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書寫和兒童文學敘事的自在探索
《風雷頂》是劉海棲“獻給我們親愛的父親和母親”的新作，也是繼《有鴿子的夏天》《小兵雄赳赳》《街上的馬》之后的第四部兒童長篇小說。自《有鴿子的夏天》開始，劉海棲將創作聚焦于50多年前的童年時光，在那條叫作“山水溝”的街道中，書寫一群街道少年的成長故事，細密而流暢地講述養鴿子的男孩海子、二米、鴨子等小伙伴的夏日經歷，講述劉家豪、何健、大亮子這些奔跑在“街上的馬”。伴隨著這些率真而富有個性的少年們的是同樣出彩的大人們，如郭一刀、徐叔、趙理踐。他們身上滿溢著那個物質貧乏的年代特有的氣息與質感，真實而自在地生活著，或狡黠或善良，或豁達或艱難。作家通過這個由形形色色的孩子與大人構成的山水溝，建構了不同于以往讀者所熟稔的鄉村敘事的另一個地域景觀——城市街區的少年成長和生活常態。從這個意義來說，劉海棲的兒童小說是別具一格的。當然，支撐這群城市少年故事的還有他獨具特色的敘事和語言，作家稱其為“毛茸茸”的語言。
在《風雷頂》中，作家并未延續“山水溝”的故事，而是將童年書寫的視線投向更為久遠的時代，從作家親歷并了然于胸的童年時代拉回到久遠的戰爭歲月，講述父輩的故事。這樣一種迎向敘事難度的創作及其不事雕琢的自然圓融處理，在一定程度上可視為兒童文學童年書寫和敘事可能性的一種“構建和探索”，這部作品給讀者最突出閱讀感受就在于其童年書寫與文學敘事的自在狀態。
作家曾說，“我很感謝我的童年，我們像草籽一樣，被風刮過來刮過去，在所有的地方生根發芽長大，長成自己的模樣，為生命發出自己的聲音，亮出自己的姿態。”基于這樣的童年觀念，《有鴿子的夏天》《街上的馬》描摹了一種自然率真的童年聲音和姿態。不同于對作家童年記憶的打撈與呈現，《風雷頂》書寫的是父輩的故事，父輩的講述與敘事者的經歷、感想、資料佐證有機糅合。全書分為“風過鄉野”“雷鳴歲月”上下兩部，以父親對童年經歷的講述貫穿始終，作為敘述者的“我”以在場或不在場的聆聽者、記錄者、親歷者諸多身份自在地穿梭于父親的童年、“我”的童年以及父子倆當下的生活狀態中。
“我退休之后便搬過去，跟他們一起住，方便照顧。”小說一開始呈現的敘事者是一個退休的老人，照顧90多歲的老父親老母親，故事圍繞隱含作者“我”與父親的一次又一次談話展開。作家特意保留了談話的現場感與語態特質，“父親說”“我說”“母親說”在文中頻繁閃現。經由“我”的整理與說書人般的再敘述，以“我”的所見所聞所感來串聯豐富龐雜、看似散亂無序的人物、細節和故事，并在相應地方予以補充、解釋，輔以必要信息的說明。“那是1954年，憲法頒布，給我起名叫立憲”“剩是小名，過去農村人有了孩子，取個賤命好養活，就叫他剩”“那頭驢還有故事，以后慢慢說”“那是我們小時候很心愛的點心”等類似或解釋或交代或插敘的語言，完成了有密度的寫作嘗試。
“看瓜的分兩種”“知了分三種”“父親對磨面很熟悉”“豬惴兒惴兒地叫了一路”，在父親的講述中，上篇的主要人物父親、母親、爺爺、奶奶，以及金彩奶奶、福順公、剩、小菊等悉數登場，每一個人物或細水長流地詳盡道來或蜻蜓點水一帶而過，卻都有其獨到的生命軌跡和精神樣貌。作家在多人的回憶或對談中展現了宏闊的歷史與濃郁的生活氣息。“杏分兩種”“上學了”“過年了”這些素樸的標題卻牽連出趣味盎然的童年往事以及多元綿密的家鄉風物習俗，有童年小伙伴偷瓜的調皮行為，有放爆仗和各種吃食的歡樂，有趕山會的種種趣聞，有金彩奶奶的慈祥，有講究的過年習俗，有父親的上學的點滴回憶……“楊樹分兩種”“看瓜的分兩種”“知了分三種”，父親的回憶中交織著過往歲月的熱鬧歡欣與貧苦不易，有艱苦歲月中人們的講究與智慧，有人性與人情的種種美好。
如果說兒童文學是一種有難度的敘事，其溝通的是作者的成人生活經驗與作為隱含讀者的生命體驗。兒童文學的敘事難度也正源于此，這就對作家的敘事調度與轉化能力形成巨大考驗。作家要以兒童能理解且并不隔膜的方式展現廣闊而豐富的社會歷史生活與人性的幽微隱秘。劉海棲對敘事的駕馭依循的是“生活流”的方式，娓娓道來的是生活瑣事，一次次閑話家常。全書并未安排貫穿始終的核心事件，有的只是父親的講述，而且故事的講述中不斷有跳躍、閃回，在很多地方甚至有作家跳出來的插敘。這種敘事的自信在下篇“雷鳴歲月”中體現得尤為明顯。下部聚焦戰爭歲月的書寫比上部的父親童年往事更有敘述的難度。在上部的結尾部分，作家巧妙地安排了結構的過渡，在過年和扭秧歌的歡喜氛圍中不斷強化人們對安穩生活的珍惜，接著筆鋒一轉，“后來鬼子來了”幾個字，就將讀者從充滿生活氣息和風俗的日常敘事帶入到下部的戰爭歲月。
下部的開場依然是父親的講述，父親再一次提到楊樹，講到學校的“接官”事件，講到看電影，講到住姥姥家的見聞，講到打鬼子的故事。在下篇相對線性敘述的故事中，作家有意編織進了更多對戰爭與歷史的思考。會看陰陽和風水的響姥爺故事套故事的講述，從“剩”到八路軍劉得勝的成長故事，既延續了上篇民情風俗的奇趣好玩，又加入了特定歷史時代的個體命運。新鮮玩意手電筒、電燈等細節映射了時代變遷，“把電燈連著電線還有燈繩，都用刀子割下來”帶回鄉下的老頭，看似戲謔的故事，卻是時代的風云變幻、時事波詭云譎境遇下微小個體的真實寫照。在父親講述的同時，作家補充了大量史料，有對特定戰爭時間的考證，有對人稱“膠東王”的軍閥趙保原的人物資料補充，有“馬石山十勇士紀念館”、鬼子血洗戰場泊等相關史料，這些史料的融入并不僵硬生澀，這或許得益于作家話家常般的敘事口吻。
這些細密植入的內容為作品增添了深度與厚度，但作家有明確的隱含讀者，時刻意識到這是面向兒童的寫作。書中不斷出現的“我”的聲音與“我”的觀察，如“我把這些告訴你們，咱們共同記住”等對讀者提醒的話。這是一個有謀劃意識的敘事者，他運籌帷幄、自信地講述并駕馭著故事的節奏。這樣一種從容不迫、有條不紊的自在敘事，在兒童文學中是極為難得的。也正是因為這樣一種自在的講述，以往給敘事造成困擾甚至被擱置的更駁雜而繁復的社會生活才有進入故事的可能。敘事者無須隱藏自我，而是不時打斷敘事的流暢，交代父親母親當下的狀態，表達“我”對他們的看法，這種帶有評述性質的文字很好地完成了對敘述者“我”的形塑。正是這種不以主題故事為單一敘事目的的講述方式，賦予了這作品獨特的敘事魅力，給兒童文學敘事提供了一種新的可能。
作為一個深耕童書出版達三四十年的優秀出版人，劉海棲直言自己一直在思考一個重要問題。早在上個世紀末，劉海棲就在題為《開拓兒童文學創作的新領域》的文章中，探尋對兒童文學創作領域的新構建與探索。當年的他策劃出版了現代軍事題材的“獵豹叢書”，邀約周大新、閻連科、于波等成人文學作家進行少兒軍事題材的創作。他認為“拓展兒童文學，尤其是小說創作的題材，擴大所反映的社會層面，向少年兒童讀者呈現盡可能廣泛的生活場景，塑造多種多樣的形象，塑造豐富多彩具有時代精神的主題，是繁榮兒童文學的重要手段，同時也是目前少兒出版工作者的最重要的職責之一”。少兒軍事題材以及影響深遠的“漂流瓶”叢書對域外兒童文學的引進，都是這種拓展的積極嘗試。而在近年來的兒童小說中，劉海棲又將兒童文學創作新的構建與探索在兒童小說中予以真切的落實。這樣一種不重復自我，以不斷思考姿態，從不同維度對兒童文學的可能的探索，是一個優秀的兒童文學從業者的值得致敬的風貌。這也正是《風雷頂》自在的童年書寫和敘事背后傳遞的更值得尊敬的一種精神風貌。
（作者系浙江師范大學人文學院副研究員、碩士生導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