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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科技的飛速發展，科技成為人類探索與改造世界、解決當下困境與規劃未來發展的全球性議題。1988年，第十屆國際人道主義和倫理學會世界大會通過的《相互依存宣言：一種新的全球倫理學》（The Declaration of Interdependence: A New Global Ethics）指出：“我們的地球是相互依存的民族-國家構成的，無論在這個星球的某一部分發生什么，都會影響到其余的部分……我們每一個人對于世界共同體都有高度的責任。”[1]2012年，黨的十八大明確提出倡導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也愈來愈被世界多數國家所接受。但由科技發展引發的連鎖效應，必然會對現存人類社會體系和固有思維方式造成挑戰。

科幻小說作為一個兼具科普性與文學性的文學門類，在內容和形式上都有其獨特的范式；科幻小說家既要對當下及未來技術的發展有預見性，同時也肩負著傳遞科學信仰、固守道德倫理價值的使命。科幻小說是科學未來與現實生活的錨點，許多科學設想都率先在科幻小說中提出，許多質疑和沖突也在科幻小說里爆發，科學的成果在實驗室里收獲，但假想的驗證卻可以在科幻世界中發生。恰如有學者所指出：“科幻小說總是在現實社會之外，建立一個或數個虛擬空間。虛擬空間是現實社會的參照對象，總是扮演著現實社會的指引者或者對抗者。”[2]在劉慈欣、韓松、王晉康等科幻小說家不遺余力的推動下，當下中國科幻小說憑借宏大的視野和細膩的人文反思，在文壇可謂異軍突起。當劉慈欣《三體》蜚聲海內外后，中國科幻也打破了大眾對它的刻板印象，掀起了一股科幻小說創作與研究的小熱潮。

1993年出道的王晉康，憑借自身的科學素養和創作熱情，在其漫長的創作生涯中推出了《逃出母宇宙》《天父地母》和《時間之河》等佳作并多次榮獲銀河獎，七十高齡依舊筆耕不輟。在其“新人類四部曲”《類人》《豹人》《癌人》《海豚人》中，面對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困境，科學家們選擇用基因編輯手段對個體和人類種群的未來加以干預，無論是利用特殊細胞還是在人類遺傳信息中加入其他物種的片段，小說中這些科學家們都扮演了上帝的角色來操控人類的命運。而現實中，2020年諾貝爾化學獎頒給了埃馬紐埃爾·卡彭蒂耶（Emmanuelle Charpentier）和詹妮弗·A.杜德納（Jennifer A. Doudna），也是因她們開發了一種基因編輯的方法：通過一種“剪刀”（Cas蛋白質）來刪除病毒基因，留下良性基因，并通過將病毒基因的一小段帶回CRISPR（短回文重復序列）資料庫，從而在面臨相同病毒的再次侵襲時能夠進行快速匹配和消滅。在當下，基因編輯早已超過了外源物質隨機插入宿主基因的初級階段，能夠完成對定點識別編輯。這是否也驗證了科學和科幻文學的互文？當基因編輯的人體應用在現實中備受爭論時，科幻文學早已在另一個空間完成了對假設的應用和驗證。作為中國基因主題科幻創作的第一人，王晉康在關注科技介入人類基因工程的理論性和可行性時，也將其中的倫理問題和情感抉擇納入其中，從而在嚴肅的科技討論外添加了一抹人性的變量，形成更具張力的藝術魅力。

一、科技干預與人類生存困境

歸根結底，科技是為人類服務的，而人類文明想要延續，首要解決的就是生存問題。在浩瀚的宇宙中，地球是人類已知的唯一能夠孕育自然生命的搖籃，也正是這種唯一性賦予了人類恐懼未知和渴望探索的矛盾特性。正如羅伯特·斯科爾斯（Robert Scholes）所說：“傳奇世界和經驗世界之間的嚴重脫位表現在不同方面，最明顯的一種方式，是人們為了增加敘述規則的力量而置自然規律于不顧，這其實是人們以表達愿望和恐懼的形式所體現出的人類心靈的映射。”[3]地外威脅和天文災變是當下最有可能在一夕間毀滅地球的因素。作為地球的主宰，人類掌握了萬物的生殺大權，無論是微小如螞蟻還是強壯如黑猩猩，它們看似森嚴牢固的生存體系在人類的介入下都不堪一擊。那么，當高等智慧發現人類文明時，是否會復現劉慈欣“黑暗森林法則”中提到的情況：一旦某個文明被發現，就必然遭到其他文明的打擊呢？

王晉康的《海豚人》《類人》也提到了類似的高等智慧，這些力量是相對中立和友善的，但人類對其態度卻相當復雜。在《海豚人》中，這些地外智慧對人類文明中的高等動物進行智力提升，并消除邪惡力量、維護宇宙平衡。在《類人》中，作者用蜜蜂和養蜂人來類比人類對“神”（更高智慧生命）的感知。司馬林達說：“老張你就是高踞于蜜蜂社會之上的神，你干涉了蜜蜂的生活。比如：你帶它們坐上汽車到處追逐蜜源，你剝奪了它們很大一部分勞動成果供人享用，你幫它們分群繁殖，建造新蜂巢等等。但蜜蜂們能感覺到這種‘神的干涉’嗎？”[4]102小說中的超智慧體以電子信息的形態存在于網絡中，唯一的生存目的在于思考和探索，并向人類提供所需要的低級服務；而人類受困于智力閾值的“管道”內，如蜜蜂一般難以覺察到上級智慧的存在，只能將“干預”現象歸結為神跡、命運或巧合，縱使心有不甘也只能做出如“蜜蜂糟踐養蜂人補充的外來蜂蜜”一般的“孩子氣的放縱”。

《類人》中低級智慧能夠察覺高級智慧的唯一途徑在于高級智慧的主動顯現。已經融入超智慧體的司馬林達通過電力線進入斷網的電腦，向宇何劍鳴和齊洪德剛表明身份。但王晉康一個有意思的設定在于，超智力體這個高于人類的智慧存在本身，是由人類創造并且寄居在人類社會中的：“有沒有比人類更高級的智力呢？有，就是電腦。單個電腦是無意識的，只能執行人的命令，單個電腦就相當于人腦的單個神經元。但只要達到某一臨界數量，就會自動產生‘我識’，產生超智力。而且，由于它們沒有人類大腦的種種限制，最終將會超過人類智力，這點毫無疑問。”[4]167因此，超智力體是一種群體智慧，它和人類的關系并不簡單地雷同于養蜂人和蜜蜂（養蜂人不由蜜蜂創造），而是構成了一種循環——人類創造網絡智慧，網絡智慧干預人類發展。王晉康同時還設計了另一要點:“養蜂人的諭旨：不要喚醒蜜蜂”[4]57。因為司馬林達對人類社會的直接干預在于，他對超智慧體融入得并不徹底，真正的超智慧體不會主動激發人類對他的察覺。知曉了自己的命運掌控在超智力體手中的人類（即這群被喚醒的蜜蜂），在解決了自己同智慧體的內部矛盾后會如何看待超智慧體？是反抗還是妥協？或許又要回到不同智慧與文明的角逐問題當中。顯然，如果以自由為準繩，即使再友善的高等智慧，當其介入人類生活時，也會讓人類心理產生微妙的變化。

相較于人類對高等智慧生命的幻想，天文災變對人類生存的威脅則更為現實。王晉康在《海豚人》中就描述了這樣一種天文災變的恐懼：“近距離超新星爆發。宇宙射線暴和紫外線暴。地磁場消失，電離層消失。臭氧層消失。超劑量輻射，地面上的所有人和動物將在幾天內死亡。”[5]90自恃強大的人類在廣袤的宇宙面前微不足道，一個小小星球的爆炸就能毀滅人類千年來的文明。在這樣的全球性災難下，任何地面上的物種都難逃一死，如何將人類基因、文明和歷史加以傳承就成了幸存者的當務之急。《海豚人》中，那些在輻射爆發時藏匿于幾百米深的巖下和水下的幸存者們，難以憑借自己的努力去維持人類種族的繁衍，于是改革者拉姆斯菲爾和覃良笛開始在南太平洋的群島上對人類的基因進行改良，他們通過人工授精和基因嵌入術讓人類后代的身體長出青蛙的腳膜，從而適應海里生活。實際上，覃良笛比拉姆斯菲爾走得更遠，突破了種族的限制，將人類智慧傳遞給海豚，讓人類文明在海豚人中繼續延續。《海豚人》中提出的假設給了人類在面對天文災變后保存文明的一種生存可能，但同時也引發一個思考：當其他物種或生命形式繼承了人類的智慧時，他們的存在形式能否代表人類文明的延續？

二、科技干預與人類發展困境

除了人類必須直面的生存困境，地球本身在為人類提供資源的同時也限制著人類未來的發展。人類拓展和改造世界的想法是不會停止的，這其中有人類作為一個物種渴望擁有更多繁衍機會的生物本能，也有人類作為地球上唯一智慧生命渴望征服更多領域的心理因素。從荒漠到極地、從地殼到宇宙，人類在不懈努力下一次次突破空間極限，但有些問題只能求助于科技手段進行干預。首先是資源困境。人類作為食物鏈的頂層獵食者和生物圈的支配者，通過開采礦產資源、圈養其他生物等途徑來滿足自己生產建設的需求，但目前唯一的“生命搖籃”——地球的資源是有限的。為了文明的發展，人類必須通過科技進一步對自然進行開發并竭力尋找更多替代性能源，但人類的發展速度終究和資源的儲備量成反比，不加限制地發展必然讓地球資源走向枯竭。

如何在文明發展和生態保護中取得平衡，《海豚人》給出了一種可能：尊重本能、順從自然。在被覃良笛冷凍之前，拉姆斯菲爾是一艘核潛艇的艦長，也是人類力量的強力體現——拉姆斯菲爾一聲令下，幾千萬人口的城市瞬間就會灰飛煙滅。沉睡百年的拉姆斯菲爾從本質上來講并沒有改變對人類的智慧與武力支配的沉醉，甚至為了確保海人的統治地位而意圖密謀推翻海豚人的統治，但當拉姆斯菲爾失去至親獨自面對“窩格羅”時，他終于明白，不管是高級智慧還是低級智慧，盲目追求發展只會給文明染上污點：“文明和科技向上發展時，有些丑惡是避免不了的，連窩格羅也做不到這一點。歷史走了幾千萬年，只是把兩個猿類王者的互相殘殺放大成兩個宇宙級文明的互相殘殺。僅此而已。”[5]259通過和窩格羅的對話，拉姆斯菲爾洞見了漫長的歷史和宇宙各種族的誕生和湮滅，也理解了海豚人為何能夠拒絕無限智慧和力量的誘惑，保持和平、原始生活的選擇。

海豚人憑借智慧馴服了生物天敵——虎鯨，但并沒有限制虎鯨對海豚及其他生物的自然捕食，嚴格恪守生物圈的秩序。針對特殊情況，海豚人的創造者覃良笛還發明了“圣禁令”：“‘圣禁令’是對海洋所有生靈頒布的。你知道，海豚人已經建立了在海洋中的絕對權威，但平時他們并不禁止虎鯨、鯊魚等對海豚人的捕食，不干涉它們的‘天賜之權’，但只要頒布了‘圣禁令’，那么在禁令所限的區域內和時段內，就不允許對海豚人的侵犯了。這種‘圣禁令’是十分權威的，但使用很謹慎……”[5]123同樣具備人類智慧的海人和海豚人，前者更多地繼承了人類的外貌，但也無法跳脫出人類貪婪、復雜的劣根性；后者雖然保持著海豚的樣貌，卻選擇謹慎地處理智慧和力量，從而真正實現了對技術的合理運用，進而保障種族的可持續發展。

另一個發展困境是人類的生理局限。無論是人類的體能、智力還是壽命都有著物種發展的上限，當人類想要去突破這些先天的局限時，就必須借助其他手段來改變自己的基因。在傳統觀念中，基因和遺傳是上帝的密碼，人類憑借科學技術找到了這個密碼，是否意味著人類可以跳出種族的壁壘與基因的缺陷，將自己改造成一種“超人”？在“新人類”四部曲中，王晉康設想了基因技術對人類生存發展的影響。《癌人》中由癌細胞培育克隆出的“癌人”，擁有強大的修復力與生命力；《類人》中由無生命物質組成的“類人”，擁有和人類相同的外貌和智力；《豹人》與《海豚人》中，將動物基因與人類基因編輯重組的“豹人”和“海豚人”，則分別擁有著超強的力量與智慧。但這些技術在帶來變革的同時也引人深思。《豹人》中擁有非洲獵豹基因的謝豹飛，成為田徑場上的天選之子，田聯主席的贊美表達人類對“超級飛人”的驚嘆：“不少專家論證過百米跑的生理極限，有人說是9.6秒，有人說是9.5秒。沒有人料到，21世紀才過了十幾年，這個紀錄就大幅度地提高到9.39秒！從此我再也不相信專家和權威的斷言了！”[6]64

在制定了最科學的訓練方案，配備了最先進的運動裝備后，人類的田徑成績依然被生理局限所制約。所以，當一個一舉打破世界紀錄的田徑選手出現時，他的成功不僅僅屬于他個人，也屬于全人類：“對于鮑菲·謝而言，這只是短短的100米；但對于人類來說，卻跨越了幾個世紀。”[6]63基因嵌入術對于體育競技水平的提升是毋庸置疑的，但貿然改變人類的基因編碼并非沒有風險。“豹人”在擁有體力和速度的同時，兇殘與嗜血也附著于他的本能中，月圓之夜，謝豹飛無法抑制本能，失控咬死了自己的未婚妻田歌，一樁佳偶天成的喜劇變成了一個謀殺與復仇的悲劇。“世上萬事萬物都處于微妙的平衡中，人雖然沒有獵豹跑得快，沒有大猩猩孔武有力，但人的體態實際是在人的環境條件下所能達到的最好平衡。如果一味增強某一方面，比如增強奔跑能力，這條路會終結于何處？最終只有把人變成獵豹！”[6]149最后的法庭審判，律師這番話也引發了人類對科技的反思，人類利用基因嵌入技術想要吸收其他物種的優勢、彌補能力上的短板，但恰恰是這些DNA遺傳上的細微差異決定了人與動物之間的差異，也決定了人性與獸性的不同：“因為這些靈魂或本能是同物質結構密不可分的。不可能把人性或獸性與它們賴以存在的基因剝離，就如同你不能把‘鋒利’與刀刃分開。”[6]203

小說《癌人》和《類人》也從不同角度對基因改造進行了反思。《癌人》中由癌細胞克隆出來的小女孩海拉擁有身體修復的能力，器官商人們就試圖培育出和海拉相同的“癌人”成為供體，源源不斷地為有需求的人類提供器官。由于癌細胞瘋狂增殖的特性，海拉受傷的胳膊持續復原增長，必須定期去醫院截斷，在海拉遵循人類繁衍的過程成功懷孕后，癌細胞借助胚胎細胞的擴散最終摧毀了海拉，人類想要借助癌細胞獲得廉價器官來源的想法也被徹底打消。“人類的異化是緩慢的、漸進的，但是，當人類變革自身的努力超越‘補足’階段而邁入‘改良’時，人類的異化就超過了臨界點。”[6]226科技是助推人類發展的利器，但如果僅僅為了發展科技就罔顧客觀規律，只會讓人類陷入更深的發展困境。

三、科技干預與倫理道德困境

任何科技的發展都不能逃避道德倫理的制約，如果說硬件配備決定著科技發展的上限，那么道德倫理就堅守著科技發展的下限和底線。在人類認識到自然現象和生命繁衍的規律之前，都不約而同地將無法解釋的現象歸結于“神”。自達爾文的進化論一出，人類逐漸脫離宗教的制約轉而開始研究細胞和遺傳。但是，人類從上帝手中接過生命起源的“接力棒”，是否意味著人類完全破譯了生命的密碼，擁有創造和改造生命的權力呢？尤其是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基因工程從未停止過對生命的探尋，從試管嬰兒到克隆羊多莉，從胚胎繁殖到基因編輯，人類對生命研究的進程在一步步深入，與此同時也在科學和道德的鐘擺中徘徊。

2018年，“用基因編輯干細胞治療艾滋病”的報道登上了中國科技新聞的頭條，南方科技大學副教授賀建奎和他的團隊在第二屆國際人類基因組編輯峰會召開前一天宣布，他們通過基因編輯將一對雙胞胎的基因進行修改，這意味著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編輯嬰兒在中國誕生。消息一出，立即引發輿論嘩然：有人說賀建奎是天使，通過基因技術將人類從艾滋病的死亡陰影中拯救出來；但也有人說，賀建奎是魔鬼，不計后果地改變了生命的形態。賀建奎最終因為違規操作被批捕，但由此引發的道德爭議卻一直延續下去。當基因技術越來越先進，對人類社會的干預也逐步增強時，該用哪一種標準來衡量科技的底線？如果真的誕生了新的物種，又該用哪一款法律條文來辯護其合法性？

科技與道德遭遇的第一重困境，在于如何平衡科技的干預和人類的私欲。“西方文學中人類對‘人造智能生命’的態度，大體經歷了從拒絕接納，到奴化控制，再到交融共生的三個發展階段。”[7]但想要破除偏見走入交融共生的第三階段，人類要跨越的不僅是技術、習慣上的難題，更是人類固有的劣根性。在《癌人》中，PPG公司克隆出的第一個“癌人”海拉，使用了保羅祖母的癌細胞，由董事長羅伯遜先生的女兒蘇瑪的子宮孕育；但即使是出于對女兒的愧疚，羅伯遜先生和他代表的利益集團依然不愿意承認這個由正常人類子宮孕育的生命擁有和人類相同的身份和權力，而僅僅打算將海拉作為一個慰藉蘇瑪的玩物。諷刺的是，PPG公司還試圖利用一部名為《不死的眾神》的科幻小說來給大眾洗腦，增強公司獲得使用癌人的合法性和輿論支持。

這是伊恩的大膽策劃，他正是從保羅此前的作品中獲得靈感，想以科幻小說來傳達公司的想法。小說中實際包括了PPG公司的核心計劃，而剛才看的公司聲明只不過是官樣文章。小說中描寫2015年的人類已經過上奧林匹斯山諸神的生活，他們的壽命僅以大腦壽命為準，因為其他部件都可以非常方便地更換，就像汽車更換軸承和油封等易損件，而且換上的心臟或肝臟都是“永不磨損”型，即使大腦的局部病變也可修補，器官備件則來源于人類圈養的數量眾多的癌人族。伊恩希望它能“喚醒人基因中的自私本性”，從而“在人類現今的道德禁錮中劈開幾道裂縫”[8]。企圖混淆大眾道德觀念的公司有著自己的邏輯：一邊是唾手可得的額外100年壽命，以及終生保持青春活力；一邊是邏輯混亂、不知所云的生物倫理學戒律。公民和議員們該投誰的票？基因公司敢于挑戰傳統倫理道德，正是利用了人性的自私與貪婪。人類既然能夠為了自身的生存發展去圈養和使用其他物種，在巨大的利益面前自然也能夠被說服去剝削癌人。

科技與道德遭遇的另一重困境，在于人與非人的界限。基因技術的發展為克隆人和人造生命的誕生提供了技術支持，但這些新人種的權利和合法性并沒有得到保障。《癌人》中海拉被剝奪了成為正常人的權利：“我相信，任何一個理智的人，都不會把一個單細胞生物的后代稱作同類。”同時她還被宗教人士和極端勢力圍剿，被迫在重回人類社會后再次藏匿，她和印第安人、克隆人一起在地下建立了自己的海拉王國，通過人造子宮繁育自己的后代。雖然海拉懷孕時癌細胞的急速增殖摧毀了她的機體，但是海拉想要受孕、繁育后代、建立自己族群的渴望，反映出她和人類共通的情感。面對海拉的存在，創造她的人類是拒絕和排斥的，這也導致了海拉王國和人類走向對立面。

《癌人》和《類人》共同反映了人造人在正常人類社會的尷尬處境。在小說《類人》中，人類與類人之間的界限更加模糊，除了沒有指紋，類人在外貌和心理上與正常人類沒有任何不同，但是卻被當作物品嚴格監管。類人沒有結婚和繁衍后代的權利，在一定年限后隨時可以被主人銷毀。日積月累，這些誕生于生產線上的類人形成了謹小慎微的性格，割舍了自己的情感與欲望，完全服膺于人類的統治。人類中也有中立或同情類人遭遇的群體，他們在相處過程中對類人產生了情感，但當他們真正面臨人類權利被分割、子孫后代在各方面都要和類人競爭時，也猶豫不決。當科技開始干預生命時，人類所依靠的倫理道德和傳統觀念正不斷動搖。一旦這股力量跳脫人類的支配，轉而對人類形成威脅，誰來對悲劇的后果負責？或許誠如《豹人》中在法庭上辯護的律師所言：“那個妄圖代替上帝的人才是真正的罪犯，因為他肆意粉碎宇宙的秩序，毀壞了上帝賦予眾生的和諧和安寧……他必將受到審判，無論是在人類的法庭還是在上帝的法庭！”[6]227

四、結語

“科幻是站在人類的立場上科學思考，有著更多的質疑和批判，這是當代世界科幻小說的主流意識，中國作家們也融入其中。”[9]科幻作品與現實的關系是微妙的，它絕不簡單地以“藝術源于現實又高于現實”一言以蔽之，科學和幻想這兩個重要因素互為表里，現實中的科技實體為小說家們提供靈感的溫床，同時他們又借由個人生活經驗展開合理的想象，這就要求科幻小說家必須具備扎實的理論基礎和豐富的創作想象。作為文學家族中的一個類別，科幻小說還需要完成啟蒙和審美功能的大眾期待，要求科幻小說在進行科學說理的同時兼顧讀者的閱讀體驗。

反觀王晉康的“新人類四部曲”，以科技工作者的專業眼光來看它固然有瑕疵，如對基因編輯的具體內涵只是簡單帶過；但值得探究的是，作為文學作品，它將我們重新帶回全人類最迫切關注的命題——“未來”。正如前文所述，無論是生存、發展還是倫理，人類文明都不可避免地遭遇抉擇和挑戰，地震、海嘯、病毒……這些災難愈加頻繁地爆發就愈加引發人類的恐懼和思考：在走向未來的過程中，我們應該借助科技做些什么？怎么做，才能突破困境？即使真的成為“新人類”，那些我們無法丟棄或不能丟棄的人類本質又是什么？或許這些正是王晉康科幻小說真正帶給我們去進一步關注和討論的命題。

參考文獻：

[1] 保羅·庫爾茲 .21 世紀的人道主義 [M]. 肖峰等，譯 . 北京 : 東方出版社，1998.

[2] 湯哲聲 . 論中國當代科幻小說的思維和邊界 [J]. 學術月刊，2015(4)：128-134.

[3] 羅伯特·斯科爾斯，弗雷德里克·詹姆遜，阿瑟·B. 艾文斯，等 . 科幻文學的批評與建構 [M]. 王逢振，蘇湛，李廣益，等，譯 . 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2011.

[4] 王晉康 . 類人 [M]. 北京：作家出版社，2002.

[5] 王晉康 . 海豚人 [M]. 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3.

[6] 王晉康 . 豹人 [M]. 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3.

[7] 呂超 . 科幻文學中的人工智能倫理 [J]. 文化縱橫，2017(4)：45-55.

[8] 王晉康 . 癌人 [M]. 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3.

[9] 劉媛 . 論中國科幻小說科學觀念的本土性特征 [J]. 文藝爭鳴，2016(5): 138-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