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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戰爭與孩子 ——《風雷頂》創作自述
    來源:文藝報 | 劉海棲  2022年04月29日08:45

    2020年年初開始,新冠肺炎病毒肆虐,出不了門,就在家照顧老人,同時完成了這部小說《風雷頂》,是寫抗戰期間膠東孩子生活的。材料來源于父親。寫這部小說的想法由來已久,經常聽父親說起小時候的事情,也讀了一些描寫抗日戰爭的兒童小說,總覺得自己可以去寫些東西,但遲遲下不了決心動筆。父親年紀一天天老了,90多歲了,聽不清看不清了,他和老母親都逐漸離不開人,我退休后就搬過去住在一起照顧他們。寫小說的想法就又冒出來,于是每天請老父親講一點,用手機錄下來。積累了30多個小時的錄音資料。老父親的記憶力非常好,對于小時候的事情記得很清楚,一樁樁一件件慢慢講來,如數家珍。問他兒童團的事情,他拿起筆,把《抗日兒童團歌》的歌詞一字不差地都寫下來。這個歌我們小時候也學了,使我想起在音樂教室里,梳短發穿列寧裝的音樂老師坐在前面,彈著風琴教我們唱。我們都挺著胸脯大聲唱。我們這一代是距離經歷過戰爭那一代最近的,我們和那一代人血脈相連,我們很多的記憶和生活痕跡與他們的互相重合,密不可分。疫情期間,我把這個小說寫完了,也算了卻了多年的愿望。

    寫作過程值得記述。

    這是寫80年前的鄉村,寫那個風云變幻的年代里膠東農村的生活,寫戰爭里的孩子和孩子眼里心里的戰爭,對我的寫作是一個全新的課題,是一次挑戰。首先要保證內容的真實,要給讀者特別是孩子準確地講一段歷史,講一個孩子的親歷和老年后的記憶。父親的敘述基本保證了細節的可靠,但這是不是準確的歷史呢?畢竟是非常個人化的東西,難免不受到年齡、活動范圍和認知能力的局限,有可能出現誤差,如果這個誤差大到誤導了讀者,這部作品就失去了意義。我搜集查閱了大量資料,對膠東抗日根據地的發展脈絡,對它在我黨領導的抗戰中的作用和價值,它的政治軍事重大歷史事件和人物,以及經濟文化等方面的情況進行了研究。對父親敘述的重要細節和涉及的事件人物地點年代反復進行核對,去重要的地方實地踏勘,聽熟悉情況的人講述,梳理弄清史料中語焉不詳的地方。對于父親講述中提到的風物習俗,那些植物、農作物、鳥類和其他動物,也都查證資料一一核對。通過做這些功課,保證筆下所呈現的歷史和細節準確無誤。

    這又是一部文學作品,不是一個單純的回憶錄,要用故事、人物、細節等文學的要素去支撐作品。要處理好虛構與非虛構的關系,這二者之間應該互為表里,互相依托。就好比建一座大廈,基礎棟梁和一磚一瓦都必須是真材實料,這樣的建筑才堅固。而好的故事和人物細節是門窗和彩飾,吸引人駐足細看,憑窗觀覽。觀之不足,便登堂入室,去尋幽探勝,最終發現這是一座美好的建筑。真實的材料依然可以構建好的故事,關鍵是作者如何講述。虛構的部分不能以犧牲真實為代價,必須符合人物性格和事件走向的邏輯,為真實的線索服務,去構筑更加飽滿可信的真實。因此對于故事的選擇、材料的取舍、人物的設定和性格的推敲塑造,整個作品內部關系的勾連,都要有縝密的思考和周到的設計。

    語言是文學作品成功的關鍵因素,語言不僅僅是形式,而且往往就是內容本身。我把很大的精力用在語言的打磨上,只有語言感覺對了,這個故事才立得住,才能使細節閃光,使故事和人物出彩。如何使語言明白曉暢,具有膠東獨特的鄉土氣息,符合那個時代人物的身份特征,與細節互為映照互為枝葉,又能被孩子們接受,是我特別加以考量的。我努力把鄉土語言書面化規范化,爭取俗中見雅,雅俗互補,密實規整,又在節奏上符合孩子的閱讀習慣,力爭使整個作品呈現出一種毛茸茸的觸摸感。

    我的年紀逐漸增大,已經不是寫作的黃金年齡了,但我還是要努力,爭取寫得好一點。我要多讀一些書,讀經典,這對自己是一個補課。我很羨慕現在的年輕作家,他們的文學功底很深厚,很多人是科班出身,系統地進行了學習。我則沒有。為了寫作這部小說,我讀了些與戰爭有關的作品。描寫革命戰爭的紅色經典從小就讀,耳熟能詳,深入我們的記憶,又讀了《戰爭與和平》《靜靜的頓河》《西線無戰事》等國外經典。我還無法證明這些國外經典對我這次寫作有沒有直接的幫助,但使我知道了文學能達到的高度,文學反映戰爭和生活能夠多么廣闊,對人性的開掘能有多么深。同時也使我認識到,我們父輩所經歷和參與的戰爭,他們那個時候的生活,甚至更加驚心動魄,更加閃耀著精神的力量和人性的光輝,我們民族的堅韌性不比任何一個民族遜色,值得我們去開掘表現。

    這部小說我一共寫了八稿,從2020年1月16日動筆,初稿2月8日寫完,定稿于9月2日。修改的過程中,越改越覺得分量重,越覺得有話說,老父親還不斷提供新材料,于是很自然地就改起來。其實寫作就是不斷地把各種零件更精確地配置到作品里去,使手下的這臺機器更端莊精致,運行得更有力量。

    有個細節,稿子完成后我發給老友張京請他提意見,他是位有經驗的童書老編輯,我們有持續40多年的友誼。張京看后給了我熱情的鼓勵和中肯的建議。有一天他打電話告訴我,說非常巧,找到《抗日兒童團歌》歌詞的作者了,是他朋友高戈里的母親。于是我與高戈里兄通了電話。戈里兄老母親于恒嘉老人12歲參加八路軍,曾在膠東軍區國防劇團舞蹈隊當小演員。1941年她14歲時,根據戰友在煙臺讀書時學會的《賣花姑娘》曲調,填詞寫出了《抗日兒童團歌》。這首歌經戰友們幫助修改,傳遍了膠東抗日根據地,又流向了其他解放區。新中國成立后,這首歌進入小學的音樂課。于恒嘉老人晚年定居成都。我把這個稿子交給成都的四川少年兒童出版社,常青社長和編輯朋友為它盡心盡力。而張京就當過這個優秀出版社的社長。我們的事業就是這么一代一代朝前走的。

    這是我退休后寫的第四部兒童長篇小說,我還會繼續寫一些。我慢慢地寫,寫作應該要有敬畏心,只有敬畏,才能精益求精,才能去追逐更高的目標。我清楚我的狀態和年齡,我希望能走得遠,不需要走得快。我會努力。

    (作者系兒童文學作家、資深出版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