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內容提要：歷史交匯處的城鄉“交叉地帶”，因匯集了諸多層面“歷史/現實”的矛盾，成為1980年代初期復雜社會問題的隱喻，而《人生》所構筑的“高加林難題”，則可以視為是思考上述矛盾問題的藝術實踐。有鑒于此，《人生》中，青年高加林在城市遭遇挫敗后，變得“衰老”的身體修辭描繪便意味非凡。它實際上表明，《人生》正滲透著路遙對鄉村知識青年在歷史“轉軌期”的命運遭遇，及其現實出路的敘事探索。而這也使得成長于“交叉地帶”的高加林，追求個人理想而遭遇挫敗的“成長”過程，由此獲得了一種關于歷史的隱喻。由于交織著“傳統/現代”等多重意義的復雜矛盾，“交叉地帶”這一空間形態，實際上也成為路遙觀照歷史/現實的一種“總體性”框架。路遙借助“現實主義”所確立的本土性立場，不僅突破了1980年代初期探討“青年問題”及其出路的基本框架，也使得高加林遭遇的“難題”，在關于“傳統”的經驗、框架內部，獲得了一種策略性的轉化。

關鍵詞：路遙 《人生》 高加林難題 交叉地帶 互文性

一、從“改霞難題”到“高加林難題”①

在《人生》扉頁上，路遙引用了柳青《創業史》中的這樣一段話：

人生的道路雖然漫長，但緊要處常常只有幾步，特別是當人年輕的時候。

沒有一個人的生活道路是筆直的、沒有岔道的。有些岔道口，譬如政治上的岔道口，事業上的岔道口，個人生活上的岔道口，你走錯一步，可以影響人生的一個時期，也可以影響一生。2

這是柳青在《創業史》第一部上卷第十五章開首，敘述改霞進城前，面臨人生中第一次選擇時特意題寫的。在關于《人生》的評論文章中，很多人都注意到了這段話與《人生》主題之間的呼應關系，但卻很少有人注意到這段話所蘊含的潛在背景。在《創業史》中，柳青這段話實際上是針對改霞的選擇“難題”而發。進城的選擇擺在面前，“改霞的心矛盾得很。她感到難受，覺得別扭”。她思前想后，覺得這種情況是蛤蟆灘的社會情勢變化帶來的。

要是兩年以前，在土改的浪潮中間兩人都像現在這樣都沒對象，天王老子也擋不住改霞到生寶的草棚里做媳婦去！

“但現在她萬萬沒想到……社會情勢變成這樣。蛤蟆灘再也聽不見下堡村的鑼鼓響和口號聲，再也看不見馬路上紅旗和人群流。村里死氣沉沉，只聽見牛叫、犬吠、雞鳴，悶得人發慌。3

在這里，敘述者透過改霞之口道出了改霞遭遇難題的真正背景。顯然，在改霞看來，她現在之所以變得猶豫不決，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環境變了，“土改”時，革命的浪潮讓人激奮，青年大有可為，然而如今，革命的時代已離她而去，“革命后”的蛤蟆灘，死氣沉沉。青年沒了投向革命的出路，未來也愈發顯得迷惘。顯然，這種“情勢”的變化，正是造成“改霞難題”出現的直接原因。

實際上，無論從何種角度來看，“改霞難題”背后所涉及的“革命情勢”的變化，以及柳青對這一問題的思考，都為“高加林難題”提供了另一層面的注解。關于這一點，只要簡單梳理一下《人生》的“本事”，與故事之間的“互文關系”，便不難看到，路遙對這一問題的思考4。從這個層面來看，“改霞難題”所釋放的“革命”維度，之于路遙，顯然有著特殊的意義5。某種意義上，正是這種尚待“清理”的歷史經驗，不僅使得與革命歷史有染的路遙，在新時期的歷史背景下，遭遇到“轉型障礙”，同樣，這種復雜關系也成為路遙在新時期文學思潮中，不斷尋求自己的獨特位置的重要資源。6就此而言，路遙在《人生》扉頁上，特意引用柳青《創業史》中關于“改霞難題”的經典表述，也讓《創業史》中的“改霞難題”成為《人生》的“副文本”，更為重要的是，經由“改霞難題”所引出的青年人的“出路問題”，以及其所涉及的革命維度，也從另一個層面復雜化了路遙對于高加林“出路”問題（“高加林難題”）的思考。

楊慶祥在關于《人生》的評論文章中指出，批評界“迄今為止對路遙個人形象的分析始終沒有超出路遙自我設計的范圍，具體來說，始終未超出路遙在《早晨從中午開始》中塑造的文學‘圣徒’和文學‘烈士’的形象，從這一點看來路遙比任何一位當代作家都具有‘經典化’意識”7。劉大先同樣指出了類似的問題，“要警惕那些自我闡釋能力特別強的作家……很多時候他們可能是夸夸其談、言不及義，或者眼高手低、名實不副，但評論者一不留神就會被牽引著落入彀中，籠罩在他們的自我言說之中難以自拔”8。

警惕作家對自己作品的闡釋，當然是具備自覺意識的理論家必須具備的素質。然而，這卻并不意味著批評家要忽視作家對自己的作品的批評職能。作家對自己的作品自然有著理直氣壯的發言權，與一種不信任的姿態相反，真正想要發現問題的批評家要做的，則是盡可能在作品和創作談之間，尋找到某種與之對話的可能。也即發現兩者之間緊密的“互文性”。這種互文性意味著，作家的創作談與小說正文之間，同出一塊思想的“布料”。套用張旭東的話來講，作家針對作品的創作談，“可視為作品體外的一塊敘事飛地”，在這塊飛地中，“作者的視點似乎還沒有或仍不情愿從小說敘事人位置上抽離出來，而是繼續著小說‘情動’式全景式描寫和沉思”9。正如楊慶祥所指出的，路遙在其創作談《早晨從中午開始》中，為自己作品量身定制的經典性闡釋，正可以與其小說視為是一種“互文性”的敘事文本。創作談一方面會從作者后見的眼光中，重新賦予作品意義，另一方面，創作者對于自己作品的經典性闡釋，也始終不會脫離作品可能涉及的敘事語境。從這個層面來看，如何從更為有效的角度捕捉路遙的創作談與其文本之間的微妙互動，便成為考驗批評家的一個重要維度。

在討論《人生》時，批評家對路遙在其之后的創作談對于這部作品的重新定位，一直以來被批評家忽略，這也使得批評界在面對《人生》這一文本時，一直存在兩個層面的解讀誤區。一方面，由于缺乏對路遙創作談的把握，“作家的‘反諷’敘事被無數閱讀個體自覺不自覺置換成具體的政治厭惡感后，共同制造了長達三十年之久的誤讀史”10。另一方面，“或許因為這段時期的作品帶有濃重的‘文革文學’味道，人們習慣性地將路遙的文學自覺，追溯到1980年輾轉發表的反思‘文革’之作《驚心動魄的一幕》。但也正因為研究者忽視了路遙的早期習作，當回答‘誰是路遙’時，恰恰有意無意地錯過了‘農民的兒子’這一肩負了苦難精神與人文關懷的標簽背后，更為豐富的歷史細節”11。

如前所述，對于《人生》所涉及到的基本問題，可以明確的是，從“改霞難題”到“高加林難題”，這其中涉及到的許多問題對路遙自己而言，顯然并沒有僅僅停留在這一文本內部，而是不斷在與之相關聯的創作談中展開。換句話說，《人生》涉及到的諸多問題，比如“高加林難題”正如這部小說的結尾一樣，始終是開放的，是隨著作者的認識不斷發生變化的，其背后的內在含義，也在隨著路遙對于外在社會問題的關注而獲得刷新。這意味著，由“高加林難題”帶出的內在的復雜經驗，也由此不斷被轉化為一種開放性的、需要重新編碼的“文本”。而路遙對《人生》的再度反顧，恰恰為其提供了從自身的歷史經驗出發，回應這種重新編碼的可能。這無疑使得“高加林難題”中的那些因在場敘述而自然化了的矛盾邏輯或意識形態，重新暴露在了一種新的意義結構中。

關于這一點，路遙著名的“交叉地帶”理論本身，即含括著這個問題的復雜性。基于此，對“高加林難題”到底緣何而來的進一步思考，無疑會讓我們的目光重新指向歷史轉軌期的文學生產裝置的復雜構成。這也就是說，當生于1949年，成長于“十七年”，身處后革命語境的路遙，在新的歷史階段，以文學的方式將個人的歷史經驗，轉化為一種關于“當下”的復雜體驗時，這一富有道德內涵的想象性的文本實踐，對于路遙而言，究竟意味著什么？換言之，面對社會問題的文學想象，依靠敘述重構現實時在這一實踐過程中，究竟改寫了什么？它又完成了哪些置換12？這些在以往的研究中被忽視的問題，實際上早已與“1980年代文學”的歷史復雜性一道，成為我們關注路遙及其文學時，尤其應當注意的問題。

二、青年何以衰老？

評論者一般傾向于將《人生》視為路遙“城鄉關系”的文學實踐。然而，詳細考察路遙談論《人生》的創作談卻不難發現，《人生》除了為時代變遷下的城鄉生活寫下一份“個人見證”之外，實際上也內含著路遙向自己的革命歲月告別的意思。對于這一點，路遙在其創作散文《早晨從中午開始》中回憶《人生》創作前后的基本狀態時，輕描淡寫地提及的一個并不惹人注意的細節或許會帶來一點線索。路遙回憶說：

也許是二十歲左右的時候，記不清在什么樣的情況下，很可能在故鄉寂靜的山間小路上行走的時候，或者在小縣城河邊面對悠悠流水靜思默想的時候，我曾經有一個念頭：這一生如果要寫一本自己感到規模最大的書，或者干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那一定是在四十歲之前，我的心不由為此而戰栗。這也許就是命運的暗示。13（注：著重號為筆者所加）

這里的關鍵信息，并不是所謂要完成一部“規模最大的書”，而是集中在路遙對“二十歲”和“四十歲”這兩個關鍵時間段的描述。正是這一點，決定了路遙這個“念頭”本身的豐富內涵。對路遙（1949年生人）來說，“四十歲”顯然對應的是一個特殊的歷史時刻。更有意味的地方在于，正當路遙寫作這篇“創作”散文時（彼時是1991年），蘇聯宣布解體。這個關鍵的歷史事件，對于以革命為時代主調的“短二十世紀”而言，無疑意味著全球范圍內“革命”歷史的終結。而對于曾經親歷革命的路遙來說，這一事件的意義，恐怕也不應該被低估。更為關鍵的是，小說中高加林對于蘇聯、美國問題的熱衷討論，以及急于擺脫自己的“出身”“血統”（農民）的諸多努力，譬如高加林在小說中用一塊紅頭巾打扮巧珍的細節，以及路遙這個農民出身的作家對于咖啡、西餐的偏愛，這些細節本身也在不斷地釋放《人生》與這一事件之間的復雜關聯。因此，路遙在《人生》創作十年后，特意在創作散文中點出這個“念頭”，這本身恐怕也在某種意義上，暴露出其意欲彰顯的“自我意識”。毫無疑問，路遙自覺的經典化意識，在提醒我們注意他在此刻重新賦予《人生》的歷史性意義。在小說中，能夠與這一時刻對應的情節，是高加林在遭到舉報，丟了縣委通訊干事的工作后，離開縣委大院從縣城出發準備返回高家村時的情景。在小說中，高加林的“挫敗”時刻，被以一種關于身體的修辭傳遞了出來。

他（高加林）匆匆走過沒有人跡的街道，步履踉蹌，神態麻木，高挑的個子不像平時那般筆直，背微微地有些駝了；失神的眼睛深陷在眼眶里，沒有一點光氣，頭發也亂蓬蓬的象一團茅草。整個臉上蒙了一層灰塵，額頭上都似乎顯出了幾條細細的皺紋。

漂亮瀟灑的小伙子啊，一下子就好像老了許多歲！14（注：著重號為筆者所加）

為了突顯青年高加林的挫敗體驗，路遙連用“踉蹌的步履”“微駝的背”“深陷的眼眶”“額頭的皺紋”“老了許多歲”等與“身體-年齡”相關的修辭，以表明這種情感的烈度。讀者在感同身受之余，也不免產生這樣的疑問，即高加林悵然若失的精神狀態，何故要以一番“老年氣象”來形容？這背后所關涉的“身體-年齡”修辭，顯然并不像我們所設想的那樣簡單15。

在這里，青年高加林遭遇“挫敗”繼而變得“衰老”，顯然涉及的是一種青春話語。這種青春話語或者說對于“青春”的獨特認知，本身即是現代以來的發明。這種被凸顯的話語，顯然標記出這樣的信息：即相對于青年這個富有激情的（中心）群體而言，“老年”或者“衰老”本身即意味著“無用”（邊緣）。究其根源，這種關于“青年”“老年”的看法，正與現代以來激進的文化表述相關16。“梁啟超第一個‘馴化’了‘青春’（‘少年’）的文化能量，使之制度化”17，在《過渡時代論》中，梁啟超將“全國人”分為了兩種：“其一老朽者流，死守故壘，為過渡之大敵，然被有形無形之逼迫，而不得不涕泣以就過渡之途也；其二青年者流，大張旗鼓，為過渡之先鋒，然受外界內界之刺激，而未得實把握以開過渡之路者也。”18

“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內憂外患”的歷史情勢，進一步使得青年這一群體迅速脫穎而出，占據了“中年”“老年”在社會“年齡結構”中的主導性位置。“中年”因此而與“老年”合并（“中老年”），成為社會結構中相對“邊緣”的群體19。“如果說，在漫長的中國革命的過程中，‘青年’曾經是‘面向未來’的象征（‘少年中國’）以及一種激情生產的裝置”，那么在革命之后，即“在1960年代前期，這一模式終于被固定化”20。同樣，青春所預示的“起始”性質，也使得“青年”成為文學想象不斷征引的敘述資源21。黃子平曾注意到這種“青春話語”背后所蘊含的復雜問題。他指出，突顯其優越性的“青春話語”，一方面體現著自古至今的“代際交替”觀念，另一方面也吸收了“進化論”的時間觀念。這種話語從《少年中國》《新青年》開始，不斷被成為青年群體突顯自我的群體意識22。與此同時，在這種青春話語的鼓動下，誕生了“‘五四新文化’運動開啟的反叛家庭、走出封建牢籠的‘新青年’，四五十年代反抗殖民侵略和帝國主義、從‘小我’走向了‘大我’的紅色青年，社會主義‘新人’著力強調的個體與集體相結合的青年革新者和創業者……這些青年形象無疑都有其意義訴求，無論是外在的灌輸還是內在的訴求，都沒有脫離外部社會的規約或者影響”23。在這個意義上，青年高加林在遭遇“挫敗”后變得“頹老”，實際上正意味著它背后有著一套理解青年—老年關系的“青春話語”。這背后所關聯的“青春”想象，很大程度上正關聯著歷史轉軌期變動的“主體”的隱喻24。

三、“高加林難題”：革命歷史的起點與終點

如此一來，1980年代“青年問題”的歷史縱深，可以說正源于1960年代。這意味著，在分析“高加林難題”時，也要具備一種盧卡奇所謂的“總體性”（totalizing）視野。這是因為，無論從何種意義上來看，1991年創作《早晨從中午開始》時的路遙對那個不經意產生的“念頭”的“有意”召喚，正重構了路遙自己對“高加林難題”的認知。由此，高加林遭遇“失敗”，繼而變得“頹老”的意義，也正是在這一層面上得到了深化。同樣，“改霞難題”所釋放出的“革命維度”與青年問題之間的關聯，正在此刻與“高加林難題”發生了關聯。這意味著，“高加林難題”的起點與終點，實際上與漫長的“60年代”相關。

一方面，正如蔡翔已經指出的，“‘80年代’是以社會主義自我改革的形式展開的革命世紀的尾聲，它的靈感源泉主要來自它所批判的時代（‘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價值規律與商品經濟’、‘人道主義與異化問題’等等被視為典型的‘80年代的論題’，其實沒有一個不是來自50、60和70年代的社會主義歷史）……”25另一方面，社會主義內部爆發的關于“個人幸福”和“社會主義幸福”難以兩全的“世界性”社會主義危機，同樣也是造成“青年”問題的重要原因。這一危機使得1950年代至1960年代中國在“分配”與“消費”兩個層面，產生了關于“物的焦慮”。“分配”問題激化了階層之間、城鄉之間以及國家、集體、個人之間的矛盾。“消費”問題則導致了個人觀念的崛起，它不僅使得個群、家國之間在協調過程中沖突不斷，而且也使得潛在地游離于國家（集體）的人，也在理論上開始威脅到社會主義“政治社會”整體的形態構想26。某種意義上，正是這種來自于1960年代的特殊經驗，使得與革命有染的路遙，在新時期的歷史背景下，不光遭遇到“新時期文學之初的轉型障礙”，同樣，這種尚待“清理”的歷史經驗與現實之間的矛盾糾葛，“也成為他在新時期文學思潮中不斷尋找自己獨特位置的重要資源”27。

由此，當路遙在1991年，站在這一歷史問題的終點處重新回顧《人生》時，青年問題（也即“高加林難題”）在時間上的終結性意義，便在一種總體性的框架中再次得到了指認。而這恰恰顯示出“高加林難題”參與1980年代“青年問題”討論時的復雜性。一方面，“青年”作為“第三種”力量在世界范圍崛起，并產生廣泛的影響，正與那個在1991年走向解體的冷戰結構有關。因為正是在這一結構中，青年學生運動背后，才有了依托著制約國家機器的更大的國際力量。另一方面，隨著1989年的蘇東劇變，以及1991年的蘇聯解體，冷戰中的兩極格局同步瓦解，曾經充滿活力的反叛、斗爭的“青年”們，也在根本上失去了它的根基與動力。在這個意義上，自1989到1991年兩極格局逐漸瓦解的過程，同樣意味著，借由這種格局而得以突出的“青年”力量，也在這一結構的解體下走向了終結。換言之，此時的“……個人（青年）作為政治主體的地位喪失以及政治參與的不再可能，這一個人只是一種形式的個人（這一形式的個人仍然是被中國革命從舊有的政治-文化關系中解放出來的結果），從而面臨著被各種政治、經濟或者意識形態力量重新命名”28。

路遙的《人生》引出的1980年代的“青年問題”背后，潛在的結構性矛盾即在于此。而這與路遙所強調的時間節點，正好構成一種互文性的關系。雖然就路遙的表述來看，這種關聯并不一定意味著他意識到了這兩者之間的關聯。然而，這種表述本身卻意味著，路遙在面對這一歷史問題時，所秉持的態度與立場的復雜性。有鑒于此，當高加林這樣的青年形象，在1980年代的歷史轉軌處再度成為“被反復爭奪和重新敘述的符號”時，它實際上也提示我們注意這部小說背后充滿隱喻性質的“時間起點”與“歷史圖像”。而就《人生》的文本實踐來看，路遙對“城鄉交叉地帶”的復雜歷史背景的認知，正集中在這一歷史層面。

四、“交叉地帶”的思想實踐

1982年8月21日，在與閻綱關于《人生》的通信中，路遙詳細論述了他對城鄉之間的復雜關系及其內在矛盾的理解。

由于現代生產力的發展，又由于從本世紀60年代中期開始，在我國廣闊的土地上發生了持續時間很長的、觸及每一個角落和每一個個人的社會大動蕩，使得城市之間、農村之間，尤其是城市和農村之間相互交往日漸廣泛，加之全社會文化水平的提高，尤其是農村的初級教育的普及以及由于大量初、高中畢業生插隊和返鄉加入農民行列，城鄉之間在各個方面相互滲透的現象非常普遍。這樣，隨著城市和農村本身的變化發展，城市生活對農村生活的沖擊，農村生活城市化的追求意識，現代生活方式和古樸生活方式的沖突，文明與落后，現代思想意識和傳統道德觀念的沖突，等等，構成了當代生活的一些極其重要的方面。29

路遙顯然認識到了“高加林難題”的歷史背景。他用“交叉地帶”這一概念指涉這一問題的復雜性也表明，路遙對這一問題的謹慎態度。對于《人生》而言，獲得這種理論視野的關鍵在于，高加林（也是路遙）幾乎天然地具備觀察農村問題的“雙重”視角。正如曼海姆所指出的，他實際上是一個“都市化了的農民兒子”。“一個農民的兒子，如果一直在他村莊的狹小范圍內長大成人，并在故土度過其整個一生，那么，那個村莊的思維方式和言談方式在他看來便是天經地義的。但對一個遷居到城市而且逐漸適應了城市生活的鄉村少年來說，鄉村的生活和思維方式對于他來說，便不再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了。他已經與那種方式有了距離，而且此時也許能有意識地區分鄉村和都市的思想和觀念方式。”30

對于路遙而言，早期的讀書經歷，以及其在延川、西安的城市生活經歷，正構成了他反思“高加林難題”的基本前提。一方面，經由城市帶來的經驗參照，造就了他與農村父輩生活的某種“斷裂”；另一方面，高加林對農民作為“土地的奴隸”的認識，以及對可能造成他“墮落”的因素（例如同巧珍結婚）的警惕和反抗，實際上已經表露出這種身份認同背后的復雜視角。因此，當高加林心中默念“現代文明的風啊，你什么時候才能吹到這落后閉塞的地方”時，讀者便不難發現，高加林身上已經獲得了這樣一種全新的價值參照，即“當那個都市化了的農民的兒子將他在親朋故友身上發現的某些政治、哲學或社會學見解描述為‘鄉村的’時，他不再作為同質的參與者討論這些看法了，即不再直接論述所說的具體內容了。更確切地說，他是在把上述看法與某種解釋世界的方式聯系起來，而這種方式最終又與構成社會情況的某種社會結構聯系在一起”31。

路遙解釋“高加林難題”的“交叉地帶”思想，其最為明確的復雜性即在于此。顯然，“對于路遙個人來說，‘交叉地帶’不僅是人生路上艱難跨越的城鄉結合部，還是社會差別在身份意識與自我認同方面的心理投射；對于1980年代文學思潮來說，‘交叉地帶’不僅是農村題材小說的內容，還要在寫法和觀念上完成清理‘工農兵文學’遺產走向‘世界文學’的過程；‘交叉地帶’不僅僅是新時期暢享制度變革的結果，更是描述中國社會轉型期和中國經驗層疊的歷史寓言”32。由此，“交叉地帶”便不僅僅是一個問題交集的歷史場域，對路遙來說，它同時也是一種富有意味的思想實踐。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思想實踐在1980年代的不同時期，也往往被替換成不同類型的話語。在1980年代初期的關于“文革”的否定性實踐中，“鄉村—城市”之間的話語碰觸，普遍在“封建”的意義層面被得以標示，典型的模式即為一種關于“文明”與“愚昧”的沖突33；1980年代中后期，這種表述則逐漸變成了所謂的“傳統”與“現代”的對峙34。這種對峙性的話語表述最為直接的效果在于，它其實為《人生》于一種歷史敘事中構造豐富的道德意蘊，帶來了極大的便利35。一方面，高加林缺席高家村的“衛生革命”，出讓了自己的位置，并借助一種“回收自我”（從集體的環境中脫離，追求個人的幸福）的方式“出走”，均可以在這一層面獲得解釋；另一方面，這種表述卻無法與路遙自身的歷史經驗關聯在一起，也即它無法解釋路遙在柳青身上所承繼的那套“美學”傳統。在路遙看來，改革開放的“現代性”敘事翻開新的一頁，并不必然意味著新的“美學原則”已經崛起。同樣，在所謂“進步”的角度來看，世界的“標準”也不一定適合中國。而所謂“傳統”，在路遙看來實際上正保留在某種“地方性”（也是“人民性”）之中。在這個意義上，“高加林難題”不光是一種社會轉軌處的歷史現實，它同樣也是一種藝術的“實現”。頗有意味的是，在這里，路遙恰恰將“傳統”/“現代”之間的對峙性意義，過渡到了第三個層面，即楊輝在論述路遙的文學觀與社會思潮之關聯時所提及的，所謂“人的文學”與“人民文藝”之間的區別36。在這個意義上，高加林同環境之間的矛盾，同樣也意味著一種“抗爭性政治”37。

五、回到“傳統”：高加林們的出路

李劼在分析高加林與巧珍、黃亞萍之間的愛情時認為，“高加林難題”之所以形成，其實本質上還是因為高加林是一個農民，而這無疑暴露了路遙思考這一問題的局限性。在筆者看來，路遙執意要讓高加林重返鄉村，與他對“青年出路”問題甚至“中國問題”的思考有關。路遙的立場顯然是回到“傳統”。關于這一點，路遙在《人生》終章標題下明確指出它“并非結局”38，其實已有所暗示。它表明路遙關注的焦點，正集中在“城鄉交叉地帶”歷史經驗如何實現轉化這一問題上。在小說中，當高加林“出離”鄉土的現代性敘事，在德順爺面前走向終結時，高加林——這個曾經背叛鄉村的“地之子”，已然意識到鄉土社會并不是一個能夠輕易地被“縮減”的封閉、落后空間。

就是這山，這水，這土地，一代一代養活了我們。沒有這土地，世界上就什么也不會有！是的，不會有！39

這種經由德順爺而再一次得到提示的信息，雖然很大程度上正如同1980年代初期的“潘曉討論”一樣，隱含著一種“引導性”的話語立場。但是通過對土地之意義的強調，德順爺卻也由此引申出一種全新的歷史景觀，“不再是一個與傳統決裂、另尋一個‘偉大的開始’的‘現代’歷史”，而是強調一種由本土出發的，“自新自強”的自我認同40。這意味著，路遙發掘傳統敘事（“柳青傳統”）的自新能力的“本土”立場背后，即關聯著路遙意欲伸張的、一種關于尊嚴政治的社會實踐41。而這無疑也使得高加林“成長”的意義變得復雜化了。一方面，以高加林為代表的青年對鄉村、土地的認同危機，同歷史轉軌處錯動的話語“主體”的歷史隱喻，正是在這一過程中深刻地糾纏在了一起42；另一方面，德順爺的人生教育，其實也終止了高加林“進城-返鄉”的現代性敘事。這種彼此“糾纏”的話語，在小說結尾處通過一直回響在高加林耳邊的、路遙與德順爺的兩個差異化的“聲音”43，而被統合到了一起。

“胡說！”德順爺爺一下子站起來，“你才二十四歲，怎么能有這么混賬的想法？如果按你這么說，我早該死了！我快七十歲的孤老頭子了，無兒無女，一輩子光棍一條。但我還天天心里熱騰騰的，想多活它幾年！別說你還是個嫩娃娃哩！我雖然沒有妻室兒女，但覺得活著總還是有意思的……”44

高加林一下子撲倒在德順爺爺的腳下，兩只手緊緊抓著兩把黃土，沉痛地呻吟著，喊叫了一聲：

“我的親人哪……”45

高加林撲倒在德順爺腳下這一頗有意味的細節，本質上揭示了這樣一種深刻的歷史變化：“如果說在漫長的革命過程中，‘青年’曾經是‘面向未來’的象征（‘少年中國’）以及一種激情的生產裝置——由此導致的敘述模式就是‘青年教育老年’，那么，在‘革命之后’，‘青年’卻置于‘被教育’的敘事模式之中……”46《人生》的結尾，正是對德順爺與高加林（“青年”與“老年”）之“教育”關系的結構性“倒反”47，然而，這種“倒反”卻不過是一種歷史的“反復”48。這其中，“青年從歷史的高臺跌落進現實的塵埃，正反映著歷史現實的劇烈變異。而與這一劇烈變化相應的是，文學敘述中的‘主體’位置，悄然發生了轉移……”49而這，恰恰是“高加林難題”不斷出現的根本原因。

在筆者看來，路遙的應對策略，是回到“交叉地帶”的社會結構內部，從深層的歷史文化積淀中尋找出路。在路遙看來，“城鄉交叉地帶”所帶出的傳統/現代（也可以是地方性/世界性、文明/愚昧等）的內在關系，其實并不是一種對立關系，而毋寧說是一種相互包含的關系（即只有所謂傳統之“現代化”，而沒有純粹的“現代”）。在這個意義上，“傳統”（包括“現實主義”）所帶出的“文明境界”（也是關于“未來”的出路），便成為將高加林們從“難題”（艱難“處境”）中，拯救出來的唯一出路。它意味著，《人生》實際上在一種更為隱秘的層面上，實踐了青年高加林的未竟的理想。由于追求“進步”的青年克服迷惘、失意的人生困境，走向土地重新獲得尊嚴的歷史進程，正好構成了文學對一個國家在挫折中成長、轉型的最完滿的形象隱喻。所以當到歷史轉折處的高加林們，克服種種象征性障礙（這表現為高加林對鄉村所給予他的一切的舍棄）終于走向城市，甚至向著更高目標作好準備時，處在歷史“交叉地帶”上的青年們，因遭遇挫敗而陷入迷惘，最終借助傳統的力量重新煥發生機的過程，實際上正成為民族國家在新的歷史階段，重新崛起的象征。

注釋：

①學界關于“高加林難題”的討論，比較有代表性的論文有，黃平：《新時期文學起源階段的虛無——從“潘曉討論”到“高加林難題”》，《文藝研究》2017年第9期；劉素貞：《“時間交叉點”與兩種“結局”的可能——再論路遙對〈人生〉中“高加林難題”的回應》，《文藝爭鳴》2017年第6期。

2 14 39 44 45路遙：《人生》，中國青年出版社1985年版，第69、216、222、221、223頁。

③柳青：《創業史》，中國青年出版社2009年版，第183-185頁。

④對于《人生》與路遙的“本事”，相關討論可參見賴寧、張均《路遙創作〈人生〉的材料來源》，《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21年第5期。

⑤在青年時代，路遙更為令人熟知的名字是“王衛國”。他在“文革”中成為狂熱的紅衛兵分子，曾一度擔任“延川縣紅色造反派第四野戰軍”（簡稱“紅四野”）“軍長”。后來，在與延川中學另一支造反派“武斗”浪潮中，因戰斗失利而被迫“流浪”至省城西安，并在城郊停留數月之久。武斗停止后，又被“協商”為延川縣革委會副主任，不久，全國范圍掀起“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路遙被迫回到家鄉郭家溝村參加農業勞動。“他和返鄉學生都被編進農田基建隊，從事勞動強度極大的打壩勞動……王衛國每天都揮動著幾斤重的老頭，在寒風逼人的嚴冬中，堅持在半崖上挖土，他是用渾身的勁兒表達自己的憤懣情緒”。回鄉后，又通過鄉親介紹擔任馬家店小學教師，并于1969年11月9日加入中國共產黨；1969年冬，路遙申請入伍，政審時因牽扯“文革”中的武斗致死案，而未被批準。同年，王衛國被選入城關公社“貧下中農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到縣百貨公司開展路線教育。也正是在這一段時間，王衛國有了第一次戀愛經歷，不想，卻遭到女友背叛，以至于差點投潭自殺。林彪事件后，王衛國改名王路遙，并在因緣際會中，走上了真正意義上的文學道路。參見厚夫《路遙傳》，人民文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46—64頁。

⑥ 11 27 32楊曉帆：《路遙論》，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第69、19、69、7頁。

⑦楊慶祥：《路遙的自我意識和寫作姿態——兼及1985年前后“文學場”的歷史分析》，《社會問題與文學想象：從1980年代到當下》，上海文藝出版社2017年版，第63、168-172頁。

⑧劉大先：《李洱、時代情緒與理念人的當代命運》，《當代作家評論》2021年第3期。

⑨張旭東：《在時間的風暴中敘述：讀余華的〈兄弟〉》，《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1年第2期。

⑩牛學智：《路遙的現實主義與今天走向現象化的“現實主義”——從〈早晨從中午開始〉說開去》，《南方文壇》2019年第3期。

12作為一種想象性的社會方案，文學介入社會問題的方式在于，它往往能夠通過對歷史轉折處許多舊有歷史的概念的置換，重組一種新的關于歷史的敘述。參見汪暉《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紀的終結與90年代》，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版，第44頁。

13 路遙：《早晨從中午開始》，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2年版，第7頁。

15 在這里，高加林的年齡、形象顯然無法與一種“事實邏輯”（即高加林只有二十四歲的這一事實）對應起來。按照保羅?德曼的說法，修辭作用于語言（即文學語言）其基本內涵即是如此。“修辭從根本上將邏輯懸置起來，并展示指稱反常的變化莫測的可能性。”高加林由容光煥發變得老態龍鐘的修辭背后，顯然有意懸置了這樣一個基本的邏輯，即在基本的社會“年齡結構”中，“青年”不可能直接由他所處的年齡階段，突然之間步入與他差別甚遠的“老年”行列。參見[美]保羅?德曼《閱讀的寓言》，沈勇譯，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1頁。

16晚清民國，青年逐漸成為社會中最響徹的新名詞，錢穆說，新青年“乃指在大學時期身受新教育具新知識者言”。“古人只稱童年、少年、成年、中年、晚年……故青年二字乃民國以來之新名詞，而尊重青年亦成為民國以來之新風氣。”參見錢穆《中國文學論叢》，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年版，第26頁。

17 40宋明煒：《“少年中國”之“老少年”——清末文學中的青春想象》，《中國學術》（第27輯），劉東主編，商務印書館2010年版，第207-213、224頁。

18梁啟超：《梁啟超全集》（第2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65頁。

19在此過程中，中老年群體恰恰由于是已經“成熟”且飽和的、不再發育的，因此并不那么重要；相反，青年一代作為一種先進力量，仍然有不斷增長的革命激情和潛力。在革命年代，這種認知被不斷放大，繼而成為青年一代普遍分享的“青春話語”，并伴隨著一種專注延續自身可能性的社會實踐而蔓延開來。

20 26 28 46 蔡翔：《革命/敘述：中國社會主義文學——文化想象（1949—1966）》，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380、327、73、380頁。

21劉大先指出：“‘五四新文化’運動開啟的反叛家庭、走出封建牢籠的‘新青年’，四五十年代反抗殖民侵略和帝國主義、從‘小我’走向了‘大我’的紅色青年，社會主義‘新人’著力強調的個體與集體相結合的青年革新者和創業者……這些青年形象無疑都有其意義訴求，無論是外在的灌輸還是內在的訴求，都沒有脫離外部社會的規約或者影響。”參見劉大先《從后文學到新人文》，上海文藝出版社2021年版，第87頁。

22黃子平：《灰闌中的敘述》（增訂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版，第208頁。

23劉大先：《從后文學到新人文》，上海文藝出版社2021年版，第87頁。

241980年代初期，“青年因‘文革’被否定而成了歷史的替罪羊，而與之相反的是，老革命和老干部卻平反回歸，又被賦予了歷史正義的權力，有權審視‘青年’的罪錯，發出定性的宣判……”參見宋文壇《青年的位置——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文學中的“青年問題”論析》，《當代作家評論》2016年第6期。在《人生》結尾，路遙同樣順應了這種趨向。小說結尾，敘述者實際上告訴讀者這樣一個事實，即一個人“變老”其實并不意味著他將變得無用。恰恰相反，充滿智慧的德順老漢，“他象一個熱血沸騰的老詩人，又象一個哲學家”參見路遙《人生》，中國青年出版社1985年版，第222頁。

25汪暉：《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紀的終結與90年代》，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版，序言第1頁。

29路遙：《關于〈人生〉和閻綱的通信》，《作品與爭鳴》1983年第2期。

30 31[德]卡爾?曼海姆：《意識形態與烏托邦——知識社會學導論》，黎鳴、李書崇譯，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第286-287、287-288頁。

33季紅真：《文明與愚昧的沖突——論新時期小說的基本主題》，《中國社會科學》1985年第3、4期。

34賀桂梅：《“新啟蒙”知識檔案：80年代文化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52—53頁。

35在提升作品的道德意蘊層面，路遙最擅長的方式是，為讀者制造一種“意識形態幻覺”。這種所謂的“幻覺”即意味著，不管你的身份如何低微，理想和現實之間的距離有多遙遠，只要守住自己心中的信念，并通過個人的不懈奮斗，理想與現實最終都會在物質與精神（道德）的雙重層面上，實現統一。這一點在《平凡的世界》中表現得最為徹底。

36對路遙而言，傳統與現代之間的“二元對立”，實際上也關乎“去政治化”背景下，五四啟蒙運動的“人的文學”同奠基于《講話》的“人民文藝”之間的價值分野。在這個意義上，路遙所伸張的“現實主義”，作為表現“人民”的藝術形式，顯然承擔著他從《講話》，以及柳青那里繼承下來的美學精神參見楊輝《作為批評和美學文本的〈早晨從中午開始〉——兼論路遙的文學觀與20世紀80年代文學思潮》，《文學評論》2020年第2期。

37這實際上也是“高加林難題”形成的重要原因。某種意義上，高加林正成為一個歷史“遺留物”，他既無法在彼此互動的地域性關聯中實現“脫域”，也無法打破邊界，毀滅一切。他面臨的最為關鍵的問題在于，如何防止自己的主體性被淹沒在鄉村社會的“敬老”傳統中，使自己無法通過一種合理化的方式獲得他應有的權利。

38關于《人生》的結局，雖然目前并沒有原始的底稿證明高加林有過理想的出路，但通過路遙與責編王維玲的通信，可以明確的是，通信所提及的《人生》的最初版本，有一個大團圓的結局，即在高加林返鄉后，巧珍的妹妹巧玲，便將其鄉村教師的職位讓給了高加林，并暗示了高加林與其結合的可能。

41“對勞動這一概念的態度變化，其所涉及的，正是中國下層民眾的位置，也包括一個時代的政治和文化，乃至一種根本性的價值觀念，甚至政治理念。”參見蔡翔《革命/敘述：中國社會主義文學——文化想象（1949-1966）》，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274頁。

42金理在《〈狂人日記〉與現代中國的青春想象》一文中，詳細闡釋了魯迅的《狂人日記》對于現代以來青年（“主體”），因位置變動而獲得“成長”契機的青春想象的歷史意義。他將魯迅《狂人日記》中狂人的“兩次覺醒”，視為狂人由“青春期”走向成熟，并最終獲得“成長”意義的過程。在這個意義上，狂人的兩次覺醒與主體位置的移動，便具有了現代中國故事中的青年成長的“原型”意味。狂人第一次覺醒時，“他了悟人必然的有限性之后，將歸來、回返到‘原來的位置’，并懂得青春的意義……狂人的第二次覺醒，演繹了青年原型通過過渡儀式的再生之旅”參見金理《〈狂人日記〉與現代中國的青春想象》，《文藝研究》2020年第1期。

43“一個是作者路遙，他通過敘事者來傳遞自己的聲音，一個是德順老漢，他通過自己在故事中的角色來傳遞自己的聲音。”參見楊慶祥《路遙的多元美學譜系——以〈人生〉為原點》，《文學評論》2021年第5期。

47這里之所以將其指稱為“倒反”，是因為路遙顯然是帶著一種“去政治化”的歷史眼光，重新看待并“清理”自己的“文革”經驗的。這種由新的觀念范式重新出發的“清理”過程，如果按照柄谷行人討論的“顛倒”機制來看，顯然也潛在地為青年“主體”設置出了另一重“風景”。具體來看，在重新得到定義的認知結構中，高加林所認同的那套“青春話語”意義上的“老年”（沒有發展潛力的群體），實際上已經恢復到了一種同傳統社會相類似的認知，這種認知即認為一個人“衰老”并不必然意味著他不再具備發展的潛力，恰恰相反，至少在生活經驗層面上，他仍然會是一個“智者”。在這個意義上，這種“反轉”或“顛倒”，一方面是對敘述者話語范式的一種“強化”，另一方面，實際上也造成了一種掩蓋。

48這種“反復性”，不光體現在青年與老年之間的“倒反”關系上，同時也體現在一種“政治焦慮”上。從更為宏觀的“總體性”框架（即“60年代”的理論框架）來看，“青年—老年”的位置關系再次發生“顛倒”，同樣意味著一種歷史“反復”。這種反復性被結構在所謂的“冷戰”結構中。一方面，“青年”力量（青年學生運動）在世界范圍崛起并產生廣泛的影響，正與冷戰這一結構有關。正是在這一結構中，“青年”相較于“老年”在社會結構中成為主導性的力量；另一方面，當這一制約性結構，即冷戰結構發生變化時，“青年-老年”這一結構的內部關系，也會隨之發生調整。正如蔡翔所指出的，實際上在1960年代，圍繞“趣味”問題而展開的沖突，同樣造就了一種在“青年-老年”的結構關系中的顛倒。“當‘年青的一代’遵照‘欲望的邏輯’生產出‘脫離領土’的沖動，社會主義的‘政治社會’顯然面臨著解體的危險性。只有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才能夠理解，為什么在中國的1960年代，‘青年’和‘老人’的位置才會出現一種戲劇性的顛倒。”參見蔡翔《革命/敘述：中國社會主義文學——文化想象（1949-1966）》，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352頁

49宋文壇：《青年的位置——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文學中的“青年問題”論析》，《當代作家評論》2016年第6期。

[作者單位：山東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