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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情游”算得上是李白貢獻給后世的一種高級情感體驗。寫下《月下獨酌》時，李白在長安。詩人在朝中擔任翰林待詔，世人皆以為這是他孜孜以求的人生高光時刻，然而，這首詩卻向我們傳遞出了這樣一個信息：他并不快樂。李白寫酒的詩太多了，且大多充滿了喜感和酣態，卻很少有這樣的情景：沒有呼朋喚友、酒氣熏天的熱鬧場面，只有月、影、人之間的相互顧盼和憐惜，清寂卻并不冷清，歌舞相伴卻遺世獨立。總之，這不太符合我們心目中所熟悉的那位詩人形象。然而，當我們轉念去思想李白的這一生，又不難發現，他熱鬧風光的生活表象下其實始終懷揣著一顆孤獨之心。李白一生并沒有多少真正精神意義上的朋友，詩人同道中也只有賀知章、孟浩然等為數不多的幾位，盡管曾與杜甫有過交游的經歷，杜甫也多有深情款款的詩作呈獻于他，但后者在其心中的分量似乎并不太重。倒是司馬承禎、丹丘生等道友是李白十分看重的，沾溉道流，接受道箓，尋仙訪道，在李白漫長又曲折的人生線路中，這無疑是一條引人注目的主線，何況他惟一一次側身朝堂的經歷也與他深厚的道緣有關。除此之外，在李白留下的詩篇里，還有一些面孔模糊如汪倫似的人物，這些來自民間和底層的江湖情誼，幾乎貫穿了詩人的整個寫作生涯。從這個意義來看，李白并非薄情寡義之人，而是他狂放高蹈的性情使然，永遠不會被現實生活所羈絆，哪怕行于窮途，也秉持著江湖兒女江湖見的爽朗性格。在觥籌交錯的人生現場，李白的孤獨或李白似的孤獨感，只是若干詩人情感面向的一個縮影，我們能夠接受那位“高歌取醉欲自慰，起舞落日爭光輝”的酒仙，也就能夠接受“醒時同交歡，醉后各分散”的伶仃人。

英國漢學家亞瑟·威利曾長期致力于東方文學尤其是中國詩學的研究，他曾在《中國詩歌譯集》序中不無欽羨地指出，當西方的詩人們還在全神貫注地沉溺于愛情書寫時，愛情作為文學主題的重要性，在中國詩歌里已經悄然遜位于友誼了。應該說，這樣的發現還是極具慧眼的。翻開中國古代文學史，從《詩經》到漢魏樂府詩，從兩情相悅到生死契闊，我們看到，無論漢語詩歌語言在發生和經歷著怎樣的變化，但詩歌的主題仍然一直聚焦于對愛情的書寫和刻錄上，男女之情在這一時期被推崇到了至高的位置：“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如調饑。遵彼汝墳，伐其條肄。既見君子，不我遐棄。”（《國風·周南·汝墳》）“愿言追昔愛，情款感四時。美人在云端，天路隔無期。”（《蘭若生春陽》）那種愛而不得、得而復失的情感體驗，那種豐富、深沉又專注的情感內蘊，占據了古詩里極大的篇幅。這種濃墨重彩的書寫局面的形成，至少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亂世飄蓬的生存環境，造成了陰陽兩隔的情感形態；二是天荒地老的生活現場，造就出了亙古亙今的情感面貌。這兩種看似相向而行的情感狀態，都能夠激發和催生出至清至澈的情感高峰體驗。因此，許多人都持有這樣的觀念：最好的詩都是情詩。我們甚至可以據此進一步推論，最早的詩歌書寫者都是以情人的心態，在探觸和揣摩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而正是這種近乎“無邪”的書寫心態，確保了人類原始情感的純粹、真摯和內在穩定性。

然而，我們同時也應該看到，即便是在愛情主題相對集中的這一時期，仍然有大量的文人把目光和筆墨投注在了對現實生活，以及個人內心世界的深層發掘上，他們的書寫構成了這一時期文人整體精神的覺醒力量。愛情主題由此逐漸轉向為寫作者對時光、生命、友情等主題的探究，“人生天地間”或“人生忽如寄”之類的感喟，取代了“以膠投漆中”或“同袍與我違”之類的吁求。其實，這也是漢語詩歌精神內部的一次大規模擴容。詩人文士們在蒼茫的時空里探尋著生命的意義，感受著自我的存在，同時也在不斷地感應、接收著來自于茫茫時空中的情感波段，以期尋找到同氣相求的聲音：“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詩經·小雅·伐木》）這聲音，就是友誼之聲。

在詩歌寫作尚未被納為文人仕士們求取功名的必備條件的時代，詩歌的功用大多在于培育和馴化世道人心，它或許有助于提升個人的社會影響力，但這種影響仍然局限在圈子內部，是一個人才華和學識的象征，體現著個人的性情和涵養。詩人們之間的友誼往往是從投贈一首詩開始的，之后才有了交游和唱和。這種風氣從來不曾間斷過，如果說早期還具有某種私密性，只是個人情感的外化手段，那么，后來就慢慢演化成了文學傳統的一部分，甚至因其更能體現創作者的真實內心，而成為后世檢索詩人情感世界的可靠文本。

唐人孟浩然算得上是一位非常典型的唱和詩人，從廣義上來看，他一生都在寫應景和酬和詩。在孟浩然流傳后世的200多首詩篇里，有一首是投贈給張九齡的《望洞庭湖贈張丞相》：“八月湖水平，涵虛混太清。氣蒸云夢澤，波撼岳陽城。欲濟無舟楫，端居恥圣明。坐觀垂釣者，徒有羨魚情。”在我看來，這首詩可以視為我們解鎖孟浩然平生心路歷程的一把鑰匙。與很多年輕時代就發愿入仕的詩人不同，孟浩然因家境富庶，無生計之憂，一直捱到了將近四十歲，才萌生出科考的念想，而他之所以會產生這樣的念頭，很有可能是受到了外界朋友的蠱惑：既然大家都認為他才華出眾，既然他的好友們都位列朝堂了，自己為何不去試一試呢？于是，公元728年，孟浩然也欣然踏上了科舉之途，信心滿滿，卻不料落第了。此事無疑是對他那顆驕傲之心的一次重擊。在長安盤桓、干求了一年多后，憤而離京：“只應守索寞，還掩故園扉。”（《留別王侍御維》）事實上，倘若我們在了解了孟浩然的性情和科考動機后，就不難看出，能否入仕對他來講其實并不重要，而且他也沒有真正具備報國濟世之心。閑散，好玩，能有更多的機會和朋友們在一起宴樂，這對孟浩然來講才是重要的人生大事。在唐代的所有詩人中，孟浩然可能是最受朋友歡迎的一位詩人。我相信，當李白吟哦出“我愛孟夫子”時，一定是發乎真情，否則他不會專程去襄陽尋訪這位隱逸的同道；同樣，我也相信如下詩句出自于王維真心的贊美：“吾憐孟浩然，短褐即長夜。賦詩何必多，往往凌鮑謝。”在王維的心目中，整個當世朝野或許只有他筆下的這位性情舒朗自如的詩人，才是自己的知音。不然的話，他何必要把孟浩然的畫像繪在刺史亭里呢？能收獲到李白、王維這些當朝大詩人的情誼，對于時運不濟的孟浩然來說，其實已是命運的額外獎賞，而至于能不能出相入將，在他心目中根本沒有那么重要了。公元740年，被朝廷貶往嶺南的王昌齡遇赦北歸，途經襄陽，專門來鹿門找孟浩然游玩，兩人見面心中歡喜，日日飲酒歡宴。孟浩然當時背部患了癰疽毒瘡，但還是陪著吃了不少他喜愛的漢水“查頭鳊”，結果舊疾復發，病逝于澗南園內。王昌齡強忍悲傷，一路西行至巴陵，意外碰見了同為孟浩然好友的李白，談及此事，不禁唏噓不已，作詩《巴陵送李十二》。同年，王維以殿中侍御史身份主持南選，路過襄陽，寫下了《哭孟浩然》：“故人不可見，漢水日東流。借問襄陽老，江山空蔡州。”這是詩人之間神秘又淺淡的情誼，筆墨簡省，云淡風輕，卻飽含了綿綿不絕的悲情。

無論在哪一個世代，在茫茫人海之中，詩人都是少數人，但他們的責任和義務又必須是傳達出多數人共有的情感，通過個人對生活最獨特鮮活的體驗和發現，來探觸人世間最普遍、容載量最大的公共情感生活。從根本上來講，詩人的限度和詩歌的難度均在于此。詩人無疑是以自我形象存留在世人記憶庫中的，但這種形象的塑造并非由某一位詩人來獨立完成，它往往有賴于眾多詩人的合力建構。因此，當我們回顧過往文學史時，才會有所謂魏晉、初唐、開元、元和，乃至元豐等所謂代際詩人的劃分。這種依托于歷史斷代的截面分類法，固然具有一定的時效和代表性，但仍然會犧牲彌散在詩學內部的諸多個性面貌——恰恰是這樣的差異性，才是詩歌的活力所在。浩瀚文牘，我們之所以津津樂道于詩，愿意把詩歌從無數典籍中抽離出來，形成一條勾勒中華文明的金線，在某種程度上，是因為我們更看重詩人面貌的豐富性，以及由這種豐富性所衍生出來的各種歧義與可能。也許在部分人眼中，詩歌只是生活的附屬品或附帶產物，但在另外一些人心目中，詩歌卻是生活的目的和本身。也就是說，通過詩歌和詩人對待詩歌的不同態度，我們可以觸及到漢語語言對民族性格的塑造。每一位詩人對詩歌的不同理解，會造就出不同的詩歌品質，和全然相悖的詩人情貌。無論是“文人相輕”，還是“文人相親”，都能夠通過詩人的思想路徑，在人世間找到各種各樣的呼應關系。而最高的呼應，還是應該回到對詩歌本身的忠誠度這一層面上來，譬如韓愈與李賀，這對差不多隔代相親的詩人，憑借他們各自對詩歌的忠誠度，從漢語語言內部發掘出了“嘔心瀝血”的文學品質，也達成了某種為后世廣泛接受的文學友誼。

《舊唐書·元稹傳》記載：“（元稹）既以俊爽不容于朝，流放荊蠻者近十年。俄而白居易亦貶江州司馬，元稹量移通州司馬。雖通、江懸邈，而二人來往贈答，凡所為詩，有自三十、五十韻乃至百韻者。江南人士，傳道諷誦，流聞闕下，里巷相傳，為之紙貴。觀其流離放逐之意，靡不凄婉。”而在《舊唐書·白居易傳》也有類似的記載：“時元稹在通州，篇詠贈答往來，不以數千里為遠。”這兩則文獻記錄了唐元和一代詩人里元、白二人，令后世瞠目結舌的情誼。發生在元稹與白居易之間的唱和，最終將詩人之間的友誼推送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以至于南宋詩人楊萬里在《讀元白長慶二集詩》中這樣寫道：“讀遍元詩與白詩，一生少傅重微之。再三不曉渠何意，半是交情半是私。”究竟是詩歌成全了友誼，還是友誼觸發了詩情，我們就不得而知了。我們只知道，所有的詩人都是對孤獨有著深刻體驗的人，而詩歌應該是詩人舉在手中的火把，除了能驅趕曠野里的黑暗，還能在黑暗中發現另外的同行者。“君埋泉下泥銷骨，我寄人間雪滿頭。”（白居易《夢微之》）這應該是一支火把熄滅之后，另一支火把的喃喃自語。

（作者系武漢市文聯專業作家、《漢詩》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