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黎x盧一萍：大地上的閱讀與書寫
對生活在東部地區的讀者而言，西部是一個神秘而魅力無窮的存在。文學是幫助人們了解西部，尤其是遙遠而漫長的邊境線一帶風物人情的重要途徑。如何一方面擺脫西部作家的標簽化印象，一方面真正把西部呈現給讀者？欄目主持人李黎與作家盧一萍展開對談。
一
李黎：今年你就要迎來五十周歲的關鍵年份，但我個人覺得，自然的年齡劃分給人的感受未必會很多，倒是另外一些線索上的時間可能更為重要，例如寫作多少年、入伍和退伍多少年等等。對你而言，軍旅生涯應該是第一重要的事情吧？
盧一萍：是啊，一晃就到了知天命的年齡，但我很少有這個感覺，覺得自己還是那個少年模樣。但有時候會突然驚覺，意識到時間的流逝和時間在自己身上產生的變化，從而生出一種緊迫感，會想到死亡這個人人必須面對的結局，覺得人生如“少水魚”，心里會有隱隱的憂傷。
這個時候，時間的線索會清晰地顯現出來。人生短暫，確如草木一秋。追憶起來，感到欣慰的，還是自己對文學的愛好。
記得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知音》《家庭》之類的雜志很火，每期都會刊登“征婚啟事”，其中很多人介紹里都有“愛好文學”這一條，有人還會寫上“曾發表過作品”，這比現在在城里有房有車還吃香。我就是在那個時候開始愛好上文學的，當時也就十來歲吧，所以也算得上“自幼愛好”了。從我第一次在雜志發表東西起算，我寫作也三十多年了，在部隊干了26年，退役到現在，也有6個年頭了。
我出生于偏僻的川東北山鄉，小時候家里貧窮，在我們老家，改變命運只有兩個途徑，一是讀書，考個中專、大學，成為吃公家飯的人，這樣的人鳳毛麟角；二是當兵。當兵有可能改變命運，但也只是提供了一個機會而已，我們縣那批兵一起到新疆、分在同一個團的，有近80人，三四年后，混出來的也就兩三個，絕大多數人哪來哪去。我是混出來了的那一個。而我混出來，就是因為愛好文學。當時在部隊，一個人只要有特長，就會被注意到。我憑著這點文字功夫，入伍不久就到營部當了文書，然后又到團新聞報道組當了報道員，這使我可以讀書、寫作，1992年，我發表了第一部中篇小說，接著又發表了第二部，因為這個，考到了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這樣，就成了軍官，算是改變命運了。在邊防部隊干了三年半，就調到新疆軍區文藝創作室做專業作家，一直到離開部隊。所以，當兵對我來說，肯定是第一重要的事。
一個人愛好很多，但有一種愛好會決定你的人生、命運，你會把它堅持到底、作為一生要做的工作。文學對我而言，無疑就是這樣。我的恩師、散文家周濤先生說過，人一輩子只能干一件事，我覺得他說得很對。
李黎：你的寫作包含了虛構和非虛構，都有很重磅的作品問世，例如長篇小說《白山》《我的絕代佳人》，非虛構作品《八千湘女上天山》《流浪生死書》《祭奠阿里》等等。兩者之間的差異是顯而易見的，問題是，你經過長期的寫作，有沒有覺得兩者有相通之處？
盧一萍：按我粗淺的理解，無論什么文體，作家最首要的任務，就是賦予其文學性。小說在實現這一點上，有更多的手法；非虛構更強調真實性。虛構是小說的靈魂，非虛構的靈魂則是真實性品質。但二者都有對“真實性”的要求，小說通過虛構來塑造真實的人世和這個人世里人類的生存境況；非虛構則通過采訪、體驗和對材料的消化，來報道、還原一個現實的或歷史的事件。
李黎：如果讓你在虛構和非虛構兩者之間做取舍，你會選擇放棄哪一個？
盧一萍：肯定是非虛構。我的理想還是做一個小說家。非虛構這個概念在前些年引入、并付諸于寫作實踐之前，我們只有“報告文學”，它在我們的文學語境里，是個過于功利的文學體裁，已經被敗壞了，淪落成了一個低端的宣傳文體，大量作品只有“報告”，“文學”很弱。現在還有大量的類似作品。所以，我志不在此。即使要寫，也很警惕，盡可能地體現其“真實性”與“文學性”。后來，“非虛構”這個概念提出來后，相當于是對“報告文學”的叛離，相當于另立了門戶，這樣做后，出現了不少佳作，我對這些作家及其作品，包括“非虛構”本身，重新有了敬意。
二
李黎：在《白山》之前，你寫了大量的關于西部的中短篇小說，樹立起了一個“邊疆軍旅作家”的形象，細分起來，我覺得你關于邊疆的小說可以分為三類，一是邊防戰士的日常生活、情感經歷和堅守精神，例如《巴娜瑪柯》《哈巴克達坂》《銀繩般的雪》《最高處的雪原》等等，一類是關于西部人民生活變化和精神風貌的，例如《名叫月光的駿馬》《北京吉普》《夏巴孜歸來》，還有一類我個人覺得特別有趣，就是根據漢唐等時期關于西域文獻寫成的純幻想作品，非常的博爾赫斯，例如《精絕》《姑墨上空的云》《幼狼》。我理解，這樣的分類應該是事后總結而非寫作規劃。
盧一萍：我其實無心樹立“邊疆軍旅作家”這個形象。相反，我在盡力淡化這個標簽。一個作家一旦有了某種標簽，也就有了某種局限。但我的經歷和生活決定了，我要寫這些作品，而這些作品又形成了這個形象。這些場域所發生的故事，具有一種獨特性，那個場域所在的人類生活，也很少有人進行過文學表達，這是我最先寫作它的動力。這些小說中，至少有某個細節和場景，無數次讓我感動，所以，我不得不寫它。
你這個分類很有意思。前面兩類的確不是“主題性”的，就是在若干年間陸續寫了、改了，一篇一篇，積攢而成。“很博爾赫斯”的這一部分卻是我短篇寫作的“雄心”，我想依托早已灰飛煙滅的西域三十六國，選擇數個，寫數個關于“滅亡”的小說，滅亡的方式不一樣，但都殊途同歸，像宿命一樣難以擺脫。但寫這樣的小說太耗費心力，所以目前只寫成了這兩篇。
李黎：個人覺得，《哈巴克達坂》《銀繩般的雪》等篇目，對軍旅文學有著較大的突破，這些作品在嚴守紀律，恪守保家衛國精神的基礎上，對人的刻畫、日常的描繪還有意外事件的呈現，都有著不俗的成績，而這些是否也正是小說之于軍旅的一種責任？
盧一萍：每個作家都在期望突破，一個文學類別也是。但我在小說寫作時，其實并沒有想到“責任”這個詞。之所以寫成那樣，是因為我所體驗、經歷的生活本身是那樣的，我認識的那些人本來就是那個樣子，我只是把他們在紙上臨摹下來，做了一些文學加工而已。小說家的責任其實只有一個，那就是在遵循良知的前提下，把小說寫好。
李黎：上面說的最后一類，有沒有興趣專門寫一本書？這樣的題材，本身來自文獻，但沒有長期在新疆西藏生活過的人，沒有感受到古代文明的繁華依舊或者煙消云散，也感受不到其中的魅力，而你在文獻、經歷和小說三個方面有著特別完美的結合。
盧一萍：如前所說，我的確想完成這個計劃。但寫這種小說，需要靜下心來。我喜歡寫那種有著復雜意味的小說，能讓讀者體味到各種滋味，產生各種感受。
三
李黎：縱觀你的創作，似乎先鋒是你的底色？諸如《蝙蝠》《文殊坊夜遇》等，長篇小說《我的絕代佳人》，甚至《白山》的結構和寫法。不僅可以看到你先鋒的志趣，似乎也能看到你對先鋒寫作的不舍和堅持（因為這些篇目寫作時，你已經以軍旅作家形象而著稱了）。
盧一萍：嚴格意義上講，我只是在寫作中使用了“先鋒小說”的一些元素。我是個愿意在文本中加入“異質”元素的人，以此來對在文學探索方面做出貢獻的那些作家致敬。
我1992年發了中篇小說處女作《遠望故鄉》，接著又在《昆侖》發表了中篇小說《如歌軍旅》，按說，作為一個文學愛好者，應該老老實實按照那種寫實的方式寫下去，但我當時卻對自己的寫作產生了不滿和懷疑——當然，這也受八十年代“先鋒寫作”的影響，想做個先鋒作家。為此，我寫了實驗性很強的長篇小說《黑白》，發表在了九五年的《芙蓉》雜志上，之后又在《芙蓉》發表了中篇小說《尋找回家的路》，接著，1999年，又寫了中篇小說《詩歌課》《法蘭西內衣》，短篇小說《蝙蝠》，當時發表不出來，在這個基礎上，寫成了長篇小說《我的絕代佳人》。
之所以發生轉變，是我的一次長旅。1996年7月，我從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畢業后，回到新疆軍區，被分配到駐帕米爾高原的某邊防團任排長。從北京到帕米爾高原，從繁華都市到大荒之地，反差之大，超乎想象。八千里路云和月，路上走了十余天，算是體驗到了何為大地，看到了人的生存境況。那個時候，我對自己說，我要實實在在地寫這些人，又回歸到了對現實的關注。
李黎：從軍隊退役、定居成都之后，你一邊編輯期刊，一邊寫作，給我的感覺是高產，涉及面也很廣泛，包括了《扶貧志》這本非常有時代感的作品，這是非虛構寫作的延續，還是作家身份帶來的某種任務？對目前的寫作狀態你個人有什么感受，接下來有什么大的方向？
盧一萍：我的寫作可能是算高產，但自己滿意的東西卻很少，這又算低產了；但其實呢，我寫得也不多。我2000年開始在部隊做專業作家，到2016年退役，其間寫了一些作品，但發表、出版不了。比如《白山》，我2007年開始寫，2009年就寫完了，但2017年才得以出版；《我的絕代佳人》是1999年寫給“千禧年”的“獻禮”作品，但2018年才出版；《祭奠阿里》是2000年寫的，但2019年才由《收獲》雜志發表出來。包括不少中短篇小說，比如《詩歌課》《法蘭西內衣》都是之前寫的，這幾年才發表出來。所以，如果不知道這個情況，還以為都是我最近幾年寫的，就有了“高產”的印象。
我是這樣一個人，很多時候，我都只是按自己的想法寫作，至于寫出來后，能否發表、出版，我就不管了。如果先想這個，寫作就沒有什么意思了。我曾經說過，一個作者要寫一部分一時難以發表、出版的東西，其實，也就是要給自己一些寫作的難度。
我曾經是個軍人，“奉命”寫作的時候不少，既然是“奉命”，那就必須完成任務。我會利用這個機會，深入到這個時代的諸多細節之中，從而更準確地表達這個時代。我的絕大多數素材都是通過這個途徑得到的。
我的寫作經常在虛構和非虛構之間切換。比如我想了解軍人在極邊之地的生存，想寫一部人在極端環境里如何生存，以表現生命的堅韌與偉大時，我沿西北近八千公里采訪了半年，為我的《白山》積累了大量的素材，使每個虛構的情節都可以找到真實的對應點；我之所以答應寫《扶貧志》，是因為我離開農村已經三十年，我其實是個“鄉土作家”，如果不了解現在的農村，我怎么來寫它呢？
所以，我是個行者，愿意走在大地之上，曠野之中。我的閱讀很大一部分是對大地的閱讀。我寫的是大地上的“微塵眾”。
我目前的寫作狀態還不錯。我出身農民，從父母那里學到的第一課就是“勤勞”，所以，我是個勤勞的人。從部隊退役后，雖然也打了一份做編輯的工，但少了約束，相對比較自由，這是難得的財富。
四
李黎：西部地區，對沒去過和很少去的人而言充滿著向往和神秘感，對離開的人而言可謂魂牽夢縈。關于你的西部的小說，你個人覺得目前為止，是處于開始階段還是結束時期，今后是否還會寫下去？
盧一萍：嚴格來說，我每時每刻都生活在這個場域、這個語境里。西部是個很大的地理概念，它任何一塊小的版圖也能承載我的寫作理想，足夠我用一生來表達，所以，對我來說，我會一直處于開始階段。
我在新疆二十年的生活，特別是在邊地的行走，養成了我游牧人的生活習性，我不會固守在一畝三分地上，而是會趕著漢語言這個羊群，逐文學的水草而居。這也是我迄今的寫作面貌顯得不那么單純、而是有些復雜的原因。
對談嘉賓：
李黎：1980年生于南京郊縣，2001年畢業于南京師范大學，現供職于出版社。出版小說集《拆遷人》《水滸群星閃耀時》。
盧一萍：作家、編輯。主要作品有長篇小說《白山》《激情王國》《我的絕代佳人》，小說集《帕米爾情歌》《天堂灣》《父親的荒原》《銀繩般的雪》《大震》，長篇紀實文學《八千湘女上天山》《天塹》《祭奠阿里》，隨筆集《流浪生死書》等二十余部。曾獲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解放軍文藝獎、中國報告文學大獎、天山文藝獎、四川文學獎，上海文學獎等；《白山》獲評《亞洲周刊》2017年中文十大小說；現居成都。
（本文經作者授權轉載）
