張望。雖然必須是站在‘今天’的張望，但‘今天’卻是一塊漂浮的土地，永遠都在移動”，正是由于充分意識到搞“當代”史的遺憾，所以，洪子誠才指出治史者的性格、素養及知識結構等，都會與正在行進的“當代詩歌史”之間始終保持著一種與生俱來的沖突與張力。“我們還是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目的不僅為‘當代人’立一塊碑碣，還希望給后來者提供一份同代人的一種認識的參照。”⑩文本意義上的當代詩歌史是有限的，觀念意義上的當代詩歌史是無限的。為了平衡“有限”與“無限”的辯證關系，當代詩歌史寫作者不僅要在充分發揮自身主體性之余對其限度保持清醒的認識，而且還要在彌合“當代”“詩歌”與“詩歌史”三者縫隙之余，切實貫徹歷史與美學相統一的原則。這些浮現于洪子誠、程光煒、李新宇、吳思敬等作者筆下的文字，既凸顯了當代詩歌史寫作的特殊性與魅力，同時也為廣義的當代文學史書寫與“重寫”提供了寶貴的經驗。

四

在不斷融合已有觀念和經驗的前提下，“中國當代詩歌史”寫作在歷史化過程中自是取得了多方面的成績。其一，是提供了內容多元與形式多樣的詩歌史文本。已有的“中國當代詩歌史”在內容上以中國當代新詩為主，可分正史、階段史、區域史等；在形式上，則有史論、發展史、藝術演變史、通史、詩學史、思潮論、理論史、編年史等，在這些堪稱繁富多樣的文本背后，潛含著“中國當代詩歌史”書寫從發生、發展到逐步成熟的過程。如果說1990年代的“中國當代詩歌史”由于處于起步階段，多以傳統的正史形式為主，那么，新世紀之后詩學史、通史、理論史、編年史等的頻繁出場則在形式更迭之余，反映詩歌史研究內在的自覺與超越意識。與學術研究不斷在探求中尋找增長點一樣，寫出與眾不同的詩歌史顯然是每一位撰寫者的夢想。這種想法匯集在一起，自是凸顯了“中國當代詩歌史”的實踐厚度。從張德厚、張福貴、章亞昕合著的《中國當代詩歌史論（1949—1989）》側重“本書與其說是新詩的一部當代史，莫如說是一部新詩的美學論著，一部當代詩學。為此，我們從歷史、文化、美學等多種角度論述，力避以偏概全”11。到於可訓的《當代詩學》將“當代詩學定位在當代人對于當代詩歌的思考方面，認為當代詩學史是當代人對當代詩歌問題思考、探索的理論結晶”的前提下，將“搜集、整理（同時也是闡釋、評價）當代人對于當代詩歌問題的思考和探索”作為該書的“基本內容”12。再到劉福春的《新詩紀事》《中國當代新詩編年史（1966—1976）》《中國新詩編年史》（上、下）以傳統的“年月日”編年形式、記錄所轄時間范圍有關新詩創作、評價、出版、活動等史事，注重第一手文獻資料的可靠性，客觀記述、不作主觀評價。“中國當代詩歌史”在內容和形式方面的探索既反映了其內在演變的軌跡，同時又為中國當代文學史寫作提供了生動的個案、積累了寶貴的經驗。

其二，實踐了許多具有創建性的詩歌史寫作方法。詩歌史的寫作是在史料搜集和整理的基礎上，對特定時代詩歌潮流、現象、有代表的詩人與詩作等予以呈現。這種被普遍接受的寫作模式，自是會“形成關于歷史骨骼”式敘述結構、完成一種“有用的假設”13。但與此同時，我們必須看到的是：研究意義的詩歌史同樣也呼喚著新角度、新方法的融入，以簇新寫作并適應“當代”這一不斷處于變化狀態的歷史。從30年間中國當代詩歌史寫作的具體實踐來看，確實有幾部詩歌史在寫法上頗有新意。以程光煒的《中國當代詩歌史》為例，在處理1950至1970年代“老詩人”寫作時就采取“不同命運”的思路。“邁入新時代的門檻應該是人生的幸運，但新時代卻給他們提出了難以回答的創作命題。而且，有些‘選擇’幾乎是不容回避的：在新的藝術范式中改變自己的創作風格，讓習慣呆在書齋里的心靈，去時代的風云中磨煉摔打；如果無法適應，那只有停止創作。所以，對這些老詩人解放后創作心態和不同選擇的研究，不能離開當時的歷史環境。尤其應該注意到，在‘革命’與‘創作’之間的矛盾。”14這種可以歸納為心態史的寫作方法確然在有別于以往詩歌史泛泛而論的同時，更加生動地走向歷史深處，更利于呈現內部的風景。而在洪子誠、劉登翰的《中國當代新詩史》（修訂版）中，著者在書寫1990年代詩歌這一晚近詩歌歷史時，為了能夠更加全面地呈現詩歌的多樣性并不為“知識分子寫作”“民間派”寫作的概括所束縛，以“詩歌民刊與‘活躍詩人’”的主線推進寫作。比如，在具體進入時，著者就通過“《傾向》與《南方詩志》”“《反對》與《象罔》”“《北回歸線》與《陣地》”“《實驗者》與《發現》”以及“‘游離’與‘偏移’”15的補充，盡力全面展示1990年代詩歌創作的實績。上述處理方式雖不完美，卻為如何描述晚近詩歌歷史提供了實踐經驗。

其三，誕生了“良史”和具有個性化的詩歌史。“中國當代詩歌史”書寫作為一個漸進的過程，在發展過程中誕生了程光煒的《中國當代詩歌史》和洪子誠、劉登翰的《中國當代新詩史》（修訂版）兩部公認的“良史”，這一點從兩部書出版后學界的評價就可以看到，不必過多贅言。值得指出的是，這里所言的“良史”是一個帶有肯定判斷的詞，同時也是具有相對含義的“概念”。“良史”是比較之后得出的結論，必然會受到時代的制約和檢驗，正如我們著眼于30年每個階段其實會發現每個階段都有“良史”一樣。“中國當代詩歌史”雖然記錄當代詩歌的歷史、距離今天很近，但既然是“史”就必然是一個事后的行為，就會因為記錄的內容而成為一件“滯后”于時代的作品，并有可能被之后的同類書寫所超越。從近年來“中國當代詩歌史”的寫作情況來看，如此多文本的誕生在一定程度上使其已處于相對飽和的狀態，加之進入網絡化時代的當代詩歌，按照傳統學院派的知識理念也似乎很難找到合適的“抓手”，唯有觀念的更新才能應對網絡技術對于當代詩歌的“沖擊”。當然，這樣的背景也使“良史”的程度化更高，具有相對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即它們確然在觀念與治史方法上達到了一定的水準。除“良史”之外，30年間的實踐還在延續和印證個人修史傳統之余，誕生了具有個性化風格與特征的詩歌史。以產生爭議的林賢治的《中國新詩五十年》為例：這是一部沒有太多史料和注釋的非典型的“當代詩歌史”，但其卻按照作者主觀判斷描繪了中國當代詩歌五十年；這是缺少歷史脈絡、以點帶面的隨筆式的著述，但又是一部有思想、有個性的“歷史”。秉持自己的文化立場，參照俄蘇詩歌，林賢治寫下了自己理解的歷史，它的優點和缺點并存，但從非純粹學院派寫史和探索的意義上，筆者以為《中國新詩五十年》為中國當代詩歌史書寫提供了一種前所未有的經驗，因此可視為一種獨特的收獲。

五

中國當代詩歌史在取得實績的同時，同樣也存在一些問題和不足，而思考這些問題與不足，有利于未來的當代詩歌史寫作和研究。

首先，這個問題可從詩歌史的命名談起。“中國當代詩歌史”寫作目前有“中國當代詩歌史”“中國當代新詩史”兩種流行提法，雖僅有一字之差，但內容還是有一定的區別。“新詩史”主要是以新詩為對象，而“詩歌史”則有所不同，因為后者可以將這一時期全部詩歌創作包括在內。一旦涉及到這一點，也就觸及了中國現當代詩歌史寫作的一個癥結性問題，即是否將現當代視野內的舊體詩創作包括其中。從約定俗成的意義上說，“新詩史”或是“詩歌史”，一般都不會考慮到舊體詩創作，這是因為作為一個大前提，“新詩史”或是“詩歌史”都是進入現代語境之后的中國詩歌歷史，而此時，詩歌等同于新詩是不言而喻的。但這個問題還是值得說明的，如果我們在“新詩史”或是“詩歌史”前言中對此進行說明，可能更有助于我們理解當代詩歌寫作及其歷史。同時，也更容易處理一些新舊交叉、界限模糊的問題，比如在對于1950至1970年代的詩歌史寫作中，寫作者都要面對1958年“新民歌運動”包含的“古典與民歌”和“新詩格律”的問題；而像必然要提及的“天安門詩歌”其實也是一個現代漢語加古體形式的問題。以上問題應當作為寫作的背景和內在的資源加以明確，因為它可以深化傳統與現實、資源與現狀以及內涵與外延的認識。

其次，中國當代詩歌史在寫作上還需視野的拓展。在已有的詩歌史中，港澳臺詩歌書寫一直有所欠缺。除洪子誠、劉登翰合著的《中國當代新詩史》，黃子建、佘德銀、周曉風合著的《中國當代新詩發展史》，張德厚、張福貴、章亞昕合著的《中國當代詩歌史論》，洪子誠、劉登翰的《中國當代新詩史（修訂版）》，吳思敬主編的《中國詩歌通史?當代卷》，劉福春的《新詩紀事》和《中國新詩編年史》以及謝冕的《中國新詩史略》外，絕大多數詩歌史還停留在中國大陸當代詩歌史的層次，這一點，顯然有待提升。此外，在已有的詩歌史中，如何處理一些特殊的詩群如“少數民族詩人寫作”也是一個問題。以吳開晉主編的《新時期詩潮論》、吳思敬主編的《中國詩歌通史?當代卷》為例，設計“少數民族詩歌”專節，雖有利于突出其寫作的特殊性，但如何顯示其身份和獨特性又隨即成為一個問題；將少數民族詩人融入當代詩歌整體視野自也可以作為一種有效的處理方式，但這樣又極易將一些寫作上有特點的少數民族詩人排拒在外，因此，如何平衡這種緊張感、進行合理有效的安排也是未來寫作需要思考的課題。

最后，中國當代詩歌史的敘述還存在傾向單一，不夠及時、全面的問題。中國當代詩歌史敘述由于秉持現代性的理路、強調藝術本位立場，往往關注先鋒詩潮。以1980年代以來的詩歌為例：從“朦朧詩”到“第三代詩歌”再到1990年代尤其到后來稱之為“知識分子寫作”“民間派”的寫作，歷來是寫作的主線。這樣的思路就客觀實際情況來說自是沒有太大問題，因為詩歌史本身就是要交代一個時代詩歌的主潮。但在另外一方面，我們必須看到的是：還有一大批卓有成就的詩人，因為寫作風格、年齡等原因，會由于過分強調先鋒性而被排斥在詩歌史之外。作為一個親歷同時也進行過當代詩歌史寫作的人，筆者覺得像蔡其矯、彭燕郊、任洪淵等一批老詩人，其1980年代的創作實績在已有詩歌史寫作中呈現得還有一定程度上的不足；而對于1990年代詩歌來說，還有很多有思想、有深度、在藝術上有獨特追求的詩人，也尚未進入詩歌史視野。除此之外，中國當代詩歌史寫作還需在還原歷史現象時不斷拓展視野。依筆者之見：20世紀八九十年代之交的“席慕蓉現象”“汪國真現象”，至1990年代圖書市場對于詩歌的制約與影響，以及“網絡詩歌”的書寫，一直是30年來特別是新世紀以來中國當代詩歌史寫作的“欠缺之處”。這樣的判斷不是要求我們對這些現象大書特書，而是需要我們處理這些現象搞清楚其內在的邏輯。應當說，從“席慕蓉現象”“汪國真現象”代表的詩歌進入市場化時代，到1990年代當代詩歌走向市場、位置悄然變化，再到網絡詩歌的興起，中國當代詩歌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這些變化需要寫作者及時更新思維觀念和知識儲備，以適應日新月異的詩歌演進史。從未來的角度上說，當代詩歌與社會轉型、網絡詩歌肯定是我們要面對的問題，因此，如何以一種客觀的態度看待當代詩歌的發展和變化，同樣是我們需要準備并實踐的課題。

從1990年代中國當代詩歌史面臨“并不是重寫，而是寫”16的問題，到新世紀以來寫作的繁榮直至飽和，中國當代詩歌史展現了文學史書寫近乎本質的宿命歷程——“文學史的論述極容易過時，過一陣時期就必須重新編寫，而且每次重新編寫之間的間隔不僅是由研究工作的內在發展，而且還由現實歷史過程中的變化所決定。”17中國當代詩歌史是一個不斷處于變化狀態的歷史流程，同時又是一個永遠充滿誘惑的領域。在不斷需要有人記錄歷史的同時，治史的觀念以及歷史的“結構”也在不斷發生變化，而優秀的史家也勢必要接受這種無形的挑戰。在總結中國當代詩歌史寫作的實績與問題時，我們已經看到它還有許多進路值得探索，而其未來的起點也正蘊含其中。

[本文為教育部高校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百年新詩學案”（項目編號：17JJD750002）的階段成果]

注釋：

①⑧洪子誠、劉登翰：《中國當代新詩史》（修訂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序言第1頁、引言第2-3、251-274頁。

②洪子誠：《當代詩歌史的書寫問題——以〈持燈的使者〉、〈沉淪的圣殿〉為例》，《鄭州大學學報》2005年第5期。

③吳開晉主編《新時期詩潮論》，濟南出版社1991年版，第367頁。

④⑩洪子誠、劉登翰：《中國當代新詩史》，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546、548-550頁。

⑤張德厚：《新時期詩歌美學考察》，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導言第1頁。

⑥吳思敬：《中國詩歌通史?當代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704頁。

⑦李新宇：《中國當代詩歌藝術演變史》，山東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總序第2頁。

⑨ 14程光煒：《中國當代詩歌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3、27頁。

11張德厚、張福貴、章亞昕：《中國當代詩歌史論（1949—1989）》，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頁。

12於可訓：《當代詩學》，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頁。

13[英]羅賓?科林伍德：《歷史哲學的性質和目的》，《歷史的話語：現代西方歷史哲學譯文集》，[英]湯因比等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82頁。

15洪子誠、劉登翰：《中國當代新詩史》（修訂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51-274頁。

16洪子誠：《“重寫詩歌史”？》，《詩探索》1996年第1輯。

17[德]瑙曼：《作品與文學史》，《作品、文學史與讀者》，文化藝術出版社1997年版，第187-188頁。

[作者單位：山東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青島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