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紅星楊》

蔣殊 著

長江文藝出版社

在這個萬物生長的春天，衡水市青少年作家協會顧問鄧迪思老師就《紅星楊》的創作，和協會名師團講師蔣殊老師的對話深入展開，從中我們會感受到知名作家創作的心路歷程，寫作理念的引領，寫作方法的融入，讀懂了，悟透了，我們的心也可以在筆下的作品里從容地生長了……

——編者按

鄧迪思（以下簡稱鄧），蔣殊（以下簡稱蔣）

鄧

蔣殊你好。首先祝賀你的首部兒童小說《紅星楊》出版，眾所周知你是一個出色的散文作家，是什么原因促使你開始兒童小說創作呢？

蔣：首先千萬不敢用“出色”這個詞呀，優秀的人太多，我只是努力在這條路上前行的小小一員。其實這些年，我寫了一系列報告文學作品，比如《重回1937》《再回1949》《沁源1942》《天使的模樣》。而你在5年多以前給我寫過一篇評論，是談的微小說《自己的墓葬》。今天你卻用散文作家來表揚我，是不是我更適合散文寫作呢？想想也是，我的第一本書是散文集《陽光下的蜀葵》，我也是通過這本書走進讀者視野的。我進入年選的多篇文章，以及中學一些試卷里的文章，也全部是散文。這么多年來，出版的書大多是報告文學，報刊發表的作品大多是散文，現在又嘗試兒童小說，還真是一直在亂寫。不過不管怎樣，散文總會是我堅持下去的文體。

至于為什么要轉向兒童小說，我可以說是被“逼”的嗎？我的第二本書《重回1937》出版之后，結識了長江文藝出版社首席編輯陳彥玲，她是負責少兒文藝的。或許是，她以一個優秀編輯的敏銳眼光發現我的少兒寫作潛質？總之在她為我策劃了《再回1949》《堅守1921》兩本書之后，便希望我創作《紅星楊》這部兒童小說。當然我第一時間是抗拒的，怕完成不了，但一是沒擋得住她真誠的說服，二來之前她約定的另一部兒童小說還擱在那里。再加上紅星楊也是家鄉的樹，其中蘊含著太行精神，因此從內心來說也愿意寫出來。從體裁上，寫了多年報告文學，創作前都有大量的田野調查，無數次翻山越嶺的行走，實在有些太累，于是決定，嘗試一下小說吧。

我想說的是，我一點不后悔這次嘗試。盡管過程有些難，最終還是滿意的。下一步，我還會繼續兒童文學，因為作品創作完成后，一些業內師友都給了極大的認可與鼓勵。另外還有兩個好玩的評價讓我越加堅定了寫下去的決心，一個是電臺主播馬莉（《沁源1942》全書播講者）與她的好友在背后談起時，說蔣殊是個簡單的人，腦子只開了兩竅（哈哈，好久沒見她，也沒問過她人的腦子一共有幾竅）；另一位是我早年結識的忘年交、著名散文家謝大光老師，他在《陽光下的蜀葵》序言中曾寫道，“蔣殊寫作算不得勤奮”，他沒想到，這么多年我這個不勤奮的人被“逼”成別人眼里勤奮的人。當他看到我創作兒童小說時，連連說適合，理由是我有些單純，看不透成人世界里許多東西。

這很好，這也真好，感謝他們懂我。而我，從小就非常非常喜歡孩子，我愿意，以文字的方式，走進他們的世界。

鄧

多數紅色題材有高大上的一面，亦有刻板的一面，而你創作的《紅星楊》委婉、細膩、飽含深情，擺脫了傳統紅色經典的套路，別具一格。楊留貝等幾個孩子尋找“紅星楊”的經歷成為全書的主線，八路軍的抗日活動形成一條若隱若現的輔線，而前者為虛構的故事，后者為歷史的真實，形成了一種“以虛寫實”的特色。能否請你講講這樣建構的初衷，以及把“紅星楊”推上前臺的原由呢？

蔣：非常感謝你對作品的準確定位，每每聽到這樣的提煉，就特別佩服評論者的精準視角。其實我初始寫作時是亂的，除了清晰的“紅星楊”，一切都是模糊的，結構更是，始終不知該如何布局。但經過“紅星楊”一次又一次在腦中成長，從發芽到落下一地黃葉最后被大雪覆蓋，它們的生命與精神也滲進我心里，再加上期間與幾位老師的交流請教，最終三易其稿，終有了今天的面目。這本書的主角是孩子們，所以必須以孩子們為主線，而紅星楊只是他們于玩耍時無意當中發現的，成了屬于他們的秘密，這就有了神秘色彩。然而只讓他們固守這個秘密，也只是小孩子之間的游戲，因此這秘密必須觸碰另一個群體，那就是成年人。對我黨地下工作者與八路軍戰士來說，那一村一墻的“紅五星”有一種強烈的象征，這些圖案讓他們驚喜又擔心。然而這還不夠，兩撥互相喜愛“紅五星”的人，起不了沖突，因此敵人來了，這就是正在太行山中入侵的日軍，這耀眼的“紅五星”刺了他們的眼，于是展開大鏟除。這骨子里刻著“五角星”的“紅星楊”，便不再是單純的樹的形象，是一種象征，是人們的精神支柱與信仰，更是一種無法戰勝的力量。其實這也是我在多年以后，以兒童小說的方式把“紅星楊”推上前臺的最根本原因。在太行山人心里，“紅星楊”就是這樣一種有意義的存在。

鄧

在第一章“楊林溝的旋風”中，你花了約三頁的篇幅描寫風，風在其后章節中也多次出現，并且充滿隱喻、象征的色彩。這樣細膩的描寫很少在兒童文學中見到，多數兒童文學是以情節變化為主，追求快節奏的。據我所知，類似的兒童小說并不多見，法國作家勒·克萊齊奧有一個描寫兒童的短篇小說《從未見過大海的人》在描寫海時也使用了這樣細膩的描寫。你以細膩的文筆描寫風有何用意呢？小說中的風又有什么象征色彩呢？

蔣：這場風，也是在一個偶然時間沖進我腦中的，隨后便嘩啦啦沖開這部小說，鋪天蓋地傾瀉而下。如何這樣細膩，有什么象征，那一刻并沒有多想，是寫著寫著就收不住手，最終成了我隨著風跑，跑向楊留貝，跑向楊紅葉，跑向楊柳笛，跑向白雪，跑進從一個一個門里慌張出來的人們，跑進楊林溝，又跟著留貝爺爺跑跌跌撞撞跑回家……那一刻只覺得該來一場風，風來了，大事不好了。至于后面發生什么，或許風停了就知道了。

鄧

在第四章“天上掉下王小麥”中，有一段日本侵略者將哭泣的小女孩小麥扔下山溝的描寫，其中用了優美、彎彎的弧線等詞匯，在描寫殘暴罪行時用唯美的筆調寫，讓我想起美國后現代主義作家梯姆·奧布萊恩的短篇小說《如何講述真實的戰爭故事》中的一個場景，雷蒙誤踩地雷時，他的身體飛到樹蔭上，仿佛陽光托起他，飛到長滿苔蘚、藤條、白花的樹頂上。你們同樣以詩意去沖淡殘暴的現實，為什么要這樣寫呢？是為了獲得更大的文本張力嗎？

蔣：想馬上找來梯姆·奧布萊恩的這篇小說看看呢。于我而言，這樣表述是我一貫的風格，比如之前的《重回1937》《再回1949》等，期間涉及的血腥場面，我都采取的隱晦的，或者是你說到的唯美筆調。我只覺得，戰爭已經足夠殘忍，我們今天再用殘酷的語言與畫面，要達到什么樣的效果呢？再說，無論語言再生花，也不會寫出戰爭真實的殘酷。此外，我從來不是為了重現戰爭場面而寫戰爭，我只是關注戰爭中的人。我的筆下，所有的犧牲者都是美的，善良的，偉大的，我不希望他們死亡的瞬間是難看的，不忍目睹的。尤其是兒童文學作品，更不能用這樣的描寫，讓純良美麗的孩子在后來的純良美麗心靈中留下傷痕。我們的主人公受傷了，或者死了，這是無奈的事，但我希望那一刻，他的伙伴，親人，還有我們這些讀者，看到的是他們美麗、高貴、神圣的一面。除了小麥，我這部作品中也有類似你說的雷德死亡這樣的場景，就是之后紅葉被日軍所殺時，也是飛向樹，我是這樣寫的，“隨著紅葉娘在身后的倒下，甩著紅頭繩奔跑的紅葉突然凌空飛起來。身穿大紅色夾襖的紅葉，一瞬間成了一朵火紅火紅的花。她扎了兩根紅頭繩的辮子，像兩股潑出去的紅墨水，‘刷’地射向兩棵楊樹。樹紅了，紅葉紅了。”

鄧

小說中不乏鄉村生活情趣的描寫，比如第五章“布滿村莊的‘星’”中就有一場精彩的公雞掐架的描寫，如果沒有認真的觀察是不會把細節寫得如此生動的。但你在大城市生活，是怎樣寫出這樣的鄉村生活場景的？

蔣：我可是實實在在的農村孩子呀，我的散文集《陽光下的蜀葵》中，就是我17年鄉村生活的寫照與感受，那里面，有很多雞飛狗跳的事呢。小時候，我掉進過豬圈，被狗追到上氣不接下氣，進過羊圈看它們如何睡覺，偷看過母雞下蛋，幾次被蜜蜂蜇到鼻青臉腫，還差點被一只牛角挑上天。因此，鄉村生活我是熟悉的。然而斗雞的真實場面，我還真沒現場看過，但認真聽一位老人講過，而且，我對雞那么熟悉，對連青蛙與老鼠都要斗的男子們那么熟悉，這斗雞的場景，也就不是難事了。

鄧

我注意到在很多章節中你引用了傳統戲劇唱詞，特別是《楊家將》中的唱詞，楊家將征戰遼兵與小說中八路軍抗日救國形成了鮮明的呼應。我很好奇，你是一個戲曲愛好者嗎？怎么這么熟悉這些傳統劇目？這些傳統文化對你的寫作有什么啟迪呢？

蔣：怎么說呢？我還夠不上戲曲愛好者，但我與戲曲有很深的緣分。我的好朋友、作家王芳是典型的戲曲愛好者與專家，我在她的影響下也走進戲曲，不僅看過不少好戲，還參加過不少戲曲節目活動。我把書中的村莊定位為楊家后人居住的楊林村，就是為了村人身上有一種楊家人寧死不屈的精神，這樣之后他們誓死保衛“紅星楊“，就更加順理成章。這些劇目，我并不是特別熟悉，也是多次請教王芳的結果。我覺得，這樣一個小山村，這樣一群人們，中間是必須也一定有這樣一些戲曲存在，那是村莊唯一的娛樂也是認識外界的橋梁。老百姓的精神，許多是通過戲中人鑄就的。“有生之日責當盡，寸土怎能屬他人！番王小丑何足論，一劍能當百萬兵！”這樣決絕的唱詞與風骨，我寫的過程中都感覺到一股力量在上涌，何況是戲臺下的人。因此我覺得，戲曲升華了我的作品，也豐富了我筆下的人物。

鄧

當代兒童文學受西方文化元素影響較大，無論故事情節還是人物名字，多數帶有西化的色彩，缺乏具備“中國元素”的作品，缺乏優秀的紅色兒童文學作品。而你寫的《紅星楊》中，則充滿了中華傳統文化元素，其中的鄉村生活描寫給人一種親切感。你對當代兒童文學“中國元素”的缺失有何感想呢？對兒童文學作家有什么建議呢？

蔣：我對當下的兒童文學并不熟悉，不過我理解你說的，現在許多文學作品西化色彩濃厚。但我知道的為數不多的兒童文學中，有中國傳統文學的也很多，比如高洪波主席主編的《共和國童年紀事》，李東華老師的《少年的榮耀》《焰火》等，都有很深厚的中國傳統文化，講述的都是中國故事，表達的也是中國精神。作為一名剛剛在兒童文學道路上起步的作家，我沒有資格提建議，只是覺得好作品都應該是鼓舞人的，書本里缺失的，需要另外的領域去填充，文學作品就是一種，兒童文學作品更應該承擔起一種育人、樹人以及價值觀與精神培育的責任，因此，中國傳統文化應該成為兒童文學作品中的關鍵元素。

鄧

在《紅星楊》中，充滿了對鄉村生活的熱愛之情，在那樣一個戰亂的歷史背景之下，我們看到，小說中的主人公，對楊林溝、紅星楊、父老鄉親充滿了深深的愛，你沒有刻意強調仇恨，反之讓愛成為全書的基調。你的文筆真實、細膩、詩意，雖然你是趙樹理文學獎獲得者，但細膩與詩意更像我們河北的孫犁，更像“荷花淀派”的文風。有愛、細膩、詩意是孫犁的特點，你喜歡孫犁的作品嗎？你認為愛是生命的終極意義嗎？

蔣：文學是沒有界限的，“趙樹理文學獎“獲獎作品，也不一定全部是趙樹理的風格。我在大概四年前專門去過荷花淀，自然是因為孫犁的文章。山西與河北距離如此近，同屬太行山脈，有著相通的精神與文化，文字當然也是。我特別喜歡孫犁的文字，充滿詩情畫意，以及樂觀精神，即便是十萬火急的事情，也總是淡淡的；即便是戰爭，也富于浪漫氣息。

如你所言，小說中，孩子們因為愛楊林溝，愛小伙伴，愛家人，而奮起護衛“紅星楊“；村民們因為愛孩子，愛楊林村，愛一溝的楊樹，最終甘愿以死捍衛家園；無意闖入的八路軍戰士因為愛百姓，愛那些閃閃的”紅五星“，因此聯手展開斗爭……三方共同守護的，是一種信念，也是一種大愛。我始終相信，一部好作品的基調應該是愛，缺少了愛，就缺少了溫度，也就拉開了與讀者的距離。作者創作時沒有愛，讀者閱讀時就感受不到愛。

盡管歲月不堪，還能被溫柔以待，這難道不是活著的意義嗎？換句話說，因為歲月不堪，更需溫柔以待。愛，首先是一部作品的意義。作品就是生活，那么也應該是活著的意義，生命的意義。

對談者簡介：

蔣殊：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冶金作協副主席，太原市作家協會副主席，太行干部學院專家工作站領銜人，太原市文學名家工作室領銜人，現為《映像》雜志執行主編，衡水青少年作家協會名師團講師。迄今為止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人民文學》《中國作家》等大型文學刊物發表作品若干。著有散文集《陽光下的蜀葵》《重回1937》《再回1949》《堅守1921》《天使的模樣》《紅星楊》《少年時遇見你》等。曾獲“趙樹理文學獎”、《小說選刊》年度大獎及兩屆“長征文藝獎”。多篇作品收入人民文學、長江文藝、花城等多家出版社年度散文、隨筆年選及排行榜；散文《故鄉的秋夜》收入2014年蘇教版高中語文讀本。

鄧迪思：作家、評論家。河北省文聯期刊聯盟創聯部主任、郭小川文學院副院長、衡水市青少年作家協會顧問、河北省醫藥衛生文化學會生態康養文化分會顧問。魯迅文學院河北青年作家高研班學員。擔任中宣部重大立項、由人民出版社、研究出版社共同出版的大型叢書《講好中國故事》——《把百姓健康當成天大的事》《最美諾言》《讓文明之光照亮小康之路》《智慧門的金鑰匙》《改天換地還看今朝》五本書副主編和撰稿人。在《文藝報》《散文選刊》、臺灣《中國語文》月刊、哈薩克斯坦《國際文學》等期刊發表作品上百萬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