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1942年5月，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下簡稱《講話》），全面總結我國革命文藝運動的歷史經驗，明確回答當時文藝戰線上提出的一系列根本問題，深刻論述馬克思主義關于文藝問題的一系列基本原則，指明文學藝術工作必須遵循的方向道路，對我國各民族文藝事業的發展繁榮，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導意義，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毫無疑問，《講話》是我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發展史上一部劃時代的文獻，一塊光芒四射的里程碑。

我最早讀到《講話》是1952年5月，已經是70年前的事了，當時我是麗江中學的一個學生，談不上對《講話》精神有多深的理解，但我記住了“要使文藝很好地成為整個革命機器的一個組成部分，作為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的武器，幫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敵人作斗爭”，“我們的文學藝術都是為人民大眾的”，要“聯系群眾，表現群眾，把自己當作群眾的忠實代言人”等等這樣一些話。我學習寫作并于1952年9月1日在《學習生活》報（云南省高中畢業生升學學習團主辦）上發表了第一篇文章《一篇富有教育意義的杰作——讀方志敏〈可愛的中國〉》，就是在《講話》精神的指引下寫的。

1956年5月我在武漢大學寫畢業論文《生活的牧歌——論艾青的詩》（1957年7月作家出版社出版）時，又一次認真學習了《講話》，按《講話》的要求，在系統評論艾青詩歌創作時，專門用第三章分析研究艾青參加延安文藝座談會后創作上的變化和發展，指出他“以其新的內容、新的聲音和變化中的風格色彩標志了詩人創作上的新階段”。

學習《講話》的體會，我寫過多篇文章和詩歌。1982年5月，為紀念《講話》發表40周年，我應約寫了兩篇文章。一篇比較長，有兩萬多字，題為《堅持毛澤東文藝思想的基本原則》，刊于1982年第3期《云南社會科學》；另外一篇比較短，題為《堅持文藝問題上的兩條戰線斗爭》，發表于1982年5月23日的《云南日報》。1987年5月號《大西南文學》為紀念《講話》發表45周年以本刊編輯部名義發表的專論《堅持二為方向和雙百方針》，也是當時的主編馮永祺同志約我寫的。2002年《講話》發表60周年，我又一次重讀《講話》，感到寫文章說不出多少新的東西，便寫了一首詩《明燈——紀念〈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六十周年》，先后刊于2002年4月號的《邊疆文學》和2002年5月11日的《人民日報》。

反復學習《講話》，我最突出的感受是：《講話》自始至終貫穿著延安整風的精神，貫穿著反對教條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的精神，貫穿著批判形形色色的唯心論和形而上學的精神。《講話》是運用最徹底的唯物論和辯證法，分析、研究和闡發文藝問題的光輝典范，在一系列問題上，毛澤東同志在《講話》中都按照辯證法的觀點，強調要堅持既反右又反左的兩條戰線斗爭。

例如在政治與藝術的關系問題上，《講話》既強調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和革命的政治內容的極端重要性，又明確指出：“政治并不等于藝術，一般的宇宙觀也并不等于藝術創作和藝術批評的方法。”“我們的要求則是政治和藝術的統一，內容和形式的統一，革命的政治內容和盡可能完美的藝術形式的統一。缺乏藝術性的藝術品，無論政治上怎樣進步，也是沒有力量的。因此，我們既反對政治觀點錯誤的藝術品，也反對只有正確的政治觀點而沒有藝術力量的所謂‘標語口號式’的傾向。”在普及與提高的關系問題上，根據當時的情況，《講話》比較強調普及，說“第一步需要還不是‘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并緊接著指出：“人民要求普及，跟著也就要求提高，要求逐年逐月地提高。”“我們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礎上的提高；我們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導下的普及。”關于歌頌和暴露的關系問題，《講話》既批評了“從來文藝的任務就在于暴露”的糊涂觀念，指出在解放區、在人民當家做主的國家，應“以寫光明為主”，但又談到并非不要暴露，指出：“一切危害人民群眾的黑暗勢力必須暴露之，一切人民群眾的革命斗爭必須歌頌之，這就是革命文藝家的基本任務。”在繼承和創造的關系問題上，《講話》既強調“我們必須繼承一切優秀的文學藝術遺產，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東西”，“決不可拒絕繼承和借鑒古人和外國人，哪怕是封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東西”，又明確指出“繼承和借鑒決不可以變成替代自己的創造”，那種“毫無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沒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學教條主義和藝術教條主義”。在動機與效果的關系問題上，《講話》指出：“唯心論者是強調動機否認效果的，機械唯物論者是強調效果否認動機的，我們和這兩者相反，我們是辯證唯物主義的動機和效果的統一論者。”其他還有許多問題，《講話》都是這樣辯證地加以論述和闡明的。全篇《講話》都貫穿著“在文藝問題上進行兩條戰線斗爭”的思想，這是毛澤東同志對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新貢獻、新發展。

1981年8月8日，胡喬木同志在《當前思想戰線的若干問題》的長篇講話（見1982年8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件選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中說：“我們不能用‘句句是真理’或者‘夠用一輩子’那樣的態度來對待《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那種態度根本不是馬克思主義的，而是違反馬克思主義的。長期的實踐證明，《講話》中關于文藝從屬于政治的提法，關于把文藝作品的思想內容簡單地歸結為作品的政治觀點、政治傾向性，并把政治標準作為衡量文藝作品的第一標準的提法……雖然有它們產生的一定的歷史原因，但究竟是不確切的，并且對建國以來的文藝的發展產生了不利的影響。”胡喬木同志講得不錯，但他指的只是《講話》中有個別提法“不確切”，這樣的提法我們現在已不再用了。《講話》的整個精神和基本原則，為我們指出的方向和道路，是過去、現在和將來都完全正確、應當永遠遵循的，

“馬克思列寧主義并沒有結束真理，而是在實踐中不斷地開辟認識真理的道路”。（毛澤東《實踐論》）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就文藝工作發表了一系列極其重要的講話。這些重要講話，既與馬克思、列寧、毛澤東的文藝思想一脈相承，又對新時代新征程上有關文藝事業發展的一系列重大問題作了科學的回答和精辟的闡述，有許多新的見解、新的論斷、新的要求，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文藝觀，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的最新重要成果，為作家藝術家和廣大文藝工作者樹立大歷史觀、大時代觀，為推進新時代文藝事業繁榮發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具有重大現實意義和深遠歷史意義。我們紀念《講話》發表80周年，就是要把重新學習《講話》和認真深入學習、全面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的系列重要講話精神結合起來，為鑄就我國新時代的社會主義文藝高峰而努力奮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