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很少能夠有機會讀到《獨龍春風》這樣的作品，作為一部長篇報告文學，或是“非虛構”作品，它當然首先是一個關于脫貧攻堅、邊疆振興、民族團結的“重大主題書寫”，但它又是一個內容豐富的“套疊的多重文本”，其中還有民族史、邊地書、民俗志等等一系列內容，所以非常值得一讀。

首先是民族史的書寫，我以為這是該作品的主線，也是其中用墨最多，最扎實和引人入勝的部分。獨龍族這一人口較少民族，長期生活于云南橫斷山脈的獨龍江地區，因為地處偏僻，生態險惡，一直過著刀耕火種的原始生活；由于經濟生產落后，文化上也閉塞原始，甚至連個正式的族群名字都沒有，很長時間里只是被矮化和賤民般地稱呼為“俅人”“曲子”等。作品非常翔實地記述了他們漫長的民族前史，也記述了他們在上世紀50年代初以前困窘的生存狀況。

很顯然，夾在西南地區復雜的自然與族群環境中，尤其在近代帝國主義與各種外來勢力不斷滲透攪擾的情況下，獨龍族人的苦難命運是可以想見的。然而，由于史料的匱乏，尋訪他們先前生活樣態，還原他們生存的歷史記憶是相當困難的。兩位作者潘靈和段愛松，在這方面下了大功夫。他們從19世紀晚期法國探險家亨利·奧爾良的日記中，找到了非常珍貴的史料，這位探險家最早用現代人類學的視角，詳細記錄了這一高山族群的衣著樣貌、生活習俗、居住方式、生理特征，可以說是首次從現代人的角度對這一族群的觀察記錄，這些文字非常有力地佐證了作者對于獨龍族民族史的考察。

當然更多的史料，是來源于繁雜的地方志的考據，這方面作者所作的功課更是令人欽佩，從光緒年間云南的地方官員夏瑚所作的《怒俅邊隘詳情》，上溯至唐人樊綽所著的《云南志》，他們都進行了細致的爬梳，并結合當代民族學史的一些成果，對獨龍族的歷史給出了一個形象而完整的輪廓，僅從這一點上，他們所做的工作就是具有開創意義的。

其次，作品的文學性也是值得一談的，這個文學性的來源也是基于上述“民族史”的敘述，這種敘述中很自然地生發出了詩性和詩意——我不能說它已然是史詩，但毫無疑問它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一個“史詩性的敘事”。這不僅僅是從“主題寫作”的意義上而言的，更是從敘事的性質上而言的。因為我們從作品中，依然可以看到其中原始、原型、原貌的溯源部分，有民族史本身的厚度，豐富性和復雜性，有歷史的苦難記憶，有遷徙和動蕩，有壓迫與反抗，更有翻身解放與脫貧致富。尤其是作為人口較少民族，而且是直接從原始社會過渡至現代文明的民族，這本身決定了它豐富的文學性的可能，蘊含了戲劇性的歷史與文明跨度。我關于民族學、民俗學方面的知識非常稀薄，所以談的不一定能到點子上，好在也看過列維-斯特勞斯的《憂郁的熱帶》，有一點感性的認識。作為一個原始部族，他們刀耕火種的原始生存本身，就充滿了苦難與傳奇的歷史內涵。作品寫出了這個過程，特別在動蕩的近代，在列強覬覦下的獨龍族的苦難命運，還有那些有識之士為了保衛家園，忠誠履職、守護故土所付出的鮮血與生命，這些都使得作品的前三分之一，生發出了更多的詩意。

而且，“兩度春風”這個修辭構想也同樣富有歷史意識。它將獨龍族在當代的跨越和發展，非常富有當代邏輯地進行了架構，這是作品獲得在政治上的重要性的一個根本。沒有國家的支持，民族政策的優越，獨龍族人不可能獲得政治上的新生；沒有改革開放和脫貧攻堅的好政策，也不可能有今天獨龍族人的美好生活。作品尤其濃墨重彩地講述了新時代以來，在國家層面展開的脫貧攻堅之路，打通崇山峻嶺修通公路，穿越重重阻礙修通水渠，透過萬水千山，把國家的關懷和溫暖送到每一個家庭……在這一共同致富的歷程中，有眾多英雄和普通人的奉獻，作品精細而精彩地描寫了這一過程中歷史的跨越與進步，還有在文明意義上的變革與變遷。這些都共同構成了作品豐富的當代性的史詩內涵。

除了這兩點，我認為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在上述主線中暗含的一個“邊地書”的文本。什么是邊地書？這是中國這種多民族國家特有的一種文化地理，在古代是朝與野、廟堂與江湖、中央與蠻夷、治下與邊塞，在現代是內地與邊地、中心與邊疆。而邊疆穩固對于國家安定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而“邊地書”便包含了中心與邊緣，族群權利和國家認同的關系的復雜內涵。基于這一命題，作品中的民族史與民族學的寓意，也得以有問題意識地展開。作者把大西南地區的民族關系、權力結構、邊境沿革和政治治亂引入到獨龍族的歷史之中，十分深刻地反映這一地區各民族的文化差異、文化認同、家國觀念、愛國意識等等。透過一個體量非常小的民族敘事，展示了民族團結與國家認同的大主題，彰顯出邊疆地區得以穩固與安寧的內在文化基礎，以及強大的歷史邏輯。這一點，我認為也非常成功，并且獲得了較大的深度，如果不能彰顯這一種主題，那么它在政治上將是一個欠缺。這體現了作者寬廣而高遠的文化視野與家國情懷。

或許《獨龍春風》中稍讓人感到不夠滿足的一點，是有關“民俗志”的描寫，相比其他的要素，這一部分內容可能還不是特別的飽滿。設想如果作者對于獨龍族人的日常生活，有更多民俗化和風俗畫卷的描寫，那么作品將會更豐滿些，也會有更多學術性的含量。就像列維-斯特勞斯所描寫的南美亞馬遜河流域，那些土著民族的生活風習一樣，只有將一個民族的日常情態和風俗習慣都以特定的眼光書寫出來，才更能夠顯示他們文化上的獨特性，以及在人類文明史中的意義與價值。

最后要強調的一點，就是所謂的“主題書寫”文本。顯然，《獨龍春風》有一個核心的寫作邏輯和訴求，就是把一個可能的民俗志、民族史、邊地書，最終變成一個時代性的重大主題書寫。這個主題就是在當代中國，一個民族的再生、發展和歷史性跨越的過程，這一壓倒性的主題當然要成為價值統領。在這一點上，它或許一定程度上壓抑了作品中的“純粹民俗學”內涵，甚至也有可能壓抑了它的“詩意”，但成功地將大歷史的邏輯，通過一個復合性文本將其隱含其中，且傳達出來，這就足可以被認為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功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