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筆者近日在翻閱《前線日報》（上海臨時版）時，發現一篇署名傅雷的雜文《熱鍋上的螞蟻》刊登在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日《前線日報》（上海臨時版）的第二版《晨風》副刊上。結合傅雷生平，基于他一九四五年居于上海，創作出大量的雜文現實；兼同版面撰稿作者群（馬敘倫、周煦良）正為《新語》半月刊同人；再加之該篇文章所體現的思想理念頗為符合是年的傅雷，可判斷為傅雷的文章。此外，筆者查閱最新的《傅雷百年年譜（1908-2008）》（中西書局，2011年版）《傅雷文集》（上海遠東出版社，2016年版）與《傅雷全集》（遼寧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皆未收錄，可確認為傅雷佚文。

《前線日報》于一九三八年創刊于安徽屯溪，后由于戰亂編輯部多次轉移出版，一九四五年發行淞滬敵后版，江西鉛山出版部也陸續遷往上海，于八月二十四日刊印上海臨時版。如此，《前線日報》江西版與上海臨時版兩份同時刊售。這時編輯部已有俟鉛山同人全部到達后，商議將《前線日報》全部遷滬的出版計劃。九月一日《前線日報》（上海臨時版）正式發布《本報啟事》，介紹此事的來龍去脈。直至十一月十六日，《前線日報》江西版才正式停刊，單出上海版。《前線日報》上海版的運作較江西版而言較為困難，因為在這一時段，它不僅面臨資金短缺，國民政府的言論壓制的外部問題，內部還迎來了編輯人事代換的危機。總編輯宦鄉的辦報方針因與上海當局沖突，辦刊受到掣肘，終于“在一九四六年初拂袖而去，加入了《文匯報》”。[1]而這一階段的副刊編輯同樣撤換：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日的《晨風》副刊刊出文祺的《接編小言》，闡明自己的取稿趣向。文祺認為，好的文章不應作勝利八股，文章如何寫任憑作者自己決定，評價文壇之前產生的“雜文與創作，言志與載道”[2]的爭論之無意義，文章創作是開放的。可見新任編輯的文學主張是比較自由的，一改副刊往日較偏激進的文風。

新編輯帶來了新的作家團隊，傅雷的《熱鍋上的螞蟻》就在這樣的背景下刊登于《晨風》副刊。此外，九月二十日的副刊版面還一道刊登了馬敘倫、周煦良等人的文章：馬敘倫作了古體詩詞《八月十夜聞日本允降》，周煦良貢獻出雜文《午夢》與寓言《蛙的悲哀》。值得注意的是，《前線日報》（上海臨時版）《晨風》副刊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日的這場排稿本身，不止對于編輯來說，它是為刊物自身改頭換面，期待為讀者帶來新的閱讀感受的重要手段；對于撰稿者來說，它同樣是一個不可多得的機遇。因為同在九月，傅雷就已經開始了創辦個人刊物的想法并著手準備，這場《晨風》的亮相，不啻于也是《新語》半月刊同人（傅雷、馬敘倫、周煦良）的提前預演。

一

一九四五，在傅雷的雜文寫作史上，是一個極其關鍵的年份。在此之前，傅雷主要以翻譯為主，撰寫一些文學譯介文章，偶爾也作文學評論文章。一九四五年，傅雷開始創作大量的雜文并達到一個最高峰值。這些文章大部分刊登在《新語》半月刊，向讀者展示出一個與翻譯家傅雷不同的雜文家傅雷形象。

為什么傅雷的創作重心會于一九四五產生如此大的改變？這要從傅雷本身的文學活動說起。一九四四年冬至一九四五年春，傅雷以淪陷時期精神苦悶，曾組織十余友人每半個月集會一次的茶話會，集會以文藝科技為主題，每次談話后必對國內外大局交換情報及意見[3]，周煦良就為傅雷家茶話會的座上賓。這個茶話會不僅反映出特殊時期下知識分子的人文關懷與價值立場，客觀上也為傅雷同人積累了為《新語》供稿的資源，促成了知識分子參與社會的實踐行動。八月，日本戰敗投降，國家百廢待興，對于傅雷他們來說，貢獻自己能量的時機已經來到（《新語》半月刊的發刊詞指明了這一點）。九月，傅雷與周煦良共同商議主編《新語》半月刊，對現實發聲，而發聲的最適宜的文學體裁便是雜文。

《前線日報》（上海臨時版）上的《熱鍋上的螞蟻》在整個傅雷雜文家族中的位置十分特殊。它不僅是現可知的在一九四五年，傅雷開始的第一篇雜文創作；其次，與一九四五年以前的雜文作品（如《我們的工作》《現代青年的煩悶》等）相比，創作風格也明顯不同。從這個角度看，傅雷對于其雜文創作是有明確的主觀選擇的。

現將《熱鍋上的螞蟻》附錄如下，其漫漶不清處以*代替：

熱鍋上的螞蟻

傅雷

這是一幅熟悉的街頭景象：繩子前面，洋車，自由車，笨重的木炭卡車，橫七豎八攪做一堆，男女老幼伸頭探頸的擠著擁著，在肉陣車陣里揀空隙鉆，望前的也有，望后的也有，望前的重新倒回，倒回的重新望前，仿佛這樣沒頭沒腦的來回擠，便可找到出路似的。公事包，小提箱，成捆的卷煙，氣味不尋常的菜籃，全變了累贅惹人厭的東西。有些人始終站在原位上不動，抽著煙，左顧右盼，滿臉的好整以暇，其實心里跟擠擠攘攘的人一樣像熱鍋上的螞蟻：惦記股票的行市這時候是漲還是跌，擔心拋空的條子鋪不進，日子又逢著星期六，頭寸還沒有軋齊……

空蕩蕩的電車一字兒躺在繩子那邊的橫路上。看慣是滿坑滿谷的大動物，一朝僵死，格外顯得難看。都市的動脈暫時硬化了，渺小的個人便感到莫名奇妙的威脅。倘使有坐三輪車的，黑牌汽車的，拿出什么證件隨手一揚繩子一掀，兩旁的車和人便嚇得倒退不迭，趕緊恭送貴人越過封鎖線。那貴人——不論一品二品或從九品——眼睛直望著前面，躊躇滿志的神氣，十足表現了“親善”“提攜”的便宜。

正當大家立得腰酸腿軟，連擁擠也無力的時候，忽然叮鈴鈴一連串的鈴聲，這是小型的“解除警報”。熱鍋上的螞蟻出*了。

可憐！那鈴聲在那些人的耳朵里比如今的花爆聲還可聽。[4]

《前線日報》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日第二版

即便將《熱鍋上的螞蟻》放置在傅雷整體的雜文創作中審視，它依舊是獨一無二的存在。一方面它是傅雷為數不多的將目光聚集到人物身上，而不是規范（《車輛右行與世界潮流》《無照汽車》）、制度（《廢止出版檢查制度》《論警管區制》）與文化形態（《歷史與現實》《所謂人道》《以直報怨》）的討論文章；另一方面頗具魯迅雜文之筆鋒，辛辣諷刺地刻畫出大眾的趨利、冷漠與自私，以及特權階級的偽善、無恥與傲慢，以速寫的形式勾勒出一幅街頭行狀圖。

這篇文章并非是傅雷的一時興起之作。《熱鍋上的螞蟻》主題之一便是探討中國人的精神。而這個問題早在一九四五年之前，傅雷就已經有所關注與表述。在一九三三的雜文《現代青年的苦悶》中，就曾提到中國人的精神是麻痹的；一九三四年《致羅曼羅蘭》的信對此有了更加詳盡的論述：

今日之民眾，既不能效法尊奉孔老之先輩，于危險之激情預加防范，亦不能如歐洲狂熱之基督徒，一旦擺脫羈絆，還我以更偉大、更完善、更純潔之面目。顧精神平穩由之失卻，非溺于激情而懵懵懂懂，即陷于麻痹而無所作為。

自三十年代起，傅雷就反復用麻痹一詞來形容中國人的精神，其態度可見一斑。《熱鍋上的螞蟻》顯著的特點之一，便是將其此抽象的思考予以具象化的表達出來，延續了傅雷三十年代的現實思考。他采用印象式的速寫將觀察鏡面放大至大眾身上，人物的麻木與渺小一以貫之。但十年的沉潛經歷，面對不斷變化的現實語境，筆觸雖變得隱晦深邃，但態度依然不褪往昔風采，一目了然。

二

對《熱鍋上的螞蟻》，傅雷采取了一種隱喻化的敘述方式，并透露出深切的焦灼感。這種焦灼感除了來源于文本最表層的閱讀感受——漫無目的的群眾擠攘著尋找無出路的現實，雖也在不停地行動但力量依舊弱小得可憐；還有對人們只著眼于眼前的蠅營狗茍，卻漠視真正威脅生存的危險的現實無奈。并且，這種危險還是雙重的存在。

其一，警報聲中，人與人之間格外顯眼的身份懸殊所帶來的生存沖突。文末“貴人”的兩三著墨并非是無意的。三輪車、黑牌汽車、證件等一系列物象的選擇暗喻出人物的階層差距，甚至更為集中到官員身份的指認。隨后一品二品的品級分類更是加強了這一判斷，將對象從不知名的“眾”轉移到某一類特殊身份的“類”。傅雷聚焦的身份描寫，不僅暗諷了警報聲中格外顯眼的身份懸殊所帶來的生存沖突，在解除警報后又復歸平靜的滑稽，顯然大眾對威脅自己生存的真正危險“鈴聲”并未有所警醒。普通人只著眼于眼前的擠攘推阻，著眼于看得見的危險，慶幸于解除警報，充滿劫后生還的愉悅。但傅雷卻指出了更大的危險卻被人所忽視，他將這種危險具象化的呈現在讀者面前：面對同樣的危險警報，有權有勢者能帶著躊躇滿志的神氣先行一步，而無助的大眾只能在望前望后中推攘競爭，爭先恐后的找出路。顯然，真正的戰爭遠遠未曾結束。至此才能明白，為什么日本投降后的一個月，與同期馬敘倫所登的帶有喜悅之情的《八月十夜聞日本允降》不同，傅雷拋出的，卻仍是一幅戰爭時期街頭的大眾速寫，一個充滿著憂慮、無奈與諷刺的雜文作品。不可否認，傅雷對時局是敏感的，他企圖以具象化的方式使讀者意識到這種危機的悄然迫近。但是也正如他文中所描繪的，解除警報后所有人是滿足與歡愉，他們仍然沉浸在短暫的勝利氛圍（抗戰勝利）之中，這與傅雷的期望恰恰是相反的。

其二，在對街頭匆忙的一瞥中，傅雷抓住了人對于自我生存的漠視。

首先，戰爭剝奪了人對自我存在感的指認，人行走于虛空中，唯一可以激發起人存在感知的，并不來源于內在的生命體驗反而是現實生活的物質。傅雷將人動物符號化的表現方式——人是熱鍋上的螞蟻，是滿坑滿谷的動物——是熙熙攘攘，沒頭沒腦的來回擠的行動客體，人已變為非人。戰爭中，人的麻木與盲目被放大，頗像胡風所說“蚊子似地生活著，糊糊涂涂地生殖，亂七八糟地死亡”[i]的生存狀態。這很容易使人想起蕭紅的《生死場》與魯迅筆下無聲的中國，但是卻又大不相同。《生死場》中畢竟還存有生命的強力，即魯迅所說對生的堅強的追求，面對生的拼死一搏；魯迅筆下的中國雖然無聲，但卻總有發聲者的存在，雖然有失敗的悲哀。但《熱鍋上的螞蟻》與其相比，一切都煙消云散了：生的強力沒有了，原始的動物本能也消亡了，只如行尸走肉一般；有聲者沒有出場，或許隱匿在人群中，總之未可視。可視的只有菜籃、卷煙、小提箱、公事包這種生活化的東西，人被生活消磨了。更為可怕的是，這“東西”還能激發起“累贅惹人厭”[ii]的感覺。這也是在逃向封鎖線整個推攘的過程中，人表現出的唯一感覺。與之相對比，戰爭卻無法激發起人任何情緒化的表現，無所謂恐懼，只有行動本身，甚至在逃亡的過程中，有的人還有心思想著股票的行情。在傅雷的筆下，對人已為數不多的有情感波動的情境，“所害怕的不是死亡，而是不堪忍受的生活”[5]。

其次，當死亡成為一種日常生活狀態時，逃避死亡也不再具有了情感的波動，反而是解除警報鈴聲響起的一瞬，熱鍋上的螞蟻才重生為人，有了人的激情體驗。雖都寫到大眾精神死亡的存在狀態，魯迅的大眾面對的是啟蒙者死亡的無所感，而對自身價值的麻痹存在無所感；而傅雷表現出的是戰爭情境下，人對于自己精神的戕害，而不是受文化影響的“他殺”。正如日后傅雷自己所說：

這種人生觀是戰爭最大罪惡之一。它使人不但失去了人性，抑且失去了獸性。因為最兇惡的野獸也只限于滿足本能。他們的胃納始終是兇殘的調節器。赤裸裸的本能，我們說是可怕的；本能滅絕卻沒有言語可以形容。本能滅絕的人是什么東西，簡直無法想象。[6]

三

《傅雷全集》《傅雷文集》中現存有的一九四五年寫作的雜文創作，與《熱鍋上的螞蟻》相似的行文風格未見第二篇。傅雷“一九四五年十月至次年五月，分別以‘疾風’‘迅雨’‘移山’‘風’‘雷’等筆名，為《新語》寫文藝政論文章十六篇，翻譯政論二篇；為《周報》寫政論二篇；為《民主》寫書評一篇；為《文匯報》寫政論二篇”。[7]《熱鍋上的螞蟻》的寫作風格的確別具一格，傅雷的主要精力集中于政論雜文創作。要解開如此“厚此薄彼”的行文之謎，便不得不考慮三方面因素：

其一，發表的陣地已有所不同。《前線日報》上海臨時版處于在上海立足的初創階段，受各方面限制較多。傅雷的政論雜文即便欲有所言，也需隱晦行筆。所以，《熱鍋上的螞蟻》，看似是承接了五四的國民劣根性的批判主題，其實另有所指，即重在表現戰爭形態下面對死亡的個體精神的變化悲劇，與五四的傳統文化麻木的精神悲劇內核已迥然不同，形成的是一個言在此而意在彼的雙重敘述空間。與其說是傅雷選擇了《熱鍋上的螞蟻》的浮光掠影式的、帶有朦朧感的留白敘述，不如說是這種敘述方式向傅雷遞出了必要的邀約。到了《新語》半月刊，因為是自己主編的刊物，所以話語的表述相對直接自由。

其二，這與傅雷自身的思想軌跡有所關聯。首先，《新語》半月刊的《發刊旨趣》能提供一些與《熱鍋上的螞蟻》寫作距離最近的思想線索，從中可以窺見傅雷的思想動態，為寫作風格的變化提供一些解釋。《發刊旨趣》如是說：

暴風雨過去了，瘡痍滿目的世界亟待善后，光復的河山等著建設。飽經憂思之余，我們謹以這本小小的刊物獻給復興的隊伍。

自身的力量雖然微弱，但八年來我們認識了不少幽潛韜晦的同志，始終不懈地在艱難困苦中努力于本位工作。編者謹以本刊的園地，請他們把常年窮搜冥索的結果，陸續公諸社會，也許對建國大業不無裨益。

凡對本刊不吝指導、批評、扶掖的人士，我們預致深切的謝意。[8]

可見，抗戰勝利，國家百廢待興的現狀喚起了知識分子的參與意識與擔當感，不難理解傅雷與周煦良合編《新語》的原因，他們要做的，是對現實發聲，提供自己的想法與意見。如此一來，《熱鍋上的螞蟻》的寫作模式與之相比便顯其短：暴露有余卻建議不足。讀者對比傅雷刊登在《新語》半月刊上的文章，會發現大部分是政論雜文，或更準確的說，是政論雜評。這與《熱鍋上的螞蟻》帶有文學性的雜文創作顯然致力于兩種不同的服務目標。這些文章直面現實，針砭時弊，大膽發聲，如《吾國過去教育之檢討》談教育工作的反思；《上海雜志界的惡性膨脹》剖析現有出版界的狀況，對出版界的雜亂提出自己的意見；《所謂人道》《以直報怨》《“日本應與德國受同等懲處”》等文章皆對戰后與日本方面相關的交接善后工作問題直言不諱，還有涉及到郵政、交通、學術、警管工作等方面存在的問題寫有《郵政與鐵道加價》《車輛右行與世界潮流》《學術無偽，學生無偽》《論警管區制》等文章，傅雷確實盡到了身為知識分子對具體公共事務進行監督、參與、諫言的責任，發揮了雜文應有的戰斗力。

其三，與傅雷自身的文學審美理想有潛在的聯系。傅雷早年留學法國，譯介過《現代法國文藝思潮》，回國后寫了《世界文藝情報（七則）》，對流行的國外的文藝（理論）狀況有一定的了解與評判。但傅雷較為青睞的卻不是現代主義創作的手法與技巧的運用，而是技巧背后，“作家對現實之認識”[9]。在那篇著名的《論張愛玲的小說》中，傅雷雖贊揚了張愛玲現代小說技巧的圓熟，但更為注重的是小說的內在核心，對人本身的觀察。他指出“技巧對張女士是最危險的誘惑。無論哪一部門的藝術家，等到技巧成熟過度，成了格式，就不免要重復他自己。……文學遺產的技藝過于清楚，是作者的另一危機”。[10]這兩個方面的認識不僅適用于張愛玲，同樣也是傅雷對自身寫作的警惕。對《熱鍋上的螞蟻》來說，它的風格很難不讓人聯系到魯迅風式的雜文，這一文學遺產過于清楚（哪怕僅僅存在相似），對傅雷來說也是危險的。所以它的轉向也在情理之中。

如此，傅雷《熱鍋上的螞蟻》的獨樹一幟不僅對于作家個人來說，是對文學道路選擇的標識，同時，它作為一個文學事件，成為觀察抗戰勝利后中國知識分子思想現狀的鏡像，為后來者提供思想認識的視角與窗口。不僅對一九四五年現實取景形成了自我體認的言說空間，有所體悟與感懷；對現代的讀者來說，也是一個隨時間推移的、無限生發意義的、動態的闡釋空間，使后來者不斷對歷史進行追憶與思辨。

注釋：

[1] 羅時平：《宦鄉與<前線日報>》，《文史雜志》1992年第5期。

[2] 文祺：《接編小言》，《前線日報》（上海臨時版）1945年9月20日第2版。

[3] 傅雷：《傅雷自述》，《傅雷文集：傅雷談文學》，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2010年，第8頁。

[4] 7傅雷：《熱鍋上的螞蟻》，《前線日報》（上海臨時版）1945年9月20日第2版。

[5] 傅雷：《致羅曼羅蘭》，《傅雷全集》（第20卷），遼寧：遼寧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9頁。

[6] 聶紺弩：《蕭紅選集·序》，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第4頁。

[7] 9 傅雷：《<勇士們>讀后感》，《新語》半月刊1945年第3期。

[8]傅敏：《傅雷百年年譜（一九〇八-二〇〇八）》，《傅雷的人生境界——傅雷誕辰百年紀念總集》，上海：中西書局。2011年，第316頁。

[9] 傅雷：《發刊旨趣》，《新語》半月刊1945年第1期。

[10] 傅雷：《讀劇隨感》，《萬象》1943年10月號。

[11]傅雷：《論張愛玲的小說》，《萬象》1944年5月號。

（作者系南京大學中國新文學研究中心博士生，研究方向為中國現代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