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樺皮船》：厚植民族文化傳統的新時代兒童文學
創新的兒童文學史詩書寫
文學評論家、作家 馬光復
在長篇兒童小說《樺皮船》中，薛濤把樺皮船的制作技藝作為小說書寫的切入點，用獨特的藝術表現方式、略帶風趣的生動活潑的語言、栩栩如生的人物藝術形象，以及鄂倫春人在新時代對于古老的傳統技藝的保護與堅守，將鄂倫春的千年文明和現今的時代文明相融合，從而在古老文明史詩的基礎上，寫出了新的歷史，或者說是新時代的、具有新兒童文學特點的、創新的兒童文學史詩式的書寫。
《樺皮船》選取了一個獨特的兒童文學故事、獨特的兒童文學視角、獨特的兒童文學書寫風格，寫出了新主體、新思想、新故事、新人物。《樺皮船》的故事情節并不復雜，講述了爺爺托布從大興安嶺來到沈陽，身上背著他親手制作的、當今已經難得一見的樺皮船。男孩烏日對傳承至今的神秘的樺皮船的制作技藝充滿了好奇，對那美如仙境的鄂倫春族的家園無比憧憬，對自己的鄂倫春族的傳奇歷史的崇拜，歷史與鄉愁，文明與傳統，如同激流一樣撞擊著他的心靈。暴風雨，呼瑪河，獵犬、棗紅馬，祖孫二人懷著濃濃的鄉愁，乘火車，坐汽車，騎馬，駕船，一路上，向往與期盼，感動與歡喜互相交織。男孩烏日第一次坐上了樺皮船，親自駕著它，劃過長河，劃過歷史，穿越古今，駛向了早已神往的心靈家園。一部小說的成功，必須要有一個打動人心的故事、完整的結構和框架、生動的細節、能夠立起來的人物藝術形象，以及流暢和精美的語言。這些這部小說都做到了。
“新時代”是我們今天的大變局、大變革、大發展歷史時期的標志性概括用語，僅從兒童文學來說，新時代的兒童文學，它明顯不同于過往的解放初期、前三十年、后三十年，以及大家常常說的17年的兒童文學。我們黨的十九大，明確地做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偉大戰略判斷。新，是在變化過程中的產物，鳳凰涅槃，浴火重生。所以，新時代兒童文學的特質與靈魂，就是“新”。兒童文學小說的“新”，主要表現在小說作品的對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堅守，對于真善美的真誠敬畏與崇尚，堅持用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相結合的創作方法進行嘔心瀝血的書寫，塑造出與新時代相稱的人物藝術典型，擴充創作邊界，敢于觸碰歷史與時代的重大題材，從而創作出厚重的、可讀性強的、經得起歷史和時間考驗的、能夠讓廣大讀者特別是小讀者認可的思想性與藝術性完美結合的精品佳作。薛濤在《樺皮船》中，不僅僅寫出了小說從內容到形式上的全面的“新”，甚至于在他的創作風格上，也有了新的變化。他過去的多數作品，大多是很注重隱喻與寓言式的抽象的書寫，現在，他更加突出了一種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相結合的表述——實實在在的故事、跌宕起伏的情節、活靈活現的人物、栩栩如生的環境描繪、真善美的氛圍語境等，體現了他新的寫作思路、新的寫作格局、新的創作心態。
當代少年與大自然的精神邂逅
文學評論家 徐德霞
《樺皮船》這部作品非常有意義，它把少年讀者的視野引向了山野森林。對于遠離大自然、從小在城市里長大的孩子來說，這部作品非常具有吸引力，它為當代少年打開了一扇窗，迎來了一個清新的、充滿原始自然味道的新天地，讓孩子們的視野得以拓展。讀這樣的作品，是一種認知上的補充，也是一種精神上的享受。重溫鄂倫春人的生活，在大自然中磨煉意志，學會更多生存本領，從一個膽小孱弱、除了學習別的什么也不太會的城里娃，變成一個勇敢、自信、堅韌，甚至有點粗糙，具有陽剛之氣的真正的男子漢，是爺爺托布那一輩人的期望，也是當代城市少年應當為之努力的方向。
這部作品生動地反映了東北大興安嶺林區人們的真實生活和真實情感，通過一個鄂倫春少年的視角，真實呈現了當代東北的人文和自然生態景觀。作者筆下的那山、那水、那林子，綠意盎然、生機蓬勃，而富有魅力；那人、那馬、那狗、那狍子，都有情有義，人與動物惺惺相惜，二者共生共存。主人公托布是一位鄂倫春族老獵手，多年禁獵，獵手已經變成護林人。但他的老手藝還在，他對山林的那份依戀就是對故土的依戀。當兒子讓他來沈陽帶孫子的時候，他親手做了一條通體潔白的樺皮船，背到了沈陽。樺皮船在這部作品中，是一個極具象征意義的道具，它承載著鄂倫春人的命運、情感和生活。在呼瑪河上乘坐樺皮船捕魚、狩獵，就是他們的生存方式。祖祖輩輩延續下來的生存技藝，鍛造了鄂倫春人的獨特個性。托布希望他的孫子走近那種生活，所以他帶來了樺皮船，并且教孫子學習鄂倫春語。在城里托布就是個另類，是一道不一樣的風景。他的寶貝樺皮船也完全失去了本來的意義，只不過是一個稀奇的小玩意罷了。這是時代變遷造就的些許無奈。但固執的老人心中一刻也沒離開這條船，一刻也沒忘記他生于斯、長于斯的那片林子。當徒弟打電話告訴他，一場洪水沖垮了馬廄，他的馬兒紅9跑了，老狗阿哈也病了，托布一刻也沒猶豫就直奔火車站。對于這個老人的情感、舉止，作品寫得非常真實生動，從托布身上我們看到無論時代怎么變化，上一輩人對老林子的那份真摯情感都不會改變，那是他們的根脈，是深埋在骨子里東西。
而少年烏日的十八站山林之行，不僅讓他認識了自然，也讓他真正融入東北的日常生活。作品通過烏日的火車之行，生動刻畫了東北人的性格，寫出了東北人的熱情、直爽和仗義。從自然景觀到人文景觀，作品都寫得很到位；很多細節都抓得精準，那種彌漫在字里行間的煙火氣，濃郁獨特的東北風情也是該作的一大亮點。作者寫好了這塊土地上的人，也寫好了他們獨特的性格，抓住了他們生命中最本質的要素。第一次來到山林的少年烏日，爺爺托布對他并沒有什么格外的關照，而是要和他來一場水陸競賽，即爺爺乘樺皮船，孫子烏日騎著自行車沿著河堤前進，順利的話，他們兩天就能回到“老家”。可是，這一路能順利嗎？真要能順利，那就低估了作者的創作水平。于是，有了一場爺孫倆時聚時散，一波三折的驚險之旅。而正因為有了這一趟冒險之旅，才讓烏日迸發出作為鄂倫春人后代的潛能：他能夠勇敢地面對自然，堅韌頑強地生活，進而真正體驗到了山林之旅的情趣，真正愛上了這片大山林。
當代少年都應該讀讀《樺皮船》，與大自然來場精神邂逅。這是一場真正的文學漂流，帶領少年走向東北，走向大自然，像小主人公烏日那樣，學會與山林共舞，與動物共生，從而樹立起積極、健康的自然生態觀和世界觀。
探索新時代兒童文學的“世界性”路徑
文學評論家、中國海洋大學教授 徐妍
薛濤的《樺皮船》是一部極具探索性的兒童小說。“探索性”一詞既意指它不同于已有的以北中國土地為題材的文學作品，也不同于他自己以往的文學作品。探索性對作家而言，是相當高的挑戰。
在文學史的視域上，《樺皮船》探索了重述北中國文學故鄉的可能性。在內容上，《樺皮船》差異于以往現代文學史上的東北作家群的苦難寫作或革命寫作，也不同于張抗抗、梁曉聲、遲子建等當代作家的北中國土地的知青書寫或古典詩化書寫，而呈現出了新世紀北中國土地上的城鄉新貌，提供了同類題材中不同以往的熟悉又陌生的北中國文學新質，深具新時代中國人的精神氣質。
在這部小說中，呈現了微信、公園、K38次綠皮列車、船、馬、面包車等現代、傳統雜糅的新世紀的通訊方式和交通工具，還呈現了沈陽、鐵嶺、昌圖、四平、公主嶺、白城、塔河、十八站……一個個站名，以及呈現了鹿哨、撮羅子等物件，這些內容不僅構成了北中國城鄉土地的新貌，而且構成了新世紀北中國人的新的日常生活方式——日常生活詩意化，而不是苦難化，更不是麻木化。這部小說中的中心物象和核心意象——樺皮船，更是內含了這部小說的文學新質。樺皮船制作技藝，作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固然直接指向鄂倫春族的技藝，但更隱喻了新世紀背景上多民族融合、共生的世紀中國文化和新世紀中國文明，提醒今日現代人省思：何謂現代人的原初的理想生活？
在思想意蘊上，《樺皮船》探索了新時代兒童文學的“世界性”路徑。《樺皮船》是一部從地域文化的角度對北中國土地進行地道書寫的精到之作，在某種程度上具有知識考古性質。但作者顯然并不滿足于從地域文化來講述新世紀北中國土地的民俗史和風物志，而是更著力于探索新時代兒童文學通向“世界性”兒童文學的一種路徑。這一路徑如果概而言之，便是以新世紀中國兒童為方法，以世界多元文化為目的來寫作新世紀中國成長小說。由此，《樺皮船》固然是一部標準的成長小說，但更是一部現代人在失鄉后意欲返鄉的哲性小說。在哲性小說的意義上，這部小說雖然選取了鄂倫春族的都市少年烏日作為小說主人公和敘述視角，講述他追隨獵神爺爺托布一路成長的故事，但在成長故事中內嵌了回返故鄉的現代小說的哲性母題，其意蘊具有新意和深意。進一步說，這部小說不光講述少年如何從“膽小鬼”成長為有情有義的勇武者的成長歷程，而且承續了魯迅的小閏土、沈從文的儺送等20世紀中國文學中經典少年形象的精神血脈，并寄寓了今日現代人對未來少年的理想化期許——祛除現代人的怯懦，重新成為有文化根脈的自然之子。為此，這部小說讓獵神爺爺托布成為少年烏日的精神導師——托布看上去雖帶有鄂倫春族的浪漫主義的傳奇特質，但根底上則是對整個現代文化偏執病的反思性和建設性的一位智者和仁者。此外，這部小說中的其他人物——李阿哈、豆腐匠、胖劉，黑狗阿哈、小狍子等都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構成了烏日的成長課，也構成了現代社會的一種參照、一種治愈或一種陪伴。經由這些探索，這部小說超越了城鄉、民族、國別的邊界，進而以兒童文學的樣式提供了理解、關愛、差異、多樣、包容、接納、告別、再生的多元文化的現代價值觀，也提供了一位新世紀兒童文學作家抵抗逆全球化趨向的哲性的現代性思考。
當然，《樺皮船》中的小說探索建立在對中外小說經典文脈承繼的前提下。薛濤小說素有剛硬與細膩相互結合的力與美。這與他的個人氣質和個人抱負有關，也與他對中外經典文學養分的汲取有關。魯迅、蕭紅、遲子建、海明威、契訶夫等經典文學作品都化為這部小說的骨骼和思想。正因如此，這部小說的藝術探索也值得稱道，其流動性的詩化的敘事方式、傳奇的回憶的倒錯、對話的多義、智性的懸疑、情感的留白等藝術探索共同交織成了一個哲性的小說世界，也敘寫了新世紀北中國土地上的鄂倫春族群的再生史，由此傳遞出現代文化的危機與新生的可能性。
對于中國兒童文學界而言，如何通過中國故事的講述探索出獨屬于自己的“世界性”路徑，是一代兒童文學作家的時代使命。薛濤的長篇小說《樺皮船》深思并承擔了這一時代使命。
兒童性與精神還鄉
文學評論家、 魯迅文學院教研部主任 郭艷
《樺皮船》是一個真正從兒童閱讀出發的文本，相對于當下普遍全知視角的兒童文學創作，其獨特之處在于對限制視角的精彩運用。在人物的限制視角下，文本敘事獲得了極大的騰挪空間。在表現托布、烏日和李阿哈等人物的對話時，經常是寫他們的自說自話，各自說著自己感興趣的事情，陳述各自所理解的“真相”，由此才會發生一系列充滿誤會和諧謔意味的事情。比如爺爺托布總是用自己的獵人思維和鄂倫春語言來表達對世界的認知，他是個背著樺皮船到處行走的爺爺，是個對于過度作業很憤怒的爺爺，是個處處表現自己是個好獵手的“老小孩”。孫子喜歡這個天真未泯的、有趣的爺爺，他們成為好朋友。又如李阿哈以行騙為生，他看待周圍的方式顯示出了黑色幽默。他一邊后悔幫助烏日，一邊不斷替烏日支付各種費用和開銷，做著自己最不可能做的事。文本令人信服地呈現了真誠而單純的孩子信任一個騙子，而因這種信任，騙子又一直扮演著一個好人，做著好事。正是因為作者對限制視角的精準拿捏和出色運用，小說從不同側面映射了來自生活的真實情境，塑造了富有個性的人物。作者對諸多人物的生活方式、文化身份、地域特質，乃至看世界的方式進行了還原性摹寫，在還原生活的同時，透視了生活的本質真實，蘊含著濃郁的民族地域文化底蘊。
《樺皮船》在運用兒童視角的同時，也非常成功地運用了鄂倫春老獵人爺爺的視角。兩種敘事視角碰撞出了富有張力的戲劇性文本，產生了陌生化的閱讀體驗。比如爺爺一出場就背著一條漂亮的樺皮船，并告訴所有人：這條船是他背來的。船和爺爺托布是一體的，樺皮船是他的精神符碼，也是整部小說富有寓意的象征——人應該自由地在河流上劃行，在山野上奔跑，在山林里和動物們嬉戲。
小說文本在寫實的情境中疊加了想象、夸張和變形，由此來凸顯人物的個性特征和精神氣質。兩種敘事視角交融在還鄉敘述中，使得整部小說符合兒童視角看世界的好奇，具有凸透鏡的效果。比如在東陵公園劃樺皮船的時候，第一次爺爺托布用力過猛，一下子將船劃出了湖面；第二次爺爺隨手就摔倒守湖的保安，總是和一群孩子玩得不亦樂乎。爺爺對于樺皮船的熱愛與呵護，既有圖騰崇拜般的守護，也有兒童熱愛玩具的純粹和天真。進入山野之后，爺孫倆在野外的經歷充滿著童話般的奇遇和冒險。這種寫法有力地解構了現代城市生活呆板、乏味的規范和秩序。
《樺皮船》擅長寫游戲精神中的兒童性，以及這種兒童性對于現代單向度人性的滋養。比如關于作業，老家來的爺爺幫不上城里孫子的忙，只能整日睡覺、打呼嚕、說夢話。烏日卻在爺爺的夢話里發現了豐富的詞匯，學起了一個個富有特色的鄂倫春詞語。在爺孫倆鄂倫春語的互動中，鄂倫春獵人的山林生活呈現于城市的公寓里。在進入鄉野后，兒童性依然是文本推動的重要敘事動力，爺爺劃著樺皮船在河上飛馳，而孫子則在河岸上騎著自行車，自行車上用繩子拴著一只小狍子，爺孫倆比賽誰走得更快。富有兒童性的游戲情節凸顯了爺爺的好勝、要強與質樸、豪爽，也體現出孫子對于爺爺帶來的傳統文化觀念的認同。又如烏日與李阿哈在火車上相遇，烏日請求李阿哈幫忙墊付一下車票。以行騙為生的李阿哈因一念之慈，竟然答應了烏日。至此李阿哈開始了自己作為一個好人的人設，火車上的情節也隨之變得詼諧、有趣。作者以兒童性的單純和天真去設置情節，寓意其實很深刻。對于涉世未深的孩子來說，很容易上當受騙，尤其是面對騙子的時候；而當騙子有一念之仁時，恰恰就是騙子自我更新、重新生活的開始。相對于揭露成人世界的欺騙和陰暗，《樺皮船》更多地提醒人們：善念非但是助人，更是助己，單純善良的童真世界能夠純凈成人世界的卑劣與骯臟。
《樺皮船》闡述了現代少年的精神還鄉，在保有兒童性的敘述腔調中，以鄂倫春文化為符碼，表達了作者對于人與自然萬物和諧相處的善念、善行和善心的呼喚。在還鄉之旅中，兒童烏日獲得成長，這種成長關乎人性的柔軟和體恤，以及人和自然的互相觀照與融合，也是烏日背著樺皮船精神還鄉最珍貴的意義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