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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小川、杜惠夫婦在延安的唯一合影

1950年郭小川出版的第一種詩集 《平原老人》

到延安進入馬列學院，成為“延安文人”

郭小川是在1940年底來到延安的，時年21歲。1937年秋他參加八路軍之前就想到延安學習，只因最好的朋友在太原被日機炸死，他憤而從軍，不久入黨。在部隊期間曾向王震旅長申請多次，后有蕭三贊揚他的“文學才能”，終獲批準離開部隊，來到延安。

延安是中國歷史上最貧困偏遠的地區之一，共產黨的軍隊在萬里長征到達延安之后，逐漸發展壯大，在19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期，吸引了國統區和敵占區數萬名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他們歷經艱辛，懷著赤子之心，來到這片當時為許多進步青年所向往的“革命圣地”——其中也包括郭小川和杜惠。

小川初到延安，放棄了原想去魯迅藝術文學院的初衷，于1941年元旦進入延安馬列學院（共產黨培養理論干部的高級研究機關，同年夏更名為中央研究院，1943年5月又并入中共中央黨校，成為黨校三部），作為其文藝理論研究室的研究生。

他在延安總共生活了四年半多。在這里，他較為系統地學習了馬列主義，主要是列寧主義的理論基礎。學習的課程有哲學、政治經濟學、馬列主義、中國革命史、西方革命史、聯共黨史、黨的建設。研讀的書籍包括《共產黨宣言》《帝國主義論》《國家與革命》《列寧主義基礎》。

在延安，他大量閱讀了文藝理論著作，和中外文學名著如《安娜·卡列尼娜》《被開墾的處女地》和《歐根·奧涅金》。

在延安，他認識了許多朋友，并和其中一些結下終生友誼。

延安是他的大學。整體來說，延安知識分子和知識青年就好像一大群不同學校的校友，以“延安文人”這一群體立于后世，絕大多數在新中國建立前后走上各自的重要崗位，發揮不同力量。

當時氣氛寬松民主，條件艱苦卻快樂自由

郭小川在延安的第一年，氣氛寬松、民主、活躍。他常和好友方紀、蔡天心、江帆、陳振球、叢一平、丁丹等，三五成群，在傍晚時分來到延河邊，散步談心，討論文藝，也朗誦詩歌，暢談理想。

于藍說自己1938年10月來到延安的第二天一早起來，報到填表，“只見表格左邊寫著：‘中華民族優秀兒女’，右邊寫著：‘對革命無限忠誠’”，感到“從未有過的一種神圣感”!

小川在延安后期寫過一段“延安生活雜記”，講他初到延安的印象：

當時“延安最特出的地方，便是延安兩岸的男女了，因為女大在黨校對面，每天晚飯后和假日，在延河邊散步的頗不乏人。女同志的裝束，是藍斜紋布的帶耳朵的帽子，即使是好天氣，也把耳朵放下。最講究的要算圍巾，不過是追逐都市風而已。而男的，所謂浪漫派的長發，怪衣服(記得杜武加，□甲肩用麻袋做一外衣，下身著短褲去女大教唱歌去）。老實說，這期間便蔓延著自由主義的風氣了。作為人們的談料的，不是別的，而是文學與戀愛。文學與戀愛，二者這般密切，流行在人們口頭的語匯：是‘靈魂的美’，是‘文學氣質’……

“男同志的最標本的服裝是白碴短皮襖，頸圍布的或毛圍巾。那年發的鞋子很好，是高筒的黑色布棉鞋，頭發挺長。

“那時各校的生活并不好，很少吃饅頭、肉，白水、鹽煮洋芋。吃飯是在院子里露天，每一組一個瓷罐，小米飯常常挺硬，”（原文如此，未續寫）

盡管條件艱苦，他們卻感到新鮮、快樂和幸福，對未來充滿憧憬。他有一首詩《晨歌》（寫于延安藍家坪）表達了這種心情：

“我的延河/我是你的一條小支流呀/投奔你/自我從幻麗的夢里帶來的/笑的碎響/和低吟的/我的歌……//世界恩賜給你/少有的健康的樣子啊！/今天，你/你還憂郁嗎？/病嗎？/悲哀嗎？/呵/你是多么像一個英勁的騎士/驕傲吧，年輕的你！”

幸福還來自恰逢其時的愛情與婚姻。小川和當時在延安女大高二班學習、還當過六班政治經濟學課代表、比他小半歲的四川姑娘杜惠相識相愛（歌曲《父親的草原母親的河》仿佛是為他倆所寫）。他們都出自書香門第，文化水平不低（郭讀到大學預科，杜讀到高中），都純樸真誠、胸懷理想、不怕犧牲。熱戀一年多后，他們在1943年春節舉辦了簡樸而獨特的窯洞婚禮。

在整風運動中改造思想，參加延安文藝座談會

1942年2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書記處書記）、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在延安中央黨校禮堂做報告《整頓學風黨風文風》，整風運動正式展開。不久，小川所在的文藝研究室停止業務學習，全力投入運動。1943年3月“審干”進入到“搶救失足者”階段，他被當時的情形搞亂了思想，真以為自己也參加了一個有“日本特務、國民黨特務、托派”的“紅旗團體”，馬上急哭了，并在坦白大會上坦白了——幸而組織上很快查清了問題，到1944年下半年做出結論：沒有任何政治歷史問題（1942年至1943年5月，沒有發現他寫出詩文。）

杜惠出問題也是在1943年3月。蜜月剛過，各機關、學校一律斷絕來往，夫妻二人不能相見了。在棗園的西北公學，杜惠被錯誤地懷疑為“特務”，因她態度強硬，拒不認“罪”，被關押了兩年零四個多月，直到1945年8月16日小川離延北上的前三天，才得到審查結論：“沒有政治歷史問題，恢復黨籍，分配工作。”

延安給予郭、杜二人的教育刻骨銘心，在他們人生觀、世界觀形成的青年時期（郭21歲—26歲，杜19歲半—25歲半），相當于一次靈魂洗禮與再造。他們改造了思想，豎立起革命的價值理念。

小川在筆記本上這樣總結道：“這次運動的深刻教訓的初步研究：（1）最大而最沉痛的教訓，莫過于分辨材料，不能輕信。（2）大膽發言不等于在一切場合都發言，這一點必須屬從在黨的原則立場上。（3）黨的秘密與影響同志團結的秘密不可泄露。（4）不怕威脅的眼光，敢于堅持真理。（5）不知者不言，言必考慮。（6）不能廉價批評，也不可廢止斗爭，要善于進行。（7）檢查工作決離不開上下級的自我批評……（8）冷靜，冷靜，冷靜；誠懇，誠懇，誠懇。（9）語言文字，政治行為，不能大意。（10）慢戴帽子先說理。”（估計寫于1943年7月21日）

杜惠在送走小川四天后回西北公學看望同學，在贈言里寫道：當我們——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以自己全心的狂熱，奔向真理、革命和無產階級政黨的時候，我們的生命之路只是開始！……我們要走入充滿責任感的現實生活，……防止那些舊的損害群體的個人意識在新的環境里的復燃，讓我們隨時找著勞動和團結人群。

1942年5月23日，小川參加了延安文藝座談會。他不是作為正式代表，而是自己主動跑去旁聽了第三次大會，聽了毛主席的講話，并在大合照中留下身影。此事一直未被注意，筆者不久前才發現杜惠說過：此會議“最后一部分結論時他（小川）參加了，聽的很認真”。（見楊不揚記錄的杜惠1982年在承德郭詩學術討論會上發言）并在延安研究學者高慧琳《群星閃耀延河邊》一書和梁向陽、姬乃軍等的文章中找到了證據。

經過整風運動包括文藝座談會，延安的整個氛圍尤其是知識分子和青年群體的精神風貌，大為改觀。

在延安寫作散文詩《生命的頌歌》

在整風和文藝座談會之前，郭小川創作的詩歌現存6首，以散文詩《生命的頌歌》為代表作之一。小川的母親在他16歲時病逝，此詩從母親臨終的情景寫起，寫他從此珍視生命、憎恨殺人，卻又去無情地消滅生命，深刻質疑二者之間的尖銳矛盾以及殺戮的理由：

“我永遠紀念著母親，紀念著她臨終的囑語，不是用記憶，而是用心。從此，我更珍視生命，珍視自己，尤珍視人群。從此，我就更尊敬一切造物者，尊敬創造，尊敬新生。從此，我憎恨殺人。

“請不必提出那鋒銳的質問吧：——那你，為什么殺過人？不錯，我殺過人。——我曾流轉在戰爭的土地上，終日擎著槍支逡巡著，而且以一切智慧和勞力呈獻于殺人的謀劃里，襲擊伏擊，麻雀戰術，……一切殺人的有效的方案，都曾親手試探過。在每次火烈的交戰中，我敢說，沒有一回我不忠實于射擊，忠實于我的崗位的。在一場兇頑的搏斗后，我們曾瘋狂地歡躍在仇敵的潰敗之途上，打掃戰場，搜索武器，面對著橫倒在亂發般的草地上的僵尸，血，斑斑地流布著，在太陽的光熱底下蒸發著腥味，而我卻從沒有想過：——這也是生命呵！

“頂多，他們不過是以生命做裝飾的無生物而已。因為他們是來給生命以災禍，以死亡和不幸的。

“我歌贊母親……。我也歌頌生命。……而且，歌頌生命到永久，永久——即使死者都進天堂。……即使歌頌生命者被詛咒；或者被殺死。” （1941年冬首刊于延安《解放日報》）

延安文藝座談會后，記錄大量寫作素材

文藝座談會之后，小川作為中央黨校三部的研究員，在學習以外，大量收集寫作素材。在他留存至今的數十個筆記本日記本里，有一紅色布面的64開小本，封面老舊，紙質黃脆，寫滿密集的小字，估計是寫于1943年秋—1945年秋的數十萬字筆記。其中有十幾萬字，是33位冀中干部的講話記錄，內容為：冀中民兵斗爭史、民兵故事、民兵戰術，冀中地理氣候、風俗習慣、農業概況、衣食住行、會門和黨派及冀中地區“語匯集錄”，還有紅軍故事和民歌民謠。杜惠曾經寫道：

小川這個筆記本中，計有52篇共十余萬字的敵后抗戰斗爭史實，是他在延安學習時聽報告的詳細記錄（1944年8月9日—11月9日）。筆記內容生動詳實，有許多具體事例和細節，反映了日寇的侵略罪行、敵后老百姓在黨的領導和八路軍的鼓舞幫助下創造的各種斗爭形式，以及與日寇與漢奸殊死斗爭、前仆后繼、堅持抗戰做出的巨大犧牲。報告人33位，有陳世才、吳克冰、陳在（再）道、薄一波、安子文、陳錫聯、一日本同志、張逢時、陳毅等。

下面是一些筆記片段（摘自《郭小川全集》）：

冀中斗爭故事：方元村的工人自衛隊：方元村在滹沱河以南（深澤）二里多路，有工人130多，有石匠、木匠、雇工、刻戳子、鐵工、修車子的、當奶媽的，從12歲到六七十歲，以雇工為主，光參加自衛隊的有50多個，設排長、班長（十余人一班），是自動參加的青壯年。

周健談自己（9月30日）：“到四二年掃蕩，妥協的、犧牲的有一些，但以為有信心，犧牲了也光榮，烈士碑烈士塔很多，縣里有四烈士，自己以為死也光榮，家走也不一定不死，老百姓死的更多，烈士塔上有幾百個人。”

王建勇談新樂（十月四日）：“兒童有五不‘運動’：一不對敵實話；二不花敵人的錢；三不受敵人的哄；四不給敵人帶路；五不暴露洞口。校內兒童把這當歌唱，校外也知道。”“小學中有偽課本，到下午晚上進行教育，到夜里小先生進行抗戰課本（在洞里），遠處即在下午。”敵人晚上下午來，安莊小學教員等即堅壁抗日課本。敵教育科宋主任問有多少學生？他說有一百多二百多；宋問進行什么歌？他說唱胖娃娃歌，希望宋主任教新歌；敵人問是否上抗戰課本？小學生即拿出偽課本來給他們看。“婦女識字班也利用小組，也學大眾課本，政治教育以學習田振亞（民族氣節）為主。”

紅軍故事：“紅二五軍長征時，有的就傳說是去蘇聯或與四方面軍會合，傳說紛紜，而又正好是往西走，又有時東繞繞，西繞繞，當走了二三月之后，有的戰士說：‘怎樣這樣久，還沒走出中國！’”“戰士們過平漢路的時候，有的就摸摸鐵路說：‘這是什么東西！’”

紅軍歌謠：“穿的不愁/吃的是油/打起仗來不要頭。”

民歌：“一圪瘩石頭不成墻，/三人同心有商量。”“雞叫起，半夜里睡/上大糞，挑好地/早鋤早撈出大穗。” “人人要生產/二流子不能閑串。” “茍池上裝鹽，延安賣，/換回棉花布疋來，/又能穿來又能戴，/‘饑荒’又能開。” “七十二行，吆驢受忙，/走路吃干糧，進店拍按賬。/連走帶尿，赤屁股上料。”

根據筆記和過去戰斗經歷，寫出冀中故事詩《平原老人》

根據收集來的素材，加上在八路軍的戰斗經歷，小川計劃寫作一組關于冀中斗爭的敘事詩。現僅存一首《老雇工——冀中故事詩之一》（后改名為《平原老人》），寫一個貧苦而倔強的老雇農，“3歲死了爹，8歲死了娘，15歲當長工”，是無兒無女的老鰥夫，被敵人逼迫指認村長的家；為了保護抗日的村長，他領著敵人來到自己家，眼睜睜看著他們燒毀了自己僅有的三小間住房：

“敵人就是狼，/它到的地方必定荒涼……/一個白頭發的老頭子，/被綁在西村口那棵歪脖榆樹上。//……年輕的血在你渾身激蕩。/你是一顆熟透的麥粒，/老成、結實又硬朗。//八路軍來到平原上，你的日子才照進陽光。……好幾年的火一般的戰爭，/又把你和大伙煉成一塊純鋼。

“……敵人退走了，/你也跟在他們的后面張望；/你數清了敵人的人數、武器，/看準了敵人是退回他來的方向，/你才轉回頭撒腿跑開了……//你問自己：‘我怎么報告呢？’/我說任務沒完成，/還叫敵人燒了我的三間房。’//……說著，說著，格格地笑起來了，/笑得眼淚順著臉往下流淌；/你沒有辜負人民的囑托，/快樂和仇恨一同在你的心里生長……”（寫于1943年6月，收入郭第一本詩集《平原老人》）

1944年小川曾業余在中央黨校組織的戲劇演出隊工作。張驚秋說小川同志“除了參加普遍調查之外……，以極大的興趣搜集陜北民歌，他不僅采錄歌詞，還學會唱腔，每次開碰頭會，小川總要給我唱幾首新采集的民歌，共同欣賞評論。”(張《思想的浪花——在延安中央研究院》)

總之，郭小川作為延安培養的宣傳干部和文學中高層領導之一，一方面努力實踐毛主席和黨中央制定的、以毛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為開端的宣傳和文藝方針和路線，為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和階級斗爭服務，為工農兵服務；另一方面作為詩人，書寫人與人性，歌頌青春、希望、勞動與生命力，創作出寫人性、愛與死、忠誠與背叛等當年曾被抑制的非主流作品，從《生命的頌歌》一脈相承到《一個和八個》《雪與山谷》等長詩。

但是，到人民群眾中去，到火熱的斗爭中去，把人民生活視為文藝創作永不枯竭的源泉等講話精神，是他一直踐行的，符合黨在一段時間內的方針政策，更契合他的天然本性和出身教養，這是他成為戰士詩人、人民詩人的堅實基礎和背景原因。

郭小川與這一代革命知識分子的優秀代表，是中華文化傳統中的傲骨脊梁；他們的忠心赤膽，不是對權貴，而是為祖祖輩輩的父老鄉親、山林土地。

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過去80年了，中國共青團成立過去100年了。讓我們今人，祝愿他們的英靈永在！祝愿他們的英勇精神、英雄氣質和理想信念，源遠流長，傳播廣布，鼓舞我們一代又一代的青年，照耀我們前行，“向困難進軍”，“把家鄉建成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