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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古典文學研究專家、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黃天驥新書《唐詩三百年——詩人及其詩歌創作》近日出版，通過解讀唐代32位詩人的35首代表性作品，呈現了有唐一代詩歌精華風貌。

該書可謂黃天驥教授從教六十余年來詩歌創作與研究的結晶。黃天驥教授幼承家學，后又從詹安泰、黃海章等前輩學習詩詞，在教學研究生涯中，雖然以戲曲為主，但也長期講授詩詞，并出版過《黃天驥詩詞曲十講》《詩詞創作發凡》《冷暖室別集》等。

日前，黃天驥老師接受羊城晚報記者專訪——

不能脫離時代背景研究古典文學

羊城晚報：《唐詩三百年》的寫作緣起是什么？為何是“三百年”而非“三百首”？

黃天驥：這本書其實并非出于一個宏大的寫作計劃，只是從偶然的單篇文章開始的。2019年初退休后，我住在校外，當時在做一個戲曲的題目，研究了一半因為資料欠缺暫時擱置了，一些學生就說讓我寫一些關于唐詩的短文章。

1956年，我從中山大學畢業并留校任教，主要方向是古代戲曲，但也一直從事古代文學史的教研工作，所以寫唐詩對我來說也算熟悉。

一開始寫的時候并沒有按照年代給詩人排序，后來成書的時候才發現把作家的年代排下來，可以看出唐詩三百年走過的歷程，其實這也跟我研究詩詞一向的思想有關：對任何一篇詩詞或者一個詩人的評價，都不能脫離所在的時代背景。因為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精神面貌，個人情感的抒發跟時代有著密切的聯系。

所以我總要求自己做古典文學研究的時候，不能只看樹木不看森林，也不能離開森林去看一棵樹木。唯有如此才能準確理解每一篇作品真正的意義和技巧。

羊城晚報：《唐詩三百年》和市面上眾多此類出版物有何不同？

黃天驥：現在賞析唐詩，很多人都會把詩歌中的某種精神抽象出來，比如李白詩中表現出來戰勝困難的自豪，然后讓大家從詩中找到學習的力量，或者單獨抽出來某個詞進行賞析，我覺得文藝作品不能這樣解讀，這是非常機械的教條主義式的做法。

如果說我這本書有什么不同，可能就是我不僅要寫唐詩如何好，更要說明好在哪里、怎么寫出來的。從古代到現在，很多人賞析古詩詞往往停留在“如何如何好”，金圣嘆評點式，缺乏文學理論層面的分析。我不敢說我自己寫得就有多好，但是如果能在前人的研究基礎上進一步深化對同一首詩的理解，我覺得就夠了。

羊城晚報：這么多年游歷唐朝詩人及其詩歌精神世界，有何感觸？

黃天驥：小時候讀唐詩根本讀不懂，就是背誦。我很小的時候父親就去世了，都是我祖父叫我背唐詩，但是記憶力很好，《長恨歌》等都能背得爛熟。

在人生不同的階段讀唐詩感受都會不一樣。比如唐詩中最常見的《登鸛雀樓》，字面上看誰都明白，所以很多人把這首詩當成風景詩來看，氣勢宏大，視野開闊，我小的時候就是這樣理解的，但是現在完全不這樣看，這首詩根本就不是風景詩，而是一首哲理詩，只是借著風景來寫。

一個經典的文本，在不同年齡階段理解是不同的。就像一個外國的漢學家所說，每過20年《西廂記》就應該重新研究一遍，我覺得這個道理是對的。如果一個作品像一張白紙一樣明白清晰，那可能是蹩腳的作品；好的作品往往會給人以神秘感，這才有味道，才會耐人尋味。

再也沒有第二個李白、杜甫

羊城晚報：在新書中，您不止一次提到了詩人對個人價值的認知，您對唐代詩人對人之價值的認知如何評價？

黃天驥：我覺得中國古代詩詞一個很重要的價值，就是不同時代的知識分子都力圖要表現出人的價值。比如常見被貶之后寫詩發牢騷，其實就是肯定自己的價值，我這么有才能為什么不重用我？為什么這個社會讓我無法發揮自己的才能，無法實現自己的理想？這個牢騷其實就是對個人理想價值的一種追求，唐詩里面就有很多這樣的作品。

李白、杜甫都有著強烈的個體意識，個性很強，這也是他們能寫出如此偉大的詩歌的原因之一。像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鮮明表達了他個人的意志。詩人如果沒有這種意識，不注重個人的存在價值，就很難寫出好的作品，寫的可能是淪為口號式的作品。

羊城晚報：您覺得唐詩取得如此輝煌成就的原因是什么？

黃天驥：兩個方面。從社會來看，如果一個社會是開放的，它的文藝作品、文藝思想、對現實的批判和感受往往是放得開、寫得深的，而唐代就是這么一個時代。在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社會里，唐代是最開放的社會，而且神奇的是，唐代越艱難的時候越開放，像安史之亂時期，經濟大破壞，人民生活非常痛苦，但是當時的社會能夠接受各種不同的文化，開放到連當朝的皇帝都可以批評。從藝術技巧來看，唐代剛好接受了近體詩的寫法，既注重語言的韻，也注意平仄的安排，也就是音節的對立統一。這也是詩歌發展到非常成熟的時候才會出現，開放的社會疊加藝術本身的突破，造就了唐詩在中國文學史上不可逾越的地位，再也沒有第二個李白、杜甫了。

羊城晚報：對當下的文學創作有何啟示？

黃天驥：要從個人視角去看時代，而不是為了寫時代而創作。當你從個人視角出發，也不用擔心有沒有呈現時代，因為一個人的遭遇、情感、感受都是無法脫離時代的，所以寫出來的作品自然能表現出時代的精神。到底什么是時代精神，說起來就很廣了，不是幾句話能概括的，但是能夠把那個時代人民普遍的愿望、情感表達出來，就是好的詩歌。

繼承傳統文化勿忘“優良”二字

羊城晚報：您在研究古代文學時會受到西方文學理論的影響嗎？

黃天驥：會的。中國文學理論的核心是“我注六經，六經注我”，評論家同時是讀者，既要把古人的經典說清楚，也可以從主觀的方面去闡釋經典，為我所用，這是中國傳統的文獻注釋方法。我的老師詹安泰先生曾下定決心“三年不讀線裝書”，大量地研讀政治和文藝理論著作，一心想提高理論水平，加強對中國古代文學發展規律的研究，改變“評點式”的鑒賞方法，這對從舊時代過來的文史研究工作者來說，是十分必要的。當時讀的那些文學理論，雖然有的比較教條主義，但是有一點很重要，訓練了我們的邏輯思維。

但是也不能盲目使用西方文學理論，比如符號學，某一個形象出來后，經過共同認可變成一種概念性的東西，就是符號，每個民族都有，中國也有。我們不把這作為分析文學的主要手段，因為中國文學理論不會把整篇作品都看成是一個符號的表達，這是中西方文學理論重要區別之一。

羊城晚報：學習、研究古代詩詞有什么現實意義？

黃天驥：對我們中國人來說，要進一步認識到中國文化的優良傳統和偉大意義，增強我們的民族自信心，這在當下是非常必要的。尤其是現在，西方文明值得我們學習，但也不能忘了中國的古代文明，我們有自己一套行之有效的社會標準、社會規范，文學上也有一套表現人物性格、感情的方法，如果不繼承下來，慢慢淡化，將來怎么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具體到古代詩詞，語言凝練，有韻味，尤其舊體詩基礎好的作家，像魯迅、郁達夫、汪曾祺等，他們寫的散文、小說就不一樣，那種詩的韻味游走在字里行間，余味無窮。

羊城晚報：中國傳統文化的創新與發展也面臨一些難題和挑戰。

黃天驥：這個問題現在恐怕難以解決。其實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學，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追求和興奮點，這是必然的，這樣才會進化，所以過去的人對古代詩詞記得比較多，現在的人只記得一部分，這是自然的。語言環境、社會環境都變了，對古代文學的態度也會發生變化。所以不一定要強求，順其自然即可，我們做研究的告訴大家什么是好的，然后感興趣的人自覺去學習就可以了。不過在繼承的時候，千萬別忘了“優良”二字，傳統文化里也有不少糟粕，不是什么都要繼承。要學會甄別和篩選，哪怕是李白、杜甫、王維、白居易，也并非全都是優秀的作品。

羊城晚報：現在很多家長學前教育都是讓孩子背唐詩，您有什么建議？

黃天驥：小孩子背誦唐詩可以不求甚解，而且也沒一開始就深刻理解的必要。你先背下來，再慢慢琢磨，這就是一個學習的過程。太早告訴小孩子詩歌背后的意義，給他定了一個框框反而不妥。我知道現在中小學課本中的古代文學作品多了，要求孩子們背誦，這是好事，可以培養對古詩詞的審美和語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